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學者研究的領域日益拓展、思考的問題逐漸深化，中國學者由主要學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逐漸轉向獨立思考，在借鑒與反思中力圖有新的理論建樹，引入中國的視角，發(fā)出中國學者的聲音。鑒于此，《世界經濟與政治》編輯部自本期開始創(chuàng)設“思想對話”欄目，將陸續(xù)推出中外學者之間的學術思想交流與對話，展示他們有關國際關系理論的最新思考以及國際關系理論不同流派的發(fā)展動向。本期刊發(fā)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亞歷山大·溫特教授關于“建構主義的理論發(fā)展空間”的對話，希望廣大讀者能夠從中得到啟發(fā)，推動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深入發(fā)展。

　　【對話背景】近半年來，我與亞歷山大·溫特在通信中談到了關于建構主義研究仍然存在的一些學理空間和發(fā)展趨向問題。其中有兩個方面比較有意思：一是理論層次的發(fā)展空間，二是理論內涵的發(fā)展空間。在理論建構層次方面，溫特建構主義借鑒華爾茲的結構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化方式，集中考慮體系層面因素對國家行為體產生的作用。許多批評者都對這一借鑒提出質疑。有些學者試圖在單位層面上發(fā)展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突出的是江憶恩（Johnston）的戰(zhàn)略文化理論（Johnston 1995）和勒格羅（Legro）的組織文化理論( Legro 1997)。這兩個理論都是強調單位層次的文化因素對行為體身份以及行為產生的重要意義。在思想內涵的拓寬方面，比較突出的是巴爾金（Barkin 2003，2004）。他在2003 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自由建構主義和現(xiàn)實建構主義的分類，批評溫特建構主義是典型的美國式自由建構主義理論，認為現(xiàn)實主義同樣可以與建構主義進行協(xié)調的融合，并提出了現(xiàn)實建構主義的大概框架和研究內容。將建構主義與國際關系兩大主流理論融合并試圖建立新的理論，這無疑是一個大膽的設想，因此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溫特本人對此也很感興趣。

　　關于體系層次與單位層次建構主義問題，溫特堅持體系層次建構主義。但我以為，建構主義在層次上的“回落”（或曰還原到單位層次）是有道理的，因為國家身份的確定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是體系層次觀念結構決定的。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就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方面，溫特認為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因為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包含了社會性內容。但我覺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構主義就只能保留其作為社會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約的性質，因此它的國際政治理論地位就不復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個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涉及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層次上的不同路徑問題，目的是可以發(fā)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構主義流派（如中國建構主義學派等），可能有一定的開發(fā)價值。

　　現(xiàn)征得溫特本人同意，將部分通信內容翻譯整理出來，并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以對話形式予以發(fā)表。（秦亞青）

　　一、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建構主義

　　秦亞青：社會建構主義近些年來發(fā)展很快，出現(xiàn)了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趨向，也顯示了建構主義仍有著很大的學理發(fā)展空間。許多學者在分析層次和思想內涵兩個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1987 年，你在發(fā)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的論文時（Wendt 1987），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性互動，亦即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互構。這主要是一種雙向的活動。比如奴隸和奴隸主的身份互構，因為不是因果關系，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奴隸、奴隸主和奴隸制三位一體，相互建構，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Wendt 1999)，我覺得雖然你說你的體系理論同樣是重視互構的，但相互建構卻基本上變成為一種單向建構，即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國家之間的互動則成為次要的內容，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為主，因而也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

　　溫特：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論的主導向度，單位層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壓抑。我在1987 年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中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構互動的關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是體系理論，不是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所以，我有理由強調體系層面的理論建構，強調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在這本書里，我的興趣在于國家間（或曰‘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將采用‘體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保╓endt 1999: p.11）

