2005年3月，受臺灣法鼓山人文基金會的邀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代表團一行12人先后參觀和訪問了臺灣的法鼓山佛教基地、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新竹清華大學等文化機構。作為代表團的一員，在短短一周時間里，我最感振奮和難忘的是臺灣的公民社會。

　　環(huán)保領域中的公民精神

　　臺灣是一座綠島，森林覆蓋率高達52%。這不僅因為臺灣當局對于森林有周密而切實的法律保護，更重要的是臺灣人具有非常自覺的環(huán)保意識。只有這些制度和理念在公民社會中生根發(fā)芽，它才會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后勁。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所說：“那些完善的現代制度以及伴隨而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zhí)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fā)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tǒng)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在我們的下榻處，我注意到備用毛巾的標簽上寫著幾行字：“為愛護地球，本毛巾不漂白、不染色；
為愛護自己，本毛巾無化學添加劑；
本毛巾為天然棉紗織成，因含有少許棉籽油和棉籽殼，故色澤微黃，屬正常自然現象，使用后將會越洗越白，越洗越軟。感恩廠商×××提供此天然產品讓我們在生活中能隨手作環(huán)保�！�

　　而當我出去要坐電梯時，卻發(fā)現電梯開關處有張紙條，上面醒目地寫著：“依據統(tǒng)計數據，電梯每啟動一次需耗費30元成本。為了節(jié)省資源，如果你的體力許可，煩請多走樓梯代替搭乘電梯，多走樓梯有益身體健康喔�！痹谶@樣入情入理的提醒面前，我當然是走樓梯了。

　　第二天我們參觀法鼓山時，看到許多移植的樹木。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移植一株這樣的樹需要花幾萬臺幣，比重新栽植的費用高多了。但是如果不移植，那些樹木就會在建房的時候被毀滅。移植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保護樹的生命。這種超越了功利的環(huán)保觀念，在大陸學界的確不常聽到。

　　如此高度重視環(huán)保的細節(jié)在臺灣有很多。在書店買書的時候，如果你不主動要，服務員一般不會主動給你袋子的；
而袋子都是紙質的，絕不會是塑料袋。一般商店里都會張貼告示：“配合政府政令，請盡量自備環(huán)保手提袋�！辈还苁窃诟呒夛埖赀�是陋巷的小飯館，用的都是消毒后可再使用的筷子，而不是一次性木筷。

　　垃圾回收箱上，往往有這樣的宣傳句：“您每天只要一個環(huán)保小動作，就可拯救一個熱帶雨林�！被厥盏膹U紙也是要分類的，B4紙放在一個地方，其他的紙放在一個地方，不可混淆。據管理人員說，大家基本上都能正確地分類處理廢紙。連廢紙都要分類，其他垃圾更是不用說了。臺北街頭的分類垃圾箱很多，絕對不會給你隨手一扔的大好機會。

　　令人感慨的是，這些保護環(huán)境的舉動，幾乎都是出自臺灣公民社會中普通老百姓的自覺意識。沒有強制、功利，也沒有沾沾自喜的“做好事”意識，而是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在臺灣，愛護環(huán)境、節(jié)約資源、優(yōu)化生態(tài)，不僅僅是公民的一種義務，更是公民的一種權利。

　　政治領域中的公民參與

　　長期以來我對臺灣民主狀況的認識主要來自于新聞聯播中臺灣立法委員搶奪話筒甚至拳腳相加的畫面，以及揭露臺灣民主進程陰暗面的電影《黑金》。在臺灣接觸了很多民眾，才發(fā)現臺灣的民主并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虛偽、惡劣，它是臺灣社會基本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

　　蔣介石先生在臺灣實行的是威權主義體制，這種體制由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下來。在蔣經國執(zhí)政后期，由于民主化浪潮的壓力，也由于蔣經國本人的開明和睿智，臺灣漸漸向民主體制過渡。蔣經國先生在其執(zhí)政晚期進行了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互通信息等許多有利于臺灣民主化和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事業(yè)，從而成為臺灣的“民主之父”。其后繼者先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消“陰謀內亂罪”及“言論內亂罪”，開放言論監(jiān)督。1994年，臺灣每人一票直選“省長”。1996年，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總統(tǒng)”民選。2000年的5月20日，非國民黨籍的陳水扁成為臺灣地區(qū)的新領導人。從此以后，不管是誰執(zhí)政，都不能也不敢開民主化的歷史倒車，陳水扁也不例外。

