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頑童到共產(chǎn)黨員，范文瀾（１８９３～１９６９）走過一條叛逆者的道路；
從國學名家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又走過一條中國革命者的道路。這兩條道路的關(guān)節(jié)點都在延安。他在延安文人當中，年齡最大，資歷頗深，國學基礎最為深厚。他受命著史，將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旗幟插遍中國歷史學的重要領地，從而用自己的學術(shù)寫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提供了現(xiàn)實合理性的歷史證明。

　　叛逆者的人生歸途

　　范文瀾的叛逆人生，是從頑童開始的。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范文瀾出生于浙江紹興府一個詩書門第，自幼接受傳統(tǒng)詩書教育。曾經(jīng)科場落第的父親，將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家族振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聰慧頑劣的兒子身上。他后來回憶說：\"現(xiàn)在想來，不能埋怨父母親對我的過度管束，因為我的過度好玩，實在使愛我者為之驚懼不安。我那時候覺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蝦蟹泥鰍，有一次幾乎淹死。亂草堆捉蟋蟀，時常被蜈蚣黃蜂螫傷，有一次幾乎被蝮蛇咬死。爬樹探鳥巢，上屋頂亂走眺望，送子觀音殿偷小菩薩，大雪天在雪地赤腳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彈（雞蛋殼裝石灰）等武器和鄰居兒童打架。諸如此類的玩鬧，害得父母擔憂生氣，花錢請醫(yī)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煩苦惱，怎能不使他們討厭頭痛呢。\"

　　１９０７年春節(jié)后，他終于獲得機會逃脫家庭和私塾，插班進入山陰縣立高等小學堂，接受現(xiàn)代學校教育。離開家庭的約束，范文瀾的頑劣天性得到釋放。\"第一天進學校，同宿舍八個幼童，姓名還沒有記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把戲。我當老虎頭，其余當老虎腳老虎尾，上面蒙著老虎毯子（我的臥具），大聲吆喝，撞進別人宿舍去。結(jié)果老虎毯子被沒收，扭著我一個人去告校長。我受了一頓斥責。第二天早晨掛出\"校長示\"的大牌來，說我許多不是，結(jié)果是\"姑念該生未習校規(guī)，從寬免予記過，特此訓誡，以策后效\"。學校認我\"性非馴良\"（木牌中語），照慣例把我搬到校長室貼第一間宿舍去住。我索性玩起來，讀了兩年書，記大過兩次。\"

　�。保梗埃鼓辏�１６歲的范文瀾到上�？既肫謻|中學堂，插班二年級，只學了一年時間，但讓他極其快慰的是可以剃去象征清朝馴民的長辮子，并因此受到校長黃炎培的稱賞。一年后，他轉(zhuǎn)學到杭州的安定中學堂。畢業(yè)后，范文瀾依照其時在河南任職的叔父范壽銘的囑咐，１９１３年考取北京大學文預科，次年進入文本科國學門學習，師從黃季剛、陳漢章、劉師培、辜鴻銘諸先生。

　�。保梗保纺辏对拢�范文瀾大學畢業(yè)后，經(jīng)叔父介紹，擔任蔡元培校長的私人秘書，同時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國學門繼續(xù)進修。他們既有鄉(xiāng)誼，同操鄉(xiāng)音，又兼師生，相處融洽。但范文瀾專心向?qū)W，缺乏處理社會事務的經(jīng)驗。加之，蔡先生欣賞文白相間的語體文，而范文瀾還只習慣于文言文寫作。半年后，他便辭職來到河南，暫住叔父家，與戴冠芳結(jié)婚。

　�。保梗玻材�，范文瀾來到天津。他先在南開中學任教，兼任南開大學教職，后專任南開大學教授至１９２７年。相對穩(wěn)定地生活過一段時間。

　　南開五年，范文瀾一方面完成了《文心雕龍講疏》，同時他在南開大學文科編撰的教材《正史考略》、《群經(jīng)概論》、《諸子略》等稍后也都正式出版，使范文瀾很快得到學術(shù)界的承認，而立之年就成為一位國學名家。另一方面，１９２５年５月，他震驚于\"五卅慘案\"，強烈的民族氣節(jié)和大丈夫人格精神，使他走出書齋，參加南開師生集會和游行示威活動。廁身其間，他把嗓子都喊啞了。

　　如果說范文瀾步出書齋，走上街頭，是激于民族義憤，是治學者對于治國者未能盡職盡責的拍案而起；
那么，他拒絕加入執(zhí)政的國民黨，而寧愿加入年輕在野的中國共產(chǎn)黨，則主要是出于一種道德情緒的選擇。\"過了不多時候，有一位共產(chǎn)黨員因同鄉(xiāng)關(guān)系來找我談話，我們一見如故，談得很痛快。我發(fā)表一大套烏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還提出不少幼稚的疑問。我這位同鄉(xiāng)耐心給我解釋，并且借我一本共產(chǎn)主義ＡＢＣ看。我讀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談，而是偉大艱苦的實際行動，回頭看\"追蹤乾嘉老輩\"那個\"大志\"實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猶豫地放棄老營寨，愿意在新時代前面繳械投誠。\"

