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政府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一個標志。從現(xiàn)在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無論是從凱恩斯主義還是福利經濟學的視角，經濟學家都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政府在當代經濟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一個手托公平與效率天平的復雜的經濟世界里，政府卻經常處于一種力不從心的境地。本文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政府處于這種困境的原因給出一些簡單的分析。

　　關鍵詞：
政府 市場 看不見的手 干預

　　一、政府干預市場的必要性

　　古典經濟學派領軍人物，現(xiàn)代經濟學的開山筆祖，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該理論認為每個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的經濟個體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jié)下，經濟最終可以實現(xiàn)從微觀的混亂到宏觀上的和諧。然而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的經濟大危機打破了市場自我調節(jié)的神話，市場自發(fā)的一般均衡不赴存在。從凱恩斯在《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提出的政府干預主張，到美國羅斯�！靶抡崩谜仓С觥€y行管制直接干預經濟開始，西方各個國家都逐漸意識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從而相繼接受了政府在經濟領域確實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的現(xiàn)實。

　　福利經濟學從私人決策的社會成本收益分析出發(fā)引出市場失靈，在福利經濟學第一定律基礎上提出福利經濟學第二定律，使得政府干預市場在理論上得到有力的支持。在福利經濟學家的眼里，市場萬能的神話已經是不再正確的教條，他們認為：單靠市場調節(jié)，并不能最有效地實現(xiàn)社會利益，古典經濟學的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假設社會成員在獨立的進行經濟行為的決策時彼此互不影響，即參與人的市場行為沒有經濟的外在性。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由于經濟人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使得人們在進行私人決策時，其行為的私人成本附加了不會由他本人承擔的社會成本轉嫁給了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私人經濟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不對等，資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配置。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收入不均，壟斷行為以及公共品需求等一系列市場機制自行無法解決的問題逐步呈現(xiàn)。這些涉及社會利益的目標都呼喚國家的干預來實現(xiàn)。政府的“有形的手”也就應運進入那些市場失靈的領域。主要表現(xiàn)在：為體現(xiàn)公平原則而調節(jié)收入分配，解決市場造成的收入懸殊問題；
在成本不斷下降的行業(yè)和因壟斷或其他非競爭性導致的規(guī)模收益不斷上升的行業(yè)實施干預，限制壟斷，進行強制拆分，促進充分競爭；
提供由單個經濟人無法提供的私人成本收益為負的公共產品，解決有關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促進社會公平和經濟穩(wěn)定增長以增進社會總的福利水平的問題；
等等。

　　二、政府在發(fā)揮作用時的力不從心及其原因

　　我們會發(fā)現(xiàn)，由于市場一些不可克服的固有的缺陷，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巨大經濟作用無論是在哪種形態(tài)的國度里都得到了認可。布坎南所說：“……，不論是市場還是政治體制，都比不上它們在觀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這是一個簡單的真理。但它是一個經常為社會科學家與哲學家所忽視的真理�！被蛟S正是這樣的原因，當政府總是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言人的形象存在時，它的每一點成功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任何一點失誤都會遭到很多的否定性評議。這也是在當今世界里很難有幾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讓它的國民感到滿意的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一個政府表現(xiàn)得更加出色呢？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即不愿真正代表大多數(shù)民眾的利益或者不能夠真正代表大多數(shù)民眾的利益。

　　首先，精英集團在現(xiàn)實中往往首先考慮自身集團的利益。

　　我們都知道，當今世界的政府大體上可以分為民主政府和專制政府。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作為一個執(zhí)政的政府，它有它獨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政府的行為同樣適用經濟人假設，而且這種自身集團利益的追求在它執(zhí)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與大多數(shù)民眾的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發(fā)生沖突。這種沖突在由部落首領獨裁的國家里是尤為突出的。只不過在一些一黨或多黨執(zhí)政的代議制國家里，由這些政黨所代表的集團或階級的利益，會使這種沖突以稍微隱蔽體現(xiàn)出來。為了維護執(zhí)政的地位，他們不會冒險去破壞自己的基礎而去爭取與自身利益并無直接相關的大多數(shù)的利益。雖然這一因素是普遍存在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里，但它在現(xiàn)實和可改進的范圍中不是主要的。

