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人格，一個人格喪盡的民族注定了被歷史所淘汰。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即將響起，上海也已在風雨飄搖之中，一代出版巨人張元濟為烏云密布的民族危機而憂心如焚、寢食不安，書生報國一支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為青少年編一本書，以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抵御強暴，抗拒橫逆。他從《史記》《左傳》《戰(zhàn)國策》中擷取8篇故事，對原文作了適當?shù)膭h節(jié)（沒有改動），因為擔心原文不利于普及，他又全部翻譯成白話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評點。8篇故事包括《公孫杵臼 程嬰》、《伍尚》、《子路》、《豫讓》、《聶政》、《荊軻》、《田橫》、《貫高》，所涉及的人物卻不止上述9人，比如《荊軻》一篇就記錄了田光、樊于期、荊軻、高漸離四個人的慷慨就死。編寫的。當年5月，商務(wù)印書館就推出了他親手編寫的小冊子《中華民族的人格》（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萬有文庫”新版正文部分不過52頁，附錄的詩文書信等倒在三倍以上），他在《編書的本意》中指出：“我現(xiàn)在舉出這十幾位，并不是什么演義彈詞里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里。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xiàn)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有的是為復(fù)仇，歸根結(jié)果，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夫子說是大丈夫，孔圣人說是志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fù)興的一日！”

　　 張元濟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還有一個原因，他在1937年9月應(yīng)《大公報》胡政之的約稿寫過《我國現(xiàn)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一文，“近幾十年來，設(shè)學堂，講究新學，如今國內(nèi)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yè)，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逸]、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jié)果�！彼J為這是當時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扶植、德性的涵養(yǎng)，都放在腦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張教育要培養(yǎng)“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jié)操”，從這個意義上，他甚至認為敵人的炮聲恰好震醒了我們。我認為張元濟之所以編寫這本小冊子，就帶有對癥下藥的意圖。他的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弟于三年前輯有《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選自《左傳》、《國策》、《史記》，凡十余篇，譯為白話，意在供中小學校學生之誦覽。頗慨嘆近來人格之墮落，思從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來墮落日甚。上海各報時借是書發(fā)言警眾。是書出版已經(jīng)三年，不知先生曾見及否？茲姑寄呈一冊�！彼运帟粌H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轉(zhuǎn)社會風氣、抵抗人格墮落的宏愿在內(nèi)。這兩者往往是難以分開的

　　張元濟在《中華民族的人格》里所選擇的十幾個（如果不包括田橫的五百多追者）人物，幾乎無一例外都屬于慨當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義，他們的人格也是在他們的死亡中得到升華。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評”是全書的亮點，幾句話就點出了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孫杵臼死于忠，程嬰死于信；
伍尚之赴死，對父親盡子道，對弟弟盡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
“利其祿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勸說、阻止因此都無效，他認為這是子路的“見義勇為”，所以子路才會“結(jié)纓而死”，那么的從容不迫；
以報仇著名的豫讓報仇有道，寧可舍易就難，顯示出“正直的精神”；
聶政之死乃是“士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
荊軻刺秦王不成，千古流傳，殉難者中田光為守信而死、樊于期為仗義而死、荊軻為盡職而死、高漸離為復(fù)仇而死，他們都是“雖死猶生”；
當天下已定于一，田橫英雄末路，雖也可不死，但他知“恥”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難，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恥”字；
貫高九死一生，忍受無數(shù)重酷刑，僅是為主人辯誣，一旦達成目的，立馬就死，決不茍且，因為“吾責已塞”。

　　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guān)頭，張元濟倡導(dǎo)這樣的民族人格，用意顯然是非常清楚的，難怪日本人很懼怕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屢次想禁絕。1945年，在經(jīng)歷8年苦戰(zhàn)，付出巨大犧牲之后，抗日戰(zhàn)爭終于勝利了，張元濟曾無比感慨地在好幾本《中華民族的人格》書前題辭。

　　“一二八”后，敵軍欲亡我國，嚴禁此書，妄冀消滅我國人之人格。豈知消滅不了，反益發(fā)揚。欣喜之余，書此記痛。

　　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記的

　　9月4日，盟軍“在東京灣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書前題辭：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書，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國人無忘此恥。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書前寫下“孔子曰殺身成仁。所謂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擲而人格不可失�！�

