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安靜·冷靜·認真讀書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先科兄：
收到大作后，昨天粗讀一遍，有些感想。
作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一書的作者，首先要對你坦率的批評十分感謝！一部書面世后，已經(jīng)成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理應任由讀者去評論，然后作出恰當?shù)呐袛嗷蚧貞?/p>
其次，過去雖對仁兄的觀點略有所知，但一鱗半爪，難窺全貌；
大作讓我大開眼界，知悉當代中國還有那么可愛和徹底的革命派。真左派在此！那些以新左派自詡的文學憤青，大都是假冒偽劣的貨色罷了！弟同許多學人一樣，認為作為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人民是有革命權的，因此對我兄的出發(fā)點有充分的同情的理解。
但作為一位朋友，對仁兄寫下這樣的文字，卻深感惋惜。概括起來，愚見有這么幾點：
1，邏輯混亂。仁兄全文旨在痛斥自由主義，用你的話來說是：“在我看來，所謂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十分可疑的東西，所謂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是胡言亂語的產(chǎn)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來就沒有獲得過自由，從來過的是非人的生活，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者又從哪里產(chǎn)生出來？難道可以平白無故從地上冒出來嗎？”歷史的邏輯是思想的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沒有18世紀的啟蒙運動，就沒有法國大革命。自由思想的產(chǎn)生的社會條件與自由社會是兩回事。在那些沒有自由的國家里，不但在抗暴中可以產(chǎn)生自由主義，而且自由主義在這樣的國度有最頑強的生命力。由于邏輯混亂，仁兄把不同的事物搞成一鍋漿糊了！此外，老兄此說如果是對的，必然首先適用于自己。按照你的邏輯，宋兄既然不是生活在自由社會，那么可以確定是毫無自由思想的人！從孫中山以來，20世紀中國不少所謂革命家，口頭上也說些民主、自由等臺面上的話，以便贏得民眾支持，一朝權力在握，往往成為專制統(tǒng)治者，對確實或懷疑反對自己和自己的黨羽的人，務求趕盡殺絕。原因就在于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沒有在他們腦袋中生根。而生活在19、20世紀中國，對專制統(tǒng)治有切膚之痛的中國人，是完全有可能接受作為現(xiàn)代文明基石的自由思想的。仁兄反過來說在不自由的社會不可能有自由主義者，我懷疑你一朝權在手，也會和那些前輩一樣，以革命的名義，實行徹頭徹尾的專制統(tǒng)治！盡管時至今日，還看不出我兄有成為全國革命領袖的潛質(zhì)，但以你現(xiàn)在對自由主義者如此不寬容的態(tài)度，可以確信這樣的擔心不是多余的。
2，知識不足。仁兄不同意我對清末新政最大成就是經(jīng)濟自由的論述，引了我使用的兩條史料：一是“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fā)了一道上諭······以這一圣旨為標志，清政府的經(jīng)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jīng)濟活動自由，轉(zhuǎn)變?yōu)椤艄せ萆獭戳η蟊Ｗo和扶植私人資本�！�，二是“1904年初接連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xiàn)，就意味著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chǎn)權的正當性�！比缓笳f：“在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道萬歲爺圣旨發(fā)布的時間是1895年7月19日，也就是說如果這一論據(jù)、這一理由站得住腳的話，那么，經(jīng)濟自由這一最大成就的開始年代就可以提早到戊戌變法以前�！鼻迥┑慕�(jīng)濟自由和其他一些變法措施確實是開始于百日維新之前，這是史學界認真研究過戊戌變法的人都知道的。過去有些人認為天上掉下一個康有為，才有維新變法，完全與歷史事實不符，其實，維新變法運動是從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就逐漸開始了。但那時辦企業(yè)還是實行批準制，督撫們可以隨意阻止百姓辦企業(yè)；
直至新政時期才真正確立了經(jīng)濟自由。這是包括鄙人在內(nèi)的史家們早就闡釋清楚了的。質(zhì)疑這一點無非是對學術進展的無知。
更令人驚異的是你認為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社會的變化或者轉(zhuǎn)型壓根兒就沒有發(fā)生過”，我想這又是不學之過。建議吾兄靜下心來，好好讀讀以下幾部優(yōu)秀的學術著作：任達著 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侯宜杰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
