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監(jiān)復研究員答法國《解放報》記者韓石Pierre Haski先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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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1.19于北京

　　1．問：你為孫大午被釋放做了什么工作？

　　答：我為孫大午被捕案件的理性解決向領導寫過一個《國外輿論關注農民孫大午被捕案件》的簡報。我希望這個簡報有助于孫大午的釋放。因為我相信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的中國，一定會走向現(xiàn)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光明大道，而不會倒退到文革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現(xiàn)在，我們能夠一起自由地同孫大午在大午集團、在停建的大午中學圖書館前照相、談話，證明了中國的民主、自由，比過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了極大的進步。

　　2. 問：你能否談談你的經歷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答：我妹妹姚蜀平，現(xiàn)在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她寫過一篇《兒女祭》，我寫了前言和后記，登載于《思痛母親》一書中。這篇祭文概要地記敘了我的家史和文化大革命中家破、人亡、身殘的遭遇，也講到1978年以后，父、母親的政治問題得到平反，我和四個妹妹都成了教授、高級工程師，開始了新的生活。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希望在中國和世界上，永遠不再出現(xiàn)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慘劇發(fā)生一次，對人類就足夠了。因此，我極為關注孫大午的命運。

　　3．問：你有樂觀的思想，同時是否也有悲觀的思想成分？

　　答：生活中存在著機遇，同時也存在著挑戰(zhàn)；
存在著希望，也會有失望；
現(xiàn)代化既是走向幸福的過程，也是痛苦的分娩過程。我欣賞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第一段的名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
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
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
那是光明的季節(jié)，那是黑暗的季節(jié)；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
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簡言之，那個時代與現(xiàn)代十分相似�！痹诩~約，不是就出現(xiàn)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獄的 “911”嗎？從絕望的冬天的牢房中走出來的孫大午，肯定企盼希望的春天。人生、歷史教育了我，既不能盲目樂觀，也不能悲觀絕望。

　　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磨練，我對中國共產黨仍然充滿信心。因為，在中國，現(xiàn)在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比它更有權威、更有能力領導人民走向更為繁榮富強的明天；
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團體能比它吸收了更多的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中國共產黨內有幾千萬普通黨員，默默地、全身心地、無私地為了中華民族的騰飛，心甘情愿貢獻自己的一切。從他們的高尚心靈中，我獲得了信心與希望。我決心為十分勤勞又十分貧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愛又十分可憐的中國農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力所能及的實事、好事，包括象對孫大午這樣的案件，如實向上反映真情。但是，我深深感到體制性障礙和思想觀念的惰性，阻礙著改革開放與民主化的前進步伐，甚至，我曾短暫地出現(xiàn)過孤獨與悲哀的情感。但是，許多事實，包括在今天，2003年11月11日我們一起能同孫大午合影，又使我看到希望。我樂觀，謹慎的樂觀。但有時出現(xiàn)帶有迷惑、擔心、憂慮的情緒，如根據(jù)徐水人民法院的判決，孫大午的身份仍是罪犯。

