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顯，黑龍江省綏賓縣人，一九六五年被捕，一九七二年被槍斃 。

　　關(guān)于陳顯，一九八七年我曾專門寫過一篇記實，題目叫“這不是故事”，寄給了河南省辦的一個刊物“法制文學”并附給編輯部一封信。信中聲明，我寫的全是真人真事，文中所用的人名全是真實姓名，如果我寫的有任何不實之處，愿負法律責任；
貴刊如不能登，請將原稿退回，我并附了郵票。結(jié)果稿子被退了回來，沒有說明原因。但我知道，我揭露的是中國勞改隊里黑暗的一角，就是這一角，在當時也是沒有哪家報刊雜志敢于發(fā)表的。

　　一九九四年林希翎從法國回來，我給她看了，她的看法是陳顯的遭遇雖然值得同情，也能說明中國勞改系統(tǒng)的殘暴，但陳顯畢竟是一個普通的刑事犯，寫他意義不大，不如寫寫你（指我）自己的遭遇更有意義。但我并不這樣認為，我覺得陳顯雖然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刑事犯，但卻非常典型，而且我與他有一段特殊的“緣分”，從他被加刑、與他一起關(guān)小號、到他被綁赴刑場槍斃，我都親眼目睹。這次我寫的不僅僅是個人的遭遇，而且也是我二十二年目睹的一些人和事，因此我決定還是把他寫進去。

　　八七年我寫陳顯的目的是想試探一下中國的政治氣候，如果陳顯的遭遇問題能發(fā)表，我便開始寫關(guān)于我個人的遭遇，如果陳顯的遭遇問題不能發(fā)表，關(guān)于我個人的遭遇問題寫出來后恐怕就更無處發(fā)表了。因此自從“法制文學”將我寫的關(guān)于陳顯的稿子退回以后，關(guān)于我個人的遭遇問題就一直沒有動筆�，F(xiàn)在既然我已開始寫自己的經(jīng)歷，我覺得還是應該把陳顯的問題寫出來好，以了我的一個心愿。

　　陳顯，黑龍江省綏賓縣人，早年喪母，父親在一家中藥店拉藥匣子（即給來買藥的人抓藥）。他父親又娶了一個老婆，陳顯的這位后母是一個標準的河東吼。她帶來自己的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因此總是處處向著自己的孩子，視陳顯為眼中釘。而陳顯的父親又是一個標準的“懼內(nèi)”的典型，當后母虐待自己的兒子時，他不但不敢制止，反而幫著后老婆對陳顯進行打罵，經(jīng)常不給飯吃。陳顯這孩子脾氣非常倔犟，也經(jīng)常和他后母對打、對罵，當他父親打他時，他就跑到自己生母的墳上去哭，有幾次他就趴在母親墳上整夜不回家。漸漸的他就跟社會上一幫小偷混在了一起，但他又不會偷，只不過象阿Q那樣幫別人干點“了哨”、“上拖”之類的二流活。

　　有一天這個小偷團伙被抓起來了，同伙們并沒有咬他，可他后母為了除掉這個眼中釘，到派出所檢舉了他，并說他企圖強奸自己的女兒，在屯子里見人就說陳顯的壞話。派出所審他時，他說這是他后母陷害他，并揚言非把他后母和她帶來的孩子殺了不可。就這樣稀里糊涂被判了六年刑，罪名是流氓盜竊，那時他才十六歲。

　　他不認罪，在勞改隊里折騰。一九六七年我調(diào)到長水河農(nóng)場六分場時，他在一中隊（原長水河農(nóng)場的一個勞改中隊），我在由興凱湖農(nóng)場碼頭監(jiān)獄調(diào)去的嚴管隊。兩個隊干活離的很近，都是開山修戰(zhàn)備公路。有一天他在工地拿著一根撬石頭用的鋼釬站在一塊大石頭上對一中隊的犯人喊：“你們大家都把手里的工具放下！我們憑什么整天象奴隸一樣干活？誰再干我就打死誰！”這還了得！這不是號召犯人暴動嗎？帶工的鄭指導員一方面叫他放下鋼扦，一方面使眼色叫兩個身強力壯的犯人悄悄的繞到他背后，猛撲上去將他抱住，鄭指導員立刻下令把他綁起來，押回去關(guān)進了小號。過了不久就被加刑八年，變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說實在話，因為陳顯那時還不到十八歲，是個沒有頭腦的家伙，只不過是不認罪罷了，所以處理的比較輕，要是換成原本就是反革命的犯人再來這么一下子，那他有兩個腦袋也保不住。