　　當時的共產(chǎn)黨組織是地下的，但范文瀾忍不住要在課堂上表露出自己所接受的革命道理和政治傾向。１９２７年５月，北洋軍閥政府天津警備司令部派人逮捕范文瀾，幸虧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事先得知消息，立即通知他，使他離開天津到了北京，躲過一劫。

　　他還受聘出任由進步學生創(chuàng)辦的《北大學生周刊》首席顧問，熱情主持學生們的革命活動。１９３０年９月，國民黨閻錫山憲兵隊以共產(chǎn)黨嫌疑將他逮捕，經(jīng)蔡元培和北大國學系主任、教授等聯(lián)名營救，兩周后獲釋。

　�。保梗常茨辏冈�，他再次以共產(chǎn)黨嫌疑被國民政府北平憲兵三團逮捕，并迅疾解往南京，關(guān)押在國民政府警備司令部，經(jīng)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出面營救，由北平各大學教授２０余人聯(lián)名擔保，終于１９３５年１月獲釋，返回北平。他繼續(xù)受到特務的監(jiān)視，只能在外國人主持的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任教。

　�。保梗常赌攴段臑戨x開北平，受聘擔任河南大學文史系教授，舉家來到河南開封。七·七蘆溝橋事變后，他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直接參與抗戰(zhàn)宣傳，培訓青年，為民族生存而奔忙。他應約發(fā)表時論，參與主編抗戰(zhàn)宣傳雜志《風雨》周刊和《經(jīng)世》半月刊。

　　不久，開封淪陷，范文瀾隨河南大學轉(zhuǎn)移到豫西南雞公山。時任國民黨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的李宗仁，邀請范文瀾參加五戰(zhàn)區(qū)抗敵工作委員會。經(jīng)征詢中共河南省委的同意，范文瀾應邀參加，同時，由組織安排將其妻子、兒女轉(zhuǎn)送延安。此后大約一年時間里，范文瀾奔波于桐柏山區(qū)，在國共兩黨之間做抗日統(tǒng)戰(zhàn)工作。

　�。保梗常鼓甏�，日寇加緊侵犯信陽、桐柏地區(qū)，中共河南省委決定將范文瀾轉(zhuǎn)移到確山縣竹溝鎮(zhèn)。在這里，他穿上新四軍軍裝，并重新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為革命審斷闡釋歷史

　　１９４０年的延安，抗戰(zhàn)的歌聲高亢嘹亮，各類文化活動頻繁，通往外界的大門還是暢通的。范文瀾清瘦稍高的身材，溫和的面孔上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話語中帶著相當濃厚的浙江口音，興奮地出現(xiàn)在延安城西藍家坪的馬列學院窯洞里。

　　范文瀾與分別約兩年的家人團聚了，最初的興奮和快樂仍然被保持著，并轉(zhuǎn)化成對供給制衣食不愁的日常生活感知和努力工作，勤奮著述。\"我到邊區(qū)了！我清算過去４５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煩惱�，F(xiàn)在開始清爽快樂的生活了！\"

　　范文瀾初到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時，這里只有３個人。１９４０年初，歷史研究室新增加５人。他接手主持歷史研究室工作，組織力量撰寫《中國通史簡編》。

　　這項工作是在毛澤東的親自授意下進行的。據(jù)當時參與其事的同志后來回憶：\"范老主持工作后，毛澤東同志就直接向范老交待了一件任務，要求在短期內(nèi)編出一本篇幅為十來萬字的中國通史。把幾千年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歷史，加以分析、整理，歸納在十幾萬字的小冊子里，做到簡明扼要，一目了然。這對于教育干部和群眾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作。范老接受任務后，立即召開全室會議，討論如何進行工作。最后決定采取分工合作、集體創(chuàng)作的辦法，把歷史分成若干時期，由各人分擔一段，寫出初稿，然后由范老加以統(tǒng)一，完成定稿。\"

　　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寫出十幾萬字的一本小冊子，是并不難完成的。但遇到了具有深厚國學基礎，經(jīng)歷著叛逆人生的范文瀾，把它當作嚴肅認真的學術(shù)課題，將革命進行到中國歷史學領域，就變得神圣莊重起來，因此也就走出了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學術(shù)路數(shù)。

