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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jiān)復:懺悔,開始了!思考,開始了嗎?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為什么不能更深刻地剖析在社會主義的大地上竟然出現(xiàn)十年封建法西斯的原因與根源?深刻的反思開始了嗎?多大范圍?深度如何?有沒有真正的歷史的罪人?誰是真正的歷史的罪人?

  

  1995年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所和199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里,我都看到了收集齊全的“文革”中的傳單、小報的復印件,裝璜精美。像我們的《人民日報》合訂本一樣大小,一本又一本,從書柜下面擺到接近天花板的柜頂。我說,很羨慕你們收集“文革”原始資料的完整性與公開性。荷蘭的漢學研究中心Vermeer教授說:“歡迎你來研究文革!彼徒o我一本該所的期刊,第一篇文章就講到他在“文革”期間如何按照最高指示、手捧紅寶書到荷蘭農(nóng)村去,想發(fā)動農(nóng)民鬧革命,以及他的失敗。他沒有懺悔,卻在思考,還在收集中國30 年代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文章。1999年10月我在波士頓哈佛大學校園對面的“革命書店”里,看到了中、英文的革命書籍、雜志、傳單。書店主人是美國人,激情地向我宣講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現(xiàn)在他們在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實踐,還繼續(xù)肯定“四人幫”,在桌上陳列著一本書,書名竟然莫名其妙的是《Mao makes Gang of Five》我問他:“能不能為你照一張相?”他說:“等一下!比缓,他鄭重地把藏在抽屜里的很大的毛主席記念章掛在胸前,右手高舉著毛主席語錄小紅書,擺好當年紅衛(wèi)兵的標準姿勢,才讓我“咔嚓”。他沒到中國來參加“文革”,不必懺悔也不會懺悔,他仍在思考,按照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模式在分析與判斷、思索與實踐,只是書店生意比較蕭條。(http://www.yannan.cn)

  

  外國的“紅衛(wèi)兵”和《南方周末》的‘懺悔錄’無形中打開了記憶與感情的閘門,它早已被我用“宜粗不宜細”、“向前看”的思想自覺自愿地封存多年了。在1966年的紅8月,我針對當時極為流行的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寫了自己的大字報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重在表現(xiàn)!睕Q心背叛自己起義軍官家庭出身,以實際行動緊跟偉大領袖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按照八機部政治部王主任、宣傳部廉部長單獨談話的啟發(fā),向他們指點的或農(nóng)機院黨委布置整理材料的“黑線”開火──寫了幾張大字報,同時也表態(tài)要同自己的父親(國民黨110師軍需處長,淮海戰(zhàn)役起義)和母親(小學教員)在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我的大字報傷害了農(nóng)機院的一些好同志,我深深感到歉意,我不把責任推到上面更上面,我承認我幼稚、有私心、也想在這場運動中表現(xiàn)出自己的革命決心、背叛反動家庭的堅定立場。但是,我沒估計到我的父母的命運如此悲慘。

  

  文革20年后的1986年,妹妹姚蜀平在美國大學作為客座教授時,寫了一篇《兒女祭》,在海外發(fā)表。又過了13年,1999年9月在《思痛母親》一書(中國戲劇出版社,者永平主編)摘登了。她寫道:“20年前,1966年8月的北京,安定門外地興居中國農(nóng)業(yè)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家屬宿舍里,在那腥風血雨中,在毀滅性的抄家之后,在用帶釘子的厚木板毒打以后,在殘忍地被砍斷喉嚨之后,我的66歲高齡母親穿著一身被打爛的舊衣服,光著一雙青紫的腳,帶著渾身傷痕,頂著被零亂剪到發(fā)根的灰白頭發(fā)的陰陽頭,懷著無窮恐懼,滿腔悲憤、疑惑和對五個子女命運的牽掛與無窮的思念與留戀,死不瞑目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一生在貧兒教養(yǎng)院、小學、婦聯(lián)托兒所做教師的母親,活活地在一個晚上被打死在年輕的中學生──紅衛(wèi)兵的手下……沒有半句遺言、沒有一件完整的遺物 ──能打碎的紅衛(wèi)兵都打碎了,能撕爛的都撕爛了,能搶走的都搶走了……”

  

