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一詞，約等于“聰明”，但二者還是有區(qū)別的：聰明有先天成份，而智慧是后天修煉的成果。一般認為，智慧與知識、學問有關。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以作學問、搞研究為職業(yè)的學者、科學家即知識分子，應當是最有智慧的。“知識分子”這詞是舶來品，最早曾被譯為“智識分子”、“智識階層”�！爸�、“智”二字在古漢語中也通用�？梢姟爸恰迸c“知”相通。

　　對這一結論或觀點持完全相反意見的，是毛澤東。他有名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通俗的解釋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當然毛老人家的觀點也早被撥亂反正了�，F(xiàn)在雖然還有“腦體倒掛”的遺痕，但就整體而言，“造導彈的不如做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社會現(xiàn)象，已基本改觀了。拿手術刀的僅紅包收入就頗可觀。不過嚴格講，導彈工程師、外科醫(yī)生如果不搞科研，應當算是一種高級技術工作，不應歸入學者之列。

　　但是如果我們稍稍注意古往今來的有關智慧的論述，會發(fā)現(xiàn)毛澤東的觀點其來有自。中國道教的開山鼻祖老子，就反復論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他自稱“愚人”，自謂“頑且鄙”，理想的智者是那種結繩記事、所有先進工具都不使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因此他要求“絕圣棄智”，返樸歸真。外來的佛教也認為知識與智慧無關，“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做，不假文字”，認為人人都有慧根，只要明心見性，就可成佛。在佛教中得道的大智慧者，往往是剃頭匠、乞丐、樵夫、漁者、農(nóng)民。禪宗六祖慧能目不識丁，生前不著一字。他說“下下人有上上智”。順便說一句，在人類所有古老民族的早期傳說中，知識都是被否定的。

　　看來人世有兩種智慧，一種是有關客觀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會）的學問，一種是有關人生的學問。雖然這二者有相通處，但畢竟有根本不同。前一種學問是鉆研求索而得，后一種學問是歷練覺悟而成；
前一種學問是理性的發(fā)揚，后一種學問是心性的貫通；
前一種學問使人類“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后一種學問使人們明心見性，勘破世情；
前一種學問的極致是揭示和發(fā)現(xiàn)真理，從而推動人類從自在向自為的進步，后一種學問的臻境是樂天知命，圓滿無礙；
前一種智慧簡稱為科學，后一種智慧可稱為“道行”。從來源上說，前一種智慧主要來自西方的科學理性主義，后一種智慧則兼有東西方傳統(tǒng)文化（包括宗教）的精華。

