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一個無權者，不象胡適，可以公開發(fā)表言論；
這里所言的無權勢，更多指向話語上的無權勢。王小波說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也就是哈維爾講的無權勢者。無權勢者自古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群體。

　　林賢治從個人體驗的角度接近魯迅，深入到魯迅的內(nèi)心，對他的理解準確而細膩，堪稱魯迅的傳人。全書分為七章：一、國民黨“一黨專政”；
二、反文學：“革命文學”；
三、自由與人權；
四、書報審查制度；
五、專制與改革；
六、知識分子的內(nèi)戰(zhàn)；
七、國家、民族、統(tǒng)一問題。

　　林賢治故意把筆觸跳離魯迅，纏住“專制”“獨裁”“人權”“自由”這些關鍵詞，構建出一個黑暗的外部世界。他把眼光都聚焦在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權力者和知識者。為了維持統(tǒng)治，權力者（即國民黨）為維持統(tǒng)治，“焚書坑儒”，為有思想的知識者構置了一個黑暗的文化環(huán)境。作者便以此為底色，把知識者們（包括魯迅）置于這樣的一黨一國的獨裁情景中，然后通過他們的不同抉擇，從側面反映出魯迅的精神實質。他還引用了伏爾泰、孟德斯鳩、阿倫特、海耶克、蘭比·沃拉、波蘭尼、杰姆·麥克奎甘、費正清和易勞逸等幾十位海內(nèi)外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的論述。去揭露國民黨當權者獨裁專制的惡行。在君臣關系層面上，論述魯迅以其反抗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不滿的文化’的一個永久的象征”。在《魯訊的最后十年》中，林先生有意把他和那批從“五四”走過來的知識分子放置在一個水深火熱的鐵屋子里。然后通過他和胡適、梁實秋、施蟄存、周揚為首的“四條漢子”等人的比較，來凸現(xiàn)他偉大的精神品質。而蘊藏在精神品質下的卻有一層更深的意義，那就是知識分子的取向抉擇之路。權勢者的幫忙或者幫閑即“廷臣”胡適有過這樣的話：一個政府有權力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那么是不是有權力動用暴力鎮(zhèn)壓？那些打著自由旗號的人，恰恰是把自由作為了一種沽名釣譽的工具。正如甘陽指出，那一代人，很多是把“德先生”“賽先生”作為了一種工具或云手段，而非價值本身。魯迅從來沒有高聲空喊自由，自由對于他，是一種內(nèi)在于生命的本質沖動，離開了自由，人生將毫無價值可言。

　　魯迅精神的實質即是“個人的自大”，“獨異”，類似與一種強力意志，一種反抗一切既定價值與規(guī)范的力量。知識分子是應該保持獨立思考，并以啟蒙者和批判者的身份自居的。在一個的用暴力和謊言造就的專制環(huán)境下，失去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是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去應對呢？在“無所屬”中反抗“外”的壓迫，成了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命運。首先，反抗國民黨一黨獨裁 下的書報審查制度 和思想鉗制，其次是把他的雜文像投槍一樣刺向了國民黨當權派及其手下的幕僚知識分子。這一點，胡適跟他不同。胡適最后最終依附了權勢者，走上了“好政府主義”的道路。而周揚之流更是魯迅所不屑的。魯迅始終認為文學與政治是有歧途的，而周揚之流除了聽話外，還盡玩些政治家的卑劣手段。在林賢治眼里，獨立性、啟蒙性、批判性是一個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在《魯》中，他始終把這三點作為衡量知識分子的信條。因此，林賢治筆下的魯迅是“無所屬”的。即使是加入左聯(lián)后，他都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個性的獨立。他的本質是一個游離者。他游離于所有的政府、團體、和組織之外，游離于任何口號和不切實際的空談與空想之外，是一個永遠的不結盟主義者。林認為魯迅終其一生所信奉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就說自由主義，其也是并不排拒的，而且一直懷有這方面的信仰。也正因為他的“無所屬”，他遭到了他的敵人甚至是那些所謂的“同人”猛烈地圍攻。當然魯迅與胡適的分歧是有爭議的，胡適的憲政民主理念不可謂不好，但面對一個靠暴力登上政治舞臺上的統(tǒng)治階級來說，這些不過是騙人的裝點而已。那些依然還對胡適報有幻想的人，應該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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