朱英著：《晚清經(jīng)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高旺著：《晚清中國的政治轉(zhuǎn)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恕我直言，史學是一門嚴肅的學科，對學術進展毫無所知而又冀圖評論有關史事，不出差錯是很困難的！大作此類錯誤太多，此處不贅。
3，玩弄詭辯術。
大作說：“袁偉時先生認為：‘清末新政又一影響極其深遠的改革是廢除科舉，建立新的教育體系。’為了支持這一結論，老先生搬出了許多史料和理由，因為基本上不著邊際，這里恕不一一引用。我在認真學習，許多天沉思默想之后，不能不遺憾地說：老先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現(xiàn)代教育體系�，F(xiàn)代教育體系的建立意味著：教育的普及、義務教育的推行及全面覆蓋、思想自由、民主意識、科學知識的廣泛傳播，等等。不用說清末的大清帝國，就是到了今天在21世紀的中國，也遠遠沒有建立什么現(xiàn)代教育體系，今天的中國仍然在進行奴化教育、愚民教育，教育遠遠沒有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也仍然是大話、空話、假話�！睂@么氣勢洶洶的指責，我只想提幾個問題：一是對死讀四書五經(jīng)的科舉制度而言，新政廢科舉、辦大中小學堂算不算新教育體系？二是你一再肯定的明治維新建立的教育體系也不符合你在這里提出的標準，日本那時是不是建立了新教育體系？三是在20世紀初，究竟有那幾個國家達到你所定的標準？任何時候，新舊都是相對的，但在特定語境下，它又有確定的標準。像你這樣否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新舊差別，是徹頭徹尾的詭辯！對新政的其他指責，是用同樣手法炮制出來的，恕不一一列舉了。
4，缺乏對全局作出恰當判斷的能力。大作說：“ 否定革命、貶損革命的流風，近年來已經(jīng)遍及中國知識界學術界的每個角落。我在這里可以加上一句：而尤其以一些自稱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學者文人為甚。這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客觀事實，這一事實充分表明了中國知識界學術界那些怯弱無能的讀書人骨子里的：對人類歷史的驚人無知、對變化演進的粗暴拒絕、對前景未來的莫名恐懼。（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里“中國知識界學術界那些怯弱無能的讀書人”所指的并不包括袁偉時先生，老先生是一個值得尊重和欽佩的長者。我個人認為，袁偉時先生之所以否定革命、反對革命，恐怕是出于一個畏懼一切變化的忠厚長者的好心腸�！泵扇市侄鞯洌饷獗扇�，自當感激涕零。不過，說老朽反對革命云云，不知有何根據(jù)？弟的確曾對辛亥革命和所謂國民革命有不敬之詞，可是，按照老兄的論斷：“中國從來就沒有發(fā)生過任何革命，盡管革命的腳步聲日益向我們逼近、革命已經(jīng)指日可待�！蹦敲矗u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也就夠不上反革命罪了。中國知識界自然有“怯弱無能的讀書人”，可是說自由主義者“對人類歷史的驚人無知、對變化演進的粗暴拒絕、對前景未來的莫名恐懼�！笨峙轮荒茏C明你的驚人無知！須知在今日中國敢于自稱自由主義者就會招來種種麻煩，何來怯弱？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旗幟是李慎之，義無反顧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震動全國，能眛著良心說他是“對人類歷史的驚人無知、對變化演進的粗暴拒絕、對前景未來的莫名恐懼”嗎！對中國學術文化變遷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中國的政治學、法學、經(jīng)濟學、哲學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知識已經(jīng)大幅度更新，作出貢獻的學者不愧是當代的盜火者，而其中不乏自由主義者。在2003年的孫志剛、孫大午案件中，在方興未艾的維護人權運動中，沖在最前面的也是有強烈自由主義信念的知識分子 。說這些體現(xiàn)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人類歷史的驚人無知、對變化演進的粗暴拒絕、對前景未來的莫名恐懼”，盡管仁兄聽來會很不舒服，我只能說這是顛倒黑白！至于說“革命指日可待”，以我管見，這是非常靠不住的預測。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自由主義是令專制統(tǒng)治者恨之入骨的對立物，你口口聲聲反專制，卻也對自由主義徹底剿滅而后快。這些都只能證明我兄缺乏對全局作出恰當判斷的能力。作為朋友，建議你拋棄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還是切切實實多讀幾本書并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為好。
