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宣布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zhàn)，從而使中國在“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的名義下參與了朝鮮戰(zhàn)爭。從客觀后果看，由于中國的參戰(zhàn)，朝鮮戰(zhàn)爭實質上成為中美之間的一場大戰(zhàn)，朝鮮半島變成了世界兩大陣營對抗和沖突的戰(zhàn)場，而且最終確定了中美蘇三角關系及遠東國際局勢的格局和走向。因此，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及其原因，是戰(zhàn)后國際關系史和冷戰(zhàn)史中最令各國學者感興趣的題目之一。

　　西方研究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早在朝鮮戰(zhàn)爭之前，中國領導人就參與了戰(zhàn)爭的策劃和準備，甚至中國出兵朝鮮也是事先與斯大林和金日成達成協(xié)議的。[1]前蘇聯(lián)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檔案材料公布后，韓國更出現(xiàn)了“東亞共產主義三角同盟理論”，認為朝鮮戰(zhàn)爭及中國出兵是毛澤東、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預謀的。[2]然而，對于有關蘇聯(lián)檔案材料進行分析之后，我們得出的結論與此并不相同。盡管人們期待著中國方面更多的有關檔案公布于世，但根據中國近幾年已經出版的大量文獻和回憶錄，還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中國當時在朝鮮問題上的舉措屬被動行為，毛澤東同意金日成采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tǒng)一問題是被迫的，派兵入朝作戰(zhàn)更是出于迫不得已。

　　一、中國無意介入朝鮮沖突

　　朝鮮半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便成為美蘇兩國在遠東爭奪勢力范圍的主要場所之一，其結果是以三八線將朝鮮一分為二。美蘇軍隊撤出朝鮮半島后，朝鮮沖突便表現(xiàn)為南北兩個獨立政府之間的朝鮮民族的內部斗爭，而美蘇兩國則退居幕后進行操縱。朝鮮南北雙方都有意通過武力方式解決朝鮮民族的重新統(tǒng)一問題，[3]而在兩大陣營已經形成的世界格局中，金日成作為蘇聯(lián)占領軍扶植和培養(yǎng)出來的北朝鮮領袖，自然會求助于蘇聯(lián)，以及在抗日斗爭中與朝鮮結成緊密關系的中國共產黨。但是說到戰(zhàn)爭策劃，中國與蘇聯(lián)、朝鮮之間的關系并不那么簡單。

　　很多著作提到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中國把大量的朝鮮籍士兵送回國，從而說明中國參與或至少是支持了北朝鮮的軍事行動。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大體是：早在1949年1月，李立三、周保中與崔庸健等人就在蘇聯(lián)顧問的參與下，在哈爾濱舉行過一次會議，討論中國軍隊中的朝鮮籍士兵回國的問題。會議決定到1949年底以前把中國第四野戰(zhàn)軍中的28000名朝鮮籍士兵送回國。1949年7～8月，四野中以朝鮮籍戰(zhàn)士為主的164、166師回到北朝鮮。這些戰(zhàn)士回國后組成了朝鮮人民軍第7師。[4]1950年1月，金日成又派朝鮮人民軍作戰(zhàn)部長金光俠到中國來，要求把中國軍隊中的14000名朝鮮籍士兵接回國。經過談判商定，中國方面同意將這些朝鮮籍戰(zhàn)士全部移交朝鮮人民軍。接著，金光俠又要求讓這批部隊攜帶武器返回。經聶榮臻請示中央，1月22日批復同意。這些朝鮮籍戰(zhàn)士集結在河南省的鄭州后便乘火車回國，并于4月18日到達元山。[5]從客觀上講，這批朝鮮籍戰(zhàn)士加入人民軍，增強了北朝鮮發(fā)動軍事進攻的實力，金日成提出此項要求也完全有可能是出于這一目的。但是毛澤東的主觀意圖卻與此沒有關系，因為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他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過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來解決朝鮮統(tǒng)一問題。

　　1949年3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便提出了以武力解決統(tǒng)一問題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進攻南朝鮮，只有在對南朝鮮軍隊進行反擊時才可以越過三八線。[6]遭到斯大林拒絕之后，金日成曾一度寄希望于得到中國的支持。4月下旬，金日成派遣內務副相兼朝鮮人民軍總政治部部長金一秘密訪問了北平。金一向中國領導人解釋了關于南北朝鮮不能并存的觀點，強調以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的迫切性。毛澤東同意金日成關于南北沖突在所難免的看法，并認為即使美國不干涉，也會唆使日本參加對北朝鮮的作戰(zhàn)。毛澤東表示對此不必擔心，因為蘇聯(lián)和中國都站在北朝鮮一邊，一旦情況需要，中國會派兵援助。但是，毛澤東并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實行武力統(tǒng)一朝鮮的計劃。他告訴金一，在最近的將來進攻南朝鮮是不現(xiàn)實的。因為第一，總的局勢不利；
第二，中國還在與蔣介石作戰(zhàn)，還不能很有效地和大規(guī)模地支援北朝鮮。毛澤東說問題要等到中國完全統(tǒng)一中國之后再解決，還說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同莫斯科協(xié)商后才能解決。[7]顯然，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派兵援朝有兩個條件，一是北朝鮮受到攻擊而不是主動出擊，二是中國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之后。這就說明中國同意讓朝鮮籍戰(zhàn)士回國與金日成的出發(fā)點根本不同。

　　有些研究著作認為，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曾與斯大林商議了朝鮮戰(zhàn)爭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當時的會談已達成協(xié)議，由蘇聯(lián)出武器而中國出軍隊，幫助金日成發(fā)動進攻。還有人認為，關于發(fā)動戰(zhàn)爭的問題，是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在莫斯科共同商定的。近幾年，有關檔案和回憶錄披露了一些情況，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是否在1950年初參與朝鮮戰(zhàn)爭策劃的問題做出判斷。

　　根據現(xiàn)有材料看，毛澤東在蘇聯(lián)期間確曾與斯大林談到過朝鮮問題。據岡察洛夫等人的著作說，1989年蘇共中央曾命令在外交部檔案中查找有關戰(zhàn)爭的檔案，并發(fā)現(xiàn)一份1956年4月毛澤東同米高揚的談話記錄。毛澤東回憶起在訪蘇期間與斯大林談到過朝鮮問題。[8]但根據蘇聯(lián)檔案材料看，毛澤東在訪蘇期間并沒有與斯大林討論過金日成的計劃。根據青石的說法：毛澤東不同意也不重視金日成的進攻計劃，他擔心的是出現(xiàn)相反的情況。會談中，毛澤東對斯大林說：朝鮮的問題，現(xiàn)在不是北邊進攻南邊的問題，而是南邊進攻北邊的問題。南邊的力量要比北邊大得多嘛，還有美國軍隊在那里嘛�，F(xiàn)在的問題是北邊要保持主動，時刻有所準備。[9]但是彼得洛夫說，俄國檔案中根本就沒有關于金日成計劃的記錄。他認為，即使斯大林在與毛澤東會談時提到了解放朝鮮問題，也很可能是最一般地說說。因為毛澤東訪蘇時，斯大林本身還沒有決定給金日成開綠燈，而當時毛澤東的興趣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首先是臺灣的問題上，對他來說，朝鮮無疑是斯大林的責任。[10]

　　另外，斯大林是1月30日回電同意金日成訪蘇的，而毛澤東是2月17日離開蘇聯(lián)的。這時，金日成可能還未到達莫斯科。即使他剛剛抵達，也沒有證據說明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曾舉行過三方會晤。關于這一點，岡察洛夫等人1992年訪問了陳兼，據陳兼說，他曾看過毛澤東的翻譯師哲回憶錄的手稿。手稿中說，斯大林告訴毛澤東：“金日成來了。他想對南方采取行動。金年輕而勇敢，然而，他過高估計了有利因素�！彼勾罅謫柮珴蓶|的意見，毛澤東說：“我們仍然應該幫助小金�！钡�接著又說：“朝鮮現(xiàn)在面臨著復雜的局面。”[11]筆者1995年10月采訪師哲時，證實了陳兼的說法。師哲還肯定地告訴筆者：毛澤東在莫斯科未見過金日成，對朝鮮問題也不感興趣。[12]如果師哲的這個回憶是準確的，那么我們可以確定，即使毛澤東在莫斯科時已經知道金日成帶著“對南方采取行動”的要求來見斯大林，從毛澤東的口氣看，他仍然對采取這種行動持否定和懷疑的態(tài)度。[13]

　　還有一個情況需要說明。根據俄國檔案文獻，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大使給斯大林發(fā)了一份電報說，金日成再次提出向南朝鮮發(fā)動進攻的問題，并堅持要與斯大林面談。沃爾科格諾夫的文章在引證了這封電報后說，斯大林“一個多星期拿不定主意”，隨后他給毛澤東發(fā)了一封措詞謹慎的密電，“如果有取得勝利的充分把握，那么這個問題可以討論”。文章還提到，再次與北京商議后，斯大林2月9日同意在朝鮮半島準備搞一次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14]這似乎也表明中國在1950年初便參與了戰(zhàn)爭的謀劃，但這種說法有一些令人不解之處。第一，斯大林通過什特科夫的電報已經知道毛澤東對此持反對意見，照理他不可能未經商議便冒然發(fā)電通知毛澤東同意就此問題進行討論。第二，當時毛澤東就在莫斯科(毛澤東1月14日出訪列寧格勒，17日已回到莫斯科)，斯大林怎么會通過電報與毛澤東聯(lián)系呢?第三，2月9日金日成很可能尚在來訪途中，斯大林未經商議怎么就會同意在朝鮮半島“搞一次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呢”?看來，沃爾科格諾夫引用的這個材料顯然有誤。[15]

