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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僭主政治與民主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注:《希臘的僭主政治》,本書作者譯自〔英〕喬治•
;
格羅脫History of Greece,Vol1,Part,Ⅱ,ChX.ρρ.531-547United States Book Company。譯文見本文附一。)

    

  一、作者介紹

    

  “喬治•
;
格羅脫(George Grote,1974-1871)首先是個實際的活動家,他是個銀行家,曾參與英國的政治生活,曾任國會議員多年,隸屬急進黨。

(按:英國那時候無所謂激進黨。激進派是有的,即邊沁、穆勒這一批所謂‘哲學急進派’,還有科布登那一幫自由貿易主義者。) 格羅脫有暇則研究古典的古代;
此外,他博識近代史,精通政治經(jīng)濟學。早在1826年,他對密特!断ED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40年代之初,格羅脫便先后從國會和銀行辭職,從事編著《希臘史》,此書頭兩卷于1946年出版, 最后1卷,第12卷,于1856年出版!窳_脫在政治信仰上是急進黨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相反,對雅典民主估價甚高! (摘錄自繆靈珠譯塞爾葉夫《若希臘史》第2章)

    

  二、19世紀前期歐洲的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作者關于僭主政治是王政——寡頭政體與民主政體中介的觀點

    

  了解了作者的時代和此書出版的年代, 就可以知道, 作者的歷史研究確實是“古為今用”的,正如從來的歷史研究都是“古為今用”的一樣。

  

  文藝復興是“回憶往事”,即回憶古典的古代!17、18世紀,古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乃至古代藝術作品,都被視若神明。摹擬古代形象,成為詩作、劇作、造型藝術、建筑藝術的特點。民族文學和民族藝術,在許多國家都是從摹擬古代文物而開始的!(見塞爾格葉夫:《古希臘史》第39頁)中世紀的歐洲是神權的歐洲,藝術對象局限于全能全知的上帝,充其量只加上一個純凈無瑕的圣馬利亞;
及至文藝復興時期,被柏拉圖等人看做不成體統(tǒng)的希臘神話——在其中有常常犯罪的主神宙斯, 有愛神Aphrodite即維納斯,還有給人間取火被釘在高加索懸崖上每天被鷙鳥啄一次肝臟的普羅米修斯——倒是充滿人間的愛和恨,壓迫和正義,統(tǒng)治權術和革命正義的藝術對象了。這還只是藝術!盎貞浲隆备卮蟮某删驮谟谡軐W和政治思想。從前我不知道有亞里士多德《政體論》,不免詫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究竟是從哪里取得的靈感。知道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論》,知道了它本身就是格羅脫所說的進取的、愛好自由的希臘心靈的歷史業(yè)績的集錄和評論,那么盧梭此書的來歷也不奇怪了。它是一個高貴的18世紀歐洲人讀希臘史以后,也許還通過亞里士多德的《政體論》,把希臘心靈的歷史業(yè)績“當代化”為當時的政論。于是,盧梭的值得學習之處,就不一定是他的智慧和靈感,更值得學習的是“勇氣”和“技巧”了。其所以要學他的勇氣,是因為在“王政”空氣不倡導“民主”,是不可以徘徊瞻顧的。其所以要有技巧,是因為僅僅介紹翻譯古代史和古代著作,那不過是學院圈子里的事情——杯子里起不了大風波,大風波唯有在大海里才起得了。引起風波的是通俗的、煽動的、針對當代人的思想感情、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政論。

  

  格羅脫是激進派,又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他不是盧梭,他在學院圈子里寫作。

    

  但是他身處滑鐵盧戰(zhàn)后神圣同盟的時代,在歐洲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間,他所選的倒是一條革命的道路?匆豢窗桑険簟懊芴馗!笔窃1926年,那時梅特涅還威風凜凜,復辟后最反動的波旁王朝的君主查理第十還在位,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對王政死硬派,總還是值得稱贊的。

  

  所譯的《僭主政治》這一節(jié),看來雖見于1846年出版的《希臘史》,分明是從前期爭論文章中節(jié)錄下來的。他論僭主政治在希臘史上居于王政——寡頭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地位,是令人信服的。大概他這種立論方法,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希臘史著作中的古典觀點了。塞爾格葉夫的《古希臘史》專置一章,題為“大移民時代的希臘”,并把僭主政治列為這個時期政治生活上的特征。周一良的《世界通史》,雖然只用了兩頁來對付僭主政治,觀點卻明顯的是格羅脫的。

  

