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交待與問題意識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司法過程就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與下，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爭議的過程。然而，在法定的當事人與參與人之外，實際的司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幕后的參與人。本文要考察的，就是這些幕后參與人中的一個特殊類型：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觸發(fā)本文研究主題的緣由，是不久前無意中尋訪到的一個刑事案件。幸運的是，筆者不是通過審判庭、法院檔案、訪談法官等正式渠道，而是通過一群村民之口，獲得了此案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說，筆者不是從國家法律的角度，而是跟隨幾個村民的視角進入這個案件的。村民們敘述這個案件的特殊立場，讓我看到了司法過程的另一面，同時也為我展開了一幅幾乎是所有的法律教科書、法律條文從來沒有觸及到的新畫卷。在反復琢磨這個案件的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它實在是推進我國訴訟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相當?shù)湫偷陌咐�，[1]因此有必要記載下來，并予以專門的探討。

　　在交待這個案件之前，有必要簡略地提示以下為人所熟知的事實，因為，它們構成了本文主題得以展開的直接背景。

　　首先是推行了數(shù)十年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在國家的戶籍管理中，至今依然存在著農(nóng)村戶口與非農(nóng)村戶口的劃分，雖然現(xiàn)在有松動的跡象，但畢竟還沒有造成根本上的改變。在各種統(tǒng)計資料中，城鎮(zhèn)人口與農(nóng)村人口總是分別統(tǒng)計。包括農(nóng)民、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在內(nèi)的“三農(nóng)問題”，依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問題板塊。在法律領域，甚至調(diào)整城鎮(zhèn)居民和農(nóng)村村民的基本法律都是并列的：調(diào)整城鎮(zhèn)居民的是“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調(diào)整農(nóng)村村民的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等之類的事例不勝枚舉。它們在確認城鎮(zhèn)與鄉(xiāng)村之間的這種體制上的二元劃分的同時，也構成了研究本文主題的一個基本的社會背景。

　　其次，國家設立的法院總是以城鎮(zhèn)作為主要據(jù)點。最高法院設在首都，地方各級法院分別設在省會城市（直轄市）、地區(qū)中心城市和縣城。這些城市也許有行政級別之分、規(guī)模大小之別，但它們都屬于城市或城鎮(zhèn)這個范疇，卻是沒有疑問的。當然，設在縣城或縣級市的基層法院一般都在某些鄉(xiāng)鎮(zhèn)建立了派出法庭。但這些法庭都不屬于鄉(xiāng)村社區(qū)的法庭，而是基層法院派出的機構，本質(zhì)是基層法院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在人事、財政、心理歸屬上，派出法庭及其法官都屬于城里的基層法院，而不屬于鄉(xiāng)村社區(qū)。近幾年，隨著“撤區(qū)并鄉(xiāng)建鎮(zhèn)”的推行，派出法庭的數(shù)量有日漸收縮之勢。[2]因此，盡管多年以來，城里的法院一直在堅持“送法下鄉(xiāng)”，但是，“法院在城里”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送法下鄉(xiāng)”暗含的一個前提。

　　再次，法院在城里，法官也就是城里的法官。當然，城里的法官也可能派駐到鄉(xiāng)鎮(zhèn)工作，甚至去偏遠的鄉(xiāng)村調(diào)查案件，收集證據(jù)。國家的主流媒體（比如人民法院報）還經(jīng)常表揚一些“扎根鄉(xiāng)鎮(zhèn)”的法官。但即使是這些法官，他們的“戶口”也在城里，他們的身分依然是城里人，而不是鄉(xiāng)村社區(qū)的成員。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城里的法官并不是生活在城里的孤獨的個體，更不是全都誕生、成長在城鎮(zhèn)里。其中，相當數(shù)量的城里法官，都生于鄉(xiāng)村、長于鄉(xiāng)村。這些昔日的鄉(xiāng)村青少年，通過參軍、高考等方式，從法律上離開了鄉(xiāng)村，進入了軍隊或高校，在轉業(yè)或畢業(yè)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被安置或分配進了城里的法院，成了城里的法官。但是，在鄉(xiāng)下，依然還有他們的父親母親、叔伯姑姨、兄弟姐妹等等之類的牽連。他們在法律上離開了鄉(xiāng)村進入了城里的法院，但他們并沒有徹底走出鄉(xiāng)村社區(qū)中的關系網(wǎng)絡。

　　筆者多方查找，沒有找到現(xiàn)在的法官隊伍中，出生、成長于鄉(xiāng)村者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甚至抽樣調(diào)查也甚為困難，因而無法在此交待有鄉(xiāng)村背景的法官的比例。但是，經(jīng)驗表明，有鄉(xiāng)村背景的法官足以構成一個可供分析的群體，卻是沒有疑問的。再說，即使某個法官的父母在城里，但他（她）也許擁有鄉(xiāng)村的岳父岳母（公婆），這種情況下的法官，也可以視為擁有一定的鄉(xiāng)村背景——盡管這種牽連相對間接一些。

　　部分城里法官擁有一個鄉(xiāng)下父親（包括母親、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現(xiàn)象，人們已經(jīng)熟視無睹，習焉不察。但是，如果把這種現(xiàn)象與實踐中的司法過程聯(lián)系起來，就會產(chǎn)生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在城里的法官主持的司法過程中，他/她的鄉(xiāng)下父親在其中可能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種角色對于城里法官作出的司法判決，可能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以及，如何從社會學的立場來解釋這種角色及其產(chǎn)生的影響？通過這種角色，我們又可以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這些問題，既有助于理解司法過程中正式法律規(guī)范之外的社會因素，也有助于解釋轉型時期某些特殊的社會關系。更由于這些問題都是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發(fā)生的，是中國自身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的提煉和探討實際上就是對中國自身經(jīng)驗的察看與總結。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將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作為司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的幕后參與者，采用現(xiàn)實主義的眼光，通過法律社會學調(diào)查，以探究這種角色產(chǎn)生的社會根源，承擔的社會功能，以及在學理上可能蘊含的啟示意義。

　　二、村民眼里的大牛故意傷害案

　　筆者遭遇這個案件的法律背景，是2004年3月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產(chǎn)生了新的憲法修正案。隨后，在全國各級黨政機關系統(tǒng)，掀起了一個學習憲法修正案的熱潮。四月中旬，地處長江上游三峽庫區(qū)的A縣人大常委會跟我聯(lián)系，約我給全縣所有副科級以上干部搞一個憲法講座，我?guī)缀鯖]有猶豫就答應下來。因為，我本來就打算到那個縣走一趟，去拜訪自中學時代起就交往密切的一個朋友。他叫萬里波，[3]現(xiàn)在A縣天龍鄉(xiāng)小學教書。萬里波是一個比較獨特的人，中等師范學校畢業(yè)之后，在一家?guī)煼秾？茖W校拿了一個歷史專業(yè)的大專文憑，后來又自費去北京“游學”，希望系統(tǒng)地學習一些佛教知識，甚至打算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盡管最后都沒有什么結果，但他卻能時常冒出一些與常人不一樣的念頭。后來年歲漸長，他也漸漸打消了那些奇異的想法，老老實實地在當?shù)厝⑵奚�子，教書育人。我們雖然音信不斷，但也有好幾年沒有見過面了。