　　現(xiàn)在將這兩種智慧再作一個細致的比較：

　　 第一種 第二種

　　1．對事物的感知 敏銳 麻木

　　2．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 批判的、不滿的、批評的 包容的、容忍的、超脫的

　　3．對人生 有理想，追求完美，有崇高 安分守已的，不思進取的，

　　 意識，對未知領域不斷探索 知足常樂的，清心寡欲的

　　4．責任感 強，以天下為已任，鐵肩擔 強，但各人自掃門前雪，

　　 道義，造福人類，不斷進取 謹慎敬業(yè)，無過即是功

　　5．是非觀念 強，愛憎分明，但有時偏激、 弱，無是無非，調(diào)和、折

　　 尖銳、激進 衷、含混

　　6．榮辱感 重，功利心強，但能忍辱負 差，榮辱不驚，逆來順受

　　 重，自強不息

　　7．同情心 強，扶弱抑強，拔刀相助 強，樂善好施，獨善其身

　　以上區(qū)分，只能是大略，不能照顧到每一個具體現(xiàn)象。要之，重事功與重心悟，乃兩種智慧的分野。

　　這兩種智慧，是否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呢？這很難說�？茖W的理性智慧是使社會進步的直接動力，但它有局限性。人類因科學的進步，也做了不少傻事。同時它不能兼顧人生。社會的復雜、人生的曲折、人的感情世界的豐富，都不是科學所能完全應對的；
它也會使人有痛苦。后一種智慧對人的心靈有巨大的慰藉，但不適合于事功，對社會進步推動較小。僅以科學與宗教的關系而言，愛因斯坦說：“科學的目的是建立那些能決定物體和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關系的普遍規(guī)律�！倍诮虅t確立超越個人的、莊嚴而崇高的人類的目的、目標，它“要使人類盡可能從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懼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它是一種對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價值判斷。懷特海在談到科學與宗教的時候也指出：“宗教與科學所處理的事情性質(zhì)各不相同�？茖W所從事的是觀察某些控制物理現(xiàn)象的一般條件，而宗教則完全沉浸于道德與美學價值的玄思中。一方面擁有的是引力定律，另一方面擁有的則是神性的美的玄思。一方面看見的東西另一方面沒有看見，而另一方面看見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沒有看見�！睈垡蛩固箍偨Y得很有意思：“科學沒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沒有科學就像瞎子。”因此二者不存在誰高誰低的問題。當然他們所指的是科學與宗教。需要指出的是，第二種智慧并不全等于宗教。

　　對一個具體的人來說，由于人生遭遇不同，因此他的人生觀也會很不同。說句實在的話，一個人的人生觀不是可以事先選擇的，而是逐步形成的。這種形成，在別人看來可能會有不合理，但在本人來說，卻只能是唯一的，不可更替的。一個人活在世上，如果不害人，那么，他就有存在的價值。從第三者的角度，如果我們希望一個人活得快樂安適，那么，第二種智慧可能更適合于他。如果我們期望一個人事業(yè)有成，那么第一種智慧就更適合于他。

　　所有以追求真理為人生使命的人，都必須有飛蛾撲火的殉道意識。這并不是因為真理本身是火，而是因為探求真理的過程本身充滿著艱辛，更是因為探求、發(fā)現(xiàn)、宣傳真理的過程，就是一個與世俗現(xiàn)有利益格局矛盾和斗爭的過程。所有真正的科學家必然對已知的世界和現(xiàn)實的人生持求實的、批判的態(tài)度，即如蔡元培先生所說：“思想起于懷疑”。因為唯有從懷疑和批評中他們才能選中探索的角度和入點，激發(fā)自己創(chuàng)造的欲望和激情。求實是學問的根基，批評是知識的先導，不滿現(xiàn)實是智慧的酵母。這樣他們首先就扮演了一個令統(tǒng)治者憎恨的烏鴉的角色（統(tǒng)治者認為現(xiàn)實社會是合理的，穩(wěn)定壓倒一切）。然后，他們或者說實話，道出了皇帝的新衣，或者標新立異，提出與現(xiàn)行理論不同的學說，總之屢屢發(fā)出與世俗觀念不同的奇怪信息，并且要用這奇談怪論說明世界，改造世界。所有這些，都觸犯了當權者，打亂了社會普遍的心態(tài)和秩序，破壞了原有的平衡。于是他們必然受到社會的壓迫和打擊。在黑暗的和不那么黑暗的年代，就會有投江的屈原，被火燒死的布魯諾，被教庭審判的伽利略，饑寒交迫的馬克思，跳入太平湖的老舍，潦倒伶仃的顧準，被割斷喉管的張志新，---在某些國家里，他們有一個專有的稱謂：持不同政見者。也許有人說，持不同政見者只是一些社會科學家和文人，而不包括自然科學家。這些人錯了。他們忘了當初蘇聯(lián)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還不是作家索爾仁尼琴，而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這也不奇怪，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界真理的追求，必然導致巨大的人文關懷，人道主義是所有愛真理的人的共同信仰�；蛘哒f先進的知識、強烈的人道主義和批判精神三位一體，是所有大科學家的特征。伽利略是這樣的，居里夫人是這樣的，愛因斯坦是這樣的。