　　加刑后他反而很高興，他認為自己已經(jīng)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了。他算什么“政治犯”呢！

　　他被調(diào)到我所在的嚴管隊，而且在上鋪挨著我睡覺。他把從小受后母虐待、陷害的經(jīng)歷都對我講了，并且叫我替他寫申訴。他說：“給我加刑八年，我成了政治犯，這一點我不申訴，我申訴的是給我原判的六年徒刑。說我是流氓盜竊，這完全是我后母陷害我�！蔽衣犃撕笥X得他又可憐、又可笑，他根本不懂得所謂“政治犯”的含義是什么，他也不清楚，在管教干部的眼里，“政治犯”比一般刑事犯要嚴重的多。

　　我沒有給他寫申訴，并且勸他打消這種念頭。因為在“文革”那種混亂局面下，寫申訴除了自找倒霉外，不會有任何好結(jié)果。他可不懂，并且罵我：“你是個孬種！膽小鬼！我把你當大哥看待，你連這個忙也不肯幫我，你算什么政治犯！”

　　他可能是過去看電影看的，他認為“政治犯”個個都是英雄，不怕死，總是見義勇為，互相幫助�？伤�根本不明白當前的情況跟他在電影里看的情況完全是兩碼事。我在六二至六五年期間，在興凱湖勞改農(nóng)場，的確給不少犯人寫過申訴，為此吃過不少苦頭，申訴人減了刑，我卻被關(guān)了小號，而且管教干部還送了我一個外號，叫作“犯人的黑律師”。現(xiàn)在我不能替他寫，因為在六七年那種混亂局面下，那位兇神惡煞黃管教整天盯著我，恨不能抓住我的一點把柄，將我置于死地。我如果給陳顯寫申訴，自然就會被認定是“教唆犯”、“黑后臺”，申訴不僅對陳顯毫無用處，而我非倒大霉不可。在那個年代，什么事都講究找“黑后臺”。但這一點我又不能跟他講明，這孩子脾氣太犟，不但不理解，而且根本聽不進去。如果我說多了，我還怕他反過來咬我一口，因此不管他怎么說我、罵我，我就是不給他寫。當然，他罵我，我也不往心里去，因為他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六七年底犯人實行分類關(guān)押，我被調(diào)到長水河農(nóng)場三分場的“現(xiàn)反隊”，而陳顯卻作為刑事犯調(diào)到了四分場。在四分場他繼續(xù)胡鬧、折騰，不是被吊起來，就是被戴上刑具關(guān)小號。六八年夏天割小麥時，他戴著腳鐐逃跑，想想看，戴著腳鐐怎么能跑呢？這純粹是胡鬧！跑了沒有多遠，被看押的解放軍追上，二話沒說，照他的兩腿就是一梭子子彈，結(jié)果右腿中了九槍，左腿中了三槍。右腿的骨頭全打碎了，一條右腿從大腿根截了肢，一條左腿勉強保住了。本來他戴著腳鐐子又跑不了，解放軍追上他以后把他抓回來就算了，可是卻給了他一梭子子彈，這還真不如一槍把他打死算了。后來他對別人講（七二年在烏蘭農(nóng)場白土崗大隊也跟我講過），那位開槍打他的解放軍跟他后母是一個屯子的，因為聽了他后母說他的壞話，對他特別恨。

　　殘廢后他徹底絕望了，慢慢的開始精神失常，經(jīng)北安縣精神病醫(yī)院檢查，他已經(jīng)得了精神病。六九年為了貫徹林彪一號令的精神，勞改隊也開始遣散部分犯人，對那些刑期不長的犯人，遣送回原地交群眾專政，實行監(jiān)督改造。陳顯已經(jīng)殘廢，不能勞動了，勞改隊恨不能甩掉這個包袱，可是他的后母說什么也不答應叫他回去。你想，當他還是一個不少胳膊不少腿的好人時，她還想除掉這個眼中釘，現(xiàn)在陳顯已經(jīng)殘廢了。她還能讓他再回來白吃飯嗎？沒有辦法，這個包袱勞改隊只好背著。