　　范文瀾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辯證唯物主義史觀關(guān)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社會等五種社會形態(tài)，在中國既有社會歷史過程中，是如何劃分的。他提出\"西周封建論\"觀點，贊同吳玉章意見，而對郭沫若所持西周奴隸社會觀點提出異議。第二個問題，是五種社會形態(tài)交替發(fā)展的歷史動因探尋。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矛盾沖突，都要落實為具體的社會階級存在，歷時幾千年，周期循環(huán)出現(xiàn)的歷次農(nóng)民暴動，王朝更迭，被賦予嶄新的進步意義。第三個問題是，在史料與史識之間，是有很大距離的。這不僅是材料的取舍，而更棘手的是對決定取用的材料進行合乎目的性的技術(shù)處理。據(jù)說，范文瀾曾專門請教過毛澤東，得到的回答是，寫中國歷史要\"夾敘夾議\"。

　　當時延安的圖書資料比較缺乏，\"只有從蔣管區(qū)來的同志們隨身帶來少量書籍，到蔣管區(qū)工作的同志有時也能買回一點。使大家十分感激和興奮的是，范文瀾同志把自己的幾十箱書，其中包括《四部叢刊》初二三篇［編］、胡注《通鑒》和其他許多重要史籍都帶到了延安，全部交給了黨中央，大大滿足了我們研究工作的需要。\"此外，尹達到延安前，曾在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在安陽的\"河南古跡研究會\"當研究生，先后學習工作六年時間，積累了一批圖書資料。在延安參加撰寫中國通史期間，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穿過層層封鎖，從其滑縣老家搬運出來，為范文瀾的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保梗矗蹦辏乖卵影残氯A書店正式出版《中國通史簡編》，標明\"上冊\"，內(nèi)容時限為自遠古至五代、十國，署名\"中國歷史研究會，謝華、佟冬、尹達、葉蠖生、金燦然、唐國慶，主編范文瀾\"。

　　此書出版后，毛澤東非常高興，\"認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說我們共產(chǎn)黨人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tǒng)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年的歷史有了發(fā)言權(quán)，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并且，毛澤東還特意請范文瀾吃了一頓飯。

　　緊接著，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延安新華書店又出版了《中國通史簡編》中冊，內(nèi)容時限為北宋至清中葉。原來計劃中的下冊，更名為《中國近代史》（上、下編），上編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下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最終只完成上編第一分冊，即上冊部分。

　　黨而不群，政不忘學

　　范文瀾是學者里的革命者，又是革命者里的學者。他師承黃季剛、章太炎的經(jīng)史考證之學，尊奉治學當\"扎硬寨，打死仗\"的信念，推崇漢儒\"不放松一字\"的精神，血性豪情，大丈夫氣概躍然紙上。當這種治學傳統(tǒng)，下接叛逆者義無返顧的道德義憤，上承革命者一往無前的大無畏作風，在政治、文化、思想、學術(shù)高度集中統(tǒng)一的環(huán)境下，就形成了范文瀾為人極其謙恭，為學頗為霸氣的風格。

　　整風運動前，范文瀾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學術(shù)著述和研究工作。\"當時，他和戴冠芳帶著十幾歲的范元維，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窯洞里，既是寢室，又是書房、客廳、餐廳兼廚房。窯洞后底支著一個大床鋪；
前面靠窗處用幾塊木板支了一個大案子，是書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盞小油燈，點的是蓖麻油、小麻油或煤油，不管哪種油都是黑煙彌漫，火光如豆。范文瀾同志就是在這盞油燈下，坐著一個木凳子，夜以繼日不停地伏案工作。疲倦了就背靠墻壁略微休息一下，拿起一尺長的煙袋，抽幾口當?shù)爻霎a(chǎn)的煙葉。所用的稿紙是用有光紙引的，紙質(zhì)壞，不好寫，而且反光刺目。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寫出了那么多重要著作，僅兩冊《簡編》就將近６０萬字。\"生活上，他享受小灶、干部服待遇，由妻子戴冠芳將他的供應口糧領出來，自己在家做飯。雖然都是米面粟，加土豆、白菜、蘿卜等，不過小鍋飯菜比大鍋飯菜可以精致可口些。

　　任何認真負責的學術(shù)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全神貫注的精神投入。范文瀾對于生活和領導工作所投入的精力，也就相應地少了。馬列學院曾設有一個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編譯室，集中力量編譯\"馬恩叢書\"１０卷和\"列寧選集\"２０卷，由洛甫親自過問，主要成員有王學文、柯柏年、何錫麟、王實味等。該編譯室與歷史研究室窯洞隔壁，同屬于一個黨支部。馬列學院改制為中央研究院后，該編譯室撤消。原先在編譯室，后來歸并到中國文藝研究室的王實味，\"曾用全力要求\"特別研究員\"名義，吃小廚房，穿干部服\"。也許此事未能處理妥當，\"１９４１年冬季發(fā)棉衣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王實味沒有領到干部服，就在中央研究院里從前山吵到后山，從山下鬧到山上。最后范文瀾同志把自己的棉衣給了他，才平息了這場風波。后來聽說，王實味只要了帽子，未要棉衣。\"原因上是范文瀾個子大，王實味身材小，棉衣不合身。到整風運動中，范文瀾主持并參與了對王實味的批判和斗爭。