　　最近，很多文章引證俄國公布的檔案材料，說明1950年5月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并且取得毛澤東對北朝鮮發(fā)動進攻的完全支持。但這一事實同樣不能證明中國參與了朝鮮戰(zhàn)爭的謀劃。

　　在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雖然對武力解決朝鮮統(tǒng)一的計劃表示認可和支持，但他決不愿對此承擔責任。斯大林在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計劃后接著說，朝鮮朋友應更多地和毛澤東商量，因為毛澤東對東方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16]什特科夫也曾兩次提醒金日成，關于武力統(tǒng)一朝鮮問題，他需要聽聽毛澤東的意見。于是，金日成通過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告訴毛澤東，表示他希望就統(tǒng)一朝鮮問題訪問中國，與毛澤東商談，但對細節(jié)問題只字未提。毛澤東告訴朝鮮大使：他歡迎金日成來訪，如果金日成對朝鮮統(tǒng)一已經有了具體計劃，這種訪問可以是秘密的；
如果還沒有具體計劃，最好進行一次正式訪問。毛澤東還提醒說，朝鮮目前應當首先做好一切軍事上的準備工作，加強自身的力量，以應付可能的戰(zhàn)爭。[17]這時毛澤東可能了解到金日成的大體意圖，但顯然還不知道金日成的具體計劃，也不知道金日成與斯大林會談取得的進展。[18]于是，就有了金日成1950年5月對北京的秘密訪問。

　　關于金日成秘密訪華有不同說法。有人認為金日成在訪蘇后沒有再訪問北京，[19]也有人說訪問的時間是在4月金日成訪蘇回國途中，或者說是在4月7日至26日之間。[20]根據師哲的回憶以及最近披露的俄國檔案材料，我們知道，金日成在訪蘇后確實來北京進行過秘密訪問，具體的時間是在1950年5月13日至16日。[21]

　　在金日成和樸憲永到達北京的當天晚上，便與毛澤東舉行會談。朝鮮領導人首先通報了與斯大林會談的結果，說明斯大林已經同意了金日成的計劃，由于國際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因此現(xiàn)在統(tǒng)一朝鮮是可能的，但關于這個問題的最后決定，必須取得中國的同意。毛澤東很客氣地提出意見說，你們的李相朝已經同我談過幾次這個問題，我都告訴他現(xiàn)在還不可以。金日成一再解釋說，蘇聯(lián)已經幫助我們做了許多準備，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國同意，我們不要任何幫助。對此，毛澤東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需要請?zhí)K聯(lián)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實一下。毛澤東隨后終止了會談，緊急約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要求立即給斯大林發(fā)電證實金日成的說法。[22]

　　5月14日晚，蘇聯(lián)大使拿著斯大林的電報來見毛澤東。在電報中，斯大林明確肯定了金日成所說的內容是確實的。沃爾科格諾夫的文章發(fā)表了這個電報：“在同朝鮮同志的會談中，菲利波夫表示了這樣的觀點，鑒于國際形勢發(fā)生了變化，他們同意朝鮮同志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的建議。關于這一點，已經確定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做最后的決定。如果中國同志有不同意見，問題的解決必須推遲到進行重新討論之后。朝鮮同志會向您轉達會談的詳細內容�！盵23]這封電報的口氣軟中帶硬，看似征求中國意見，實際上是把責任推到了中國方面，逼迫毛澤東表態(tài)。如果中國不同意，就將推遲朝鮮的統(tǒng)一，如果中國同意，則“最后的決定”就是中國與朝鮮做出的�？磥砻珴蓶|是不能不同意了。毛澤東對蘇聯(lián)大使說，他已注意到朝鮮半島的情況，他完全同意朝鮮同志的估計，即由于美國勢力逐漸退出南朝鮮，朝鮮的局勢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他認為，仍然有必要像中蘇條約那樣，在中國和朝鮮之間迅速簽訂一個友好同盟互助條約。[24]在毛澤東看來，如果需要中國直接對北朝鮮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準備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實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澤東點頭同意他的計劃，而并不需要中國提供援助。

　　5月15日，毛澤東再度與金日成等會談。毛澤東明確告訴金日成，原來他考慮的是應當首先解放臺灣，在此之后再解決朝鮮問題。但既然統(tǒng)一朝鮮的問題已經在莫斯科得到批準，他同意首先統(tǒng)一朝鮮。不過，毛澤東再次提出了日本軍隊參與的可能性問題，甚至，他還提到美國軍隊可能的干預問題。毛澤東說，一旦有二三萬日本軍隊投入戰(zhàn)爭，整個戰(zhàn)爭的過程就可能延長。當然，如果美國軍隊參加戰(zhàn)爭，中國將會派出軍隊支援北朝鮮。金日成對于毛澤東所說的危險毫不在意。他相信幾乎沒有可能出現(xiàn)日本軍隊參戰(zhàn)的情況，即使美國人派個兩三萬日本軍隊來，也不能改變戰(zhàn)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至于美國參戰(zhàn)的可能性，金日成斷言“那幾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經告訴過他們，帝國主義不會干涉，因而根本不加以考慮。但毛澤東還是提出：帝國主義的事，我做不了主，我們不是他們的參謀長，不能知道他們心里想的是什么。不過準備一下總是必要的。我們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帝國主義如果不干涉，沒有妨礙；
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也不管；
如果過了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金日成對此一面表示感謝，一面則婉言謝絕。5月16日，即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的最后一天，莫斯科發(fā)來電報，同意中朝締結一個友好同盟條約，但不是戰(zhàn)爭發(fā)動之前，而是在朝鮮已經成功地統(tǒng)一之后。[25]

　　這就是金日成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秘密訪華以及毛澤東了解和同意金日成進攻計劃的大體過程。我們可以做出的結論是：

　　第一，金日成訪問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來要求中國同意他以武力解決朝鮮統(tǒng)一問題的計劃，他并不需要中國的援助，[26]因此沒有向中國透露他的進攻計劃。在此之后，中國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蘇聯(lián)軍事顧問制定的具體計劃。據師哲回憶，戰(zhàn)爭爆發(fā)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來北京通報情況。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事后對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zhàn)爭爆發(fā)也不和我們商量，現(xiàn)在才來打招呼�！盵27]

　　第二，對于金日成的具體進攻計劃，毛澤東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沒有真正把朝鮮半島即將發(fā)生的事情放在心上。雖然中國與北朝鮮政府在1949年10月6日就建立了外交關系，但直到戰(zhàn)爭爆發(fā)時，中國在平壤還沒有正式設大使館，任命不久的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因病還在武漢休養(yǎng)。在平壤僅有的中國機構是東北行政委員會派出的商業(yè)代表處，而且其主要負責人溫士禎也在沈陽休假。[28]毛澤東提出援助北朝鮮，是以其領土受到侵犯為條件的，而這一點當時又根本不在金日成的考慮范圍之內。

　　第三，從中國當時的國內狀況和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看，毛澤東是不情愿看到在這個時候(中國正在準備解放臺灣的戰(zhàn)役)[29]、在這個地區(qū)(中國在東北幾乎沒有正規(guī)部隊)[30]爆發(fā)一場可能威脅到中國安全和穩(wěn)定的戰(zhàn)爭的。中國同意金日成的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強的和被動的。所以說，毛澤東根本不可能參與金日成的戰(zhàn)爭準備和策劃。

　　其中的原因是十分明顯的。1949年正是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殊死搏斗的決戰(zhàn)時刻，毛澤東顯然無暇顧及朝鮮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又面臨著迅速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以及穩(wěn)定全國政治局勢的繁重任務。就全國范圍內的工作來說，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已經不在中國領導人議事日程之中了。1950年6月6日，毛澤東說：“新的世界大戰(zhàn)是能夠制止的。國民黨反動派散布的戰(zhàn)爭謠言是欺騙人民的，是沒有根據的�！本驮诔�鮮戰(zhàn)爭爆發(fā)的前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在全國政協(xié)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宣布“戰(zhàn)爭一關，已經基本過去了”。[31]中國對朝鮮爆發(fā)的戰(zhàn)爭沒有政治準備、軍事準備和心理準備的事實說明，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中國確實無意對朝鮮沖突進行干涉和參與。