祝新春快樂！
袁偉時2004年大年初二（1月23日）
又：鑒于大作已經(jīng)分送一些朋友，拙作也同時抄送一些你我共同的朋友。我希望我們的討論局限在朋友內(nèi)部。如果你已貼到網(wǎng)上，希望你能主動收回。否則此信會被迫變?yōu)楣_信。我對仁兄的人品十分尊敬，很不希望有這樣的情況發(fā)生。此事也企盼吾兄冷靜三思。
附：
宋先科：帝國落日乎?——袁偉時先生《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讀后
一
滿清王朝已經(jīng)滅亡九十多年了，太陽早就墜落下去，但這只是名義上的或者表面上的。肉身物化成泥，陰魂糾結纏繞；
形體不復存在，精神無孔不入；
帝皇寶座變?yōu)闅v史陳跡，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仍然不絕于耳。
什么是大變局？初看書名，我原本認為大變局指的是晚清山河破碎、風雨飄搖、外族入侵、辱國喪權、割地賠款等等等等。但袁偉時先生開宗明義地指出：“都說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的畫面，無非是東方宗法專制國家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特別艱辛的記錄。為什么這樣的局面恰恰在中國出現(xiàn)？”
其卷首獻詞又說：“這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轉(zhuǎn)型期給后人留下了無窮的困惑。最大的困惑莫過于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讓機遇輕輕飄逝？”
問題在于：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個所謂的晚清大變局存在呢？如果說帝國落日可以解釋得通的話，那么，大變局就純粹是子虛烏有了。
不要說晚清七十年，就是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起算到今天一百六十多年，中國社會既從未發(fā)生過由東方宗法專制野蠻國家向現(xiàn)代文明社會轉(zhuǎn)型的滄桑巨變，也很少出現(xiàn)有可能導致社會轉(zhuǎn)型的歷史機遇。令人遺憾的是，一百六十多年轉(zhuǎn)瞬即逝，奴役依舊、專制依舊、獨裁依舊、黑暗依舊，國民大多數(shù)的基本自由仍然毫無保障，大變局又何從談起？
一般說來，一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指的是國家確立了政治民主化、經(jīng)濟工業(yè)化自由化、社會城市化、文化理性化、普及初中等教育等一系列旨在轉(zhuǎn)向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基本目標并切實付諸實踐。對照這些基本目標，晚清七十年可以說是乏善可陳毫無進步，晚清七十年奴役專制獨裁統(tǒng)治一直是鐵板一塊。因此，對于究竟有沒有所謂的晚清大變局這樣一個問題，結論答案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當然，我并不否認晚清七十年間有許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志士仁人)為此付出過移山心力。他們中有人試圖改變老大帝國積弱不振的局面，有人則謀劃拋棄幾千年腐朽不堪的祖宗成法典章制度。他們購置機器、學習技術、設立企業(yè)、修筑道路、開采礦山，甚至造反、起義、暴動。
晚清七十年間，影響重大并且深遠的社會運動（依照年代自然順序排列）有：太平天國造反（或者叫做起義、暴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為什么把革命兩個字加上引號，下面將做說明）。其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兩起真正棄舊圖新的變革嘗試，其它則基本上沒有什么進步意義，甚至有的根本就是拉歷史的倒車。
中國知識界學術界的人們對太平天國造反（或者叫做起義、暴動）的評價，毫無疑問已經(jīng)越來越逼近歷史的真實。太平天國造反（或者叫做起義、暴動）僅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數(shù)次底層民眾在走投無路、忍無可忍時進行的力求改朝換代的暴力反抗中的一次，無論如何不能把它稱之為革命。
然而，需要強調(diào)一點的是，我個人對人們在暗無天日、腐朽不堪的專制政權統(tǒng)治下挺身起來反抗暴政的義舉始終懷著理解、欽佩之類的感情。因此，對于策劃發(fā)動金田起義的洪秀全楊秀清等人，我樂于公開表示我個人的同情、贊賞和支持。至于他們后來的腐化墮落、窮奢極欲，走上專制王朝的老路，的確應該加以鄙棄與鞭笞，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人們遭受了慘無人道的壓迫和奴役、斷絕活路，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起義、暴動呢？
