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問題的提起

　　我寫的《論創(chuàng)立中國特色的兩權分立的公共權力結構形式一一論當代中國社會權力結構的改革》一文，于2005年1月12日在燕南學術網中國研究欄目發(fā)表之后，隨即有兩位學友先后對這篇理論文章發(fā)表了個人的網上評論意見。其中有一位學友認為，文中提出的觀點嚴重脫離了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建設規(guī)律的一般要求，因而是糟得很，是胡扯淡；
而另一位學友則認為，文中提出的觀點充分體現出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基本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因而是好得很，具有重大的學術研究價值和政治實踐價值。應該如何看待兩位學友對我這篇文章中闡述的觀點所作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和提出的兩種根本不同的評價意見和看法呢？我認為，如果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前者以完全否定的評價意見給我以激勵，還是后者以充分肯定的評價意見給我以鼓勵。他們都能對我個人進一步深化理論研究起到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所以，我對他們兩位學友都應該表示衷心地感謝。但是，從兩位學友對我文章觀點作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和根本對立的評價意見中所體現出的兩種根本不同的思維方式，同時結合近年來我國政治學界一些專家學者在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理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理論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來看，我認為，我國政治學界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學愛好者，在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理論探討和學術研究上，當前明顯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一種是書齋型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一種是現實型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由于書齋型的研究方法明顯具有就書本理論研究書本理論，憑個人的主觀愿望， 脫離開當代中國現實政治生活自身的內在邏輯發(fā)展規(guī)律去研究中國政治理論，因而使研究結果及其政治觀點有著較多空談性的特點，而現實型的研究方法明顯具有就現實社會 政治生活中存在著的實際問題研究書本理論，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著眼于從當代中國現實政治生活自身的內在邏輯發(fā)展規(guī)律中去研究中國政治理論，因而使研究結果及其政治觀點有著較多實用性的特點，所以，我認為，為了更好地充分發(fā)揮中國政治學在新時期對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應有促進作用，當代中國政治學特別是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方法應該盡快從書齋型研究向現實型研究轉型。

　　二、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書齋型理論研究方法的主要表現形式

　　這里所說的書齋型理論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嚴重脫離開了當代中國現實政治生活自身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的那樣一種就書本研究書本、就理論空談理論的研究方式和思維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避開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的改革，而去片面地研究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根據多年的政治生活經驗，我們知道，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和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對共產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在當代中國國家政權機構系統(tǒng)和社會管理機構系統(tǒng)中的具體執(zhí)政方式和領導方式進行改革，并通過改革使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的執(zhí)政方式在其中能夠得以科學定位的問題。所以，如果避開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的改革以及如何對其執(zhí)政方式給以科學定位的問題，去片面研究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就難免會使研究結果及其理論觀點自然陷入書齋型研究領域，使其與中國社會現實政治生活的實踐嚴重脫節(jié)。但是，從近幾年來看，在這方面出現的問題還是很多的。例如：在對我國國有企業(yè)進行現代企業(yè)制度建設方面，我們那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他們作為一般政治學愛好者，在對作為我國現代企業(yè)制度核心內容的國有公司制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研究和設計上，就明顯犯了避開黨委來設計構建國有企業(yè)內部政治領導體制的研究方法上的錯誤。所以，盡管他們對國有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設計的如此嚴密，如此完美，但卻又難免會是一種書齋型的國有企業(yè)法人治理結構，因而使他們所設計出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也必然是一種書齋型的現代企業(yè)制度。正因如此，才會導致我國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以及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建設工作，或者走了彎路，或者誤入歧途。并最終落入書齋陷阱而難以自拔。再例如：在對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設方面，我們那些政治學界的專家學者，在對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設計上，也同樣犯了避開黨委（或村黨支部）來設計構建村級內部政治領導體制的研究方法上的錯誤。所以，盡管他們對村級自治領導體制設計的如此民主，如此完美，但卻又難免是一種書齋型的村民自治制度。正因如此，才會導致我國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設工作，同樣因落入書齋陷阱多走了彎路，而使我們目前不得不考慮重新研究設計真正符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guī)律內在要求的那樣一種以農村黨支部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結構。