　　二、戰(zhàn)爭初期的軍事防御戰(zhàn)略

　　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并沒有引起中國政府的特別重視。全國范圍內的工作重心也沒有因此而轉移。土地改革是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國中心工作之一，6月30日，即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zhàn)爭的當天，中國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場全國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解放臺灣的計劃也沒有因為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而立即放棄。據肖勁光回憶，6月30日周恩來向他轉達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時說：“形勢變化給我們打臺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臺灣擋著�！�…陸軍繼續(xù)復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臺灣的時間往后推延�！盵32]顯然，推遲進攻臺灣只是因為在軍事上遇到困難，而不是有意要參與朝鮮戰(zhàn)爭。全軍規(guī)模的復員工作也沒有因戰(zhàn)爭而停止。6月初中國中央七屆三中全會決定，為了爭取財政經濟情況的基本好轉，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保存主力的基礎上，要進行大規(guī)模復員。擬將540萬軍隊分兩期復員，力爭把全軍的定額壓縮到280萬到300萬人”。[33]有的著作提出：在杜魯門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國領導人就認識到形勢很嚴重，并于6月30日撤銷了復員100萬部隊的命令。[34]然而，據當時協(xié)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搞軍隊復員整編工作的雷英夫回憶，6月29日晚他把印好的有關復員工作的文件呈請周恩來最后審閱時，曾大膽地提出，鑒于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是否要改變計劃，停止復員，轉入戰(zhàn)備。但周恩來指示，“復員工作仍按原計劃進行”，對“朝鮮戰(zhàn)場的情況，總參謀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視”。6月30日，按照預定計劃，中央復員委員會下達了由軍委主席毛澤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共同簽署的《軍委、政務院關于1950年復員工作的決定》，正式開始了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復員工作。[35]這些情況說明，戰(zhàn)爭之初，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尚未轉移到朝鮮問題上來。

　　美國全面卷入朝鮮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韓國的決議以后，中國開始重視朝鮮戰(zhàn)局問題。這時，毛澤東一方面指示中央軍委討論調整戰(zhàn)略部署，加強東北邊防，一方面開始考慮中國如何對待朝鮮戰(zhàn)爭的問題。不過，直到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前，中國軍事部署的基本方針屬于戰(zhàn)略防御，即使在萬不得已時出兵朝鮮作戰(zhàn)的想法，也是出于戰(zhàn)術角度的考慮。

　　7月7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軍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了討論保衛(wèi)國防的第一次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組建東北邊防軍問題。會議做出決議：限7月底將四個軍三個炮兵師全部調往安東、輯安、本溪等地集結；
組成以粟裕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肖華為副政委的指揮機構；
進行后勤、兵員補充準備及政治動員工作。毛澤東當天夜里批準，立即執(zhí)行。[36]后因粟裕有病不能到職，7月中旬由第13兵團司令員鄧華率所轄第38、39、40、42軍在東北布防。東北邊防軍總兵力約26萬人。[37]從參加會議的人員、會議決議的內容看，這時中國考慮的重點只是加強東北邊防，防止敵人打進來。

　　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中國領導人的憂慮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鮮人民軍進攻受阻，美韓釜山防御戰(zhàn)線已經穩(wěn)定下來的時候，中國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用志愿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周恩來也說：“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38]8月5日毛澤東即給東北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高崗發(fā)電，指示：“邊防軍各部現(xiàn)已集中，8月內可能沒有作戰(zhàn)任務，但應準備于9月上旬能作戰(zhàn)”�！案鞑坑诒驹聝韧瓿梢磺袦蕚涔ぷ�，待命出動作戰(zhàn)”。8月18日又電告高崗：“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準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9月底，請你加緊督促，務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盵39]

　　與此同時，總參謀部的作戰(zhàn)參謀們對朝鮮戰(zhàn)局進行反復研究后認為，美國“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雷英夫把這一結論向周恩來匯報后，立即得到毛澤東召見。毛澤東詳細聽取匯報和詢問情況后指出：美軍在仁川登陸確實是個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戰(zhàn)略問題，并立即決定采取三項措施：(1)檢查督促東北邊防軍各項戰(zhàn)備工作的情況，嚴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戰(zhàn)準備工作，保證隨時可以出動作戰(zhàn)。(2)將敵人可能在仁川登陸和朝鮮人民軍應該有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如部隊主動后撤或在仁川加強布防等，告訴朝鮮和蘇聯(lián)方面，供他們參考。(3)總參謀部和外交部要隨時密切注視朝鮮戰(zhàn)場情況的變化。[40]

　　對于戰(zhàn)局嚴峻的估計，使中國進一步調整了軍事部署，也開始明確提出了入朝作戰(zhàn)問題。8月26日，周恩來召集第二次保衛(wèi)國防會議。與前次會議比較，這次參加會議的人員增加了直接參與作戰(zhàn)指揮的干部。周恩來通報了朝鮮戰(zhàn)局的復雜情況和可能面臨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困難局面，要求東北邊防軍務必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戰(zhàn)準備。周恩來特別強調了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如果出國作戰(zhàn)的話，主要對象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李承晚偽軍”。[41]

　　鑒于形勢日趨復雜，從8月底到9月初，中國大規(guī)模調整戰(zhàn)略部署。毛澤東考慮要在東北已集中四個軍的基礎，再增加八個軍。[42]中央軍委根據聶榮臻的建議，決定將華東地區(qū)準備進攻臺灣的第9兵團和西北地區(qū)正在開始復員的第19兵團，分別調至津浦和隴海鐵路沿線地區(qū)，以策應東北邊防軍。命令中南地區(qū)的第50軍開赴東北地區(qū)，使東北邊防軍兵力從四個軍增至五個軍。同時，中央軍委還作出加速特殊兵種建設的決定，立即增編四個飛行團、三個戰(zhàn)車旅、十八個高射炮團及十個軍的隊屬炮兵。為了保障大城市和工業(yè)基地安全，中央軍委還制訂了防空計劃，將三個航空兵師、十五個高射炮團和一個探照燈團，分別部署于東北及沿海大城市，擔任對空防御，并決定將東北地區(qū)南部的部分工業(yè)設備和戰(zhàn)略儲備物資向北遷移。[43]9月7日深夜，被外交部緊急召回國的柴成文向周恩來匯報了朝鮮的戰(zhàn)況。周恩來曾問道：萬一情況有個突然變化，如果需要我們出兵入朝作戰(zhàn)，你看會遇到什么困難?[44]提出這樣的問題，也說明當時中國領導人的確已經在考慮出兵朝鮮的問題了。

　　盡管如此，此時與美國軍隊對陣，特別是入朝作戰(zhàn)，對于中國領導人來說，還是以防萬一的考慮，是整體戰(zhàn)略防御中考慮的一部分，而不是已經確定的作戰(zhàn)方針。周恩來在8月26日國防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我們軍事建設應有一個較長遠的規(guī)劃，各軍兵種要先有個三年規(guī)劃，空軍、炮兵、裝甲兵等要加緊訓練，準備明年春天參戰(zhàn)。[45]毛澤東在8月27日給高崗、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等人的電報中，雖然也談到“應付時局”問題，但目的還只是讓這些地方負責人考慮與時局和三年規(guī)劃有關的問題，準備提交11月或12月召開的黨的四中全會和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討論。[46]可見，從當時國家決策的角度看，出兵朝鮮的問題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同時應該指出的是，派兵入朝作戰(zhàn)，并不是中國政府一廂情愿的事情。中國出兵朝鮮，當然首先要得到朝鮮政府的邀請。但當時中朝關系并不是十分協(xié)調的。據前蘇聯(lián)外交官員回憶，“在戰(zhàn)爭前夕，中國駐平壤代表和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官方機構的關系就十分緊張”，有時甚至要蘇聯(lián)大使館充當協(xié)調人。[47]金日成在戰(zhàn)前就未向中國透露任何具體計劃，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仍然對中國領導人封鎖消息。鄧華在8月曾提出由中國派觀察員到朝鮮了解戰(zhàn)況的要求，但遭到了金日成的拒絕。一位前北朝鮮高級軍需官回憶說，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所有的蘇制武器都是通過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的鐵路運抵朝鮮的，這樣做的特別目的是不讓中國情報人員獲知朝鮮的準備工作。[48]柴成文作為使館人員于7月初到達朝鮮時，曾帶了周恩來給金日成的親筆信，信中特意說明“此人是可靠的”。朝鮮方面雖然給予柴成文很高規(guī)格的待遇，在他和金日成之間架設了直線電話，但是對于朝鮮方面的實際情況卻很少向中國人介紹。總政治部副部長徐輝和人民軍第二集團軍司令武亭都是從中國回去的，但他們與中國人的談話也受到很大限制。以至柴成文9月初回國時，聶榮臻認為他所做的關于朝鮮戰(zhàn)局的匯報過于簡單，很少談到“友軍”的情況。[49]顯然，金日成在不到萬不得已時是不會向中國求援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就談不上中國出兵的問題了。

　　三、毛澤東四次下決心出兵

　　9月15日美國果然在仁川登陸，并一舉成功，朝鮮局勢急轉直下，出兵朝鮮問題也做為應急方案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9月17日中央軍委決定立即派遣一個五人先遣小組赴朝熟悉情況，勘察地形，作戰(zhàn)場準備。這一建議本是東北邊防軍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來一直壓下未批，這時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組，隨柴成文趕赴平壤。路過沈陽時，高崗給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澤東的來信，信上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50]