　　幾天之后的一個上午，憲法講座如期舉行。在縣城的一座電影院里，我面對數(shù)百名機關干部，報告了自己對2004年憲法修正案的理解。當天下午，我在縣城的汽車站搭了一班公共汽車，行程約一個半小時之后，汽車抵達天龍鄉(xiāng)。萬里波已經(jīng)在街口等候多時了。

　　街道很小，人也很少，沒有汽車，也幾乎沒有什么聲音。僅有的幾家小店鋪也沒有顧客。萬里波告訴我，平時都是這樣，只有趕場天才熱鬧，整條街上全是人，“走都走不動�！�

　　萬里波的三口之家就在小街邊上的小學校園里。晚飯后，萬里波說，他自己的家里太擠了，今晚就陪我到他父親的家里住。他父親的家就在天龍鄉(xiāng)政府所在地的太平村，大約有兩公里的路途。我心里暗暗高興，在這樣一個春天的夜晚，能夠在一個真正的山村里睡上一覺，倒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沿著簡陋的鄉(xiāng)村公路走。一路上，萬里波告訴我，鄉(xiāng)下的院子里就剩下父親和母親了。他有一位長兄叫萬松濤，1980年代畢業(yè)于一所政法學院，現(xiàn)在是縣法院刑事審判庭的副庭長。前幾年，萬松濤有意讓父母進城跟他一起生活，父母雖然進城住了半年，后來還是決定回到村里的老宅居住。萬里波還告訴我，他的父親叫萬開國，一輩子在太平村作農(nóng)民，早年做過一種編斗笠的手藝。那種手藝很有趣，就是把當?shù)厥�產(chǎn)的慈竹用刀剖成竹片，編成兩張幾乎完全一樣的斗笠狀的骨架，把一些經(jīng)過處理的竹葉有均勻地攤在兩張骨架之間，一只斗笠就成了。趕場天挑到街上一賣，換得的錢就是他們兩兄弟小時候讀書的學費。

　　原以為萬家老宅是一個安靜的農(nóng)村院落，沒想到踏上院壩，就聽到屋里人聲鼎沸。隨萬里波進門一看，幾個人圍著一張八仙桌正在喝酒吃飯。我的無意造訪似乎令老人既意外又高興，連忙讓座添碗。我和萬里波只好又加入到他們的飯桌上。

　　過了一陣，我才弄明白這頓晚飯的中心內(nèi)容：餐桌上一個叫文才的中年人，也是本村人，因為一個案子，特別帶了兩個“弟兄”來感謝萬開國幫了忙，萬開國就留他們吃飯。通過他們七嘴八舌的敘述和解釋，這個案件的前因后果大概如下。

　　文才在太平村里辦了一家規(guī)模不小的磚廠，手下有幾個兄弟給他幫忙。其中一個叫大牛，負責磚廠的燃煤供應，經(jīng)常到山里的一家煤廠買煤，認識了煤廠附近的一個姑娘，兩人就好上了。但是，這個姑娘還有另外的男人，于是就上演了一場兩個男人爭奪一個女人的古老游戲。有一天深夜，大牛正好在姑娘屋里睡覺。對方突然敲門而入，幾個人將大牛從被窩中揪出來，暴打了一頓，還強迫大牛當場寫下字據(jù)，保證絕不再“沾”這個姑娘。大牛氣急敗壞地跑回太平村，要“文才大哥”替他報仇。第二天，文才就組織了一伙人，開了一輛卡車，找到對方就打開了。在混戰(zhàn)中，大牛不僅把“情敵”打成重傷，而且還把人家的左手打成了殘疾。文才見勢不好，這才醒悟過來，將傷者送進縣醫(yī)院，好歹保住了一條性命。但是，事情不可能就此了結。文才希望私了，賠點錢就算了。受害方也同意私了，但向文才索賠50萬。文才無法接受這種苛刻的條件。受害方只好向公安機關告發(fā)，大牛很快被公安局刑警隊抓走。一宗刑事案件由此成立，并很快起訴到法院。只要法院的判決書一下來，大牛就是一個勞改犯了。

　　在這個過程中，文才一直都在不停地活動，找公安局，找檢察院，希望能在偵查環(huán)節(jié)和起訴環(huán)節(jié)“把人放出來”。聽文才的意思，也找了人、花了錢，但事情并沒有辦成。直到案子進了法院，文才只好置辦了一份禮物，登門求助于萬開國，希望老人出面，給當庭長的兒子說說情，給他的兄弟大牛一個寬大的處理，具體的要求就是“把人放出來”，別的都無所謂。萬開國答應試試看。再往后，法庭的一審判決出來了，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也就是說，只要判決一生效，大牛就可以“出來”了。目前，判決已經(jīng)作出，但還在上訴、抗訴期內(nèi)，但文才已經(jīng)確信，他的兄弟大牛馬上就可以出來了。

　　在這個案例中，萬開國的角色，就是一個典型的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下文的分析將表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也可以成為一種類型化的角色。事實上，他也是本文標題的原型（就像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有一個生活原型一樣）。透過萬開國這個角色，我們可以對司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幕后參與者，作出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當然，這里敘述的僅僅是“大牛故意傷害案”的一個梗概，它不夠細致，只能作為分析本文主題的一個基本框架。至于萬開國、文才等人在“酒后真言”中所提示的相關信息，以及當晚與萬里波閑談得到的細節(jié)，將在下文的分析過程中進一步豐富、點開、補充。

　　三、為什么求助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

　　當事人為什么會求助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具有地說，在大牛故意傷害案中，文才為什么會求助于萬開國？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文才有求助于他人，將大�！芭�出來”的強烈動機，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在太平村及其附近村子里，共有多家磚廠在相互競爭，其中，文才的廠子最為紅火。他為人強悍、善于籌劃是一個方面，但是，一個人再能干也不可能三頭六臂，諸如保證以低價購進優(yōu)質(zhì)的原材料、長途送貨、收取貨款、管理工人，等等之類的事情，都離不開一幫忠心耿耿的“弟兄們”齊心相助。磚廠興旺了，文才當然發(fā)了財，大致可算得是太平村的首富。包括大牛在內(nèi)的幾個“弟兄們”也跟著分享了比普通村民優(yōu)厚得多的利益。由此，在整個村子里，甚至在鄰村，以文才為核心的這個小群體獲得了強有力的支配力，稱得上是這個鄉(xiāng)村社區(qū)中聲音最高的幾個人。文才需要“弟兄們”的支持和幫扶，“弟兄們”也需要靠著文才這棵大樹，由此，文才和“弟兄們”結成了一個相對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弟兄們”為“文才大哥”盡心盡力，文才就有義務為“弟兄們”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提供庇護。這個案子本來是大牛惹出來的，但在“弟兄們”看來，是“大牛被人打了，大牛的女人被人搶了”。這不僅讓大牛既羞愧又憤怒，同時也讓文才及其“弟兄們”丟了臉面。因此，文才“起兵”攻打?qū)Ψ�，就具有多種目標：一是為大牛復仇，二是為凝聚人心、增進內(nèi)部團結，三是為彰顯實力、進一步提高自己在太平村地區(qū)的支配力。但在斗毆過程中，大牛依仗人多勢眾，出手過重，致對方重傷，且左手殘廢。不僅自己身陷牢獄，還給文才增添了一個更大的義務：把大�！芭�出來”。因為，致人重傷與殘廢的確出于大牛之手，但這場斗毆實際上是由文才組織的。只是大牛把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文才才成了漏網(wǎng)之魚。在一定程度上，大牛是在替文才受過。因此，面對“弟兄們”，文才有道義上的責任全力“解救”大牛。當然，如果“解救”成功，文才在“弟兄們”心中的地位也將進一步提升。“弟兄們”會認為，“他連縣法院都可以擺平”。不僅如此，太平村及周邊地區(qū)村民也會對他多存幾分敬畏。這對他正在經(jīng)營的磚廠，或者以后改行再做的其他生意，或者在這個鄉(xiāng)村社區(qū)中爭奪任何資源，都將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正是出于以上諸多考慮，文才有動力四處活動，以最終實現(xiàn)“把大牛弄出來”的目標。