  在北京第六醫(yī)院停尸房,當工人們把母親尸體抬出來時,我妹妹“清晰地看見,母親穿的是一身破舊的陪伴她數(shù)十年的香云紗衣褲,黑色已洗成黃色了,膝蓋處還打著補丁,赤著腳,手臂和兩腿上都看得出明顯的傷痕。頭發(fā)更是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發(fā)根沒有了,有的地方留下幾綹長發(fā),都讓血跡連在一起。而她的頭,卻是偏在一邊……”、“當她被扔上卡車后,我蹬上踏板,伸頭向卡車里探望,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慈祥、和藹、歡樂的母親的臉,當我從上往下看時,母親的臉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底下……離我不到兩尺!。∥仪迩宄乜匆娏怂念i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http://www.yannan.cn)

  

  可是女紅衛(wèi)兵卻說我母親的死因是“高血壓”。在我問那位抄家的負責人、外館中學的很清秀的女紅衛(wèi)兵:“我母親賀定華是怎么死的?我們要去派出所銷戶口,要報告死因。”她沒有也不敢如實回答,而是輕聲地理不直氣不壯又裝作滿不在乎地說:“高血壓!”母親可一生從來沒有高血壓。此時此刻,勇氣、尊嚴、真理、正義、事實,一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

  

  又過了一些年,在1990年參加‘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改革:問題與前景國際討論會’后,從莫斯科回北京的火車上,一位北歐國家駐華大使的夫人,拿著一本英文的講“文革”中家庭遭遇的書,詢問我和一位蘇聯(lián)工程師、另一位蒙古副博士的家庭是否出現(xiàn)過類似的不幸,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睜大眼睛,盯著我們深情地說:“我們歐洲人也打戰(zhàn),多是同外國人打。挪威人反抗德國人侵略,法國同英國打過仗,英國又同德國打過!比缓螅猿錆M著同情與疑惑不解的目光盯著我們問:“為什么你們自己這么殘忍地打死自己人?而且事實證明死者是善良的好人。”這位大使夫人一連問了我們?nèi)齻為什么:“Why?Why??Why???”我們?nèi)齻不同國籍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沉默不語。這個“為什么?”的問題一直在我思想中回旋,逼使我思考,我一直在探求能使人心服口服的答案。但是,又使我產(chǎn)生了更多的問題。(http://www.yannan.cn)

  

  我們贊揚德國領導人比日本領導人敢于正視歷史的真實,敢于承認二戰(zhàn)中德國的罪行,敢于向受害者的陵墓下跪。因為他們真心認錯,良心不平靜?墒牵瑸槭裁次覀儭拔母铩敝械摹坝⑿邸被虼蚴,始終不懺悔,只要自以為“口號是革命的”、即使手段是殘酷而卑鄙的、后果是悲慘的無法彌補的、但是卻能永遠使“良心是平靜”的呢?那位十分清秀的外館中學的女紅衛(wèi)兵,低著頭撒謊說我母親是“高血壓”死的,她一定想到66歲老婦人被毒打、屠殺后的鞭痕與傷口同高血壓毫不相干。為什么不敢承認是“革命行動”?殺人后的第三天,未泯滅的良心已經(jīng)使她心靈平靜了嗎?現(xiàn)在,她和那些研究院、學校直接間接參與殺人、逼死人的紅衛(wèi)兵,良心仍然是平靜的嗎?余秋雨先生“反對混淆了罪與非罪的法律界限,使真正的罪人也會因懺悔和揭發(fā)有功,成為歷史的發(fā)言人。”(《南方周末》2000.4.28.)余先生不贊成“全民懺悔”。那么,誰是真正的罪人?有沒有真正的罪人?如果混淆罪與非罪的法律界限是不行的,那么還有沒有道德界限、良心界限呢?茨威格40年前說過:“從未有過象我們這樣一代人,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這一點,絕非出于自豪,而是含著羞恥!保ā蹲蛉盏氖澜纭返2頁)“文革”中殺了無辜的人,可以無罪,不必“全民懺悔”和個人懺悔,那么殺了好人在道德法庭上道義上有罪沒有?如果道義上也不能定罪,在良心法庭上能永遠平靜嗎?