　　4.問：你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看法是悲觀的嗎？

　　答：不是絕望的悲觀，而是有一種危機感和責任感，但是我看到了光明的遠景。中國農村改革是舉世公認的、中國最成功的改革。但是國外學者認識上有誤區(qū)。我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弗里德曼教授曾經于1990年在莫斯科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農村改革，只進行了“包產到戶”的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我說，中國農村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互相促進的配套改革。首先在中國農村，取消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金橋”——人民公社制度。這是極為重大的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同時進行了經營形式的改革，實行家庭承包耕地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
還推進了農業(yè)技術改革，1984年比1978年全國農村的農機總動力的保有量、農村用電量和農業(yè)施用化肥總量都增加了一倍。因此，中國農村的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村技術改革同時改革的成功。弗里德曼認為我講的是事實。但是，他認為直接選舉才是政治改革。我說，中國太大，文盲也多。從下到上的直選要有個逐步完善的進步過程。選舉先從村級開始直選，這也是政治體制改革�，F(xiàn)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精簡政府機構、轉變職能。例如，我原來的上級單位農業(yè)機械部撤消后，變成機械工業(yè)部的一個局，以后又變成經濟委員會的一個處，現(xiàn)在“處”也沒有了，而是成立了農機協(xié)會和許多分會，這種政府機構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廣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進展也是相當快的。不應只局限于要求“多黨制”之類的西方記者關心的難點問題。而且，我親身經歷過中國的“多黨制”的迫害。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大地上建立了千千萬萬個“黨”——名稱是“戰(zhàn)斗隊”、“公社”，可是，每個“黨”的權力比資本主義的任何政黨都大，可以揪出任何一級的共產黨和政府的官員進行批斗；
每個“黨”的自由是無限制的，可以自由地打、砸、搶，還可以自由地打死善良的老人。如1966年8月27日夜晚，在北京城里，紅衛(wèi)兵的戰(zhàn)斗隊就活活打死了退休的小學教師——我的66歲的母親。如果中國再出現(xiàn)這樣的“多黨制”，我不會贊同。我真誠地支持現(xiàn)在的中國共產黨，同時真誠地希望，共產黨能夠進一步自我完善與改革，在發(fā)揚黨內民主方面繼續(xù)前進。同文革比較，現(xiàn)在的民主化進程是相當迅速的，我經過6年，才從被錯誤地定為“反革命份子”的“牛棚”和政治陰影中走出來。而孫大午只關押了六個月，就走出了看守所的牢房。我能夠過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前提是：我在所謂“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上簽字畫押，認錯認罪。孫大午能夠參與大午學校、大午集團的正常業(yè)務活動的前提是，服從徐水法院的判決，不上訴，以“判三緩四”的犯人身份參加社會生活。從孫大午“因言獲罪”被捕到法院最終以經濟上“非法集資”論罪后被釋放，這總是一種比較策略的處理方式。假設孫大午仍在牢房中，那么就會使人們產生一種絕望的冬天的壓抑之感。而孫大午在判決后走出陰暗的囚室，同鄉(xiāng)親們含淚擁抱的事實，使人們依稀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相信政治體制改革有希望。

　　對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認為，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不能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俄羅斯激進的“休克療法”，使經濟真的休克過去了十多年，GDP、國民收入大幅度下降；
政治上亡黨亡國（蘇聯(lián)）；
社會上動亂頻繁，國內戰(zhàn)爭、恐怖活動不斷發(fā)生。中國的漸進式增量改革，在經濟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也是有成績的，如農村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推行著村民委員會直選制度。人們期望政改步伐加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操之過急。一條擁有960萬平方公里陸地和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域的“巨型航船”，載著13億人的旅客，急速地航行在大洋上，要改革、轉型、轉變航線，只能逐步地、穩(wěn)穩(wěn)地、減少震蕩地改變航行的方向。如果過急、過猛地轉向，只會給航船帶來必然出現(xiàn)的意外風險。李慎之先生于2003年1月在會見孫大午和我時，大聲地對我說：“姚監(jiān)復，你要知道，中國的民主化需要100年！”我認為太悲觀了，不一定要100年。他又再次嚴肅地對我說：“姚監(jiān)復，你要記住，中國的民主化要100年！”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李慎之先生時，他親口對我講了兩次的遺言。在美國，我驚悉李慎之先生去世，在孫大午被捕后，我相信李慎之先生的遺言是正確的：“中國的民主化需要100年！”我提前于7月回國（哈佛大學給我的ID有效期到2003年10月），向上反映國外輿論關注孫大午案件，我盡了我的力量。在孫大午被釋放回家的當晚，我寫完了“致李慎之先生在天之靈”的信：“你在天堂，他在煉獄，我在人間。”今天11月11日我同孫大午見面了，同你這位法國《解放報》記者談話，共飲。而我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幾年不敢想象、也不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同外國記者談話的情景。這種新的真實情景，你的攝像機都做了錄象。這不是夢！這使我有根據(jù)再同在天堂的李慎之先生“討論”：“中國的民主化可能不需要100年！”因為，21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正在貫徹“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三個代表”的思想，而不是繼續(xù)貫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違背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斗爭哲學，正在社會主義民主化、現(xiàn)代化的既艱難痛苦又充滿希望的道路上探索中前進。