　　只是，萬開國并不是文才首先選擇的求助對象。事實上，文才并不想與萬開國建立這樣的關系。原因很簡單，他們同住太平村，只要在萬開國面前低了一次頭，心理上就有別扭，就不大容易在這個地面上無所顧忌地頤指氣使。萬開國雖然年過六旬，兒子都在外面吃公家飯，不大可能在村子里跟他文才爭奪各種資源。但是，其他人卻可能通過萬開國，來對他文才施加壓力。也就是說，無形之中又多了一種牽制他的力量。這種情況，可能不利于他在村莊權力角逐與經(jīng)濟爭奪中已經(jīng)占據(jù)的有利地位。

　　但向萬開國低頭求助又是一個無可奈何之舉。大牛將對方打成殘廢之后，文才最初的想法是拿出幾萬塊錢跟對方私了。受害方也同意私了，但他們知道文才有錢，就索價50萬。這個數(shù)字顯然無法接受。據(jù)萬里波的估計，文才也許有20—30萬元的財產(chǎn)，但就是這筆錢，也不可能完全交給對方。雙方期望值差距太大，私了不成，對方也無實力再次“興兵”報仇，只好報告“官府”，實際上就是把文才拖入國家權力的范圍之內(nèi)，讓文才不得不面對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

　　文才是一個辦磚廠的農(nóng)民，他按照鄉(xiāng)土規(guī)則，在鄉(xiāng)村社區(qū)中可以游刃有余地協(xié)調(diào)各種關系。但在與國家機構打交道時就有些力不從心了。當大牛的案子還在公安偵查階段，文才就找過公安局，他本想請人吃飯，再送些錢，但無人引薦，公安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當文才打聽到大牛關押的地方是城南的看守所，也曾去看守所探望過，他甚至還想跟看守所的人直接商量：他出一筆錢，看守所直接把人放了。沒想到還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后來案件進了檢察院，在這個環(huán)節(jié)，文才也沒有找到突破的口子。在檢察院的辦公樓里，倒是有一個工作人員給他推薦過律師。按照推薦人提供的姓名和地址，文才找到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一個律師接待了他，并把他帶到一個茶樓里，直接向他索要五萬元的活動經(jīng)費。這個律師承諾，他將用這筆經(jīng)費去打通檢察院和法院，讓大牛獲得最輕的處理結果。文才問，五萬元能不能保證把人放出來。律師說，案子很重，放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少判幾年完全可以做到。文才猶豫了，因為他在心里算計了一下，五萬元只能買一個彈性的承諾，甚至可能什么也買不到。而且，律師是否把這筆錢用于打點法官和檢察官（也就是說，是否用在了刀刃上），他也無法監(jiān)督。文才不愿做這樣的買賣，他委婉地拒絕了這個律師的要求。

　　開庭審判已經(jīng)迫在眉睫。無計可施的文才終于決定舍遠求近，把目標鎖定在萬開國身上。因為他知道，萬開國的大兒子萬松濤就是法院刑庭的副庭長，這個案子實際上就在萬松濤的手上，或者說萬松濤是可以直接控制的。與萬松濤關系最近的，除了他自己的老婆，就是村子里的萬開國了。通過律師去打點法官，還不如通過法官的父親去打點法官。給律師五萬塊錢，按照律師的說法，是用來分給相關的法官、檢察官的，且分配方案是律師在決定，也是由律師來執(zhí)行。至于具體判案的法官能夠收到多少，甚至能不能收到其中的一部分，文才都不得而知，更無從控制。但如果把這筆錢給萬開國，這位父親給不給他作法官的兒子，給多少，都是他們父子之間的事，他文才不必為此操心。萬開國多年前小本經(jīng)營斗笠生意，明白做生意都是一分錢一分貨，不至于只收錢不給足貨真價實的東西。再說，萬開國是本村人，而且是一個能喝酒能吃飯的健康的老人。老人一般不會遠走他鄉(xiāng)，不至于收了錢就找不到人了；
健康則說明他沒有糊涂，還能活幾年。大家同住一個村子里，低頭不見抬頭見，不會出現(xiàn)只收錢不辦事的情況。到時候萬一交不出貨（放不了人），找他退錢也方便。而城里的律師就靠不住了，他如果只收錢不辦事，文才是無可奈何的。

　　文才也想過直接去找法院的萬松濤，但有幾個因素阻止了他。一方面，萬松濤很小的時候就外出求學，后來走的是一條與文才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幾十年里，兩人基本上沒有接觸過。萬松濤也許知道他文才的名字，但如果見面，還不一定能認出他來。這樣的關系，也接近于陌生人了。另一方面，如果萬松濤像公安局、檢察院的人那樣，給他來個公事公辦，或者說些客套話。關系的基調(diào)一定，反而不好進一步細談，如果在這種情況出現(xiàn)之后再回去找他的父親，反而繞了彎路，而且更被動了。除此之外，文才也確實不知道該怎樣與庭長們打交道。他不想再碰釘子了。他的陣地在太平村（就像黑旋風李逵的陣地在陸上，浪里白條張順的陣地在水里一樣），他熟悉的交往方式、人際關系也在太平村，而且，與法官關系親近的萬開國也在太平村。反復比較、嘗試之后，文才的結論是，求助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可以說是最便捷、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途徑了。

　　四、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為什么積極參與司法過程

　　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為什么會積極參與司法過程？以大牛故意傷害案為例，萬開國參與這個案件的動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物質(zhì)利益的誘惑是最主要的。

