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藝理論在與西方文論互動中進行前沿思想對話。在全球化語境中，西方文論對當代中國文論的影響是明顯的，但這并不等于中國文論界不能提出自己新的問題和新思想。正是在這種中西文論互動性對話中，中國當代文論的真實狀態(tài)和前沿問題呈現出來——在文化拿來中堅持文化輸出。

　　西方文論播撒中的中國文論處境

　　法國思想家于連（Franois Jullien）在《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zhàn)》中認為：“在世紀轉折之際，中國知識界要做的應該是站在中西交匯的高度，用中國概念重新詮釋中國思想傳統(tǒng)。如果不做這一工作，下一世紀中國思想傳統(tǒng)將為西方概念所淹沒，成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沒有人的主動爭取，這樣一個階段是不會自動到來的。中國人被動接受西方思想并向西方傳播自己的思想經歷了一個世紀，這個歷史時期現在應該可以結束了�！敝袊�同西方有“兩次接觸”：第一次耶穌教士東來幾乎沒有對中國思想產生影響，第二次中國知識界在強大的西方面前無力選擇。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思想應該說走過了那個被動、強制的時代，現在到了對中國思想進行重新檢索的時候了。這種檢索不是用西方文化概念對中國思想傳統(tǒng)進行重新詮釋，也不是一味復古地回到過去，而是以中國自己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思想。一方面避免墮入虛假的普世主義的旋渦，另一方面以重新檢討過的中國思想光華來豐富世界思想，從而避免陷入民族主義的陷阱。因為虛假的普世主義其實是一種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則會產生刺激民族主義滋長的反作用。

　　一個民族的文學理論是時代的風向標和精神的溫度計。如果我們只是聽從西方霸權主義聲音的訓導，而不再或者不想再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就會出現所謂的“文論失語”的“不聾而啞”甚至“又聾又啞”現狀。事實上，在多極化的世界，任何一個小民族、小語種、小文化都可以發(fā)言。但只有那些不斷堅持發(fā)言，不斷地可持續(xù)地爭取“文化發(fā)言權”的民族，才能不因為文化精神的“啞”而成為西方“頭腦國家”的一種文化擺設——“肢體國家”。我們要自己在“他者鏡像”中提出“新世紀中國問題”，而且還不能文化自戀和自我自足，相反要將這種有效的思想變成人類性和世界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同樣也應該在后現代時期思考超越區(qū)域性問題的人類性問題，對人類的未來發(fā)展負責。

　　當代文學理論的體系毫無疑問已經相當程度上西化了，文學批評的話語同樣已經西化了。在全球化語境中研究東方文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正是切入中國問題的關鍵。面對文化和文學觀念的論爭，面對西方各種流派共時性地進入中國學界，在這20年理論風雨中，我們能夠逐漸走出獨斷論的話語框架，能夠更具有開放精神談論當今世界各種不同的思想和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批具有探索勇氣和思想創(chuàng)新意識的理論家艱苦努力的結果。他們承擔了巨大的理論風險，關注現實若干知識學和文本政治問題，關注各種復雜問題及其問題背后的話語權力運作，并力求透過“問題”審視“主義”，進而從思想深處進行自我思想清場。

　　從生態(tài)美學上看，這種對西方文論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論和文化的一場本體論意義上的對話，對當代西方文論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從現代文化的高度看西方文化美學困境和詩學精神的張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看到自己文論和美學還因襲著傳統(tǒng)的重負，還未能達到真正的反思。這種文藝理論研究的反思和對話，不是要通過比較來貶揚某一文論，而是在于更深一層探問人類審美文化的共同價值取向和差異性之所在。中國學者不應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藝理論，而應在與西方文論參照對比中，整理、分析、總結自己的當代文藝理論，進而建設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當我們真正把握了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的真實意義，真正領悟了當代中國文論下潛藏的存在本體論意義空洞之時，我們的知識型將有全新的結構。

　　二 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癥候

　　當代文藝在發(fā)展中的問題出現了整體意識標準失范，文學批評缺乏公正的尺度——個體的尺度不算尺度，他人的尺度不算尺度，主體的尺度不算尺度，主體間的尺度也不算尺度，使人們把“文學批評學”變成了“文學表揚學”，批評的風格被解魅，表征出文學理論“六多六少”的基本癥候：