　　由于戰(zhàn)場局勢惡化，金日成不得不向蘇聯(lián)求救，并且通過蘇聯(lián)請求中國派兵赴朝作戰(zhàn)。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軍事代表馬特維耶夫給斯大林發(fā)了一份絕密電報，匯報了朝鮮的嚴重局勢：“人民軍損失慘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裝備彈藥嚴重供應不足，燃料缺乏，運輸差不多已完全癱瘓。兵員與彈藥補充的組織工作很差。部隊指揮系統(tǒng)從上到下一團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和樸憲永于9月29日聯(lián)名給斯大林寫信，懇求斯大林給予“特別援助”，即“直接得到蘇聯(lián)的軍事援助”。金日成還要求斯大林：“如果由于某種原因做不到這一點，那么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愿部隊。”[51]10月1日，斯大林給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回電，要他們立即去見金日成，轉告他的意見：準備在三八線以北與敵人做長期斗爭；
迅速組建預備隊，并在南方開展游擊戰(zhàn)；
蘇聯(lián)將提供必要的物質援助。至于金日成要求派軍隊援助的問題，斯大林推到了中國身上：關于“給予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援助形式是組織人民志愿部隊。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52]

　　在此之前，斯大林顯然已經有所考慮。師哲在回憶錄中提到，仁川登陸以后，斯大林曾來電詢問中國在沈陽到丹東一線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援助朝鮮。[53]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電報后，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fā)來電報：“中國最終將被卷入戰(zhàn)爭，同時，由于與中國有互助同盟條約，蘇聯(lián)也將卷入戰(zhàn)爭。我們對此應該懼怕嗎?我的觀點是，我們不必懼怕，因為我們聯(lián)起手來將比美國和英國更強大�！薄叭绻麘�(zhàn)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讓它現(xiàn)在就來吧，而不要等數年之后，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就將恢復起來并成為美國的一個盟國�！盵54]還有材料說，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講明局勢嚴重后，直截了當地要求中國派兵援助。斯大林還說，如果人民解放軍打敗了，蘇聯(lián)愿意直接介入。[55]斯大林的這番慷慨陳詞，顯然不僅僅是詢問中國的意見，而是鼓動和要求中國卷入這場戰(zhàn)爭。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國尋求幫助的同時，也直接派人來北京求援。10月1日樸憲永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直接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請中國出兵赴朝參戰(zhàn)。[56]

　　幾天之內形勢巨變，情況危急，蘇聯(lián)的鼓動和北朝鮮的請求，加上中國對戰(zhàn)局發(fā)展前景的擔憂，迫使毛澤東當機立斷，做出決定。10月2日凌晨2時，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給高崗和鄧華發(fā)電，要高崗立即來京開會，讓鄧華下令“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按原定計劃與新的敵人作戰(zhàn)”。同一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發(fā)電，通知蘇聯(lián)中國已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zhàn)，援助朝鮮同志”。還通報說中國預先調至東北的12個師將于10月15日開始出動，在北朝鮮適當地區(qū)(不一定到三八線)，進行防御戰(zhàn)，待蘇聯(lián)武器到達后，配合朝鮮人民軍舉行反攻。[57]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表示派兵入朝作戰(zhàn)。[58]

　　但10月2日下午中國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商討此事時，出現(xiàn)了意見分歧。毛澤東認為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擬派林彪率軍入朝。但是林彪不贊成出兵，稱病推辭。于是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再行討論。中央書記處決定改派彭德懷掛帥，毛澤東要周恩來速派專機去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參加會議。[59]10月4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然是意見分歧。會上有很多人不贊成出兵。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的理由主要是：國內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急待醫(yī)治；
部分地區(qū)尚未解放，新解放區(qū)尚未進行土地改革；
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美軍，更無制空權和制海權；
經過長期戰(zhàn)爭，有些干部和戰(zhàn)士有和平厭戰(zhàn)情緒等等。[60]關于政治局會議爭論的情況，有不同說法。有的文章說，會議延續(xù)了幾天，討論是否出兵時，高崗、林彪強烈反對派兵與美國作戰(zhàn)。也有文章說，據高崗向蘇聯(lián)人所言，他在會上力主出兵朝鮮，并與反對出兵的周恩來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辯論。[61]實際情況如何，只有將來中國有關檔案公布才能搞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會議的爭論肯定十分激烈。在毛澤東已經答應斯大林和金日成出兵之請的情況下，仍然發(fā)表出眾多反對意見，說明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不贊成出兵或至少是暫時不出兵的傾向是主要的。聶榮臻就回憶說，當時黨內的不同意見傾向于“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62]

　　由于氣候原因，彭德懷于10月4日下午才飛抵北京。趕到會場后，彭德懷“發(fā)現(xiàn)會議的氣氛很不尋�！�，分歧意見很大。當天下午，彭德懷沒有發(fā)言。第二天上午9時左右，鄧小平受毛澤東委托專程到北京飯店接彭德懷去中南海談話。顯然，毛澤東有意通過彭德懷扭轉會議的僵持局面。因此，談話時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確實存在嚴重困難，但是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呢?”當彭德懷表示支持毛澤東出兵的主張，并愿意帶兵出征后，毛澤東頗為感慨地說：“這我就放心了。現(xiàn)在美軍已分路向三八線以北冒進，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今天下午政治局繼續(xù)開會，請你擺擺你的看法�！毕挛缯�治局會議繼續(xù)對是否出兵援朝問題進行討論時，仍有兩種意見。這時，彭德懷發(fā)言堅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彭德懷的發(fā)言的確起了重要作用。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出兵援朝。所以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才十分肯定地對彭德懷說：“給你十天準備時間，出兵時間初步預定10月15日�！盵63]

　　10月6日周恩來在居仁堂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會上傳達了黨中央關于出兵朝鮮的決定，并研究部署志愿軍出動的各項準備工作。林彪在會上繼續(xù)表示不贊成出兵，他的主要意見是，為了拯救朝鮮而把中國打爛不值得，因裝備太差與美軍作戰(zhàn)沒有勝利把握，美國可能用原子彈或大規(guī)�？哲娨u擊中國大陸。因此，他還是主張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戰(zhàn)”的方針，屯兵于朝鮮，待機行事。周恩來批評了這種看法，強調出兵援朝的決心已定，現(xiàn)在只是研究如何執(zhí)行的問題。[64]

　　10月8日毛澤東發(fā)布了關于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任命彭德懷為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率第13兵團及所屬四個軍和邊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屬三個炮兵師，待命出動。后勤供應事宜，統(tǒng)由高崗調度。同日，毛澤東發(fā)電將這一決定通知金日成。[65]這是毛澤東第二次做出派兵入朝的決定。

　　中國決定出兵朝鮮的確是有很大困難的，其中軍事方面的問題主要在于中國軍隊裝備落后，而且沒有進行現(xiàn)代化作戰(zhàn)必須的空軍。[66]毛澤東在10月2日的電報中就要求斯大林向中國提供大量的軍事裝備，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輕重武器，及幾千輛卡車。同時要求蘇聯(lián)在中國軍隊進入朝鮮作戰(zhàn)時提供空軍援助。[67]為了取得出戰(zhàn)必勝的把握，也鑒于斯大林電報中說過“聯(lián)手作戰(zhàn)”，中國決定派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洽談蘇聯(lián)出動空軍支援和提供武器裝備的問題。然而，就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斯大林瞻前顧后，出爾反爾，以至中國在下決心出兵朝鮮的問題上再次出現(xiàn)波折。

　　周恩來10月8日離開北京，因飛機中途停留，于10日到達莫斯科，11日在布爾加寧陪同下乘專機飛到黑海之濱斯大林的休養(yǎng)地。當天下午舉行雙邊會談，據師哲的回憶，會談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1)斯大林解釋蘇聯(lián)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認為蘇聯(lián)雖設想過幫助朝鮮，但早已聲明蘇軍從朝鮮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更不能同美國直接對抗。(2)斯大林勸中國出兵，如果中國出兵，蘇聯(lián)將供應武器和裝備。(3)周恩來闡明中國出兵的困難：中國人民長期遭受戰(zhàn)爭之苦，許多國計民生問題尚未解決，目前剛剛結束戰(zhàn)爭，正在恢復和建設等等。(4)斯大林建議，如果中國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過鴨綠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將主力部隊撤到中國休整，以利再戰(zhàn)。[68]會談結束后，當晚7時斯大林與周恩來聯(lián)名致電中國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電報內容目前尚未披露，但根據師哲的回憶，可能包括有上述會談內容以及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的安排。另外，據毛澤東13日給周恩來到回電看，肯定還有一個內容，即蘇聯(lián)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在朝鮮作戰(zhàn)”。[69]情況很可能是這樣：周恩來因未能達到請?zhí)K聯(lián)空軍出動與中國人民志愿軍協(xié)同作戰(zhàn)的目的，所以與斯大林共同做出暫不出兵的安排。畢竟，中國領導人在是否出兵問題上有過激烈爭論，而是否有蘇聯(lián)空軍掩護則是能否保證出戰(zhàn)必勝的關鍵問題。