　　與文才一樣，萬開國曾經(jīng)也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現(xiàn)在仍然有一顆生意人的頭腦。再說，就算他不是生意人，對金錢的渴望也是任何普通人的本能之一。在太平村里，萬開國最足以傲人的是兩個兒子都考上了大學，大兒子還是法院的庭長。在與村民們的閑聊中，這是萬開國最經(jīng)常聽到的恭維話。兩個兒子給他的老年生活增添了面子上的風光。但是，在這種風光的背后，還有另外的苦處與難處，說得直白一些，就是缺錢。幾年前，萬開國和老伴進城跟著萬松濤住了一段時間。但是，在那幾個月里，老伴和兒媳的矛盾一直就沒有斷過。也不能完全責怪兒媳不孝順，更多的是一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弄得雙方都不愉快。比如說，——這是萬里波給我講的一個細節(jié)——，老伴在燒鯽魚的時候，每次都要放些醋，這是三十多年來養(yǎng)成的老習慣了，但兒媳每次都說難吃。老太太為此很生氣，她不能理解也無法想象，如果不放些醋，這魚還怎么吃。諸如此類的瑣事幾乎數(shù)不勝數(shù)，老太太一氣之下，堅決要求回到村里生活。

　　村民的日子畢竟不是時下“小資”們向往的田園生活，更不會像陶淵明詩歌里吟詠的那樣雅致。兩位年過六旬的老人，雖有勞動的習慣，但勞動的能力在慢慢喪失，各種生活必須品都需要花錢購買，看病也是一項常規(guī)性的支出。兩個老人自己沒有任何收入，也沒有什么積蓄。好在兩個兒子都有穩(wěn)定的收入，每人每月都向老人交一筆贍養(yǎng)費。萬松濤收入狀況稍好一些，每月承擔一筆贍養(yǎng)費還算輕松，但萬里波在鄉(xiāng)村小學教書，要負擔同樣的費用就比較吃力了。萬開國心里清楚，但也不能不收。否則，他和老伴靠什么生活呢？這就是鄉(xiāng)下人的“養(yǎng)兒防老”啊。而且，村子里也有一個人際關系網(wǎng)絡，總有一些親戚要相互走動，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以前供孩子上學時缺錢，現(xiàn)在孩子們都工作了，還是缺錢。如今有人愿意送上一筆數(shù)萬元的巨款。在這種“發(fā)橫財”的機會面前，如果一口回絕，萬開國無論如何也是不甘心的。老人反復琢磨之后打定主意，無論怎樣也要獲得大兒子的支持，把這筆錢收下來。即使下不為例，即使把五萬元給大兒子分一半，剩下的也夠自己和老伴養(yǎng)老了。至少最近幾年，可以暫時免去兩個兒子的贍養(yǎng)費了。

　　在實際的物質(zhì)誘惑之外，萬開國心里的第二個動機，是想在鄉(xiāng)村社區(qū)中彰顯自己獨有的資源，希望以此在太平村里獲得更大的尊敬。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人的需要有五個層次，物質(zhì)欲望的滿足在先，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還在后面。但是，如果通過參與文才求上門來的這個案件，能夠同時實現(xiàn)物質(zhì)利益與心理滿足，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萬開國當然不知道什么馬斯洛，但他同樣有一種在社區(qū)中獲得尊重的強烈愿望。他的想法是，只要讓大兒子把那個惹禍的大�！芭�出來”，不但可以獲得不菲的物質(zhì)回報，而且還可以讓他萬開國把胸脯挺得更高。村民們可能都認為文才是個大能人，但文才遇到的麻煩事也得靠他萬開國出面，才能解決。文才辦不到的事情，他萬開國就能辦到。在這個小小的太平村里，是何等的榮耀。當然，生活在另一個環(huán)境下的萬松濤可能沒有這方面的需求，但萬開國終身都生活在這個村子里，他有這個追求。這一點，構成了他積極參與大牛案的精神動力。

　　再說，孤獨的老年生活讓萬開國百無聊賴，積極參與這個案件還是排除孤獨寂寞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有些老年人喜歡“享清�！�，喜歡無所事事地曬太陽。但也有很多老年人喜歡熱鬧，喜歡以某些活動作為載體，不間斷地與人交流。萬開國就屬于后一種情況。他和老伴在城里生活的那段時間，老伴的不快常因婆媳關系而引起，萬開國不計較這些，他的不快在于無法融入那里的社區(qū)。城里也有老人，老人們也在開展一些活動，但他們都是退休的“干部”。盡管兒子也當庭長了，但法院里的一個副庭長，在城里算不了什么。他兒子是庭長，但這個事實并不能給他的城里生活增加任何榮光。城里賦閑的老人們組成了一個群體，萬開國感到自己無法得到這個群體的接納。他是這個群體的邊緣人，嚴格地說，是邊緣人都算不上的局外人。這一點構成了萬開國決定退回到鄉(xiāng)村中生活的一個最主要的動力。在太平村的人際交往中，大家對他客客氣氣，萬開國至少獲得了表面上的尊重。但他還是覺得不過癮，還有一些不滿足，他還想更多地介入一些實質(zhì)性的村莊事務。如今，村里的大富翁求上門來，給他提供了一個“發(fā)揮余熱”的絕佳機會。他知道（或者說他希望），只要他參與了這個案件，他的日子就會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他在村里也會一天比一天重要起來。還有什么事情比這個能夠更好地排解老年生活的寂寞和無聊呢？

　　文才做出的晚輩的身份，懇求的姿態(tài)，謙恭的口吻，都讓卑微了一輩子的萬開國非常受用，甚至還有一點揚眉吐氣的體驗。如果答應了文才的懇求，不僅收了他的錢，還可以隱隱約約地以文才的恩人的身份自居。而且，幫助文才把大�！熬瘸鰜怼�，既給了大牛一條出路，而且對誰都沒有損害，似乎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行了。

　　參與文才求上門來的事情，既有物質(zhì)上的高額回報，又可以提高自己在太平村及周邊地區(qū)的聲望；
既可以消除老年生活的單調(diào)，還是一件造福他人的慈善之舉。既然有這么多的好處，萬開國認為，積極辦成文才請求之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應該的。

　　五、法官為什么尊重鄉(xiāng)下父親的意見

　　美國的卡多佐大法官曾經(jīng)問自己：“當我決定一個案件時，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用了什么樣的信息資源來作為指導？我允許這些信息在多大比重上對結果起了作用？它們又應當在多大比重上發(fā)揮作用？”[4]如果要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回到這些問題，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的意見，就是一種可能是影響判決結果的信息資源。生于紐約且終身未婚的卡多佐大法官沒有這樣的經(jīng)驗，也許不能理解這樣的說法。他若地下有知，也許會提出這樣的質(zhì)疑：法官在決定一個案件時，為什么會尊重鄉(xiāng)下父親的意見？對于這個臆想中的卡多佐法官的疑問，不妨以本案中的萬松濤法官為例，作出幾點解釋。

　　萬開國的意見既簡單又難辦，就是把大牛放了。對于萬松濤來說，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一方面，刑事案件的定奪都要經(jīng)過合議庭集體討論，他一個人作不了主。另一方面，判得過輕，檢察院會提出抗訴，會引發(fā)上級法院的二審程序，弄得不好，可能追究自己的“錯案”責任。盡管有這些困難，反復權衡之后，萬松濤還是決定尊重父親的要求：以緩刑的方式把大牛放了。