偶爾，我在心里問自己：假如石達開和洪仁干（王旁）能夠早日掌握更大權力的話，太平天國造反（或者叫做起義、暴動）又會是一個什么樣子或者一個什么樣的結局呢？晚清幾十年的歷史肯定會別有一番新氣象吧！對于洪仁干（王旁），他的《資政新篇》、他的歷史地位，人們已經(jīng)討論得足夠多了。但雄才大略的石達開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追憶他一生的種種作為，我敢斷言石達開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最杰出、最卓越的中國人。在我看來，他的偉大抱負、他的非凡成就全部都可以由下面一首七言詩所概括：
揚鞭慷慨蒞中原，
不為仇讎不為恩。
只覺蒼天方憒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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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憑赤手拯元元。
三年攬轡悲羸馬，
萬眾梯山似病猿。
妖氛掃時寰宇靖，
人間從此無啼痕！
據(jù)袁偉時先生轉(zhuǎn)引葛劍雄的《中國人口發(fā)展史》中的話來說，“太平天國和捻軍等部的起義和清朝的鎮(zhèn)壓發(fā)生在中國人口已經(jīng)達到空前的4·3億的時候，最劇烈的戰(zhàn)爭和破壞恰恰是在中國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區(qū)進行的”，“1851年至1865年這14年間總人口減少了1·12億，下降了26·05％” 袁偉時先生為此抨擊“一些年輕人總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并認為“在今天，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發(fā)展和解放生產(chǎn)力已經(jīng)成了關系中華民族盛衰的大事···”
果真如此嗎？我認為，問題的關鍵恐怕在于人們首先必須追問：究竟是誰破壞了平靜安寧的生活？究竟是誰把人們逼上了絕境？這烽火四起、狼煙遍地、廣大民眾甘冒殺頭滅族的危險揭竿造反的情況究竟是怎樣造成、怎樣發(fā)生的？誰要負更多的或者主要的責任，是廣大民眾還是掌握絕大部分社會資源的統(tǒng)治者？究竟什么是歷史的真相？究竟什么是歷史事件的本質(zhì)？威廉·戚美爾曼博士在《偉大的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導言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指出：“一方面是統(tǒng)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走上絕路的人民的傷痕累累的心靈···”
至于說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從一方面看，中國的知識界學術界已經(jīng)公認，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體系，幾千年的奴役專制獨裁統(tǒng)治固若金湯，幾千年來可以說是風吹不進、雨刮不進、雷打不動，成千上萬次的造反、起義、暴動，無數(shù)次內(nèi)憂外患都不能動搖它磐石般堅實的基礎；
就另一方面而言，也同樣是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人類社會最為罪孽深重、最為倒霉晦氣、最為多災多難的民族，它的人民也是人類中命運最為悲慘的一群，幾乎沒有哪一朝哪一代的人民有過安居樂業(yè)、穩(wěn)定祥和的好日子，為了驗證這一點，有人曾經(jīng)統(tǒng)計過《資治通鑒》記載的人吃人的情況，結果表明10頁之內(nèi)很少沒有出現(xiàn)“大饑，人相食”之類字眼的，如果方便，大家不妨查一查《資治通鑒》，看看是不是這樣子的。
也許有人會搬出什么貞觀之治、什么開元盛世、什么文景之治、什么康乾盛世等等，來證明自己的祖宗曾經(jīng)多么闊氣、多么牛皮、多么不得了。對此，劉澤華、汪茂和、王蘭仲在《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中無情地揭示道：“中國古代的所謂‘治世’、‘盛世’，絕不可以理解為政治的修明和社會的昌盛，它只能意味著皇權的較為穩(wěn)固和國庫的較為充裕。元張養(yǎng)浩的散曲中說：‘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是對中國百姓生活狀況的最好概括：無論那些坐江山的怎樣更來換去，百姓永遠也脫離不了苦難的境地。原來帝王將相們追求的‘治世’、‘盛世’，不過是一姓一家以及依傍著這一姓一家而吃肉喝湯的大大小小的權勢者們的政治太平的家業(yè)興盛而已�！�
所以，人們必須追問：幾千年中國專制社會究竟有沒有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那鼓吹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高調(diào)究竟要把中華民族引向何方？是陰謀扼殺中華民族的一切生機活力以維持一潭死水的腐臭局面，還是意圖幫助人們踏上一條富強繁榮的康莊大道？