　　因莫斯科與北京時差5個小時，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聯(lián)名電報到北京時是12日子夜，再由蘇聯(lián)使館送到中國中央辦公廳轉呈毛澤東，大約已是12日下午。[70]毛澤東得知蘇聯(lián)已確定暫不出動空軍的消息后，緊急發(fā)出兩封電報，指示東北的彭德懷、高崗以及華東的饒漱石、陳毅：“10月9日命令暫不實行”，“13兵團各部仍就原地進行訓練，不要出動”，“宋時輪兵團亦仍在原地整訓”。同時，請高崗和彭德懷赴京商談。[71]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擔心電報轉輾延誤時間，又于當晚7時許匆忙趕到軍委作戰(zhàn)部值班室，直接用電話找到正在安東察看渡口的彭德懷，告訴他情況有變化，回北京當面談。[72]10月13日中午，彭德懷和高崗抵達北京。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對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關系再次展開討論。彭德懷聽說蘇聯(lián)不給予空軍支援后十分生氣，并表示要辭去志愿軍司令。毛澤東再次掌握了會場，他說服彭德懷和其他與會者，雖然蘇聯(lián)空軍在戰(zhàn)爭開始階段不能進入朝鮮，但斯大林已答應對中國領土實行空中保護，并向中國提供大量軍事裝備。會議最后決定，即使暫時沒有蘇聯(lián)空軍的支援，在美軍大舉北進的情況下，不論有多大困難，也必須立即出兵援朝。隨后，毛澤東與彭德懷、高崗詳細研究了志愿軍入朝后的作戰(zhàn)方案。[73]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即給周恩來去電：“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由于沒有空軍掩護，毛澤東決定初期只與南朝鮮部隊作戰(zhàn)。第二天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通報了具體的作戰(zhàn)部署和方案，并說明志愿軍出動的日期是10月19日。[74]這是毛澤東第三次下決心出兵朝鮮。

　　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樸憲永到沈陽會見彭德懷，要求中國盡快出兵。彭德懷告訴他，中國已做出最后決定，預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隊分批渡江。同日，毛澤東致電高崗和彭德懷，要求志愿軍出動日期提前。電報說“我軍先頭軍最好能于17日出動”，“第二個軍可于18日出動，其余可在爾后陸續(xù)出動，10天內外渡江完畢”。[75]彭、高接電后即于16日上午趕到安東，召集了師以上干部會議，宣布中央決定，并提出渡江后的戰(zhàn)術要求。[76]

　　然而，就在中國軍隊箭已上弦，不得不發(fā)之時，莫斯科方面的情況又有變化。斯大林得知了中國的決定之后，于10月14日給什特科夫發(fā)出急電說，“經過一段猶豫不決，中國人已最后做出向朝鮮派出他們的軍隊的決定。我很滿意這個有利于北朝鮮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您不必考慮以前我們的高級官員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做出的建議�！盵77]這個“建議”顯然是指在此之前蘇聯(lián)與中國達成的一旦中國軍隊介入戰(zhàn)爭，蘇聯(lián)就將提供空中支援的協(xié)議。[78]斯大林既已達到目的，自然要把蘇聯(lián)所承擔的風險降低到最小程度。然而，中國方面對此還寄予著很大希望。

　　毛澤東雖然再次決定出兵，但是對于蘇聯(lián)援助中國軍事裝備是否能采用租借辦法和兩個半月內蘇聯(lián)空軍是否能夠出動心里沒底，但這兩件事又至關重要。如果要用現(xiàn)錢購買蘇聯(lián)的武器，則因中國一時難以支付而延誤交貨日期；
如果蘇聯(lián)空軍兩個半月內不能出動，則會影響志愿軍的整個戰(zhàn)略部署。因此，毛澤東在13日電文中還指示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就此與蘇聯(lián)領導人商議。毛澤東表示，只要能用租借辦法，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一場長期戰(zhàn)爭并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
“只要蘇聯(lián)能于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愿軍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zhàn)”，并保護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周恩來當夜緊急約見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轉告毛澤東來電內容。[79]10月14日，蘇聯(lián)政府承諾對援助中國的軍事裝備將采取信用貸款的方式，以及將出動十六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周恩來又致電在療養(yǎng)地的斯大林，進一步提出蘇聯(lián)除戰(zhàn)斗機外，可否出動轟炸機配合中國軍隊作戰(zhàn)；
除出動空軍入朝作戰(zhàn)外，可否加派空軍駐扎在中國近海各大城市；
以及除提供武器裝備外，可否在汽車、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給予信用貸款訂貨的條件等等。[80]這時，斯大林卻改變了主意，他給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打電話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蘇聯(lián)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81]周恩來無可奈何，只得于16日離開莫斯科回國。

　　蘇聯(lián)決定不派空軍入朝作戰(zhàn)，也就意味著中國軍隊在朝鮮戰(zhàn)場根本無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這不能不使中國重新考慮出兵問題。于是，毛澤東在17日下午5時再次急電彭德懷和高崗改變計劃。原定先頭部隊17日出動，現(xiàn)改為“準備于19日出動”，并且說明18日“當再有正式命令”，電報還要彭、高二人再乘飛機回京商談。[82]毛澤東于18日又一次主持召開中國中央會議，研究出兵朝鮮問題。會上，剛回北京的周恩來介紹了幾天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會談的情況，彭德懷介紹了志愿軍出國前的準備情況。毛澤東最終決斷說：“現(xiàn)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敵人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愿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盵83]會后，毛澤東于晚9時給鄧華等志愿軍領導去電，命令部隊按預定計劃，自10月19日晚從安東和輯安兩地渡過鴨綠江，入朝作戰(zhàn)。[84]這是毛澤東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決心。

　　四、中國領導人的深層憂慮

　　對以上中國介入朝鮮沖突并最終派出志愿軍赴朝作戰(zhàn)的過程進行分析和歸納，可以看出，中國出兵朝鮮確實是出于迫不得己，[85]而毛澤東的憂慮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從政治方面考慮，避免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處于孤立地位。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前夕宣布了“一邊倒”的外交和政治方針，即表明了在戰(zhàn)后形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壘中，新中國將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態(tài)度。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又赴蘇談判，幾經磨難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盡管條約本身仍然包含著不利于中國的不平等因素，但畢竟在尋求國際援助方面取得了蘇聯(lián)及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支持。不僅如此，在中蘇兩黨的會談中，蘇聯(lián)還一再表示要讓中國在亞洲組織共產主義同盟，使新中國承擔起在亞洲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責任和義務。這樣，在北朝鮮共產黨政權處于危難之機，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請求中國出兵援助的情況下，毛澤東便不得不考慮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聲譽。當時的形勢是，蘇聯(lián)、朝鮮和諸多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翹首等待中國政府做出決定。戰(zhàn)爭爆發(fā)后，斯大林曾在給中國的一封電報中說，中國是朝鮮的唯一希望。[86]據當時在蘇聯(lián)大使館的中國外交人員回憶，朝鮮局勢逆轉之后，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領導人以及社會輿論都認為中國應該出兵援助朝鮮。而當中國政府宣布派出志愿軍后，這些國家的報紙一片歡呼，甚至組織群眾上街游行。[87]中國共產黨承受的壓力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盡管中國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中蘇也簽訂了同盟條約，但斯大林對毛澤東并不信任。斯大林過去一直認為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懷疑新中國將走上鐵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國此時不出兵援助朝鮮，無疑將證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懷疑是正確的，中國就會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處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本人是頗有感觸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說：“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鐵托，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直到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打擊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這個帽子”。1958年7月毛澤東又對尤金說，斯大林一直懷疑中國人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到朝鮮戰(zhàn)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88]

　　中國作為一個剛剛誕生而又貧窮落后的大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國際援助，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打內戰(zhàn)，已經與中國處于對立狀態(tài)，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更使美國敵視新中國的方針公開化和明朗化。這樣，中國在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就顯得尤其重要。這是毛澤東的第一層憂慮。

　　其二，從軍事方面考慮，避免在中國東北境內打一場無法避免的中美之戰(zhàn)。

　　在毛澤東看來，美國越過三八線的目標決不僅僅是要消滅北朝鮮政權，而是要以此為跳板，進一步向中國領土滲透，因此中美之戰(zhàn)在所難免。對于美國覬覦中國的野心，毛澤東始終是有警惕的。無論是從意識形態(tài)角度講，還是從美國“安全戰(zhàn)略”角度講，毛澤東認為美國絕不會甘心失去其在中國的影響，它都在尋找機會控制這塊遠東大陸。還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就擔心美國要參與中國內戰(zhàn)，并為此做了充分的軍事部署。隨著朝鮮戰(zhàn)局的變化，毛澤東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與朝鮮僅一江之隔的東北地區(qū)。麥克阿瑟的戰(zhàn)爭叫囂，無疑加重了中國對東北遭到入侵的擔憂。麥克阿瑟訪問臺灣，美國加強給蔣介石的軍事援助，都使毛澤東確認了美國堅持與中國共產黨人處于敵對狀態(tài)的看法，也認定美國將執(zhí)行一種以臺灣為據點向外擴張的軍事侵略政策。這很自然地使人聯(lián)想，一旦美國占領了北朝鮮，難道不會執(zhí)行一種以北朝鮮為據點的軍事擴張政策?畢竟臺灣與大陸隔著一道海峽，而朝鮮與中國僅僅一江之隔，況且美國的遠東軍事力量幾乎全部集中在朝鮮半島。毛澤東非常擔心美國繼占領朝鮮半島后進而跨過鴨綠江進入中國東北，使東北三省成為戰(zhàn)場。周恩來在8月26日國防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的指示，充分說明了毛澤東的這種憂慮：“很多跡象表明，美帝馬上發(fā)動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不可能的，但其總的企圖是不斷地以一個一個局部戰(zhàn)爭推動為世界大戰(zhàn)，我們就要將其發(fā)動的局部戰(zhàn)爭，一個一個地打下去�！盵89]在毛澤東看來，既然戰(zhàn)爭總是要一個接一個爆發(fā)的，與其等到美國跨過鴨綠江再打，不如現(xiàn)在就打出去，爭取在朝鮮境內就將戰(zhàn)爭制止住。