　　首先，尊重父親的意見屬于人之常情。

　　在中國最高法院出版的專業(yè)報紙中，常常稱贊這樣一些法官：他們拒絕了家人、親戚、朋友的說情，堅持秉公辦案，只認法律，不顧人情，為此還得罪了自己的親朋好友，等等。請看人民法院報1994年3月10日刊登的一篇題為“獲嘉縣的‘獲嘉’法院”的報道：“院長焦文貞早在1987年上任之初就給自己約法三章：任何案子不寫條子，不打招呼，不說情更不準情。前年法院搞執(zhí)行會戰(zhàn)，焦院長姑姑欠他人債款4500元，卻不履行法院已生效的判決。他親自下令封了姑姑的財產(chǎn)。他姑姑哭著罵上門來：‘你當院長了，六親不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連這點小事都不給我作主！’他60歲的老母親責怪兒子不近人情。焦院長從小家說到國家，從人情說到法律，說服了兩位老人，他姑姑回去就還了人家的債款�！�

　　我相信確有一批這樣的法官。但是，既然這樣的法官成了褒揚的對象，它同時也間接地說明，這些法官的選擇和行為已經(jīng)超越了普通法官的標準。在數(shù)十萬沒有受到表揚的法官中，總有一定比例的法官不會貿(mào)然拒絕所有的說情。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會對各種人情關系區(qū)別對待：有的說情者可以應付一下，有的說情者就需要認真對待。如果說情者是自己的父親，如果不僅僅是“說情”，而是提出了一個強烈的“要求”，在注重倫常關系的中國社會里，法官們一般會給予起碼的尊重。

　　既然萬開國提出一個強烈的要求，萬松濤就不能不認真對待。那幾天，父親就進城住進萬松濤家里，只要他沒有明確地答應下來，父親就一直不走。其間，父親歷數(shù)了萬松濤都知道的種種客觀事實，歸納起來大致有：萬里波經(jīng)濟狀況不好，每月都要交一筆贍養(yǎng)費，確實比較困難，但自己又不能不收，甚至不得不收……；
自己年齡大了，經(jīng)�？床∈且还P不小的開銷，而且醫(yī)藥費也一年比一年看漲，你們兄弟倆給的錢越來越不夠花了……；
即使你萬松濤想多給父母一點錢，你媳婦也不高興，引起夫妻不和，何況你的收入也不高……；
憶敏（萬開國的孫女，萬松濤的女兒）下半年到市里讀高中，不是要交兩萬元的高價（萬里波告訴我，按照那所中學的說法是贊助費）嗎，文才給的五萬元，正好可以拿出兩萬給憶敏交高價……；
父母從前靠編斗笠掙點錢，把你養(yǎng)這么大，又供你讀書，你就幫父親一次吧，——這其實也是在幫你自己……；
在太平村，能出得起大價錢的也只有文才，咱們就做這一次，得個實惠……；
你可能要擔風險，但這個風險是值得的，以后咱就不做這種事了……

　　萬松濤也是快40歲的人了，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頂撞過父親。何況，父親說的那一套盡管不符合國家正式法律，但從父親這個鄉(xiāng)下人的口中說出來，既合情也合理。他決定盡力去把這件有一定風險的事情“擺平”。

　　其次，萬松濤作出這樣的選擇，不僅僅是出于對父親的意見的尊重，更重要的動機還在于“尊重”父親提供的獲利機會。正如父親所說，五萬元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如果有風險的話，擔這個風險也值得。

　　萬松濤是副庭長，但每月的正當收入還不到兩千元。這種經(jīng)濟狀況，既要供養(yǎng)沒有任何收入的年邁的父母，還要撫養(yǎng)正處于花錢高峰期的女兒。今年單位蓋集資房，又要拿出六萬元。根本就沒有任何寬裕。三年前，為了當上這個副庭長，萬松濤已經(jīng)花了數(shù)萬元，幾乎把工作十多年來的積蓄花得一干二凈（我曾問過萬里波，不花這筆錢就當不上副庭長？萬里波說，這是游戲規(guī)則，競爭這個位置的人都在送錢。你如果不送，不以送錢的方式聯(lián)絡感情，一般來說是上不去的。何況，院長們也需要你送的這些錢去跟他們的上司聯(lián)絡感情，否則，他們自己也無法升遷，甚至原來的位置都保不住）。但是，送了錢，當上副庭長，并不能一勞永逸。因為，法院黨組可以隨時把這個職務你給撤掉（萬里波還轉述了一個細節(jié)：兼任黨組書記的院長在一次法院干警大會上說：一個庭長副庭長算什么，二指寬的一個紙條就可以把你免了）。因此，要想保住這個職務，特別是還想再“進步”的話，就得把聯(lián)絡感情“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來抓”。春節(jié)、上司的生日、上司的生病日、上司子女的婚慶日等等，都是聯(lián)絡感情的機會。當然，“表達敬意”或“匯報工作”隨時都可以進行，根本不需要找出其他特別的理由。所有這些活動，都需要持續(xù)不斷地花錢。如果只靠國家發(fā)的正當收入，這筆開銷根本無法支付。如果收下文才送來的這五萬元，就算給父親留一半，自己落下的這筆錢，起碼可以對付兩三年的“活動費”花銷。萬松濤理解，“水至清則無魚”，如果不遵守官場上的潛規(guī)則，自己在法院中將永遠處于比較邊緣的地位。如果還有一線希望，誰愿意始終作一個邊緣人呢？

　　再次，雖然直接“把大牛放了”，是不可能的，但這個目標可以通過“技術處理”來實現(xiàn)。

　　從實體法上看，刑法第234條的規(guī)定是：“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贝笈Ｔ诙窔�過程中致人重傷，應當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刑。但還有一個情節(jié)是造成了受害人左手殘廢，依照這種情況，最低刑罰都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這又是一個可以斟酌的情節(jié)。因為刑法中特別規(guī)定，后面這種刑罰必須在“以特別殘忍手段”、且“造成嚴重殘疾”的情況下才能適用。為了實現(xiàn)“把大牛放出去”的目標，那就必須確認大牛在傷害對方時，手段還不是“特別殘忍”，左手殘廢也沒有達到“嚴重”的程度，這一點顯然可以做到。也就是說，對大牛適用的刑罰應當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就好辦了。萬松濤又反復研究，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可以對大牛從輕處罰的事實和理由：大牛致人重傷和殘疾確實出于故意，但傷害發(fā)生在雙方斗毆的過程中，且斗毆的直接起因是受害人引起的；
大牛是初犯，且認罪態(tài)度很好，有悔過的心態(tài)和悔改的表現(xiàn)；
大牛愿意積極地賠償受害人的經(jīng)濟損失，等等。在這些從輕情節(jié)的支持下，在確認大牛故意傷害罪的同時，可以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超過三年就不能適用緩刑了）。這樣的結果，既作了有罪判決，在法律上基本可以“過去”，又可以滿足“讓大�；氐酱謇锶ァ钡囊�求（文才的要求是，只要讓大牛回去，不送去勞改就行了，因為對于普通村民來說，緩刑也好，無罪也好，都是無關緊要的）。