  格羅脫這篇史論,并不是“唯心史觀”的。他分析了公元前7—6世紀希臘諸城邦內部經(jīng)濟狀況、階級關系的變化,指明王政—寡頭政體的基礎已經(jīng)垮臺,再也維持不下去,然而希臘人的政治經(jīng)驗,還不足以使他們立即進入民主政治。這時候,推翻寡頭政體,實行貧富平等——至少是貧富所受壓迫是平等的——唯有僭主政治一途。格羅脫又接著分析,僭主政治本身總不免于愈變愈壞,希臘心靈又不會允許一旦確立了僭主政體(其實就是專制政體)以后,只來僭主王朝的更替,卻把僭主政體永久化下去。就這樣,僭主政體成了王政——寡頭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這方面的分析,似乎脫離了經(jīng)濟基礎,有些“唯心”起來了。但是意識形態(tài)本身也取決于經(jīng)濟基礎。既然希臘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它的“城邦”形式,既然她的諸城邦多數(shù)靠商業(yè)、航海、手工業(yè)為生,還廣泛從事“海外殖民” (這些,格羅脫在別的章節(jié)中都著重指出過),格羅脫所描寫的“希臘心靈”,也就不是沒有經(jīng)濟基礎的了。

  

  我沒有讀過亞里士多德的《政體論》。格羅脫的分析,自認有許多直接來自亞里士多德,這當然是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在這里,我必得指出,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對專制政體所作的“階級分析”,主旨無疑得自亞里士多德和格羅脫。

  

  從這里又不妨提出一個問題:馬克思對專制政治所作階級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中國歷史和中國現(xiàn)狀? 我認為,若不確切了解這一分析的希臘歷史、歐洲歷史背景, 并把它和中國歷史背景相比較, 認為無條件適用于中國,那是徹頭徹尾“非歷史”的,從而也是教條主義的。下面我將這個問題作初步的探討,見本文的末節(jié)。

  

  三、希臘政治和希臘哲學上的雅典潮流和斯巴達潮流

    

  我們說西歐民主淵源于希臘民主是對的,但是說希臘政治除民主潮流而外沒有別的潮流就不對了。希臘政治史和希臘政治思想史一樣有兩大潮流洶涌其間:雅典民主的傳統(tǒng),和斯巴達“民主集體主義,集體英雄主義……”的傳統(tǒng)。雅典民主是從原始王政經(jīng)過寡頭政體、僭主政體而發(fā)展起來的,斯巴達傳統(tǒng)則始終停留在寡頭政體的水平上。

  

  如果說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義者的仰慕,那么,必須承認,斯巴達精神也是后代仰幕的對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來是“共產主義”的平等主義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臘時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她在希波戰(zhàn)爭中是戰(zhàn)勝波斯帝國的重大因素,在伯羅奔尼撤戰(zhàn)爭中打敗了雅典同盟。此外,雖然斯巴達沒有出過一個哲學家,也不知道她出了什么藝術家,古希臘哲學家中的巨頭柏拉圖,卻是斯巴達政制和斯巴達精神的熱烈的崇拜者——他的《共和國》就是斯巴達體系的理想化。

  

  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復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斗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jīng)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huán)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藉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相反,還因為它必定要“砍掉長得過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長得一般齊——它又精心選種,不斷向上,卻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齊——所以,斯巴達除掉歷史的聲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學術上什么也沒有留下,甚至歌頌它的偉大的著作,還要雅典人來寫。當然,我這里說的是感情;
至于嚴肅的分析,經(jīng)過多年探索之后已經(jīng)解決了,也已經(jīng)懂得怎樣來分析我自己的矛盾的感情了。

  

  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熱烈的贊揚者。他的博士論文在高度贊揚伊壁鳩魯哲學之后,引用了雅典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劇本,寫下了下面的話:

    

  普羅米修斯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也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是針對著凡是不承認人的自覺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與地神而發(fā)的。

      

  這是他一生信念的宣言書。繼承他的遺志,利用他的筆記,寫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開了斯巴達;
而且,還不惜 (其實,就“客觀主義”的歷史而論,是歪曲) 把分明神權政治的希臘王政(譯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臘語的王)說成是“軍事民主”。此外,以前在《直接民主與“議會清淡館”中我還沒有意識到,而這次譯格羅脫的文章時才領會了的,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zhàn)》中為法國人設計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戰(zhàn)后“雅典同盟”(注:雅典同盟,同盟兩字原文為Symmachia,即諸邦的聯(lián)盟。歷史家認為,布匿戰(zhàn)爭之前,羅馬在拉丁世界建立的霸權,也是這種聯(lián)盟。這不是“帝國”,有的歷史書稱為雅典帝國,那是不合適的。) 為其原型。

    

  他早期著作中熱誠的民主主義傾向,對于這位精研了希臘文獻的哲學博士來說,啟示無疑得自雅典民主!豆伯a黨宣言》所樹立的共產主義目標:“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雅典氣味就更濃了。

  

  馬克思當然不滿意雅典存在著奴隸這件事,更不滿意他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狂飆突進時代的金權政治的空氣,所以他的共產主義以“克服勞動者從他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中異化成為非人”為其根本條件,這是不待說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樣實現(xiàn)克服? 他完全不想取法于斯巴達。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取法于1794年法國的國民公會,他主張,在物質生產還不豐裕的時候,不可以實施平等主義。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是僧院共產主義!