　　從后來美國公布的檔案看，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并非是針對中國的，美國也沒有與中國作戰(zhàn)的計劃和企圖。[90]顯然，中國領導人對局勢發(fā)展和美國進攻北朝鮮意圖的判斷是有失誤的。當然，美國政府內部的討論和分歧情況，北京當時是無法得知的，因此與麥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戰(zhàn)爭叫囂和蔣介石集團的蠢蠢欲動相比，艾奇遜等人的聲明和保證就顯得毫無價值，甚至是別有用心的。周恩來后來說：“我們得到的情報是，他們要穩(wěn)住中國，過三八線，過了之后，再搞中國。我們看穿了騙局，所以在9月30日聲明：對美帝侵略朝鮮我們不能置之不理�！盵91]不管是麥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誤導，還是毛澤東對情報判斷的失誤，總之中國領導人認定美國繼攻占北朝鮮之后，必將把中國東北做為下一個進攻的目標，這才下決心與美國一戰(zhàn)。這是中國領導人的第二層憂慮。

　　其三，避免蘇聯(lián)借美國把戰(zhàn)火引向中國之機，利用中蘇同盟條約派兵進入東北。

　　使毛澤東擔心的不僅是美國，而且還有蘇聯(lián)。毛澤東很有理由做這樣的推理：既然美國繼侵占北朝鮮后會進一步跨過鴨綠江，那么，戰(zhàn)火一旦在中國東北境內燃起，蘇聯(lián)很可能會以中蘇同盟條約為依據而出兵東北。其結果，不是美國占領東北，就是蘇聯(lián)控制東北。這就是說，無論未來東北戰(zhàn)場鹿死誰手，中國都將失去在東北的主權。毛澤東當然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束時，蘇聯(lián)就是借口對日作戰(zhàn)，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城下之盟，使中國喪失了對中東鐵路和旅順、大連的主權。劉少奇和毛澤東在訪蘇期間與斯大林主要的分歧和爭論就是東北問題，這是中蘇雙方都十分關注的焦點。毛澤東心里明白，中蘇條約確定的蘇聯(lián)歸還中東鐵路以及旅順、大連的日期，是中國“虎口奪食”，硬逼出來的，難道斯大林就不會利用中美之戰(zhàn)的機會，以中蘇同盟為借口，重新返回東北嗎?況且，蘇聯(lián)的很多做法也的確增加了中國領導人的疑慮。當朝鮮局勢出現(xiàn)危機時，在平壤的蘇聯(lián)代表團團長扎哈羅夫曾建議金日成向中國請求援助，并將失去戰(zhàn)斗力的部隊轉移到滿洲整編。[92]斯大林在與周恩來會談時也提出：要朝鮮同志做有組織、有計劃的撤退，并答應他們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資和部分工作人員、干部撤到中國東北，以后便于重新進入朝鮮。[93]斯大林還曾直接給北京發(fā)電報，通知中國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94]蘇聯(lián)再三提出讓北朝鮮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國東北，并以此為基地實行反攻的建議，這無異于把朝鮮的戰(zhàn)火引向中國。中國面臨的選擇是或者出兵朝鮮與美國在朝鮮半島打一場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戰(zhàn)爭；
或者讓北朝鮮殘余部隊撤進中國境內，重新整編和裝備后再返回朝鮮。顯然，選擇后者將使美國以追趕北朝鮮敗軍為名入侵中國東北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大大增強。也就是說，即使中國不出兵，中美之戰(zhàn)仍不可避免，只是這樣一來，戰(zhàn)場則是在中國境內。使問題復雜化的主要之點在于，一旦美國跨入中國境內，蘇聯(lián)便極有可能派幾十萬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援助中國作戰(zhàn)。這樣，即使中蘇聯(lián)手打敗美國軍隊，中國也將再次面臨一個如何請?zhí)K聯(lián)撤軍的麻煩，而且還很可能延遲蘇聯(lián)歸還中東鐵路及旅順和大連港的日期。甚至美國情報機構也估計到一旦美國對中國境內采取軍事行動，蘇聯(lián)“根據中蘇條約將給予適當的軍事支援”。[95]而這恰恰就是中國領導人的第三個憂慮。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是不得不出兵朝鮮了。

　　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不是忽視或抹殺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援助朝鮮的重大作用和意義：中國出兵朝鮮作戰(zhàn)的直接結果是拯救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并同朝鮮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從而使得中國的東北有一個友好的鄰國。更重要的是，新中國以其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建國初期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敢于面對世界頭號強國，英勇奮戰(zhàn)，致使戰(zhàn)后不可一世的美國也不得不來到談判桌前。這的確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聲望，特別是給許多弱小的國家做出了不畏強權的榜樣。但這些都是中國出兵的結果，而本文研究的側重點，只是說明出兵朝鮮是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被迫做出的決策。

　　該文是提交1996年1月9～12日在香港大學召開的“亞洲的冷戰(zhàn)”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后發(fā)表于《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1期�？�載時文章題目改為“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并有少量文字修改。

　　附：有關的俄國檔案文獻

　　№00277

　　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訪華計劃致維辛斯基電

　　(1950年5月12日)

　　密碼電報。絕密，不得復制。

　　發(fā)自平壤。

　　致維辛斯基

　　5月12日，應金日成請求與他和樸憲永會見。在交談時，金日成通知我，他剛從莫斯科回來便接到李周淵(駐華大使)一封信。他在信中談到了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見。在此次會見中，討論了金日成要與毛澤東會見的問題。周恩來建議正式會晤。毛澤東像是對李周淵提出問題說：打算什么時候統(tǒng)一國家，但未等得到答復，便說，如果你們想在近期對南方發(fā)起軍事行動，那么，就不要進行正式會晤。在這種情況下應進行非正式來訪。

　　接著，毛澤東又補充說，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tǒng)一朝鮮的，統(tǒng)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對于美國人，不要怕他們。美國人不會為了這樣一塊小地盤就發(fā)動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

　　隨后金日成告知，由于中央沒有授權李周淵會見毛澤東，討論他(金日成)與毛澤會晤的問題，所以他們決定召回李周淵，同他談談并下達有關的指示。

　　李周淵來到平壤，5月10日便帶著有關委托去北京了。

　　今天，5月12日李周淵報稱，他會見了毛澤東，毛同意金日成按原定日期來訪。金日成說，他們打算5月13日晨飛往北京，問我給他派來的飛機能否提前準備好。我回答說，飛機已經準備好。

　　隨后，金日成說，他決定同樸憲永一起去中國，與毛澤東會晤的問題，他們未在中央委員會討論過，他只同金策(政治局委員)說過此事。

　　金日成通知我，他們打算同毛澤東大體討論下列問題：

　　1、通報他們以武力統(tǒng)一國家的意圖和在莫斯科會談此問題的結果。

　　2、就簽訂朝中貿易條約問題交換意見。他想建議在近期內簽訂貿易條約，而友好條約待全國統(tǒng)一后再簽訂。

　　3、向毛澤東通報在莫斯科與斯大林同志討論的若干問題和建立朝鮮勞動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更密切聯(lián)系的問題。

　　4、就朝中雙方共同感興趣的若干問題交換意見，例如水豐水電站、中國境內的朝鮮人問題，等等。

　　隨后，金日成請我提建議，在幫助預定的作戰(zhàn)行動方面他應向毛澤東提出什么問題。我回避了這個問題，而是讓他更明確地說明，他缺少什么，中國人能給予他什么樣的幫助。這時金日成回答說，他想為從中國調來的使用日式和美式武器的師配備一些彈藥以及一定數量的馬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同總參謀長交談后得知，他們已有了三個基數的彈藥，便決定不再提這些問題了。于是他說，他不再向毛澤東要求援助了，因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經得到了滿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夠的援助。

　　金日成通知我，他已就作戰(zhàn)準備問題給總參謀長下達了一切必要的指示，總參謀長已著手起草計劃，他希望6月份發(fā)起戰(zhàn)役，但沒有把握他們是否會按期完成。

　　5月13日當地時間5時20分，金日成和樸憲永飛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

　　№00315

　　斯大林關于建議中國派部隊援助朝鮮致羅申電?