　　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在策略上還可以想些辦法。比如，在刑庭里，平時都是正庭長老王在分案子。恰好，這半年老王到省法官學院學習去了，庭里的工作暫時由他負責。因此，在分案子的時候，大牛這個案子可以留在自己手上，自己來做這個案件的承辦法官。依照刑事訴訟法，他與大牛沒有任何可能影響案件公正審理的關系，因此不需要回避。除此之外，合議庭至少要由三個人組成，庭里的小杜和老陳都是比較可靠的，判決的方案在合議庭內(nèi)部通過是不成問題的。再說，這個案件沒有出人命，也沒有牽涉到縣里的重要人物，這種一般的傷害案不會引起分管院長和審判委員會過多的關注；
縣檢察院公訴科里剛提起來的江科長又是中學時代的同學，可以跟他溝通一來，就不提出抗訴了，估計問題不大。因為江科長自己的事情也離不開他萬松濤的配合，等等。憑著十幾年的辦案生涯和關系網(wǎng)絡，萬松濤覺得，可以滿足文才的要求，這筆交易可以做。

　　最后，還有一個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不跟文才見面，一切由父親萬開國來牽線。

　　所謂牽線，其實就是代表他們父子倆，把五萬塊錢收下，這就把風險降到了最低限度了。因為在任何情況下，父親都不會出賣自己。萬松濤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除了父親母親，恐怕就沒有更可靠的人了。妻子可能有外遇，但父親永遠是自己的父親。因此，即使萬一露出了破綻，父親可以一口咬定，錢是他收的，收錢與兒子無關；
兒子聽了父親的“說情”，這確實不對，有徇情枉法的嫌疑，但不存在受賄的問題。更何況，給大牛弄個緩刑，在定罪方面并沒有問題，頂多也只是在量刑上、刑罰的執(zhí)行方面偏輕而已。

　　以上諸因素，構成了萬松濤尊重鄉(xiāng)下父親意見的理由。

　　六、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參與司法過程的若干特點

　　在大牛故意傷害案中，文才的目標是把大牛“弄出來”。他作過多種嘗試之后，把實現(xiàn)這個目標的希望寄托在萬開國身上，他知道萬開國擁有的特殊的資源，可以幫助他實現(xiàn)這個目標。為此，文才愿意支付五萬元的價碼。萬開國為了滿足自己的一系列愿望，產(chǎn)生了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辦成的強烈動機。在他的要求下，萬松濤從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出發(fā)，順從了父親提出的要求。在一審判決中，大牛獲得了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的結果。萬松濤已經(jīng)做好了檢察院的工作，對方已經(jīng)私下同意不將這個案子提請抗訴。再過幾天，過了抗訴與上訴期限，一審判決生效，大牛就可以“出來”了。

　　在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萬開國沒有在法律規(guī)定的任何訴訟環(huán)節(jié)中公開露面。他不是律師，不是被告人的近親屬，也不是被告人所在單位委托的辯護人。他不是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任何訴訟參與人，但是這個案件的判決結果又與他的活動密不可分。至少，如果沒有他的積極參與，案件的判決不會是現(xiàn)在看到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他又是這個案件的一個重要的參與人。但他的參與是在司法過程的幕后，就這個特定的案件來說，我們可以稱他為司法過程中的特殊的幕后參與人。作為一種身份特殊的參與者，其特殊性表現(xiàn)在：

　　首先，他不是被告人的辯護人，也沒有站在辯護人的立場上開展活動。

　　在他的所有活動中，萬開國從來沒有為大牛無罪、罪輕或應當減輕處罰說過一句話。他也沒有維護大牛的合法權利的動機，更不是為了實現(xiàn)法律的公平和正義，或者刑法所特有的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雙重價值。他不懂法律的過程和環(huán)節(jié)，他也不關心這樣的技術性問題。他對萬松濤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滿足文才提出的條件，咱父子倆把他那五萬元收下來。當然，對萬開國來說，文才送來的這筆錢是相當重要的，但“發(fā)筆橫財”還不是唯一的目標，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鄉(xiāng)村社區(qū)中的聲望和影響力、排解老年生活的寂寞等等，也是他積極參與此案的目標所在，這些構成了他積極參與本案的一個副產(chǎn)品。這樣的立場與身分，足以使他與普通的辯護人區(qū)別開來。

　　其次，他也不是一個職業(yè)化的中間人（或中介人）。

　　他是一個生活在鄉(xiāng)村的村民，他沒有專門去“包攬詞訟”，更沒有主動去尋找像文才這樣的客戶。是文才找上門來，請他幫忙，他才答應以幫忙者的身份去給他“找找人”。他收了文才五萬元，但在名義上，這筆錢不歸萬開國所有，因為，萬開國自己并沒有“把人弄出來”的權力。在名義上，萬開國收的這筆錢是要送出去的，送給其他法官，送給法院的領導，要請他們吃飯，等等。文才作為一個做生意的人，他不在意這筆錢到底進了誰的腰包，他只想把錢交給萬開國，由萬開國承擔“把人弄出來”的一切責任，這實際上是把這個“工程”承包給萬開國了。

　　再次，依照法律，他是司法過程中的一個不合法的幕后參與者。

　　從司法過程來看，各種合法的常規(guī)性的幕后參與者是比較多的。在法院內(nèi)部，在前臺主持庭審的是合議庭上的幾個法官（或陪審員），其間，各種當事人、各種法定的訴訟參與人輪番登場，最后出面宣判的也是合議庭。然而，審判委員會卻是這個過程的合法的幕后參與者，這個機構的意見對法官的最終判決可能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政法委員會可能在幕后參與協(xié)調(diào)案件；
司法過程中的法官時不時要征詢法律專家，希望得來一紙“法律專家意見書”，這個時候的法律專家也可以視為司法過程的一種幕后參與者。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被告人的親屬、朋友等，也在以出謀劃策的幕后方式參與司法過程。這些幕后參與者要么屬于體制內(nèi)的，要么是當事人一方的，總之都是合法的，或法律許可的參與。但是，萬開國對司法過程的參與卻不具有法律上、體制上的正當依據(jù)，他對法官提出的要求是：把人放了，不管你以哪種方式。這種對司法過程的參與，完全是在法律之外提出來的，是無視或輕視法律的參與活動，無論從法律、法院還是法治的角度來說，都不具有合法性，應當受到國家法律的否定評價。

　　最后，他是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這一身份使他在司法過程中，承擔了與法官的“城里父親”不同的功能。

　　在本案中，假如萬開國一直都生活在城里，無論他是一名普通的職員還是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其他人士，文才都少有機會找上門去。推而廣之，一般說來，鄉(xiāng)村社區(qū)中的訴訟當事人，沒有多少機會與一個城里的老人建立起這種相互利用的交易關系。而且，城里的老人一般也少有萬開國這種鄉(xiāng)村老人所特有的一些愿望（比如，在鄉(xiāng)村社區(qū)中尋求聲望）。再說，城里的當事人如果要聯(lián)絡法官，一般也用不著拐彎抹角地求助于法官的父親。正是因為萬開國生活在鄉(xiāng)村，具有“鄉(xiāng)下父親”的身份，他才有機會成為文才與萬松濤之間的紐帶，并在這個案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幕后參與者的角色。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萬開國的身份確實比較特殊：他參與了司法過程，而且對判決結果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具有幕后參與者的角色，但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幕后參與者，更不是一個合法的幕后參與者。在沒有更恰當?shù)拿�稱之前，本文姑且把司法過程中的這種幕后參與者稱為“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七、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在司法過程中的功能