　　一，線性時間觀多而境界空間觀少。人們不清楚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之間的遞進關系，于是，總是認為前現代向現代進步，現代向后現代進步，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消解了，變成一個現代時間性的問題。反本質、反權威、反中心、反作者等的說法，說明世界從前現代的單元走向現代的二元再走向了后現代的多元，但是當“多元”到了極致而變成后現代的“無元”，就喪了了價值立場和精神根基，“怎么都行”成為這個世紀唯一流行的話語代碼。其實，這種“無元”既“無源”，這是東方在現代性進程中被西方現代世界觀障眼法所左右，即拋棄了人類社會中重要的價值維度。西方中心主義在消解東方人國家、民族、個體意識時，有一個文化邏輯被我們所忽略：過去—現在—未來，傳統(tǒng)—現代—后現代，它促使人不停懈地往前走，越現代，越后現代，越后后后現代才時髦，它忽略人類發(fā)展的和諧性和生態(tài)性。我們應該在這種時間走向上加上空間境界觀，使得東方境界之軸同西方時間之軸構成的“大十字架”：下方是“生活境界”，即人權——人活著——基本本體論；
中層是“藝術境界”，使超凡脫俗；
最高是“天地境界”——透悟生死，心懷天下。今天，很多人都在底層的生活世界，進而將之變成了身體寫作甚至下下半身的寫作，根本達不到藝術境界，更何談天地境界？！為何哲人說：“哲學就是懷著鄉(xiāng)愁尋找家園的沖動！”為何思想家說：“哲學就是學會死亡的藝術？”每個人都不想死，但必死無疑，人的有限性便自然變成了人的創(chuàng)造的無限性。正因為死亡，才能使人要去在有限的生命中做無限的事情�？上Ы裉斓拇蟊娢幕�、世俗文化、消費文化把人從無地界境界否定、嘲笑到藝術境界，進而跌至生活境界。到了這一步后，就是完全認同了橫軸的西方時間觀，縱軸的東方境界觀消逝了。今天人文知識分子所應著重張揚的是人的這一境界十字架，沒有這個十字架，人便化為了蟲子！一如卡夫卡寫的《變形記》所說的那樣。因此我們應該而且必須在西方現代性橫軸的時間線性立下東方的價值縱軸，價值縱軸是人性境界不斷深化不斷超越的尺度，這樣的本體論才是“時空本體論”。

　　二，西方話語蹤跡多而中國身份少。文藝界經過二十多年的發(fā)展，我們對西方的很多東西很偏愛 ，確實是，動輒說西方的文本和話語，幾乎看不見中國的原創(chuàng)性理論，而且最具中國國粹的藝術如書法等，也得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賽義德在英美國家用英文寫的《東方主義》，代表的是他家鄉(xiāng)的話語立場，是用他的思維語言寫的關于東方的問題域。而中國卻成為追逐西方話語捷徑的變臉場：反抗傳統(tǒng)多重建當代少，西方話語拼湊多而中國身份立場少，這無疑導致中國的無序話語的空前膨脹。當今中國的問題已不是溫飽問題，而是精神層面上的國民意識問題，需要進行精神再啟蒙。這個時刻，只有清醒地認識到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而不要將目光僅僅盯住技術與器物層面的發(fā)展，西方中心主義才可能消失。真正要崛起的東方，必須有自己的文化話語文化構成，使中國身份成為世界性關注的東方文化問題，使東方文化中的共識成為人類性的資源。

　　三，解構話語多而建構精神少。當解構成為學術界的流行語的時候，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重新建構”。因為要炸掉一座理論大樓，是較短時間可以顛覆的，但要建立一座新思想的大廈，卻分外艱難。當代文藝界就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總是愛挑他者毛病，對自己而言總是找一薄鋼板鉆進去，這種學術研究避重就輕的懶惰，導致解構話語多而建構價值少，講現象問題多而探索本質少，無謂爭論多學術含金量少，表面文章多而問題的真實性少。當然，如果不了解后結構主義文論的話，就很難理解現在的理論潮流和理論趨勢，東方批評家應該補上后結構主義這重要一課。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解構話語上，則是問題多多。相反，應該在解構之后走向新的整合：研究語言背后的政治，由文本美學轉向政治對美學的滲透，由政治轉向“身體”，使得身體溢出了語言空間之外，而整個社會語境，如家庭、公共機構、各種組織和學科都將身體轉換為一個社會問題，使身體在喪失了其身體性的同時，成為當代最為尖銳的體驗場所。身體是感性膚覺的發(fā)源地，身體和語言的對抗，身體和社會的互動關系是一系列新的問題，值得研究。