    

  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斗爭中無窮盡的試驗與反復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馬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于是,1918年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建立的堅決的共產主義團體稱為“斯巴達團”。我對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他不理解馬克思。列寧寫《國家與革命》的時候,則干脆把《法蘭西內戰(zhàn)》中所設計描繪的一套政制稱之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們從往昔的雅典的靈光中,掉到沙俄的現(xiàn)實世界上來了……

    

  四、再論現(xiàn)代民主只能是議會民主

    

  馬克思對清淡館的議會深感厭惡,十分向往雅典民主,這就是《法蘭西內戰(zhàn)》一書的基調。

也許他讀過格羅脫的《希臘史》 ,當然他不會為此書所動。不過,100多年以后的我們, 讀格羅脫比較英國王政和雅典民主的篇章,卻實在是有所教益的。

  

  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盧梭也懂這條道理。他的《社會契約論》直截了當?shù)刂赋鲞^這一點,可惜當時的歐洲,能夠做這樣實驗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內瓦共和國”之類罕見的例子,像瑞士這么大的國家已經(jīng)嫌太大了。一句話,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袁世凱稱帝時,一個美國籍的憲法學家古德諾為之大肆鼓吹,說中國實行不了共和民主政制。其用心也許是險惡的,不過他至少也看到了事情的一個側面。

  

  歷史并不永遠是“今不如昔”的。確實,正確一點說,歷史永遠是“古不如今”的,不過不能否認往往出現(xiàn)逆流而已。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歐洲,確實出現(xiàn)了逆流——歐洲又回到了神權政治時代。不過雅典民主和共和羅馬并不是白白地只算存在過,甚至在神權的大本營也在憑借神權的掩護,從雅典和羅馬取得教益和神權政治相斗爭,我上次引過的托馬斯•
;
阿奎那(Thormas Aquinas)(注:作者曾摘錄過圣托馬斯的若干語錄(據(jù)馬清槐譯《阿奎那政治著作選》) ,見本文附錄二。)即其一例。13世紀初期英國的大憲章,雖然不過是國王和諸侯間的一個協(xié)議,然而多種歷史事變的湊合,使在其上長出來的議會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隨時可以摧毀的幼芽,繼而經(jīng)過克倫威爾(Cromwell) 確立了權威,但不免還是典型的貴族政治的裝飾品(直到19世紀還是如此) ,然后發(fā)達起來成為一種復雜精巧的、適合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雖然它極不完善。

  

  可惜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更經(jīng)驗主義一些,過分理想化。理想的靈感又從來不是憑空可以來的(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他不免取法于他深愛的雅典;
然而雅典民主的條件又不存在了,結果反而被掛羊頭賣狗肉的僭主們所利用,真是遺憾!

    

  五、公元前7—6世紀恰好是我們的春秋時代

    

  我國的春秋時代, 始于公元前722年,終于前481年,計242年,截頭去尾,那200年正好是公元前7、6兩個世紀。這就是說,希臘史上以寡頭和僭主政治為中介,從王政時代過渡到希波戰(zhàn)爭后雅典民主全盛時代的那兩個世紀,恰好是我們的春秋時代。

  

  我們的春秋時代,是從“禮樂征伐”所從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過渡到七雄并立,法家興起,以至秦漢統(tǒng)一這么一個過渡時代。希臘史向民主主義變,我們向專制主義變。希臘史轉向民主,出現(xiàn)過Despot——專制君主,然而這個專制君主和希臘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專制權力是僭竊來的,所以在他們,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國,專制君主是直接繼承天王精神,而且還是經(jīng)過戰(zhàn)爭消滅一切競取這種地位的敵手而后確立的。在此以前,從孔、老、墨、莊、荀、韓,一直都在為它的君臨大地出海報,寫頌詩,多方宣稱這是利國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這種現(xiàn)象,希臘以外的整個世界 (也許要把羅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蠻族除外)與中國都事同一律,沒有出現(xiàn)過希臘世界那種古怪現(xiàn)象。

  

  這里不想分析何以東、西竟是兩種世界的原因了。這里只想指出一點:《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于僭主——專制政體所作階級分析,突出地顯示出公元前7—6世紀希臘史的歷史背景;
譯文(此處系指本書作者所譯《希臘的僭主政治》一文) 末尾的幾段,格羅脫相當精確地描繪了這一背景。明白了這一背景之后,就可以知道,認為政權永遠是階級的政權,專制主義或僭主政治是相互斗爭的階級誰都無力克服對方時興起的一種過渡政權的理論不適合于中國。中國的專制政權本身就是社會斗爭的一方,不是哪個階級手里的工具。

  

  翻開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序言,他倒是持這種觀點的,雖未明說(見第6—7頁),正是這種觀點,出現(xiàn)了讓步政策論。而只要持這種觀點,讓步政策論也就是它的必然的合理的結論。譯文中雖然不是說的中國,就事跡的自然進程而言,不是正好對讓步政策的來歷做了最生動的描繪了嗎? 反對范文瀾的人,雖然在理論上死命揪住階級斗爭這個教條,說起來似乎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是個癟三,干巴得很。

  

  1973年6月30日 顧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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