　　二是脫離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guī)律的客觀要求，去主觀地研究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經驗，并通過總結分析和學習借鑒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已經逐步趨于清晰。這就是，我們已經逐步認識到了包括諸如關于要把堅持黨的領導、發(fā)揚人民民主和實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結合與統(tǒng)一起來的規(guī)律；
關于既要授權于黨委，又要限權于黨委，使黨委嚴格限定在國家憲法和法律以及《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guī)范內正確行使黨和人民賦予的公共權力，使黨委機構直接作為公共權力主體代表黨和人民對當代中國國家和社會實行科學的、民主的依法執(zhí)政的規(guī)律；
關于當代中國社會權力結構應該由各級公共權力中的常設最高決策領導權（簡稱決策權）和常設最高決策監(jiān)督權（簡稱監(jiān)督權）兩權分立、使它們二者相互分工制約與合作，從而確保建立起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zhí)行等環(huán)節(jié)加強對公共權力的有效監(jiān)督和制約，進而確保使各級公共權力都能夠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的規(guī)律等，都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所應并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規(guī)律。它們既各自相對獨立，又緊密聯(lián)系，相互配合補充，相輔相成，從而共同構成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基本規(guī)律體系。因此，我們只有嚴格按照這些客觀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去研究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問題，才能確保使研究結果及其理論觀點符合中國現實政治生活的實際需要，真正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否則，就難免會使理論研究自覺不自覺地陷入書齋研究領域之中而無法自拔，從而導致其無論提出的觀點多么好聽，設計的方案多么嚴密和民主，結果都只能是紙上談兵，成為一種虛功夫、花架子，好看而不會中用。從近幾年來的實際情況看，我國政治學界在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理論研究上，一些專家學者所研究設計出的政體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諸如所謂“黨政分離”的思路；
“黨政合一，寓黨于政”的思路；
“由地方黨委書記兼同級人大主任”的思路；
“行政三分制”的思路；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思路；
“多黨制或一黨多派”的思路；
還有那種以各種理由總是試圖把各級黨委機構實際置于我國各級國家政權機構系統(tǒng)和社會管理機構系統(tǒng)之外或之上，從而使各級黨委機構在國家政權機構系統(tǒng)外部或上部對國家和社會發(fā)揮其所謂間接宏觀調控作用的思路，等等。這些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思路，都是一些嚴重背離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guī)律的本質要求的，因而都是只憑主觀愿望，脫離開了當代中國現實政治生活實際情況的書齋型的觀點和思路，都是一些虛功夫，貌似有理而不中用。

　　三是脫離開現實中國國情，用或者僵化固守國際共運史上由巴黎公社所創(chuàng)造和由斯大林所發(fā)展了的兩權合一模式，或者教條式地照搬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提供出的所謂成熟經驗和國際慣例的固定思維方式，來抽象地研究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在這方面近年來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有些人過于盲目崇拜西方國家的一些資本主義政治學理論，其中有些所謂專家學者，實際上就是一些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理論的翻譯專家和翻譯學者。他們通過大量出書、寫文章等多種途徑，把西方各國歷史上古今政治學家和思想家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所謂政治學理論和思想觀點，諸如所謂“政府干預市場而導致腐敗”的思想觀點；
“現代化進程導致腐敗”的觀點；
“高薪養(yǎng)廉‘的觀點；
“強國家弱公民社會導致腐敗”的觀點，等等，不加任何分析或者以高度贊賞的心理翻譯介紹到我們國家中來。但在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剖析，并通過研究剖析去偽存真，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上缺乏真功夫，不愿下真力氣。因此，使他們所翻譯介紹到我們國家中來的一些政治學思想觀點，多數都是一些只限于紙上談兵的書齋型的政治學理論觀點，或者不好用，或者在我們國家內部根本就不能用。