　　對于這種伴隨著追求真理過程的痛苦，也就是智慧本身帶來和痛苦，這些思想家是清楚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唯其較常人清醒，社會的不合理、不公平就使他們更痛苦。當然他們也有愉悅，這就是不斷向真理高峰邁進的愉悅，以及以自己的知識促進社會進步的愉悅。李大釗說：“人生最高的理想在于達到真理。”左拉說：“愚昧從來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識�！辈贿^客觀地說，這種愉悅往往是第二位的。痛苦也是一種美，悲壯的美。執(zhí)著于對真理的追求，真正的思想家們或安貧樂道，如愛默生說：“學者從事遲緩、無名而又沒有報償?shù)挠^察工作”，“更糟糕的是，他必須接受貧窮和孤獨——往往如此！”；
或?qū)幙捎袼�，不為瓦全，正如馬寅初因發(fā)表《新人口論》遭到全國性的政治討伐后，發(fā)表宣言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迎戰(zhàn)，直至戰(zhàn)死為止，決不向?qū)Ｒ粤悍灰岳碚f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睙o疑這是一種悲壯，無疑這是一種痛苦，無疑這也是一種美。

　　至于后一種學問，人生的學問，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學問。它基本否定前一種學問，認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穴在人心不在山，謀什么？”這種學問追求的目標，恰恰是人生的愉悅，不痛苦，即一種主觀感受。正是由于人世間的太多的不合理、痛苦和丑惡，做為個人又無能為力與之抗爭，又由于人在后天塵世中心靈蒙蔽了許多“執(zhí)”，于是產(chǎn)生了這種自我調(diào)適的學問。這種學問其實是一種將人性的修煉與對宇宙終極真理的探求的結合物，符合大多數(shù)宗教的教義，其“大智慧”境界就是無物無我，返樸歸真，“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常清凈，何處惹塵�！薄Ｕf得率直一點，就是“難得糊涂”。當然這不容易，非得飽經(jīng)苦難，參透人生，“而今盡識愁滋味，又上高樓，卻道天涼好個秋”。如果我們在這里引用一句熟悉的話，說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種精神鴉片（但這里的“鴉片”絕不帶貶義），那么起碼可以看出世人對解脫痛苦、追求精神安慰的需求是多么巨大！而多少名人包括政治家、科學家、文藝家，中年或晚年皈依教門，是否意味著第二種智慧有著更終極的性質(zhì)呢？

　　現(xiàn)在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兩種智慧，既然各有利弊，能不能統(tǒng)一于一人之身？果能如此，當然是最好，但是恐怕很難。中國的儒學從講事功這一點說，是類似于第一種智慧的，從求仁得仁這一點說，又有第二種智慧的況味。儒家鼻祖孔子大概是試圖將兩種智慧合二為一的，也自稱五十知天命，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但其實老人家是帶著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的痛苦而歸去的，生前還表示“吾道不行”，要“乘桴浮于�！�，去往他鄉(xiāng)。后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許多是“儒表道里”或“釋里”的，即把儒家的入世和道家、釋家的出世結合起來，進求事功，退則梅妻鶴子，看窗外云卷云舒。但公認將二者結合得最好的蘇軾，對二者的不可兼得有清醒認識，他得子賦詩：“人皆有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這里我們要說到愛因斯坦。如果僅從科學精神與宗教精神的關系講，他是近代從理論和實踐上將二者結合得最好的一位偉人。但是他是從理性和崇高這點上結合的，因此也就不能規(guī)避痛苦。比如他曾經(jīng)說，如果早知道他在科學上的發(fā)現(xiàn)會導致原子彈的生產(chǎn)和使用的話，那他當初就會去當一個鐘表匠。這就和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有所不同。從這一點說，我國科學大師錢學森提出的在人類不同類型學問的基礎上建立兼容并包的“大成智慧學”，庶幾近乎二者的結合。當然這還只是一種設想。是不是一種奢侈的設想呢？

　�。ū疚淖饔�200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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