　　(1950年10月1日)

　　交布爾加寧同志

　　1950年10月1日3時

　　北京

　　蘇聯(lián)大使

　　請立即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

　　我正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對朝鮮局勢不甚了解。但是，從今天莫斯科給我的報告中，我得知朝鮮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過朝鮮同志，美國人在仁川登陸的意義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斷北朝鮮第1和第2方面軍與北部后方的聯(lián)系。莫斯科曾提醒他們應迅速從南方至少撤出四個師，在漢城以北和以東建立防線，然后逐步將大部分的南方部隊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線。但第1和第2方面軍司令部未能執(zhí)行金日成關于將部隊撤往北方的命令，從而使美國人得以切斷部隊并把他們包圍起來。在漢城地區(qū)，朝鮮同志沒有任何可以進行抵抗的部隊�？梢哉J為，通往三八線的道路是沒有設防的。

　　我考慮，根據眼下的形勢，如果您認為能為朝鮮人提供援軍，哪怕五六個師也好，應即刻向三八線開進，從而使朝鮮同志能夠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后備力量。中國部隊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現(xiàn)，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tǒng)率。

　　我沒有向朝鮮同志談過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談。但我并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后將會很高興。

　　等候您的答復。

　　此致

　　敬禮!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00322

　　斯大林關于中國出兵問題致金日成的信?

　　(1950年10月8日)

　　平壤

　　致什特科夫轉金日成

　　金日成同志!

　　由于同中國同志協(xié)商需數日，復信遲了。10月1日我致電毛澤東，問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個中國師去朝鮮，以便朝鮮同志能在這些師掩護下建立預備隊。毛澤東拒絕了，推說他不想把蘇聯(lián)拖進戰(zhàn)爭，中國軍隊技術裝備差，戰(zhàn)爭會在中國引起很大不滿等。我以下面這封信回復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志愿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志曾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國同志之所以準備派兵去朝鮮，是為了防止朝鮮變?yōu)槊绹�和未來軍國主義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這與中國是利害攸關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鮮派兵問題，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個師，是出于以下幾點對國際形勢的考慮：

　　1、如朝鮮戰(zhàn)事表明的那樣，美國目前還沒有為發(fā)動一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做好準備；

　　2、日本因其軍國主義勢力尚未復元，沒有能力給美國以軍事援助；

　　3、有鑒于此，美國將被迫在朝鮮問題上向有蘇聯(lián)盟國為其后盾的中國做出讓步，將不得不接受就朝鮮問題進行調停的條件，這些條件將有利于朝鮮而使敵人無法將朝鮮變?yōu)樗�的軍事基地�?br>

　　4、基于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后將不僅被迫放棄臺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及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

　　由此我考慮到，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美國人將會把持臺灣，把它當作基地。美國這樣做，不是為了已沒有取勝希望的蔣介石，而是為了他自己或者是為了未來的軍國主義日本。

　　當然，我也考慮過，美國盡管沒有做好大戰(zhàn)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zhàn)，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zhàn)爭，蘇聯(lián)也將同時被拖入戰(zhàn)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一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德國現(xiàn)在不能給美國任何幫助，而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不成為重要的軍事力量。如果戰(zhàn)爭不可避免，那么讓它現(xiàn)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后，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起來并成為美國的盟國，而在李承晚控制整個朝鮮的情況下，美國和日本將會在大陸有一個現(xiàn)成的橋頭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個師時所依據的國際形勢及前景的考慮�！�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澤東的復信，他表示贊同我信中的基本論點，說他將派出的不是六個而是九個師，但不是現(xiàn)在而是過一些時候再派；
他要求我接見他的代表而且同他們詳細商談。我當然同意接待并同他們討論給朝鮮軍事援助的詳細計劃。

　　從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您應牢牢守住自己的每一塊土地，加強對侵朝美軍的抵抗，并使用朝鮮人民軍突圍出來的軍事干部來組建預備隊。由此同樣可以看出，您建議把全部在蘇聯(lián)接受訓練的朝鮮同志改學飛行，是完全正確的。

　　關于同中國同志談判的進一步情況，下次再通報。

　　馮西

　　1950年10月8日

　　什特科夫同志，請您將此信念給金日成聽。他可以當著您的面轉抄，但鑒于此信屬絕密件，故不要將它交給金日成。

　　馮西

　　[1]日本學者中島嶺雄把這類觀點歸納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謀理論”，并綜述了有關的各種看法。參見中島嶺雄：“中蘇沖突的起源與朝鮮戰(zhàn)爭的國際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載澳大利亞《中國季刊》，1979年第1期。

　　[2] 1994年7月韓國政府在報紙上公布了金泳三總統(tǒng)從俄國帶回來的一些前蘇聯(lián)檔案，《中央日報》的編輯手法充分表明了這一觀點。另參見韓國高麗大學樸明林1994年的博士論文《韓國戰(zhàn)爭的爆發(fā)和起源》（感謝鄭仁甲先生向我推薦了這篇論文，并將論文譯成中文）。

　　[3]筆者在最近出版的《朝鮮戰(zhàn)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第三章中對此做了詳細說明。

　　[4]陳兼：《中國通向朝鮮戰(zhàn)爭的道路：中美沖突的形成》（Chian"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紐約1994年版，第109～110頁；
陳兼：“中蘇同盟與中國介入朝鮮戰(zhàn)爭”（The Sino-Soviet Allin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作者1991年11月提交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zhàn)國際關系史項目的工作報告，第22頁。也有文章說這些戰(zhàn)士組成了人民軍第5師和第6師。見樸明林前引文。

　　[5]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頁；
樸明林前引文。如此計算，回到朝鮮的士兵共有四萬多人。據陳兼訪問中國軍事史研究者了解的情況，并經查閱檔案，至1950年春回國的朝鮮籍戰(zhàn)士總數為23000人。見《中國通向朝鮮戰(zhàn)爭的道路》，第109-110頁。（編注：筆者后來又在俄國和中國檔案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關于朝鮮籍戰(zhàn)士回國的新材料，與上述說法略有差別。詳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zhàn)——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216頁。）

　　[6]凱瑟琳·威瑟斯比：“進攻還是不進攻：斯大林、金日成與戰(zhàn)爭序幕”（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載《冷戰(zhàn)國際關系史項目公報》，第5期，1995年春季號，第2頁；
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劉易斯、薛理泰：《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zhàn)爭》（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35、328頁。（編注：后來筆者查閱了有關的俄國檔案原文，在1949年3月5日斯大林與金日成的正式會談中，沒有提到“進攻南朝鮮”的問題。因此，上述談話可能是秘密進行的。）

　　[7]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臺灣的計劃”，載《明報月刊》1994年7月號，第85頁；
樸明林前引文。按青石的說法，這次訪問中國的人不是金一，而是金日成，但筆者采訪師哲得知，來訪者確是金一。據師哲回憶，毛澤東與金一談話很簡單，說了幾句就把他打發(fā)走了。（編注：后來筆者查閱了有關的俄國檔案原文，關于金一訪問北平的情況，什特科夫根據金日成的通報向維辛斯基報告的內容，與柯瓦廖夫根據毛澤東的通報向斯大林報告的內容明顯不同：金日成的通報強調中國表示將在未來的軍事斗爭中支持和援助朝鮮，而毛澤東的通報則強調中國勸告朝鮮不要立即實行武裝統(tǒng)一的計劃。詳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zhàn)——中蘇最高機密檔案》，第210～213頁。）

　　[8] 《不確定的伙伴》，第326頁。

　　[9]青石前引文，第86頁。

　　[10] V.彼得洛夫：“毛、斯大林和金日成：新的詮釋”（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載《東北亞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第21頁。

　　[11] 《不確定的伙伴》，第130、325頁。

　　[12]不過，師哲的記憶中有一點可能有誤，因為根據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看，直到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訪華之前，毛澤東對金日成想采取軍事行動的事情毫無所知。

　　[13]編注：關于斯大林與毛澤東在莫斯科是否討論過朝鮮軍事計劃的問題，筆者后來又做了進一步考察，特別是與對此問題在俄國進行過專門調查的挪威學者韋斯塔討論了此事，其結論仍然是否定的，盡管增加了一些細節(jié)。詳見拙著：《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zhàn)——中蘇最高機密檔案》，第217～218頁。

　　[14]德·沃爾科格諾夫：“我們應該懼怕嗎？”，載《星火》雜志，1993年第26期，第28～29頁。

　　[15]

　　[16]參見金澈凡編：《朝鮮戰(zhàn)爭真相：40年后的證據》（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漢城1991版，第106頁。

　　[17]青石前引文，第87～88頁。文中將朝鮮大使說成是李相朝，顯然有誤。（編注：關于這段情節(jié)，筆者后來看到了蘇聯(lián)大使向莫斯科報告的檔案原件，現(xiàn)將該文獻附于文后，以供參考。）

　　[18]編注：筆者后來看到俄國檔案中1950年5月3日斯大林致毛澤東的一封電報，在該電報中斯大林只是順便提到“朝鮮同志來會談過”。

　　[19]前蘇聯(lián)外交官員賈丕才和前人民軍作戰(zhàn)部副部長俞成哲都認為當時金日成與中國關系不好，不可能訪問北京。見《不確定的伙伴》，第330頁。

　　[20]郝雨凡和翟志海：“關于中國介入朝鮮戰(zhàn)爭決策的歷史再考察”（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載《中國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第100頁；
《不確定的伙伴》，第330頁。

　　[21]參見師哲：“抗美援朝時期的秘密外交”，載《法制文萃報》1995年1月5日第6版；
凱瑟琳·威瑟斯比：“蘇聯(lián)在朝鮮戰(zhàn)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載《美國與東北亞關系》雜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2頁；
《不確定的伙伴》，第330頁。青石前引文，第88～89頁。也有材料說金日成5月12日到達北京。清源：“韓戰(zhàn)秘密檔案的公開”，載《明報月刊》1994年9月號，第68頁。