　　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方法要盡快從書齋走向現實

　　理論研究的目的和價值全在于實際應用和實踐。同時，我們常說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所以，基于上述分析，我認為，中國政治學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方法，應該要盡快從書齋走向現實，從而使中國政治學少練虛功，多想實招，使中國政治學的理論研究在有所作為中努力為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實實在在的重大理論貢獻。為此，我認為，當前在政治學理論研究中，應該注意重點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1、要在緊密結合共產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執(zhí)政方式的改革中，來研究探討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這里關鍵是要注意防止理論研究中出現“三個不”的錯誤思想傾向。一是認為，對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執(zhí)政方式改革和定位問題的研究，應該是黨建理論研究部門和黨建工作者所應承擔的一個研究內容，因而它不應該同時也是中國政治學理論研究范圍內的一個研究內容。二是認為，對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執(zhí)政方式改革和定位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十分敏感和冒有風險的政治理論問題，因而中國政治學界的各位專家學者不便于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和思考，它只能留待黨建理論工作者們去專門進行研究和探討。三是認為，共產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不應該是當代中國國家政權機構系統(tǒng)和社會管理機構系統(tǒng)中的一個必備專門常設機構，因而當代中國政治學不必要把對黨組織特別是黨委組織執(zhí)政方式的改革和定位問題，也同時作為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進行專門研究。上述三種認識，都是非常錯誤的。如果不能徹底克服上述不應該、不便于、不必要的錯誤認識和思維方式，當代中國政治學就將會在推進中國政治文明建設中總是使自己處于那種不應有的被動地位。

　　2、要在科學認識和準確把握并充分尊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客觀規(guī)律的過程中，來研究探討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這里關鍵是要特別注意克服和防止理論研究中出現兩個方面的偏向。一是把既要授權于政府，又要限權于政府，使政府嚴格限定在國家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范內正確行使公共權力的這個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規(guī)律。也同時認作為應該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基本規(guī)律。但是，在對應該作為被授權和被限權的所謂政府即公共權力主體的確定范圍上卻又錯誤地認為，這里所說的政府即公共權力主體，只是應該包括理論上的那種由所謂立法機關（即各級人大）、行政機關（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各級公檢法）等組成的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正在直接掌握和行使我國各級全部政府公共權力，因而實際上是作為一個我國各級第一政府的各級黨委機構，卻不應該被包括在內。并由此錯誤的斷定，各級黨委機構既不應該是一個被各級人民直接授權的公共權力主體，因而它同時也不應該是一個被各級人民直接限權和被各級人民直接監(jiān)督的公共權力主體。正因如此，才導致我國政治學界的許多專家學者都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用這種書齋型的思維方式，去研究思考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中國政治領導體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論和實際問題。二是把經過西方政治實踐證明是一種科學權力結構形式的西方國家政權結構體系中關于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權力機構組成的那種所謂“三權分立”和分權制衡的公共權力結構形式，也同時認作為應該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結構體系中公共權力結構所要采取的一種最佳結構形式。但是，由于這種方式難以或根本無法給各級黨委機構在各級國家政權結構體系中的立法、行政、司法這三個必備常設公共權力機構中找到一個合適的固定位置，因而又總是錯誤地試圖把各級黨委機構實際置于我國各級國家政權機構系統(tǒng)和社會管理機構系統(tǒng)之外或之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使各級黨委機構同時在各級國家政權機構系統(tǒng)外部或上部對國家和社會實施所謂間接宏觀調控、間接宏觀管理、間接宏觀執(zhí)政和間接宏觀領導。正因如此，才導致我國政治學界的許多專家學者都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用這種書齋型的思維方式，去研究思考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領導體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論和實際問題。由于上述兩種思維方式都是不符合當代中國政治生活實際情況，嚴重脫離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規(guī)律內在要求的思維方式，同時，由于這兩種思維方式又一直是在近年來中國政治學理論研究領域中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對當代中國政治學理論研究方向起著極大的誤導作用。所以，對這兩種錯誤的思維方式都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都必須注意加以徹底克服和防止。否則，就難免會使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理論研究工作，由于掉入書齋陷阱難以自拔，而結果導致或者多走彎路，或者誤入歧途。并由此給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不應有的危害。