　　臺灣人民熱愛民主、認同民主，不允許別人玷污民主。2004年臺灣大選陳水扁在“槍擊案”中連任后，不滿此次大選舞弊的臺灣民眾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充分表達了對于陳水扁戲弄民主這一做法的不滿和憤慨，這就是著名的“319大游行”。陪同我們參觀訪問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行政組主任吳錦漳先生是一個溫文儒雅的謙謙君子，但是在那次游行中他卻沖在最前面。他說自己之所以參加那次游行就是不愿意看到臺灣的民主被少數人任意玩弄和踐踏。在臺灣，任何黨派在實現自己黨的意志時都必須充分考慮到臺灣已經是個民主社會這一基本事實。平心而論，在世界的民主化進程中，臺灣民主化的代價可能是最低的。一個長期對臺灣人民專政的黨被人民以自己的選票趕下了臺，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內戰(zhàn)、分裂、政變，也沒有經濟大衰退，這種和平的民主化進程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見的。它充分說明，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論斷，的確是高瞻遠矚的重要思想；
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是有能力有勇氣也有智慧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的。

　　臺灣社會中的公民人格

　　盡管臺灣的民主帶有一定的民粹主義色彩，在它的發(fā)展初期也有過黑金政治的烙印，但是它畢竟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在踉踉蹌蹌的民主化進程中，臺灣告別了“黨國體制”和“強人政治”，臺灣老百姓也在民主制度中養(yǎng)成了自由獨立的公民人格。我們在臺灣遇到了很多這種具有公民人格的普通民眾。

　　古武南先生是北浦客家小鎮(zhèn)的一名導游，他說自己曾給許多臺灣高官導游，也拒絕過給許多臺灣高官導游。他說：“做不做導游是我的自由和愛好，誰也沒有權力強迫我干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彼�在當地很有威望，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他是雙方都信得過的調解員，“但是從不收費�！彼�的話語之間總是充滿了自信的調侃和輕松的玩笑，“我們的縣長對我是又愛又恨，愛的是他們離不開我這個義務調解員，恨的是我常常直言不諱批評現政府種種不得民心的措施�！�

　　當然，我們還遇到了另外一些臺灣人，用一名隨行者的話說就是他們都有很強的優(yōu)越感。比如我們在臺灣買東西或吃飯的時候，總會被問道“北京有沒有百貨公司”、“你們的啤酒為什么不冰鎮(zhèn)”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第一是由于臺灣當局的歪曲宣傳和蒙蔽。為了杜絕臺灣人民真實了解大陸的實際情況和對臺政策，臺灣當局竟然動用現代科技手段使得臺灣無法接收大陸的電視節(jié)目。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們的優(yōu)越感的確是有理由的。臺灣的人均GNP在1992年就突破了1萬美元。陪同我們的吳主任很自豪地說，“我們想讓誰上臺誰就上臺，想讓誰下臺誰就下臺，是他們看我們臉色，不是我們看他們的臉色�！�

　　臺灣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不僅與臺灣社會民主制度的確立有關，也與民主意識的普及有關。這種民主意識可以從以下的一件小事中看出來。法鼓山的師姐們告訴我們，法鼓山為了擴建而征地時遇到了很大困難。原因是臺灣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政府無權征地。社會組織如果用地，必須自己挨家挨戶地去與土地所有者談判�？上攵�知，交易成本是不會小的。師姐們說，即使這樣很麻煩，但是他們也很樂意去做，因為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要求。法鼓山是臺灣佛教界的四大山頭之一，在臺灣有著非常大的社會影響，但是他們卻很自覺地履行一個公民社團的義務，避免了所謂“拆遷問題”的發(fā)生。

　　訪問臺灣大學的時候，我們聽到最多的名字就是傅斯年，其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在1948年到1950年擔任臺大校長期間，不遺余力地維護學術的獨立與自由。這個人擔任過“五四運動”的總指揮，創(chuàng)辦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別立新宗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因為先后炮轟掉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長孔祥熙和宋子文而被人們稱為“傅大炮”，他敢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反抗國民黨的聯保制度從而維護了臺灣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獨立，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猝死在工作崗位上。

　　傅斯年曾經過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這種自由辦學、學術獨立的原則使臺大與老北大在風氣上甚是切合。而且他總是能從蔣介石那里弄來辦學的經費，他對于這一點也是很自豪的。

　　傅斯年先生也有幾句名言足以流傳千古，一是“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
與其組黨，不如辦報”，二是“史學就是史料學”，三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五是“這些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單從這幾句擲地有聲的話中，我們就能看出一個鐵骨錚錚、直道而行的君子形象。