　　[22]青石前引文，第88頁；
清源前引文，第68頁。岡察洛夫引證一位了解檔案材料的前蘇聯(lián)高級外交官的說法證實了這一點，即當金日成告訴毛澤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斯大林已經重新估價了北朝鮮對南方發(fā)動一次成功襲擊的可能性時，毛最初還是表現(xiàn)出極大的懷疑態(tài)度。（《不確定的伙伴》，第146頁。）但此處李相朝似應為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

　　[23]沃爾科格諾夫前引文，第29頁。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4]青石前引文，第88頁。

　　[25]青石前引文，第81頁；
清源前引文，第68頁。蘇聯(lián)外交部1966年9月“關于朝鮮戰(zhàn)爭背景的報告”在談到這次秘密會晤時聲稱，毛澤東否認美國干預的可能性。(見凱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2頁。)這顯然有誤。從檔案材料看，毛澤東當時不同意金日成發(fā)動進攻，其理由之一就是擔心美國的干涉。因此，這種說法至少在邏輯上講不通。

　　[26]岡察洛夫引證的師哲和雷英夫的回憶也指出，當毛澤東問金日成，如果美國介入，朝鮮是否愿意讓中國派部隊到中朝邊界時，金日成回答說，他將在一個月內取得勝利，美國人在此之前無法部署軍隊。他拒絕中國派軍隊到邊界，他確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應的蘇聯(lián)援助已經足夠了。見《不確定的伙伴》，第146頁。

　　[27]李海文：“中國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zhàn)?”，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5頁。

　　[28]直到7月初，中國外交部才開始調配駐朝大使館人員。7月8日，派駐平壤的政務參贊、臨時代辦柴成文等一行才啟程赴朝。參見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6～40頁。

　　[29] 1950年春，中央軍委決定將蘇聯(lián)提供的3億美元的一半撥給海軍購買裝備。4月，周恩來致電蘇聯(lián)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提出急需一批艦艇、飛機和岸炮，并要求蘇聯(lián)在1950年夏，至遲1951年春以前予以提供。就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的前兩天，中央軍委根據三野的報告，決定再次修改戰(zhàn)役計劃，增加攻臺兵力達十六個軍以上。見周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臺灣戰(zhàn)役計劃原因初探”，載《中國黨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70頁。

　　[30]當時整個東北三省只有已經確定集體轉業(yè)的第42軍在黑龍江開荒生產，另外還有五個獨立師、一個公安師擔負地方警備任務，全部兵力不足20萬人，只占當時中國正規(guī)軍總兵力的1/27。見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頁。

　　[3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416頁。

　　[32]周軍前引文，第72頁。

　　[33]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6期，第76頁。

　　[34]約翰·托蘭：《漫長的戰(zhàn)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zhàn)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中譯本，第61頁。

　　[35]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第76頁。

　　[3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428頁。

　　[37]李海文：“中國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zhàn)?”，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6頁；
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第77～78頁。后因情況變化，東北邊防軍指揮機構未成立，所轄部隊直接改編為中國人民志愿軍。

　　[3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國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頁。

　　[3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454、469頁。

　　[40]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第80頁；
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xù)一)》，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第24頁。另有材料說，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表示出對美國有可能從海上迂回到朝鮮人民軍背后實施登陸的擔心，并要李相朝速告金日成，部署防止美軍登陸的措施。見孫寶升：“毛澤東曾預言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載《軍事史林》1990年第5期，第13頁。

　　[41]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xù)一)》，第24～25頁。

　　[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485頁。

　　[43]徐焰前引書，第20頁；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zhàn)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頁。

　　[44]李海文前引文，第86頁。

　　[45]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xù)一)》，第25頁。

　　[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484頁。

　　[47] 《不確定的伙伴》，第154頁。

　　[48] 《不確定的伙伴》，第163、153頁。

　　[49]引自筆者1995年5月采訪柴成文記錄。戰(zhàn)后，武亭被金日成鎮(zhèn)壓，而徐輝則在中國政治避難。

　　[50]柴成文等前引書，第79頁。

　　[51]凱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8～449、453～454頁。

　　[52]凱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55～456頁。

　　[53]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493頁。

　　[54]沃爾科格諾夫前引文，第29頁。電報的日期沒有標明，有材料說該電于10月1日發(fā)出。見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頁。

　　[55]參見《不確定的伙伴》，第174、339頁；
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頁。（編注：筆者后來查閱了有關的俄國檔案，斯大林在收到金日成要求直接軍事援助的電報后，于10月7日前總共給毛澤東發(fā)過兩封要求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現(xiàn)附于文后，以說明情況。）

　　[56]洪學智：《抗美援朝戰(zhàn)爭回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頁。

　　[5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38、539～540頁。

　　[58]編注：筆者后來經考察確認，毛澤東的這封電報由于以下的原因當時并沒有發(fā)出，不過，對于毛澤東本人來說，當時確是決心出兵的，只是沒有向蘇聯(lián)表明而已。詳見后面的論文：《中蘇聯(lián)盟與中國出兵朝鮮——對中國與俄國材料的比較研究》。

　　[59]王焰等編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頁。

　　[60] 《彭德懷傳》，第401～402頁；
《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頁。

　　[61]郝雨凡和翟志海前引文，第105頁；
清源前引文，第89頁。

　　[62] 《聶榮臻回憶錄》，第735頁。

　　[63] 《彭德懷傳》，第401～403頁。

　　[64]徐焰前引書，第24頁；
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xù)一)》，第27頁。

　　[6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43～545頁。

　　[66] 10月9日彭德懷召開的志愿軍軍以上干部會特別提出了空軍支援問題，彭、高即急電向毛澤東詢問：“我軍出國作戰(zhàn)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zhàn)斗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并由何人負責指揮?”(《彭德懷傳》，第404頁。)毛澤東11日回電：“惟空軍暫時無法出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48頁。)

　　[67] 《中國通向朝鮮戰(zhàn)爭的道路》，第177頁。

　　[68]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95～498頁；
師哲前引文。

　　[69]參見李海文前引文，第88頁；
張希：“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前夕‘突然暫�！�的經過”，載《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1期，第3頁。

　　[70]王亞志：“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載《軍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9頁。

　　[7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52～553頁。

　　[72] )王亞志前引文，第8～9頁。

　　[73] 《中國通向朝鮮戰(zhàn)爭的道路》，第201-202頁；
《彭德懷傳》，第405～406頁。

　　[7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56、558～560頁。

　　[75] 《彭德懷傳》，第406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64頁。

　　[76] 《彭德懷傳》，第406～407頁。

　　[77]樸文洙：“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與朝鮮戰(zhàn)爭：對歷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載《朝鮮觀察員》，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69～370頁。

　　[78]編注：筆者當時對這段電文的理解有誤。經查閱俄國檔案原件，斯大林這里講的“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做出的建議”，應是指10月10～11日與周恩來商定的中國暫時不出兵的決定。

　　[79]李海文前引文，第88頁。熊華源：“抗美援朝戰(zhàn)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第86頁。

　　[80]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02頁；
熊華源前引文，第86～87頁。

　　[81]熊華源前引文，第85頁。

　　[8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67頁。另有著作引證的電文為：“對出兵時間，以待周(恩來)18日回京向中央報告后確定為宜”�！杜淼聭褌鳌�，第407頁。

　　[83] 《彭德懷傳》，第407頁；
熊華源前引文，第87頁。

　　[8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68頁。一般都認為，中國出兵的時間是10月19日。但據最早赴朝參戰(zhàn)的第42軍軍長吳瑞林回憶，他的部隊是在10月17日和19日分兩批從輯安渡口入朝鮮的。見董玉榮：“志愿軍42軍赴朝前后”，載《軍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10頁。

　　[85]胡喬木在回憶錄中說，他參加了歷次中央會議，可以證明中國沒有“鼓動朝鮮發(fā)動戰(zhàn)爭”，“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頁。據志愿軍政委杜平回憶，作戰(zhàn)部隊在戰(zhàn)前只有一半人對出兵抱積極態(tài)度。就在出兵前兩天，13兵團幾個負責人還聯(lián)名致電彭德懷，建議“三兩月內新的裝備確有保證(尤其是空軍能夠出動)，則可按原計劃進行。否則，推遲出動時間的意見是很值得考慮的”。志愿軍就是在這種“忍無可忍，等無可等的情況下”出動的。杜平：《在志愿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1頁。

　　[8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87頁。

　　[87]引自筆者1995年7月采訪中國第一批駐蘇聯(lián)大使館工作人員榮植的記錄。

　　[88]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326頁。

　　[89]雷英夫：《抗美援朝戰(zhàn)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xù)一)》，，第25頁。

　　[90]參見筆者在《朝鮮戰(zhàn)爭揭秘》第五、六章中的論述。

　　[91]李海文前引文，第86頁。

　　[92]金澈凡前引書，第107頁。

　　[93]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97頁。

　　[94]徐焰前引書，第22頁；
約翰·托蘭前引書，第250頁。

　　[95]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中譯本，第3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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