　　3、要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在科學總結和學習借鑒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建設的有益成果，同時努力促進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fā)展的過程中，來研究探討和思考當代中國政治領導體制的改革。這里關鍵是要注意做到三個正確理解。一是要正確理解隨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實踐發(fā)展而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并努力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來研究思考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二是要正確理解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建設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文明建設的有益成果，并努力用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建設中那些不僅能夠充分體現出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而且同時也能夠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規(guī)律的內在要求的，那些真正具有人類共同性的和普遍適用性的政治文明建設的有益成果，來研究思考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三是要正確理解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既要敢于正視和承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上現實存在著的主要缺陷、弊端和問題，又要注意在學習借鑒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經驗的過程中，切實避免因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只能體現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規(guī)律本質要求的一些具體模式和做法，而妨害和阻礙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fā)展。

　　總之，我認為，只有切實做好了以上幾個方面的工作，才能確保當代中國政治學特別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方法盡快實現從書齋型研究向現實型研究的轉變，確保使當代中國政治學特別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工作，更好地適應我國新世紀新階段新形勢新任務的客觀需要，在推進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偉大事業(yè)中，大顯身手，充分發(fā)揮出其應有的積極促進作用，從而使中國政治學也能同當代中國經濟學一樣，通過自身有所作為同時成為中國社科界的一門顯性學科。

　　以上所言，是事關當代中國政治學特別是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理論研究未來走向和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前途命運的一個重大問題。同時，這里也只是單純指出了近年來我國政治學界各位專家學者在從事政治學理論研究中現實存在著的一些缺陷和問題，甚至對有些問題還可能說的過于嚴重，而只字未提中國政治學界同仁近年來為黨和國家的發(fā)展進步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和成績。另外由于本人才疏學淺，眼力受限，對如此重大的學術問題發(fā)表個人看法，難免有說的不當之處。因此，希望中國政治學界的各位專家學者和各位學友同仁，都能夠多多擔待，都能夠本著向前看，謀長遠發(fā)展的原則，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來圍繞我所提出的問題進行共同思考和研討。都來評論一下我的以上所言是否真正具有值得人們認真思考和討論的價值和實際意義。都來評論一下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是否真正應該盡快實現其從書齋型的三權分立或分離權力結構模式研究向現實型的黨委立憲的兩權分立或分離權力結構模式研究轉型。當然，對我不當之處，也懇請諸位專家學者給以批評指正。

　　2005年1月22日

　　作者單位：中共山東省委黨校省直分校

　　附:主要參考文獻

　　1、《論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一書，霍憲森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此書內容已由學說連線網以1、2、3、4、5、6《論中國特色的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六篇論文形式發(fā)表。

　　2、《論創(chuàng)立中國特色的兩權分立的公共權力結構形式一一論當代中國社會權力結構的改革》，霍憲森，發(fā)表于2004年12月29日學說連線網國家政治欄目。轉載于2004年12月30日光明網光明觀察周刊學術觀點欄目。

　　3、《論建立中國特色的橫向權力監(jiān)督體制》，霍憲森， 發(fā)表于2003年12月4日人民網中國人大新聞頻道理論研究欄目。

　　4、《論民主集中制的科學含義及其具體實現形式一一在與時俱進中深化對民主集中制基本問題的認識》，霍憲森，發(fā)表于2004年9月10日中國政治學網政治學前沿欄目。

　　5、《“四三三三”結構是我國基層單位領導體制的最佳形式》，霍憲森，發(fā)表于2003年4月1日中國人大新聞網。

　　6、《“三二二二”結構是我國縣級黨組織領導體制的最佳形式一一論縣級黨組織領導體制的改革》，霍憲森，發(fā)表于2004年11月21日中國農村研究網。

　　7、《“四三三二”結構是我國縣級領導體制的最佳形式一一論縣級領導體制的改革》，霍憲森，發(fā)表于2004年7月23日中國農村研究網。

　　8、《西方國家權力制約論》，葉皓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9、《論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高新民、農華西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0、《十六大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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