　　中央研究院作為整風運動的一個試點單位，１９４１年９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洛甫就組織\"延安農(nóng)村調(diào)查團\"，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６日出發(fā)，赴陜北和晉西北進行為期一年多的農(nóng)村社會調(diào)查，副院長范文瀾主持中央研究院日常工作，并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中國教育研究室、中國新聞研究室主任羅邁（李維漢）的協(xié)助下，組織開展整風運動。

　　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８日，中央研究院召開整風動員大會，范文瀾主持會議，介紹毛澤東整風報告精神和檢查本院工作的意義和方法。羅邁代表中宣部對研究院整風工作的開展提出具體意見，但受到普遍反對。大家都以為整風是發(fā)揚民主，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提意見，改正工作。３月２３日，為配合整風檢查工作，該院創(chuàng)辦墻報《矢與的》，范文瀾在發(fā)刊詞中提出\"徹底民主\"，\"絕對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前面碰出血來。\"王實味等人都自由發(fā)表文章，對羅邁等領導人提出尖銳批評，一時間影響甚眾。后來，這被稱之為\"偏向\"，為了\"糾偏\"，中央研究院組織開展了批判王實味的斗爭。５月２５日深夜，在學習過中央\"四三決定\"后，范文瀾屬文重新闡述自己對\"民主\"的認識：\"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圓融的整體，好比胸和背合成身軀，不能加以分割�！�…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里面既包含民主，又包含集中。\"

　　此文６月１日發(fā)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次日他再次屬文，認定王實味有\(zhòng)"頑強的小資產(chǎn)階級的立場，所以從他的言語行動中實際上處處表現(xiàn)反黨的動機\"，\"在思想上，他確是我們的敵人了\"。這是一個驚人的斷語，絕非可以視作\"明天的成功之母\"的\"今天的痛苦經(jīng)驗\"，因為在中國革命隊伍里任何思想上的異己者就是\"敵人\"，要么消滅之，要么改造之。王實味抗戰(zhàn)爆發(fā)后從河南開封到延安，是經(jīng)過范文瀾間接介紹的。在王實味被確定為一個反動的典型后，\"兩個多月以來，黨委和他談話，有八次之多。我（范文瀾，引者注）也和他談過兩三次\"，但王實味始終不認為自己的言論有什么錯誤。拒絕改造，便只有消滅了。隨即，中央社會部介入此事。在６月１１日的批判大會上，范文瀾發(fā)言指出：\"王實味是個什么人？他是個托洛茨基分子。\"這就進一步由思想上的定性斷語，發(fā)展為社會角色上的論斷。最終，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因思想認識問題，而被打成\"托派\"\"反革命\"，并喪失了性命。

　�。保梗矗材辏乖拢�羅邁調(diào)離中央研究院，次年５月，中央研究院全部撤消，原址改辦集中整風審干的中央黨校三部。范文瀾掛靠中宣部，繼續(xù)其中國通史下冊，即中國近代史部分的著述工作。期間，在延安的報刊上發(fā)表多篇時評文章，談自己參加整風運動，自我思想改造的體會；
談自己著述中對于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活學活用，痛斥國民黨政權(quán)的文化專制政策。為了及時地配合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需要，他將正在進行中的中國近代史部分章節(jié)，如《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辛亥革命：三條路線斗爭的結(jié)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等，率先在報刊上發(fā)表，并迅即被印制成單行本發(fā)行。

　　１９４３年，范文瀾時年５０歲。他需要精神思想上的皈依，他也幸運地找到了自己的皈依。作為革命隊伍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延安時期的學術(shù)蹤跡所至，都代表著無產(chǎn)階級革命意識形態(tài)，成為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領域里的金科玉律。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構(gòu)成了他學術(shù)理論的最高天空。他的學術(shù)著述是化繁為簡，敢下斷語，且不容置疑，不容許異見的存在。在他的生活中，有許多可以通向政治的端口，但他都卻步了，將自己留守在學術(shù)的天地里。

　　１９４５年，又是一個冬季里，范文瀾受命離開延安，抵達晉冀魯豫邊區(qū)，任校址設在河北邢臺的北方大學校長。１９４９年，隨北方大學與華北聯(lián)合大學合并成立的華北大學（今中國人民大學前身）進入北京。次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原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三所，即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范文瀾出任所長，至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９日逝世。

　　晚年范文瀾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斷修訂、擴充《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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