　　一九七零年長水河勞改農(nóng)場解散，陳顯又跟我一起調(diào)到了內(nèi)蒙扎賚特旗烏蘭農(nóng)場白土崗大隊，他長期被關(guān)在小號里。

　　一九七二年一月，也就是我離刑滿釋放不到九個月的時間，因脫谷機爆炸案，我又被關(guān)進了小號，再次跟陳顯關(guān)在一起。馬福林上吊自殺的當天夜里，就把我關(guān)進了小號，與馬福林的尸體和陳顯一塊睡在大約兩米寬的一盤土炕上。天亮后把馬福林的尸體拖出去埋了，從馬福林腳上摘下腳鐐又給我砸上，從此我便一直跟陳顯關(guān)在一起，直到六月底我從小號里出來，這段時間我看到陳顯已經(jīng)完全瘋了。你想，一個好好的孩子，由于受到后母的虐待和陷害進了勞改隊，又因為在勞改期間不認罪（他能認罪嗎？）、胡鬧，被打斷了腿，成了一條腿的殘廢。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他能不瘋嗎？說他全瘋好象也不是，他也有清醒的時候，當他清醒的時候便對我哭：“老陳大哥，我不想活了！我現(xiàn)在只剩下一條腿，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想殺我后母報仇也不可能了，現(xiàn)在我只想讓他們早點給我一顆子彈吃，死了算了！”看到他這個樣子，我心理非常難過，因為我自己因為脫谷機爆炸一案，究竟是死是活還說不定，我沒有半點能力來幫助他，也想不出用什么適當?shù)脑拋戆参克�。我心里感到十分壓抑和痛苦�?/p>

　　當他發(fā)作起來的時候便胡說八道，有時罵毛澤東，有時罵林禿子（林彪），還罵江青是個大破鞋。有時還說：“我是孫中山的信徒”等等。這完全是因為長期受到迫害、心理上受到壓抑，出于一種逆反心理講出來的瘋子的話，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他講這些話的含義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為什么要罵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他不知道林彪已死，更不知道孫中山是什么樣的人物。當然，這些話看小號的胡廣才都一一向管教干部作了匯報。在“文革”那種年代，誰敢公開罵毛澤東、江青，那是非殺頭不可的，絕不會因為你是一個瘋子就原諒你。（還有一個叫趙貴的犯人，原是一個偽滿的警察，以“歷反”的罪名進了勞改隊，后來經(jīng)北安精神病院檢查，證明他瘋了。可是因為他發(fā)瘋時胡罵亂罵，罵共產(chǎn)黨不講理，罵共產(chǎn)黨是土匪，結(jié)果也被槍斃了）瘋大了的時候，他還把尿撒在自己吃飯的破盆子里喝了，有時連大便都拉在自己的飯盆里。他雖然只有一條腿，但還戴著手銬，我既同情他，又時時提防著他，因為我擔心當他犯病時傷害我。跟這樣一個瘋子長期關(guān)在一起，那個滋味簡直比下地獄還難受。

　　六月底我從小號里被放出來，臨出來的時候他還拽著我，不讓我走，當我出了小號，他便大哭起來，然后就大罵。罵共產(chǎn)黨，罵勞改隊的干部是土匪，罵我是“怕死鬼”。九月十六號我刑滿釋放到了就業(yè)的“二勞改”單位四中隊，在十月初他便被槍斃了。在開宣判大會的那天，為了讓我“受受教育”，四中隊的管教干部讓我去參加了宣判大會。

　　宣判大會就在白土崗大隊的門前召開的，門里是白土崗大隊的犯人，一排排坐著，門外是“二勞改”，也一排排坐著，而我就坐在最前排。宣判大會一開始，胡廣才從小號里把他揹了出來，因為他是一條腿，雙手又被綁著，只好由胡廣才把他揹出來。揹到汽車跟前，由兩個解放軍象扔死豬一樣把他扔進了汽車里。就在這一剎那，因為我坐在最前排，他似乎認出了我，由于嘴里塞著一團爛布，他沖我“喔！喔！”的喊了兩聲，接著汽車就拉走了。刑場就在離白土崗大隊門口不過一百多米遠的一個破磚窯附近，“砰！砰！”兩聲槍響，一個生命就這樣結(jié)束了，年僅二十三歲。

　　這么多年來陳顯的陰影一直壓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特別是臨死前回頭看我的那一眼，就象刻在了我的腦子里一樣，總也抹不掉。陳顯是一個如同草芥一樣無足輕重的人物，在那個年代，象他這樣的人，每年、每月、每日有多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象陳顯這樣的草芥一樣的人物死了，大概除我以外不會再有第二個人記起他，更不會有人去為他伸冤。但這也是一條人命啊，中國人的命就這樣不值錢！

　　一九九八年使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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