  

  看過一位美國作家的書說二戰(zhàn)中迫害猶太人的德國人是“自愿的行刑者”。如果說我在“文革”中貼大字報,是自愿的行刑者,那些打人殺人的體現(xiàn)封建法西斯的“文革”本性的紅衛(wèi)兵式的“英雄”更是自愿的行刑者。我想,后來我們和許多善良人的請罪認罪、自我精神鞭撻還是自愿的受刑者。也許不僅我自己。二戰(zhàn)后,朗之萬向愛倫堡說過:“過去的一切是慘無人道的,但最慘無人道的可能還在未來!比绻毡救诉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殺,從不對侵略中國認罪。今天日本的軍事實力位居全球前茅,能不令人擔心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再“進入支那”嗎?會不會出現(xiàn)更加慘無人道的屠殺?如果人們不能從思想上真正認識、擺脫封建法西斯的本質(zhì),不承認痛苦的時代是痛苦的,那么將來是否可能再現(xiàn)某種形式的封建法西斯的悲?我們現(xiàn)在比過去是幸福的,因為有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因此我們生活在能夠對歷史進行思考的年代。愛倫堡說過:“謊言是到處存在并具有無限權威的,但是幸而它不是永恒的。好人會死亡,許多人的生命可能遭到戕害,但真理最終會獲得勝利。”(《人·歲月·生活》<6>,217頁)對于人民、歷史和真理,畢竟是逐步勝利的時代。可是,回憶過去的時代是不是痛苦的,總可以吧?如果真的都是“無怨無悔”,還要懺悔什么?(http://www.yannan.cn)

  

  我們不斷地重復“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教訓外國人要“以史為鑒”、“鑒往知今”,防止歷史重演。為什么不能更深刻地剖析在社會主義的大地上竟然出現(xiàn)十年封建法西斯的原因與根源?為什么一個歷史這么悠久、文化如此深厚的古國,竟然出現(xiàn)了一場古今中外罕見的十億人自相殘殺的文化大革命?當然,“文革”后一些領導人和學者的判斷、分析、深思是極為深刻的,象鄧小平提出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提倡社會主義民主的指示、李維漢提出要反對封建主義思想的建議、萬里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封建殘余結合可是個禍害的論斷等,是深層次的分析。如果不具體落實這些指示與見解,是否會放縱、容忍“文革”的某些毒草思想的再生與復活?愈演愈烈、屢禁不止的腐敗現(xiàn)象,從某種程度上就是“文革”的無政府主義、‘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根本不聽黨中央、中紀委三令五申的造反派脾氣,就是把全民所有制的資產(chǎn)蛻變成部門所有制、單位所有制、個人所有制的封建主義王國,化公有為私,中飽私囊的貪污,類似于文革中的抄家奪權的遺風。這也是“文革”中毀滅了一切道德原則、人道主義和良心后的難以救藥的后遺癥。他們在“文革”中流失的良心與靈魂尚未回歸。約里奧·居里在斯大林逝世五年后問愛倫堡:“您一切都明白嗎?我想過很多,但最后還是不明白。”文革過去34年了,現(xiàn)在《南方周末》也正式辟“懺悔錄”專欄,您一切都明白嗎?我還是不明白。

  

  懺悔,開始了!思考,開始了嗎?深刻的反思開始了嗎?多大范圍?深度如何?別林斯基說過,詩人“有權維護高尚的人類天性,他也同樣有權追究使人變得畸形的那些虛偽而不合理的社會生活的原則!蔽蚁耄(jīng)歷過“文革”的人民,有權冷靜地思考‘最后還是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包括余秋雨先生反對以‘全民懺悔’的旗號,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使真正的歷史的罪人成為歷史的發(fā)言人,這樣的深層次問題,我不明白:我或者外館中學的紅衛(wèi)兵是不是真正的歷史的罪人?如果真正的歷史罪人只是我們,我還在“文革”中被錯誤地定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另外還被打瞎右眼,家破人亡,那么真正的歷史罪人,除了我,還有沒有別人?有沒有真正的歷史的罪人?誰是真正的歷史的罪人?(http://www.yannan.cn)

  

  我懺悔了,我思考著,我仍然回答不了大使夫人的“Why?”、“我想過很多,但最后還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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