　　最后，我還要說，我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和中華民族。在2003年6—7月間，我正在美國波士頓訪問，美國一些網站上發(fā)表了“孫大午因言獲罪”、“孫大午、李慎之談話記錄”、“孫大午、杜潤生談話記錄”等，而且，后兩個記錄中，明確記錄了，在場談話人有我（姚監(jiān)復）的名字與我的插話。有的網站還檢索出我過去發(fā)表的文章，公之于眾。有的好心的朋友問我：“你主要寫農業(yè)機械化、農業(yè)現(xiàn)代化方面的文章，怎么卷入了政治旋渦？”有的朋友關心我的命運，希望我“小心一點”。還有好心人建議我趁此機會申請在美國“政治避難”。但是，我決心提前回國。因為，我相信我們沒有做過任何政治上違法的事情，我的良心是平靜的，我們是清白的。因此，我敢于回國，澄清事實，辯明是非。有難同當，而不是在外國尋求什么“政治避難”。我回國后，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現(xiàn)在，孫大午服從了徐水法院“非法集資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的判決”，以待罪之身在重新生活。但是，除了刑事、民事法庭的審判之外，現(xiàn)實生活和廣大人民心中還有層次更為崇高的法庭：道德法庭、良心法庭的審判，而且最公正最嚴明最終的審判者是歷史。任何審判者與被審判者都將接受歷史的審判與不可上訴的最后的判決，今天的審判者也將受審判。

　　我對我們可愛的中國和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熱愛與忠誠是永恒的，絕不動搖，既不會由于文革中對我和家人的不公正待遇而動搖，也不會由于文革以后對我的老師和友人的不公正待遇而動搖。我真誠地希望文革中我的家人承受過的痛苦與不幸，不再在我的同胞身上重現(xiàn)，我最真摯地希望文革真正成為歷史博物館，文革式的悲劇絕對不要以另一種形式在我的可愛的祖國重演。為了這個心愿，如果需要我付出心血、作出犧牲，我心甘情愿。

　　對我們祖國的未來，我充滿信心。從橫向比，我們還比較貧窮、落后。但是縱向看，20世紀最后50年中國的社會、經濟、科技的進步，比中國近代300年、過去的7000年的進步都更偉大、更輝煌。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在社會上的進展、思想上的解放程度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朝代、超過了20世紀的前80年中國的進步。只要共同維護住安定團結的社會環(huán)境，扎扎實實地集中精力發(fā)展經濟、科技、文化，逐步推進現(xiàn)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進步，認真處理自身的污穢與病灶，21世紀的中國必將以富強、文明、民主的大國身份屹立于世界上。為了這個理想，我71歲了，但退而未休，決心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為了祖國、民族、人民獻出自己的一切：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因此，我銘記巴金先生的教導：講真話。我的文章、講話會有錯誤，但我決心不講假話。

　　最后請你并通過《解放報》向關心孫大午命運和我的境況的海外朋友表示最真摯的感謝！向丹麥的德爾曼博士、美國的杜維明、黃萬盛教授、荷蘭的Lei博士、臺灣的于宗先院士、丁一倪教授等關心我近況的專家、學者表示最真誠的謝意！請他們放心，我仍然在磚塔胡同56號農村經濟研究中心（RCRE）正常工作，我仍然自由地生活著和在農村調查，你的錄象就是對我的生活實況的最好見證。最后，我更要真誠地感謝你——有一顆善良的心的法國《解放報》記者韓 石先生！真摯地祝福你

　　一生平安、順利、歡樂與成功！

　　姚監(jiān)復

　　2003年11月19日

　　附：姚監(jiān)復法國《解放報》記者韓石Pierre Haski先生的信

　　2003.11.19于北京

　　法國《解放報》記者韓石先生Dirre Haski、何巖萍女士：
：

　　你們好！

　　感謝2003年11月11日我們在徐水大午集團會見時，你們對我的命運、思路和心路歷程的關心。如果那天你們的問題和我的回答是一種“采訪”，我擔心你們未作記錄的回憶，可能有不準確之處。因此，我想，應該給你們一個書面的“問題與回答”的材料，供你們寫稿件時作為根據(jù)。

　　那天有緣千里來相會，這是一種很幸運的會面，而且是同著名的、向法國朋友介紹中國寧夏失學女孩馬 燕的一位記者韓 石見面。面對著始終在嚴肅地思考著的記者，我認為我有責任和義務向你們提供一些可以向公眾宣布的、我個人的觀點與經歷。如果要公布，我希望悉照原文，請不加刪改或另行補充。當然，你的評論、描敘是你的權利。我尊重你的寫作自由，即使對某些觀點我可能有所有保留。請你也尊重、保留我的原文與觀點。

　　我熱愛、也多次閱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喜歡書中最后的一段：跋涉過河的圣者背負極重的嬰兒，因為這個嬰兒是“時代”。我不是圣者，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普通的真誠的愛國者，時代對我的壓力再重，也只能承受重負，盡力而為，爭取攀越到對岸。

　　 祝

　　幸福，歡樂，成功！

　　姚監(jiān)復

　　20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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