　　英國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他的《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一書中考證，第一次系統(tǒng)地建構功能概念的學者是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迪爾凱姆認為，一個社會制度的“功能”就是這個制度與社會機體的要求相合拍。對于這種界定，布朗進行了修正，他將功能、結構與過程三個要素聯(lián)系起來，提出了一個更確切的定義：“功能是指局部活動對整體活動所作的貢獻。這種局部活動是整體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盵5]

　　在大牛故意傷害案中，如果把文才與萬松濤之間的錢權交易活動視為一個整體活動，那么，萬開國的參與活動就是一個局部活動。套用布朗的上述定義，我們可以把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承擔的功能理解為：他的活動對于作為整體的錢權交易活動所作的貢獻。當然，這種“貢獻”只能嚴格限制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即萬開國的參與活動對于錢權交易能夠順利進行、司法過程得以如此推進，所起到的作用；
或者說，他的活動在哪些方面促進了這個過程。[6]以大牛故意傷害案為例，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在這個案件的推進過程中承擔的功能可以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通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的幕后參與，降低了司法過程中的錢權交易的成本。

　　在城鄉(xiāng)二元分治的體制下，鄉(xiāng)村村民與法官（包括檢察官、警官）群體之間，有接觸，也有交往，但不容易形成一種密切合作的利益交易關系。在大牛傷害案的偵查、起訟階段，文才試圖影響公安人員、檢察人員，均未能成功，換句話說，是交易沒有成功。在檢察院有關人員的指引下，文才也曾打算求助于律師，但終因不放心而放棄了。這些交易之所以失敗，從一個側面來看，說明公安人員、檢察人員是清廉的；
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則是由于文才與公安、檢察、律師之間的信任關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在文才與公安、檢察人員之間，是后者無法信任前者；
在文才與律師之間，是前者不能信任后者。進一步追問，為什么雙方不能相互信任并最終達成交易？回答是：信任關系的建立不可能在一天之內(nèi)實現(xiàn)，而是需要花費較大的成本：交往時間、交往費用等等。如果缺少這種信任關系，交易雙方都將承擔較大的風險。[7]

　　正是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中，萬開國承擔了一個重要的功能：他的參與活動節(jié)省了建立信任關系的成本。一方面，萬開國與法官群體中的核心人物（萬松濤）是父子關系，二者之間的信任關系如果要用分值來測度的話，幾乎可以打100分。中國古代有“玄武門之變”那樣的自相殘殺，但也僅僅發(fā)生在兄弟之間，父子之間相互打架的事例也有，則極為稀罕。因此，萬開國與萬松濤之間的信任關系是毋庸質(zhì)疑的。另一方面，萬開國與文才之間，共同生活在一個鄉(xiāng)村社區(qū)已有數(shù)十年，相互了解，知根知底，屬于典型的“鄉(xiāng)親”關系。在這樣的關系中，以陌生人作為適用對象的現(xiàn)代法律鮮有用武之地：借錢不需要寫借條，“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何必見外呢�！奔词褂辛思m紛，也主要通過調(diào)解的方式解決。因此，他們相互信任，雖然沒有達到父子關系的程度，但彼此之間的交往成本也是相對較低的。正是因為這一點，讓文才本能地感到，把五萬元交給律師，即使律師愿意寫張收條，也不如交給萬開國令人放心——即使不要后者的收條�？梢�，萬開國既是法官萬松濤可以信任的對象，也是文才愿意信任的對象，在這兩重關系中，萬開國實際上承擔了一個紐帶和橋梁的功能。通過他的參與活動，文才與萬松濤間接地在目標上達成了共識，成功地實現(xiàn)了金錢與司法權力之間的交易。站在文才的角度，可以說他以萬開國為中介，放心地實現(xiàn)了對司法權力的收買，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站在萬松濤的角色，可以說他同樣以萬開國為中介，成功地實現(xiàn)了聚斂財富的目標。在文才面前，萬開國是司法權力掌握者的代言人；
在萬松濤面前，萬開國又是金錢掌握者文才的代言人。由于萬開國以特殊的幕后身份對司法過程的參與，降低了交易成本，加劇了金錢和權力之間的融合過程。其中，權力成為更容易被購買的權力，金錢對權力的購買也變得更加方便、可靠。

　　其次，通過鄉(xiāng)下父親這個屏障，城里的法官可以把受賄的風險有效地降到最低點，把收益升到最高值。

　　一方面，鄉(xiāng)下父親對于城里法官來說，實際上承擔了一種類似于“風險消解器”的功能。當前，法官受賄或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盡管并不鮮見，仍然需要承擔較大的風險。二十年來，最高法院每年例行的工作報告中，基本上都有法官違紀、違法或犯罪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即為明證。[9]但是，有風險之事并非不能做之事。比如，股票市場上有風險，但人們依然趨之若鶩；
彩票、賭博的風險更大，但這些地方往往人氣極旺。法官受賄的風險也可以這樣來解釋：人們?yōu)榱素敻�，愿意承擔一定的風險。一般說來，法官受賄的風險主要有：判決（或執(zhí)行）結果沒有達到行賄者的愿望，行賄者主動告發(fā)；
受賄者或行賄者因為其他原因東窗事發(fā)，“扯出蘿卜帶出泥”；
在受賄過程中留下了“線索”，被人舉報；
分贓不均，相互內(nèi)訌，等等。但是，如果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參與其中，這些風險將大大降低。因為，法官通過自己的鄉(xiāng)下父親，不但同樣可以達到斂財?shù)哪康�，而且還有效地在行賄者與法官本人之間進行了物理意義上的隔離。退一步說，即使以后有什么麻煩，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凈：“不要說收他的錢，連面都沒有見過；
至于糊里糊涂的鄉(xiāng)下父親與你們所謂的行賄者之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自己無從知曉�！币簿褪钦f，通過鄉(xiāng)下父親這個“風險消解器”，可以有效地降低法官受賄的風險，受賄（別說那么難聽，其實就是交易）就成了一件低風險甚至無風險的交易了。也就是說，萬開國以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的身份參與司法過程，給法官受賄提供了更安全的環(huán)境。

　　另一方面，通過鄉(xiāng)下父親這個幕后的參與者，法官的收益可以升到拋物線的最高點。以大牛故意傷害案為例。作為出價方的文才，為了把忠心耿耿但卻惹了事的大牛“弄出來”，愿意出的總價碼是五萬元。這五萬元如果全部交給律師去活動，就意味著要由律師和法官共同來分享這筆錢。而且，就是這筆錢的分享過程都會產(chǎn)生大量的成本，比如在餐桌上、酒吧里產(chǎn)生的費用，等等。這些費用都源于文才給的五萬元。這就間接地減少了可供分配的財富。有一些律師拿準了委托人（比如文才這樣的鄉(xiāng)下人）不熟悉行情，甚至可能全部裝進自己的口袋，同時又對委托人謊稱，這些錢都用于打點法官了（這正是文才所擔心的）。退一步說，即使律師恪守對委托人的承諾，“誠實守信”地拿出一部分錢來分給法官。法官收了律師的錢，一般情況下也會照顧律師的意見，作出律師所希望的判決結果。但在這樣的過程中，雖然文才同樣支付了五萬元，但就法官一方來說，收益（或所得的份額）卻并不高，只能是五萬元的一部分。如果通過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文才支付的五萬元全部都落入了萬家父子的手中了。法官的收益因此而實現(xiàn)了最大化。