　　四，大眾消費話語多而注重文化精神少。生產和消費是一個銅板兩面，是一個事物過程的連續(xù)性。然而，在消費主義時代，人們要么談前消費，要么談正消費，要么談超消費，而目前消費主義談超消費成為一種時尚。其實，“消費”本身沒有錯，生產就是為了消費，關鍵怎么分配。在分配過程中的制度性不公平，導致了某些人超前消費、畸形消費、想象性消費、巨型想象消費。正常消費是應該的應該！超前消費應該叫停，因為付出了許多無法支付的代價。我們忽略了對前消費中的弱勢群體的關注，忽略了正消費、正當消費的問題，過多的注重大眾消費、超前消費等，如果我們對消費主義批判不力，就可能變成慫恿西方消費主義的播撒。

　　五，熱衷于非文學多關注漢語文化圈的文學少。今天的日本、韓國、東亞和南亞都造成了對中國的文化沖擊，漢城改名不僅僅是一個語言性的問題，是一個深層文化的問題，是對漢字文化圈中國文化中心地位的拒絕。從這個角度看，今天“中國文學性”或者“詩性中國”的消解，表征出東方文化身份的正在喪失，折射出漢語文化圈在西化浪潮中忽視華夏性的傾向。有人以為做一個西方文化的搬運工就夠了，于是拿來主義的同時忘了輸出主義。這樣一來，東方文化的精神內核正在變質和流失，中國當代文化創(chuàng)造的成本在空前提高。因此，需要重申“發(fā)現東方和文化輸出”。當然，文學性是一個擴展的概念，諸如生態(tài)文學生態(tài)美學的提倡就是一種良性的擴容，所容納的是人類的優(yōu)美的精神和東方和諧文化。在后現代之后，人類何去何從？我以為東西方文化整合的“生態(tài)文化”是人類的新世紀的“伊甸園”。德勒茲、利奧塔將人的概念推進到了“后人”（post－man），認為現代人同“前人”（啟蒙主義或者人文主義意義上的"人"）的概念相區(qū)別的是：現代人是分裂的、非完整人格的、信奉身體的人，因此是"后人"。這種“后人”對“前人”的超越，并未見出更新的創(chuàng)造，相反人性的流失觸目驚心。一些學者從基因科學、生物化學的角度來論述"后人"概念及其危害性后，開始思考新的問題：“后人”之后，人類何去何從？于是文學批評理論將不再僅限于人文學科，學科界限變得更加模糊，傳統(tǒng)意義上的學科界限已經失效，解構主義說文學和哲學的界線應取消，而生態(tài)批評卻說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界線也應取消。這些學科界線的取消也必將導致一些新的交叉學科出現。未來的人，應該是正合了東西方精神的“生態(tài)文化的人”。

