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要攻打伊拉克，許多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感到義憤填膺。開戰(zhàn)前，全球有百萬人，有的媒體說千萬人上街游行，表達人們希冀和平之意。中外報刊上有關檄文也是一浪高過一浪。在中國，我所讀過的措辭最激烈的要數(shù)陸建德在《讀書》2003年第2期上發(fā)表的文章了。陸先生在文章的結(jié)尾處憤怒地寫道：

　　“霸權國家的獨夫之心，日益驕固，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英國自甘鷹犬，或許有歷史原因。少數(shù)懷戀大英帝國的人想借助霸主的火力重復一九二○年對伊拉克人的大屠殺。旨在種族滅絕的制裁，反人類的轟炸，都有人以和平正義之名為之鼓吹。權勢者鷹視狼步，威逼利誘，強索授權，世界組織不得不偷合茍容。．．．．．．．第10頁

　　陸先生其實說得沒錯，美國人驕橫跋扈，大有獨步天下之野心。布什不甚聰明但咄咄逼人的言辭很是有一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味。美國這個自詡為民主堡壘的國度在處理民族問題時往往是盛氣凌人，似乎美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天底下人人平等的條款只能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上適用。一跨出美國的國土，美國人信奉的似乎只有“老子天下第一了”。世界的確需要薩義德那樣的斗士，“以戰(zhàn)斗性的修辭，以不屈不撓的博學，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弱小的民族對以強凌弱的可恥強盜行經(jīng)做出抗爭。

　　然而，美國人攻打伊拉克似乎不完全是一個典型的以強凌弱的案例。我以為有必要在討論伊拉克問題時做一點基本的問題定義和甄別。我們這里講的美國，其實指的是美國現(xiàn)時的政府，美國人民抑或不包括在內(nèi)。同樣，伊拉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指稱。伊拉克可以有地理上的意義，它也可以指稱伊拉克人民或伊拉克政權。這不能簡單地看成是美國和伊拉克的較量，這是美國政府和伊拉克政府的較量。布什政府要結(jié)束薩達姆的性命，要滅絕薩達姆政權。

　　我無意為美國政府的戰(zhàn)爭政策辯護，開戰(zhàn)之前到現(xiàn)在，我一直是堅決反對這場戰(zhàn)爭的。但我想指出的是，這場戰(zhàn)爭使充滿正義感的反戰(zhàn)人士面臨了一種難以解脫的尷尬。這種尷尬使我們感到“正義”這個詞變得含混、甚至無助。這種尷尬使克里在競選總統(tǒng)時閃爍其辭，處處被動。就是在以思想活躍、甚至激進的哈佛大學，我發(fā)現(xiàn)人們對這場我原以為黑白再分明不過的戰(zhàn)爭也感到了批評的困惑。我認為克里的失利除了和美國保守勢力的膨脹有關外， 民主黨人面對這令人尷尬的命題無法做出抉擇或朝三暮四也是其失去不少選民支持的因素。

　　眾所周知，薩達姆政權并不能代表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他并不是伊拉克人民的化身。我們姑且不談該政權對其人民所實行的高壓政策和對該國少數(shù)民族的嚴酷鎮(zhèn)壓，其實在阿拉伯世界它也不是一個廣得人心的政府。十幾年前薩達姆挑起兩伊戰(zhàn)爭，無數(shù)民生遭到涂炭，以后又企圖吞并科威特，置他國人民的主權和利益于不顧。

薩達姆欲在阿拉伯世界稱霸的野心其實是路人皆知的。對于布什選擇這么個對手發(fā)動戰(zhàn)爭，我們在批評上便遇到了一系列的道義上尷尬：

　　尷尬一：如果一個十惡不赦的小強盜得罪了橫行霸道的大強盜，大強盜找到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去欺壓這個小強盜，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做出怎么樣的是非判斷呢？美國政府是不是這個大強盜我還一時不敢斷定，雖然它的有些行經(jīng)讓人們有這種聯(lián)想，可我們可以從薩達姆在國內(nèi)外的所作所為斷定，他是一個地道的強盜，一個不小的強盜，只是在和美國人邂逅相遇之后，才變成了個小強盜。對于這種人，正義會偏向他么？