　　臺灣的自由民主事業(yè)先驅，殷海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這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大陸的顧準一樣，都在深入進行著關于弘揚自由、鞭撻專制的思想活動。他是五六十年代臺灣島上最負盛名的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同時也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專制主義的批判者和反思者。他的心血所凝結的學理層面的自由民主理論，對臺灣社會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進程發(fā)揮了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

　　公民社會的多元文化

　　作為一種公民社會的必然表現，臺灣社會中的多元文化主義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美麗的臺灣島上，各種各樣的文化就像五彩繽紛的花朵一樣，各展豐姿、競相開放。

　　我們在臺灣的短短幾天，深深感覺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以前看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篇》，納悶他為什么執(zhí)意要用繁體字排版；
錢先生說得好，“我的書必須用繁體來讀；
喜歡簡體的人，我的書不讀也罷”。臺灣至今還保留著繁體字。在臺灣的一些公共場合，總能看到一些令人回味無窮的句子，例如：“習慣反省，容易看到真相；
凡事嚴謹，容易活得自在”、“智能可在孤獨中培養(yǎng)，品德須在人際中修養(yǎng)”。這些句子中無不包涵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

　　西方文化對臺灣的影響也很大。教育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訪問的臺灣大學、中研院等學術單位，國際交流非常頻繁和廣泛，他們的學術管理和學術體制也與大陸有很大不同而與西方的體制更為接近。臺灣的中研院院士中，文科院士占有非常大的比率，而這種院士制度在大陸只在建國初期存在過（當時稱為學部委員），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兩院院士中基本上都是理工科人士，稍有文科背景的院士也是經濟管理等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出身，人文學科背景的院士基本沒有。

　　有的人認為，在全球化浪潮面前，民族文化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需要特別保護。臺灣的實際情況告訴我們，國際化的程度高不一定就要導致民族化的程度低，反之亦然。只要是好的文化遺產，不論是世界的還是民族的，我們都要虛懷若谷地接受。以民族化抵擋全球化或者以全球化消解民族化，都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臺灣的宗教文化充分體現了多元主義的特點。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在臺灣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除此以外，道教的各個支派以及各種民間信仰在臺灣的信仰系統(tǒng)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各種宗教信仰之所以并行不悖，是由于臺灣是一個民主社會。臺灣當局并沒有也沒有權力去扶植某種宗教或者打壓某種宗教，政府本身也沒有拿自己的政治信仰去整合臺灣社會的宗教信仰。在臺灣，以前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三民主義早已不能作為人民的信仰存在了，臺灣人民最終選擇了具有超驗性的宗教信仰而摒棄了政治教條。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佛教，據說臺灣信教人口中信仰佛教的人占70%以上。

　　而臺灣的佛教又有不同的派別，素有“四大山頭、九大門派”之說。他們的活動重點各有不同，有的以弘法為主，如法鼓山；
有的以救濟為重點，如慈濟�！八拇笊筋^”之一法鼓山的創(chuàng)始人圣嚴法師著作等身、學識淵博、為人謙和。他親手創(chuàng)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大學和法鼓山佛教基地，并在1999年發(fā)起了蔚為大觀的“心五四運動”。心五四運動包括“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边@五個“四項基本要求”。四安指的是安心、安身、安家、安業(yè)；
四要指的是需要、想要、能要、該要；
四它指的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四感指的是感恩、感謝、感化、感動；
四福指的是知福、惜福、培福、種福�！靶奈逅倪\動”不僅在臺灣而且在海內外都有非常大的影響，它配合著法鼓山的“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這一宗旨，使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這種“與人為善”的偉大事業(yè)。

　　和平統(tǒng)一祖國

　　時至今日，雖然兩岸尚未統(tǒng)一，但是他們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發(fā)展著。大陸人民和臺灣人民，都是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臺灣及臺灣人的作為證明，中國人的民族性并非是與現代性無緣的民族性；
中國人能夠過民主的生活，能作為公民參與到社會生活中來。

　　人類確有普適價值的存在，比如說自由、民主、人權與和諧等。這些普適價值盡管帶有不同民族的不同色彩，但是本質是相通的。我們根本沒有理由以某種價值最初發(fā)生于西方或者它帶有某種西方形式而將這種價值說成是“地方性知識”，這種說法實質上是摒自己于人類各種優(yōu)秀文明成果的范疇之外。我們也不能以我們的民族性與西方的文明成果不相容為借口而拒絕接納人類的文明成果。民主制度的確立、雄厚的經濟實力、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等都是臺灣公民社會之所以比較發(fā)達的原因。（南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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