　　秦亞青：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也就沒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齊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中，批評你的理論是沒有政治內容的身份/認同理論(Zehfuss 2002) 。她說，溫特認為國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國內政治形成的身份，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是先于國際體系的，是外生的和給定的(Zehfuss 2002: p.44)。據此，她認為你的中間道路抽去了“政治”這一靈魂。國內政治提供了基本語境，沒有這種語境，國家的身份/認同就失去了依托。

　　溫特：的確，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許多批評都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家身份/認同的國內因素。但是，我認為這種批評有失偏頗。我承認，國內政治進程因素，對于國家身份形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釋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而是揭示國際體系的運動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這一方面，我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相似的。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像華爾茲的理論一樣，我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沒有強調國家的身份形成和對外政策等內容。

　　秦亞青：許多學者采用體系層次的建構主義理論，獲得了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爾（Finnemore）對于國際規(guī)范的社會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學者在分析層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單位層次上面發(fā)展了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的是江憶恩的戰(zhàn)略文化理論。江憶恩的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如何建立起一個國家的集體戰(zhàn)略文化，而且這種戰(zhàn)略文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戰(zhàn)略選擇，影響到一個國家沖突還是合作的行為取向。另外，勒格羅的論文也在單位層次上面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了發(fā)展。

　　他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是體系層面上的國際規(guī)范還是單位（次單位）層面上的組織文化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更大。他發(fā)現(xiàn)在許多情況下，“組織文化”這一解釋變量比體系層次的“規(guī)范”變量更能夠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我觀察中國過去20 年里的發(fā)展歷程，也發(fā)現(xiàn)單位層次的觀念結構，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秦亞青2003）。

　　溫特：我的理論是體系理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建立關于國家身份形成的建構主義理論。江憶恩、勒格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理論。但是，由于我的理論主要是體系理論，強調的是體系因素的影響力量，所以，批評者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內層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一種理論建構中的必要忽視（necessary neglect）。

　　二、現(xiàn)實建構主義與自由建構主義

　　秦亞青：另外一個方面也很有意思，這就是關于建構主義與其他主流理論的融合問題。你有一次來信就曾經談到“現(xiàn)實建構主義”或“建構現(xiàn)實主義”問題，是否可以繼續(xù)討論一下這個題目。在思想方面，建構主義有沒有與其他理論融合的空間？

　　溫特：巴爾金最近在《國際研究評論》雜志上發(fā)表的《現(xiàn)實建構主義》論文中，試圖將建構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相融合。這可能是拓展建構主義的一個突破點。

　　秦亞青：我讀過巴爾金的文章。他有意識地提出了融合問題，認為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建構主義可以和其他主流理論進行融合，并因之實現(xiàn)理論創(chuàng)新。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國際政治理論的分類：現(xiàn)實建構主義和自由建構主義。前者是建構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融合，后者則是建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融合。這一分類與以前的分類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魯杰（Ruggie） 將建構主義分為新古典建構主義（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后現(xiàn)代建構主義(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 和自然建構主義(naturalistic constructivism)，他的分類標準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Ruggie 1998) 。齊菲斯則將建構主義分為認同建構主義(identity-centered constructivism)、規(guī)范建構主義(norm-centered constructivism) 和言語行為建構主義（speech-act-oriented constructivism），她的考慮是核心理論概念(Zehfuss 2002) 。巴爾金強調的卻是思想內涵。這一分類本身意味著建構主義和其他理論的合二而一。并且，巴爾金明確指出你的理論有著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的本質，是自由建構主義。

　　溫特：我想先談一下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我是否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尤其是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信念對我影響很大。但是，我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高度的國家中心主義，因此，在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義對個人高度關心這一標識性特征。同樣，我的理論之中也沒有關注非政府組織、全球市民社會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又表現(xiàn)出更多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在我的論文《為什么世界國家是歷史的必然：目的論與無政府邏輯》中(溫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現(xiàn)出現(xiàn)實主義的取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借鑒了“新黑格爾”的觀念（黑格爾往往被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的鼻祖［proto-realist］），強調在世界國家形成過程中，群體性社會組織是核心單位，或者說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集體單位（communitarian）”向度。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動力因素，但現(xiàn)實主義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到底是什么身份，還要取決于怎樣解釋“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意義。但是，不管怎么說，我認為，在我的理論中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