　　張元濟自己一直很看重這本小冊子，早在1937年6月25日，他寫信給住在廬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戰(zhàn)決心的蔣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還送了這本書，信中說：“國難日深，復(fù)興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濟近撰小冊，冀喚醒一般民眾，附呈一冊，并期裁教�！钡�1940年他還要給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適寫信，“乞賜小序，當俟再版時錄入簡端，借以增重�！敝敝�1949年改天換地之后，他應(yīng)邀北上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開國盛典”，期間他還不斷地將這本書送人，僅他日記中不完全的記錄，他曾先后將此書送給張治中、邵力子、高汾、張難先、吳玉章等多人�！爸腥A民族的人格”是張元濟何時都不敢忘懷的，早年他投身戊戌變法如此，主持商務(wù)印書館、編印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如此，即使抗戰(zhàn)八年間，商務(wù)印書館總管理處先遷香港、再遷重慶，而他則以董事會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當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的鐵蹄踏進租界后，他也堅持不向日偽當局注冊，為防止日偽勢力滲入董事會，他托故不開股東大會，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業(yè)務(wù)苦苦支撐下來。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孟子所說的那種“浩然之氣”。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張元濟說這些“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無論如何的世變滄桑，紅塵如煙，這些人格底氣、做人準則都是不會隨著時間而化為灰燼，而且會在新的時代里獲得新的內(nèi)涵，一次次地更生。一部二十五史從來都不乏慨當以慷的英雄，“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志士， 無論面對外敵入侵還是專制壓迫，我們并不是沒有拍案而起的憤怒，長歌當哭的生命情懷，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義、毅然決然的選擇。然而，我們同時也應(yīng)該看到，一個民族不能光是教人赴死，為什么不能向死而生？由于人性的普遍弱點，趨利避害、茍且求生幾乎是一種本能，從容赴難、慷慨就義永遠都只能是少數(shù)人、個別英雄的選擇，而很難成為蕓蕓眾生效法的榜樣。從這一意義上說，張元濟所提出的“中華民族的人格” 只是幾千年來史不絕書的英雄人格，是一種高調(diào)的要求，而不是一條做人的底線。僅有個別的、單獨的、孤立的而不是群體性的英雄、志士改變不了我們的民族性格。魯迅說，我們向來缺少單身鏖戰(zhàn)的武人，其實一個民族在關(guān)鍵時刻，更重要的不是一兩個、乃至更多特立獨行的英雄站出來，而是成群的普通人站出來，英雄是很難效法的，普通人的作為才可以效仿，才有可能產(chǎn)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應(yīng)。

　　基于此，僅僅強調(diào)英雄式的民族人格是不夠的，在通往文明社會的道路中，我們更需要那種建立在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之上的獨立人格，那是可以普及的做人底線。1918年6月，青年胡適要為一個“男盜女娼”的惡濁社會引入“健全的個人主義”，就是要在遍地謊言中也能堅持“肯說老實話”，“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quán)，還要個人對于自己所行所為負責任”，從而造就“獨立的人格”，這樣的人格建立在獨立思考和每個人自己對于所信仰的結(jié)果負全部責任的基礎(chǔ)之上，這是人格的底線，是一種更加合乎人性本身的低調(diào)要求，也是可以模仿的人格模式，因此可以普及、可以像野草一樣隨處生長、隨風而綠。當然，我并不因此否認張元濟在特殊的危急時刻倡導(dǎo)民族人格的良苦用心，更不懷疑他對古老民族懷抱的真實情感。比如張元濟已發(fā)現(xiàn)的貫高的“吾責已塞”即使對我們今天依然不無啟示，我們的民族作為個體往往缺乏一種責任感。

　　什么是“仁”？張元濟的回答是“我們良心上覺得應(yīng)該做的，照著去做，這便是仁。”在他看來，仁即是人格。胡適也說殺身成仁的“仁”就是捍衛(wèi)做人的尊嚴。他們從一個側(cè)面很好地解釋了綿延數(shù)千年不絕的“仁”的含義。不過，他們并沒有看到“我們固有的精神”的缺陷與不足。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一書中指出，“人者，仁也”，從字源上說“仁”就是“二人”，在我們中國文化中，人只有在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有高度發(fā)達的人際關(guān)系，將人生大量精力都消耗在處理人情世故的網(wǎng)絡(luò)中。我常常想起《紅樓夢》開篇的那兩句詩：“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兩句詩極富概括力，實際上，中華民族向來所重視的也不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而是世故成熟的人際網(wǎng)絡(luò)中的人，所以即使是張元濟賴以弘揚民族人格的那些古代英雄們，或為保護主人的遺孤而獻身，或為親人朋友復(fù)仇而死，或為知己者而從容赴難，或為信，或為義，或為恥，總之，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做鴻毛，而毫不猶豫地獻給那個自己認定值得奉獻的他人，甚至連眼睛都不眨一下，這樣的人格風范固然慘烈、固然悲壯，固然也很雄渾，很過癮。在古老農(nóng)業(yè)文明背景下，毫無疑問他們代表的就是古代人格的標高，是難以逾越的紀念碑。然而，當我們跨進近代的門檻之后，“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把這些壯舉放在現(xiàn)代文明的天平上，我們就會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問題，正如前面說的，其中所缺乏的就是那種獨立的人格，由“健全的個人主義”所支撐起來的獨立人格。我們今天的人格榜樣首先應(yīng)該是秋瑾、蔡鍔、宋教仁他們，林昭、顧準他們，而不應(yīng)該繼續(xù)停留在“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有五百多人為他殉難的田橫、“君子身可殺，冠不可落地”的子路等人身上，這里面有古代與現(xiàn)代的不同。隨著時間的流逝精神的資源也是需要更新的，如果說“孔圣人”、“孟夫子”的思想代表了正在逝去的古老文明，那么愛因斯坦、顧準、哈維爾、米奇尼克等現(xiàn)代人物的傲岸人格指示的正是人類嶄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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