　　第二，政府由于制度和技術的制約，往往不能夠真正代表大多數(shù)民眾的利益。

　　1、體制的轉軌，使得由少數(shù)人組成的強勢群體壟斷了社會上的各種資源

　　在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在客觀上造就了這樣一個由少數(shù)人組成的強勢群體，他們不僅擁有政治上的權力，還因為市場取向改革的不徹底而擁有相當大的經濟權力，更突出的是，這一集團擁有在各利益集團之間分配政治與經濟資源的權力。這些由權力集團、資本集團與知識集團組成的強勢群體在中國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fā)展的同時，由企業(yè)職工與農民構成的勞動力集團的利益卻在改革過程中相對地受損，加上工會不能有效地發(fā)揮保護職工利益的作用，而農民則根本無法組織維護自己權力的組織，所以勞動力集團地位的下降使得這個集團已經淪為社會的弱勢集團，在社會轉型時期承擔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并且無法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因此，同樣是處在一個改革的環(huán)境中，諸如誰享受改革成果誰付出改革代價這樣的問題的提出和它們的現(xiàn)實答案就會分外的引人注目和令人不安。而我們的黨和政府在社會不公方面盡管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其成效仍然顯得蒼白。于2000年提出的“三個代表的理論”，在2001年發(fā)表的“讓私營企業(yè)主入黨”的“七一講話”，都能讓人隱約地感覺到是誰在推動一個執(zhí)政黨引導著社會的方向。與之對立的是憲法規(guī)定的“領導階級”──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成為社會中的被同情被憐憫者。

　　2、只有“窮人才知道窮人真正需要什么”

　　政府是由人來推動運作的，它并不是客觀真理的決定者。在政策的選擇上，無論是在政府中起關鍵性作用的個人還是政府作為一個整體，往往自身都會陷入迷茫。

　　林德布洛姆在他的《政治與市場》一書中記有這樣的文字：“毛澤東以一種令人驚奇的語氣，承認在計算煤和鐵的生產所需運輸能力上的一個失敗：‘煤和鐵不會自己走路……。我沒有預料到這一點�！诹硪粓龊�，周恩來寫道：‘我們未能在基本建設和物資供應能力之間實現(xiàn)一個適當?shù)钠胶狻Ｆ浣Y果之一是……建筑材料上出現(xiàn)了嚴重短缺，例如鋼材、水泥、木料。’”

　　在醫(yī)藥行業(yè)，怎樣的有效率的審批工作既能確保藥品的質量，又能盡快用來去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在專利的管理上，怎樣保護創(chuàng)造發(fā)明者的積極性，又讓這些創(chuàng)造發(fā)明極大地推廣普及，造福社會？在環(huán)境保護上，怎樣去做好個別利益與社會整體福利的分割，從而不至于過多地損害經濟效益？在公用品的提供上，政府又怎樣確切知道究竟能為社會大眾創(chuàng)造多少福利，從而在成本與收益間正確權衡后做出風險最小的決策？社會救濟，社會保障，貧困和失業(yè)的補助就真的促進了公平么？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政府都不能給出讓人信服的解釋，甚至他們自己也不確定應該怎樣回答，然而這樣的問題又是如此廣泛的存在。

　　三、政府的經濟政策與經濟學家的責任

　　在探索提升政府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時，有一個群體的責任似乎就此凸現(xiàn)出來，他們就是經濟學研究者們。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作為在這一領域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經濟學家，除了在成本收益上做出多方面的計算和對比，還不免要受到價值判斷的影響。弗里德曼曾說，其實在經濟學原理本身上經濟學家分歧并不多，分歧主要在政策層面，而其原因就在當事人的利益。可見，經濟學家本身的利益會影響到其價值判斷，影響其政策主張，進而對社會產生或好或壞、或大或小的影響。經濟學家本身這一社會角色通過其社會影響而體現(xiàn)出來的價值也就因此決定了。

　　這樣，經濟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也就很重要了。作為獨立的思想的群體，本著尊重學術，尊重社會現(xiàn)實，同情社會弱勢群體的職責研究問題，是發(fā)出呼聲，還是作為特定利益集團或強勢群體的代言人，作所謂的“御用”學者，不顧一切地為其各種要求及其在政府政策中的實現(xiàn)提供合理性的辯護，這不僅關系到政策實施的真實的最終效果和整個社會的福利，也會影響到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的學術價值和科學價值。

　　2004年的“郎咸平”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但它留給我們的思索卻是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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