>時光永在流逝，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之后，老大帝國又得以茍延殘喘，并開始了史稱洋務運動的改良。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皆為滿清王朝重臣，他們恪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試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當時，他們購置機器、學習技術、設立企業(yè)、修筑道路、開采礦山，也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地搞了一把，折騰了差不多三十年，結果如何？中國社會并沒有取得任何根本的實質(zhì)性的進步，中國依舊是暗無天日的中國。這個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著我多說了。
這里恐怕不存在任何可以稱之為致力于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或者社會轉(zhuǎn)型的痕跡。
事實上，一場旨在維持邪惡黑暗的奴役專制獨裁統(tǒng)治、僅僅局限于上層官僚參與的社會運動，又怎么可能與中國現(xiàn)代化或者社會轉(zhuǎn)型掛上鉤？
比照同一歷史時期日本的明治維新，我不免悲憤哀痛。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詔告天下五條誓文：“1、廣興會議，決萬機于公論；
2、上下一心，以盛行經(jīng)論；
3、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使各遂其志；
4、破除陋習，從天地之公道；
5、求知識于世界，以振皇基。將實現(xiàn)我國前所未有之變革�！�
這是何等的胸懷和氣慨呀，這才能稱之為大變局！
年代稍后一點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倒不失為中華民族一場真正的變革運動。我們至少可以說，力行變法的一位關鍵人物譚嗣同的頭腦十分清醒。他明白這個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民族衰敗淪落的根本原因，他在《仁學》中指出：“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
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jié)，而士大夫之才窘矣；
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
且即挾此土所崇之孔教為緣飾史傳，以愚其人而為藏身之固！”、“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萬民之恨�！r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論何國，但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命為禮義之邦者，即是人間地獄。’”、“與中國至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概，出而鼓更化之機也�！�
可惜他血濺菜市口，一生壯志未酬。
《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最后一章討論了“清末新政與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其內(nèi)容包括：“1、最大成就是經(jīng)濟自由；
2、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3、現(xiàn)代教育體系的建立；
4、民主政制的開端；
5、兩個功虧一簣說明了什么？”
>袁偉時先生認為“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國社會變革的非常可貴的開端。最值得重視的是它提供了一個東方傳統(tǒng)中世紀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典型�！�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社會的變化或者轉(zhuǎn)型壓根兒就沒有發(fā)生過，這“非�？少F“究竟從何談起？
下面我們就逐條逐條地來加以分析：
1、最大成就是經(jīng)濟自由
袁偉時先生提出的論據(jù)有二：一是“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fā)了一道上諭······以這一圣旨為標志，清政府的經(jīng)濟政策從壓制私人資本即剝奪國民的經(jīng)濟活動自由，轉(zhuǎn)變?yōu)椤艄せ萆獭戳η蟊Ｗo和扶植私人資本。”，二是“1904年初接連頒布《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這些法律條文的出現(xiàn)，就意味著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chǎn)權的正當性。”