　　六，肉身意義關注多而知識個體的立場關注少。每個人都有肉體，每個人大腦以下都是軀體，每個人都有上半身和下半身，但每個人并不僅僅只有下半身。今天的中國學者關注下半身太多，這無異于對精神本體的反叛。但任何一次肉體反叛，都意味著新一次對本體更強烈的失落。偏激的思想有深刻的片面之效，但是今天的人們需要更加辯證、一分為二、更加客觀的思路和方法論。人們關注的肉身太重，而靈魂卻太輕，需要表達知識失范時代對知識重新規(guī)范的意向和立場。每個人的知識個體是滑動的，人們只需要過程，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于是拒斥價值，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讓靈魂飄逝也無所謂。這里可以從《青春禁忌游戲》中獲得啟示�！肚啻航�忌游戲》是俄國女作家柳德米拉·拉祖莫斯卡婭的著名戲劇，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四個即將畢業(yè)的高中生瓦洛佳、拉拉（女）、維佳和巴沙來到數學教師葉連娜·謝爾蓋耶夫娜的家中，為她慶祝生日。他們唱起了生日歌，帶來了生日禮物和祝福，使女教師無比的高興。然而，溫馨的感覺過后，這幾個孩子逐漸表明了他們的目的，他們四人缺乏人生意義，因數學考試成績不佳而面臨升學窘境，試卷已經交上了，他們知道謝爾蓋耶夫娜手中有學校保險柜的鑰匙，他們需要那把鑰匙來趕在天亮前調換試卷。女教師震驚了，她理所當然的加以拒絕。在激烈的交鋒中，女教師心靈的防線一點點被擊潰，她明白了自己所信仰的社會主義教育其實完全失敗了，孩子們自然而然地把善良、正直當作了一種求得名利的表演和姿態(tà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了自己的前程他們可以裝成乖孩子，但也可以撕下面具不擇手段。他們堅信人生只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演出，實現自己的野心是天經地義，女教師對原則的堅持被他們戲稱為“安提戈涅情節(jié)”。為了徹底從精神上擊垮老師，他們開始了一些丑陋的表演：喝酒、甩東西、嘲笑真理和良心、譏諷女教師的處境……最終，為了實現目的，瓦洛佳竟然當著女教師的面假裝強暴巴沙的戀人拉拉。女教師的精神防線崩潰了，她意識到整個俄羅斯教育其實培養(yǎng)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在這場搏斗中她唯一憑借的是人類的起碼良知，可是這太單薄了，終于為了阻止瓦洛佳，她交出了鑰匙，把自己鎖進了臥室。老師的悲傷欲絕使其他的三個孩子突然醒悟，他們把鑰匙掛在了女教師的臥室門口。天亮了，他們發(fā)現女教師已經吊死在臥室中。

　　這個劇本將當代道德淪喪和道德重建的問題推到我們面前，道德淪喪的原因也許不僅在于那些基本的道德自然律泯滅了，而且在于在現代性的規(guī)約下這些道德律被抽象成為一整套高高在上的命令，失去了人們可以直接感受的那種鮮活感，最終成為一種能帶來直接經濟或社會利益的虛偽表演。道德從一開始應該存在于人和人之間的直接關聯(lián)，而在現代社會人和人直接交流的意義遠遠小于他和一種制度或者集團交流的意義，擯棄制度化的道德，回歸到日常感受性的底線道德，增加人與人直接交流的機會，減少中間環(huán)節(jié)，才能真正建立重建公共的道德空間和人文－藝術空間。

　　可以說，當代中國文化受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文化藝術的影響，出現了諸多與西方文化相整合的蹤跡。然而，隨著后殖民主義問題的敞開和當代東方話語的覺醒，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未來世界文化不是一種平面化的文化，不是后殖民單邊主義文化，更不是一種所謂全球化的霸權主義文化。相反，未來文化只能是多元互動的文化，一種對話的生態(tài)主義文化。這一語境將使新世紀中國文化出現一些新的發(fā)展空間和話語癥候。

　　三 當代中國文藝學的發(fā)展空間

　　作為文藝學科，它正在消失自己的邊界，甚至消失自己的本質，消失自己的價值。在消失了自己的意義以后，其東方立場也消失了。當東方立場中國立場不存在時，當文藝創(chuàng)作消失了正直與靈魂以后，我想生命和文藝的意義也將不復存在，虛無主義的黑夜即將來臨。

　　有人說，作者死了，但是需要追問的是作者之死是讀者殺死的嗎？讀者中心主義能夠否認作者曾經存在過？作者死了是否可以成為作家逃避精神拷問和和人文立場的遁詞？在我看來，寫作有四個維度，對應著四層不可不究的關系：

　　其一，自我與本我。這往往是那些時髦時尚的當代‘私人寫作’所熱衷的，寫我的故事、我的身體、我的眼淚、我的鼻涕、我的一地雞毛。歷史會有評斷，因為文學史不需要太多一地雞毛式的個人記錄，也不需要過多的低俗的生活口味書寫，更不需要那些利用文字進行的‘身體誘惑’，這樣的寫作最后必是死路一條。不是任何書寫都可以稱作‘寫作’，不是任何寫作者都可以成為作家。寫作和作家需要重新概定：寫作的底線是嚴肅的，而大多數私人寫作僅僅是一種文字的把玩；
作家則必須有著明確的責任意識，他不僅僅在書寫自我，更是為了一種使命，只有這個使命才能成就其為作家。