　　而且，對于法官來說，律師畢竟不如自己的父親更值得信任。通過律師或其他人進行的交易，風險高而收益低，為了收獲同樣的物質(zhì)財富（比如五萬元），法官也許需要3—4次交易。而交易的次數(shù)越多，風險就越大。反之，通過自己的父親而與委托人進行的交易，風險低而收益高，可以更加安全、高效地獲得財富。

　　最后，通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對司法過程的參與，暫時扭轉了“強國家—弱社會”的固有模式。

　　從表面上看，萬開國這個角色及其對司法過程的參與，為鄉(xiāng)村社區(qū)中的當事人影響甚至支配城市社區(qū)中的法官提供了一條便捷的通道。但如果放開考察的視角，我們還可以窺探到政治國家與鄉(xiāng)村社會之間的固有關系的另一面。

　　一般來說，設在城里的法院是國家機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織部分，按照經(jīng)典作家的解釋，它與軍隊、警察、監(jiān)獄一樣，都是國家暴力的體現(xiàn)。因而，法院及其代表的政治國家應當是強而有力的。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鄉(xiāng)村社會則是被治理的對象，是弱者或相對處于弱勢的一方。這就是“強國家—弱社會”的關系模式。然而，通過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在司法過程中的幕后參與活動，代表鄉(xiāng)村社會的文才花費五萬元的價格，有效地實現(xiàn)了對政治國家內(nèi)部的審判權力的支配和收購。至少在這個特定的案件中，司法權力不再聽命于政治國家的意志，而是暫時服從于鄉(xiāng)村社會財富所有者的要求。由此，鄉(xiāng)村社會成功地實現(xiàn)了對政治國家的暫時性的征服。起碼在這個特定的語境中，鄉(xiāng)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和強弱邏輯得到了扭轉。當代，鄉(xiāng)村社會為此也付出了代價，那就是五萬元的鄉(xiāng)村社會中的財富，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萬開國之手，至少有一部分流出了鄉(xiāng)村社會，進入了政治國家這架龐大機器的某一個縫隙中。司法過程中的其他幕后參與者也許承擔了其他的功能，但這樣的功能也許是萬開國這樣的角色所獨具的。

　　八、從城里法官的鄉(xiāng)下父親的角度看中國司法狀況

　　透過萬開國對大牛故意傷害案的參與過程，我們還可以對當代中國的司法狀況獲得一些社會學意義上的解讀。

　　首先是普通法官的生存狀況與生存環(huán)境。

　　在西方國家，當上法官穿上法袍也許就是法律職業(yè)生涯中的成功標志。但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基層法院，一個普通法官的理想絕非僅僅是作一個純粹的法律專家，而是沿著“普通法官——庭長——院長”的路線不斷上升。因為，在法院這個特定的單位內(nèi)部，一個普通的法官只是這個“單位”的職員甚至“打工者”。筆者曾經(jīng)在一家檢察機關工作過四年。在同一幢辦公樓里還有一家法院。在同事和朋友們的口中，法院院長、檢察長都被稱為“老板”，言下之意，大家都只是這個單位的雇員。記得有一天晚上出差公干，由一位副檢察長領隊，在一輛警用中巴車上，我們也稱他為“老板”，至少是“分管老板”。誰知這位副檢察長趕緊聲明：“我不是老板，我跟你們一樣，都是給´老板打工的�！�

　　法官、檢察官們對院長、檢察長的這種稱呼是耐人尋味的，它實際上可以映照出普通法官們普遍缺乏一種職業(yè)上的自尊心。日本法社會學家棚賴孝雄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對司法施加影響的三個渠道之一就是行賄，即以經(jīng)濟利益為誘餌促使法官作出對行賄一方有利的判決，但是，受賄行為會遇到兩個方面的阻力，即外部嚴厲制裁的可能和內(nèi)在職業(yè)道德的約束。[10]外部制裁暫且不論，單就后者而言，“只要我們的法官覺得自己只是社會中卑微的一群，他們中的許多人又不具備知識上的優(yōu)勢，那么司法權力的行使便很可能變成非正當交易。不僅如此，在一個品類不一而又管束不嚴的群體中，良莠雜處的結果，良者將越來越少，而惡草卻將愈發(fā)繁茂；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客觀效果上仿佛經(jīng)濟學上的‘格雷欣定律’，良幣為劣幣所驅(qū)逐。品行端正的法官反而無從發(fā)揮作用，被視為無能之輩。他們或者隨波逐流，加入非正當交易者的行列，或者被迫離開這個群體�！盵11]

　　既不愿離開這個群體，又想改變這種卑微的處境，普通法官的唯一道路就是尋求職務上的升遷。在普通法官之上是副庭長、庭長，庭長之上是副院長和院長。中國有一句俗語叫做“官大一級壓死人”，用在法院內(nèi)部也是非常貼切的。普通法官的身份在原告和被告面前尚可底氣充足，叫“法官”。但在“單位”內(nèi)部，在這樣一個他長年累月地置身于其中的人群中，卻屬于相對邊緣的群體（更邊緣的群體還有書記員、打字員，等等），只能算作“兵”，真正的“官”是院長、副院長們。“官”與“兵”之間的關系，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命令與服從關系。此外，除了個別資深者，普通法官不可能進入審判委員會，對于一些重要的審判業(yè)務問題沒有發(fā)言的機會；
工資福利、住房面積都要排在后面，等等，都是“官”“兵”差距的體現(xiàn)。因此，首先成為庭長，然后成為院長，可以說是普通法官們首要的目標。而在業(yè)務能力大致相當?shù)那闆r下，誰能脫穎而出，關鍵取決于院長對你的了解程度、認可程度、接受程度。要獲得院長的接受和認可，就需要采取各種方式“聯(lián)絡感情”。這種感情上的投資，對于那些還有“進取心”的普通法官來說，是一個不得不認真對待的問題。[12]為什么法官們會受賄，為個人斂財或滿足個人貪欲并非唯一的原因。法官們受賄獲得的部分財富，實際上是轉交給了那些能夠控制他們的命運的人。萬松濤為什么會按照父親的要求來處理案件，主要是因為父親給他提供了一個安全獲取財富的機會。有這些財富作為支撐，有助于維持并進一步改善萬松濤在法院內(nèi)部的生活狀況。

　　其次是法院內(nèi)部法官之間的競爭機制。

　　法律專業(yè)知識很重要，推行專業(yè)化甚至專家型的法官也是發(fā)展的方向。然而，在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的審判業(yè)務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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