　　一個殘忍、獨斷的政權理應是四面楚歌、不得人心的，可又有誰曾想到就是這么個政府居然在被攻打之時卻得到了正義的援助，它突然變成了人民的代表，打它就成了打人民。我不知伊拉克人民內(nèi)心是做何種感想，對他們來說殘酷的戰(zhàn)爭和殘忍的政權哪一個更可取一些。也許，在殘忍的政權下面，人還可以茍延殘喘。然而，也是有人犧牲的呀，只是死得悄沒聲兒而已。

　　尷尬之二是，有的強盜不借助外力是無法殲滅的，就象阿富汗的塔利班。雖然人民終究會取得勝利，但有的時候人民還一時無法獲得解放。一個外力是否有權推翻一個不得人心的政權？侵略是一個主觀色彩很濃的字眼。我無意說美國人去解放伊拉克人民。美國人沒有那么崇高，但這使我想起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倒臺。美國人的轟炸造成了無數(shù)無辜平民死傷，美國政府在對待塔利班問題上的蠻橫也是讓人瞠目結(jié)舌的。為了那死去的幾千美國人，美國政府動用了摧毀力極大的武器，對阿富汗狂轟濫炸，對生命和生態(tài)實施了聳人聽聞的摧殘。當時我們聽到那些手無寸鐵的人在轟炸中死去，尤其是那些可愛的兒童，我們都有些怒火萬丈。找塔利班算賬為什么要殺戮婦女和兒童？難道阿富汗人的性命就沒有美國人值錢么？戰(zhàn)爭過后，當我們得知在塔利班被推翻以后，婦女又可以重回學堂，音樂又可以空中蕩漾，人民可以相對自由地歡呼、歌唱，經(jīng)濟可以發(fā)展，我們沉重的心情似乎舒展了許多，至少我是慶幸塔利班被推翻的。我想感到慶幸的決不會是少數(shù)。當然，這也僅僅是我從西方媒體上獲得的鏡頭而已。

　　尷尬之三，也是最大的一個尷尬有關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尊嚴。一個國家去轟炸另一個國家，這總讓人感到不舒服。一個國家壓迫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要求該政府就范，這總讓人感到是在傷害另外一個國家的尊嚴。一個國家的權力是由政府行使的，國家的活動是由政府實施的，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一舉一動就是國家的一舉一動，政府是國家的代表，因此迫使該政府就范，就是迫使該國就范，這里似乎有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問題是這里難道一定有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么？誰會說希特勒政府代表得了德國？當一個政府不能代表國家利益的時候，打壓這個政府就一定是打壓這個國家？當政府的行為違背了國家的根本利益，這個政府能代表國家的意志么？在這個時候，國家的尊嚴到底怎么界定？同理，民族的尊嚴究竟由誰來代表？當一個外族向另一個民族里某些壓迫本民族人民的惡貫滿盈的人開火時，這里是否一定涉及到民族屈辱？當一個民族人民的基本權利由于少數(shù)惡霸作祟而被強行剝奪時，這個民族難道就有尊嚴？一個沒有做人尊嚴的民族難道就有尊嚴？惡霸的尊嚴難道就能和民族的尊嚴等同起來？當阿富汗和伊拉克看見滿街溜達的美國士兵，他們的心理是如何苦澀，我們也許可以想象；
但他們的心理是如何矛盾，置身度外的我們卻無法估量。

　　我們都希冀和平，但我們又要求什么樣的和平？當善良的我們振臂高呼和平的時候，當義憤填膺的我們呼喚民族平等的時候，當群情激昂的我們吶喊捍衛(wèi)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時候，我們是否在內(nèi)心感到了這種混淆是非的尷尬？對于不可一世的大獨裁薩達姆如今凄苦地鋃鐺入獄，惡有惡報時候，我們難道就不應感到慶幸？歷史給我們的選擇是殘酷和讓人尷尬的。美國民主黨人為了這種尷尬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結(jié)束本文的時候，我還是想起了戰(zhàn)爭前到陸先生的激憤陳詞，不過我想問的是：對于霸權國家的獨夫之心，我們不可偷合茍容，對于反人類的轟炸我們不可沉默無語，可難到對于一個欺壓自己人民的獨夫我們就應該聽之任之？對于一個對自己人民鷹視狼步的人，難道我們就應該低頭不語，期候小惠？

　　200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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