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若想長治久安，必須在財富的兩重性間保持平衡，必須依靠法治。

　　根據(jù)某動物行為學家的實驗報告，接受了特殊訓練的黑猩猩能夠在金錢和欲望滿足之間建立條件反射，但與人類表現(xiàn)出來的貪得無厭傾向截然不同，黑猩猩總是滿足于初次掙到的3美元收入，而拒絕為更多的美元努力工作。它們的這種行為，類似于人類在游牧與根塊采集時代的行為模式。那時，獵人們只能以兩種方式“儲存”多余的獵物：盡量吃到肚子里；
慷慨地與其他獵人分享，借助于公平游戲的道德意識，在日后狩獵一無所獲時能夠以較高的概率從其他獵人那里分享獵物。

　　考古學家告訴我們，大約6000年以前，人類在地球上建立了最早的定居村落。每一村落不超過200人，由血緣關(guān)系維系。從那時起，財富開始聚積，開始成為私有制和無數(shù)沖突的理由，開始把“智人”從它的先祖“手人”那里超脫出來，走向現(xiàn)代，或許，還走向最終的滅絕。

　　農(nóng)業(yè)從北緯30度線附近廣泛擴展到亞洲和歐洲的其他地區(qū)，是7000～1萬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說，很可能，在漫長的3000年時間里，人類知道“公平”而不知道有“積蓄”和“財富”。而且，在比3000年更久遠的各種社會性食肉類動物的演化階段，幼獸通過玩耍習得了公平意識。

　　正如《華爾街日報》資深編輯Cynthia Crossen在她的新著《財富千年》里追問的那樣：無窮無盡的占有欲是我們?nèi)祟惖奶煨阅�？還是我們的文化對人性重新塑造的結(jié)果？讀者或許要爭辯說：她指的是西方文化，是貝爾所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世攫取精神。不論如何，西方文化的攫取精神，根據(jù)丹尼爾·貝爾的論證，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始終受到基督教倫理意識的制約。可是當西方資本主義的攫取精神抓住了處于信仰真空時代的中國人的時候，在我們的心理深層似乎從來沒有積淀過基督教倫理或任何與天國有關(guān)的價值訴求來制約我們今天表現(xiàn)出來的對財富的瘋狂崇拜。

　　相應地，當上帝在西方“脫魅”的時候，上帝的法被理性法取代。后者從前者繼承了法的神圣尊嚴和對政府的獨立性，雖然這是一個伴隨著治理權(quán)與司法權(quán)之間錯綜復雜此消彼長的斗爭過程。

　　財富的兩重性在于，一方面，它激發(fā)狂熱的競爭行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意味著讓一切人都追求財富，從而，意味著社會“進步”；
另一方面，它引致人與人之間的嫉妒與沖突，“為富不仁”，財富以及由此而生的權(quán)力通常意味著仁義之心的異化。如果嫉妒的雙方都受到保羅所謂來自內(nèi)心的神圣訓誡的制約，那么，被嫉妒者警惕自己的貪欲，嫉妒者警惕自己的怨恨，社會得以維系下去。可惜，恰如西美爾的精辟的現(xiàn)象學分析呈現(xiàn)給我們的那樣，怨恨與貪欲，從來都是導致社會瓦解的罪魁禍首。

　　因此，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必須在財富的上述兩重性之間保持平衡。保持這一平衡的基本機制，就是“法治”。

　　媒體報道的福建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的遭遇令人激憤。如上所論，法治在財富的雙重本性之間維持一種讓社會不致瓦解的平衡，是目前人類社會所處的普遍境遇。并且，在我們這里，貪欲因沒有遇到宗教倫理的抵制而變得格外危險。于是，法的治理也就變得格外艱難。

　　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政黨，若想擺脫霍布斯描述的“叢林法則”的統(tǒng)治和“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最有希望的途徑，便是學習西方社會，推行“法”的治理。從法的演化史的經(jīng)驗出發(fā)，法治的第一步，不是“立法”，而是“司法”的獨立性。后者借助于日常生活的融合和法律解釋的實踐，推動和最終導致了法的治理。

　　黃金高的遭遇最引人注意之處（也是引發(fā)爭議之處），在于他以執(zhí)政黨黨員的身份，求助于正試圖獲得對政府和執(zhí)政黨的行為實施公正批評權(quán)的新聞媒體。

　　熟悉西方法治史的學者們始終強調(diào)自由的新聞媒體在司法權(quán)與治理權(quán)的長期斗爭中發(fā)揮的基礎(chǔ)的和核心的作用。所謂“基礎(chǔ)的”，是指主要由美國憲法最初的幾個修正案所表達的選民的知情權(quán)，以及在知情基礎(chǔ)上達成的民眾關(guān)于司法公正與治理優(yōu)良的基本共識——這一共識提供了司法和治理的道德合法性。所謂“核心的”，是指自由競爭的新聞媒體所導致的無處不在的信息披露過程，其效果遠非最獨立和最公允的廉政公署或?qū)徲嬁偸鹂梢员葦M，遑論任何執(zhí)政黨能夠建立的自我監(jiān)督機構(gòu)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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