　　其二，自我與他人。這個時候，作家已經基本上脫離了個人的自我敘事，將視野擴大，開始關注他人。事實上，這種寫作也僅僅是一種基本寫作，我之所以要強調或者凸現它是因為在當今，像這樣基本的寫作也已寥寥。當眾多的書寫者將自己封閉于自我，迷戀身體，甚至是下半身的時候，而普通的‘自我－他者’的寫作模式反而顯得珍貴。

　　其三，自我與社會，一般說來，能夠達到這一層次的必然已經是一位大家，能將視野擴及社會的，當然不在小數，但是，真正能把握大社會、大歷史的能有幾個？當今又有幾個作家的知識庫存能至此？縱使他能出經入史、談古論今，他的識辨能力、判斷力又如何？即便是有了識辨、判斷力，他的書寫能力又怎樣？真能成就這種書寫的，不僅需個體的涵養(yǎng)與知識沉潛，而且還需要特定的時代與人文知識環(huán)境，謂之‘時勢造英雄’。

　　其四，自我與宇宙。這一層次不能用簡單的‘個人能力’來權衡，它是個人與宇宙的自然復合的過程。首先，“自我”遠不是普通的書寫者，甚至也不是作家，他在常人中，但是靈智超乎常人，非世間所有。他是天才，是預言家，是神靈憑附者，他必然是曠世難遇的奇人，他承擔著一種特殊的使命，是宇宙賦予的使命。不是每個時代都能造就這樣的天才，也不是每個時代都會有如此這般神秘的天啟，更不是每個時代都會有天才與宇宙之間驚人的契合。有時候，我甚至會認為，這就是一種人世與宇宙之間周期式的復合，是人與自然的親密無間，是上天對人的一種神秘的、預言式的感召……于是，在先秦、在華夏民族就有了《老子》與《易經》，它們是先民的智慧結晶，是神靈的天啟。

　　在我看來，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發(fā)展趨勢中出現了若干新現象：文學理論逐漸成為一種包括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傳媒學于一身的泛文化研究理論；
中國文論在長期的跟蹤西方話語后已經開始自己的思想轉型和新話語建設；
文學理論突破自己的專業(yè)框架而向其他領域滲透而形成文化互動；
后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學話語從關注文本的小文本闡釋，走向關注大文本的文化闡釋；
現代性二元對立式的純思辨的文學理論不再有獨霸的話語空間，而是將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活生生的體驗和大眾審美世俗化情緒吸納升華為活的理論�？傊�，當今文論在中西古今沖突、強勢弱勢文化互動、后現代后殖民語境、文學對象和接收者、媒體傳播機制、文學生態(tài)意義轉變的時代，為新時期中國文藝理論的自我創(chuàng)新和理論反省，提出了若干新問題，需要潛心分析和分別厘定。我們應該在中西文論對話基礎上，堅持發(fā)現東方與文化輸出，堅持人類只有在體用之爭方面，走向“人類之體，世界之用”。

　　中國文化藝術的未來發(fā)展的關鍵，有賴于知識分子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經濟意識形態(tài)、消費意識形態(tài)、西方權力話語形態(tài)中的中國立場的價值選擇！沒有這種艱難的選擇，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存在意義就大打折扣，所談論的話題就將成為偽問題。作為被誤讀的“東方”的中國學者，我們應該思考的毋寧是：在后價值后良知時代，中國學者有沒有能力、資格和水平對世界未來提出自己的文化問題和全球性文化發(fā)展問題？也許，我們很難逃避這些不合時宜的思想考量！

　　海明威警告過人們，在這個世界上，你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孤島，千萬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那就是為我們自己而鳴�！鞍l(fā)現東方”和“文化輸出”的努力，或許就像西緒福斯神話那樣，具有無法克服的悲劇和悖論色彩。然而我們畢竟在一種蒙昧混沌狀態(tài)下清醒過來，我們畢竟看到了世界與我的存在之間的荒謬關系，尋找一種將“不可能性”變?yōu)椤翱赡苄浴钡姆绞剑捍笫�繼續(xù)從山頂滾下，而西緒福斯也將繼續(xù)將它推上山去。我很欣賞《易經》中的一句話：“萬物并育而不相害，是謂富有；
道并行而不悖，是謂日新”，這或許是我心中的理想境界罷。（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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