　　我認為，在評價巴爾金關于將建構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融合在一起的論述的時候，考慮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xiàn)實主義是否具有根本的社會理論內核（core）。我認為現(xiàn)實主義是具有這種內核的，這就是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是以不同形式出現(xiàn)的。不僅華爾茲的結構現(xiàn)實主義具有這樣的內核，其他現(xiàn)實主義學者從根本上來說也近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者，只不過他們將馬克思強調的階級換成了國家而已。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論著（Deudney 1995）。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表達了與巴爾金相似的觀點，即不應將現(xiàn)實主義完全等同于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當然，有的時候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理論中，觀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出更為精致、更為通融的本體論意識。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就是比卡爾（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遠，從根本上否認現(xiàn)實主義也必然是物質主義這一觀點。即便是微弱的物質主義色彩，巴爾金也不予承認。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如果他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呢？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思考問題，現(xiàn)實主義就缺少了一種作為根基的本體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現(xiàn)實主義視為一種建立在具有某種物質性社會理論基礎之上的理論。這樣一來，現(xiàn)實主義確實很難與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這要取決于怎樣理解“建構主義”所包含的意義�。�。

　　秦亞青：雖然你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因此巴爾金的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認為，巴爾金的觀點失之偏頗的成分更大。因為，他將建構主義僅僅視為社會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沒有將它視為國際關系理論。我想，在你的論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你提到建構主義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一種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這是第二層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討論，亦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你說：“第二層面的問題屬于社會理論問題。社會理論涉及社會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為施動者的本質以及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理念和物質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理論的適當形式等等。這些涉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不僅僅與國際政治有關，而且與任何人類團體有關，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不僅僅專門用來解釋國際政治�！保╓endt 1999：p.5）

　　既然基礎層面或是第二層面的問題是社會問題，社會理論也不是僅僅涉及國際政治現(xiàn)象，那么，它應當是開放的，因為無論是政治現(xiàn)實主義還是政治自由主義都包含了社會性成分。所以，如果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分析框架，當用于國際政治研究的時候，自然可以與其他理論融合。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意味著主要觀念的建構。社會建構可以形成敵對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導向友好的康德文化，因此，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可以與作為社會分析框架的建構主義融合。正因為如此，巴爾金才將古典現(xiàn)實主義作為他的范例，提出了現(xiàn)實建構主義的口號，以便與自由/理想建構主義形成“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前者是以權力對抗為基本社會形態(tài)的建構主義，后者是以合作進化為基本社會互動的建構主義。如若連最強調物質性因素的華爾茲都承認社會化的重要作用（Waltz 1979: pp. 127-128），建構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尤其是與卡爾和摩根索的古典現(xiàn)實主義之間的差異似乎就無足輕重了，甚至可以說是近于消失。畢竟，卡爾試圖在權力與道德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當時，恰逢烏托邦的觀念是國際體系中的主導觀念，呈現(xiàn)出極大的觀念分配失衡狀態(tài)。他希望重組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這也許是觀念平衡的一種做法。

　　你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會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會導致充滿敵意的霍布斯文化。這也許是同樣的道理，即建構主義可以融合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現(xiàn)實主義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層面（first order），亦即在實在理論的層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這確實是將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對于人類社會的進化式發(fā)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現(xiàn)、暴力權力的逐步消失等觀念，乃至集體身份和世界國家的形成，都明顯或含蓄地表現(xiàn)了你的自由主義理念。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巴爾金認為，美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有著深嵌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內涵。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評更加尖銳，他認為溫特建構主義是美國后冷戰(zhàn)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形式，是為美國實現(xiàn)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理念整合和建構（或重建）世界觀念結構服務的(Shaw 2002)。

　　我們回到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問題上來。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你是既要建立一個社會理論，又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第二層面上建立社會理論；
在第一層面上建立國際政治理論。你書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在理論。你提出的三種文化、集體身份的建立等重要問題，是專門用于國際社會的。在這個意義上，你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

　　如果說社會建構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那么，根據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有著明確的基本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與其他的理論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約。古典現(xiàn)實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諸如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沖突等）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諸如相對權力并非極端重要，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諧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約的。當年，人們批評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所謂的“新新趨同”，指兩大理論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與其他理論的基本假定趨同的，無論是現(xiàn)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巴爾金的最大挑戰(zhàn)不是他試圖將建構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融合起來，以建立現(xiàn)實建構主義的理論流派，對抗你的自由建構主義。他的挑戰(zhàn)在于，如果這種融合成功，那么，建構主義就只剩下一個軀殼，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爾金的“建構現(xiàn)實主義”實際上是“建構現(xiàn)實主義”。他在文中也確實使用了“建構現(xiàn)實主義”的說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是分析框架，現(xiàn)實主義是思想實質；
建構主義是標，現(xiàn)實主義是本。如果這種研究議程成為建構主義的主導發(fā)展取向，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就會名存實亡。

　　三、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秦亞青：不過， 巴爾金的批評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fā)。既然他使用了溫特建構主義或曰美國建構主義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構主義的另外一種分類方法，亦即以地緣－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建構主義。既然有美國建構主義，就可能有英國建構主義、歐洲建構主義、中國建構主義、東盟建構主義等等。你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指出，存在兩種結構：一是微觀結構，二是宏觀結構。在微觀層面亦即單位層面上，可能存在多種路徑，最終形成某種宏觀的、體系層面上的觀念結構。所以，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這樣進行分類，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考慮。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context），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中的空間和時間里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
第三，由于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征，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如果我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緣－文化為特征的建構主義學派就可以出現(xiàn)。也就是說，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征的建構主義流派。地緣－文化建構主義觀是具有時空兩個緯度的。你在過去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并認為現(xiàn)實建構主義是可能出現(xiàn)的中國學派。但我覺得，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議程中包含了較多的自由主義的成分。

　　溫特：我非常喜歡你提出的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同地緣－文化可以產生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遵循不同的微觀層面路徑，形成宏觀層面的結構。實際上，你的論點說的是國際體系文化中的區(qū)域分異（differentiation）問題，亦即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

　　我認為，這不僅僅在經驗層面上是真實的，而且在理論層面上，具有極大的開發(fā)潛力。所以，非常有必要進一步發(fā)掘（僅舉一例，如果將這種理論與“文明沖突論”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就涉及另外一個因素，即以國家冠名的理論，比如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提到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由建構主義比現(xiàn)實建構主義更有影響，我不知道這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我很想知道這方面的發(fā)展。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他回來之后，談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與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交流。從他的談話中，我的感覺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是現(xiàn)實主義占主導地位。也許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表現(xiàn)出其他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自由現(xiàn)實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占主導地位，中國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對外政策是現(xiàn)實主義成分多還是自由主義成分多。這可能是驗證中國是否沿著一條獨特的地緣－文化路徑走向全球宏觀結構這一命題。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義或現(xiàn)實主義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中國的路徑。還是在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義或現(xiàn)實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至少是目前美國的對外行為。

　　秦亞青：雖然在談論中國建構主義的時候，我使用了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這兩個詞，但我覺得真正的、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還是不能與其他主流理論融合的。建構主義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會性的。這可能是巴爾金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是，一旦這些假定作為分析框架用于國際政治，它們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論假定的不可通約特征。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這類實體理論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說具有吸引力。我以為，需要進一步發(fā)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假定，使其明顯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論派，而不是通過觀念譜域的拓展使其與其他理論融合。這樣，才能夠使建構主義在理論之林中保持獨立的理論范式地位和獨特的解釋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現(xiàn)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或是兩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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