在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道萬歲爺圣旨發(fā)布的時間是1895年7月19日，也就是說如果這一論據(jù)、這一理由站得住腳的話，那么，經(jīng)濟自由這一最大成就的開始年代就可以提早到戊戌變法以前。
同樣，如果老先生的第二條論據(jù)、第二條理由能夠站得住腳的話，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九十多年來一直承認人或者國民有不容侵犯不容剝奪的自由和權利呢？因為從《欽定憲法大綱》、《重大信條十九條》到十幾部《中國憲法》，哪一朝哪一代的法律條文沒有“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一類字眼出現(xiàn)？你能夠把它當真嗎？
退一步說，既便是這些措施全部都落到實處，滿清王朝開始恤工惠商，主流文化開始承認個人財產(chǎn)權的正當性，恐怕也絕對不能說“最大成就是經(jīng)濟自由”。響鼓不需重錘敲，用不著我多費口舌，經(jīng)濟自由的含義大家都清楚，它意味著基本鏟除奴役和壟斷，實現(xiàn)市場化。
2、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袁偉時先生認為：“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歷史功績可以概括為現(xiàn)代社會運作架構開始建立。除體現(xiàn)上述經(jīng)濟自由的市場經(jīng)濟體系外，首先是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建立�！�、“清帝國原來實行的是三權合一的專制體制。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要求司法獨立，并且法律必須與國際接軌�，F(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本來就是國際性的；
不按照國際標準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體系，經(jīng)濟無法正常運作。再加上洋人動輒以大清帝國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視人權為治外法權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維護司法主權，廢除治外法權，也不能不改革法律體系，建立現(xiàn)代的獨立的司法制度。”
如此看來，老先生不僅認為大清帝國已經(jīng)建立了自由市場經(jīng)濟體系，而且為了適應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滿足與國際接軌的需要和維護司法主權，大清帝國也與時俱進實現(xiàn)了三權分立、司法獨立。
我不知道老先生的這些結論到底從何而來。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究竟什么是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是不是大清帝國下詔變法，公布了《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等等等，就可以說“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法律的現(xiàn)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嗎？
對如此荒謬絕倫的說法，我不得不義正詞嚴地指出：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礎（或者說起點、源頭）是政治民主化、人權有保障。換句話說，也是更準確更明白一點兒說，如果沒有建立合法的政權（或者政府）、合法的統(tǒng)治秩序，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就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根本就沒有產(chǎn)生或者存在的可能。
現(xiàn)代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的出世和長成取決于下面一些前提條件和原則的確立：人民主權或者主權在民、多元社會或者多黨制、人權自由的保障、陪審制、無罪推定等等。
3、現(xiàn)代教育體系的建立
袁偉時先生認為：“清末新政又一影響極其深遠的改革是廢除科舉，建立新的教育體系�！�
為了支持這一結論，老先生搬出了許多史料和理由，因為基本上不著邊際，這里恕不一一引用。我在認真學習，許多天沉思默想之后，不能不遺憾地說：老先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現(xiàn)代教育體系。
現(xiàn)代教育體系的建立意味著：教育的普及、義務教育的推行及全面覆蓋、思想自由、民主意識、科學知識的廣泛傳播，等等。不用說清末的大清帝國，就是到了今天在21世紀的中國，也遠遠沒有建立什么現(xiàn)代教育體系，今天的中國仍然在進行奴化教育、愚民教育，教育遠遠沒有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也仍然是大話、空話、假話。
4、民主政制的開端
在這里，袁偉時先生同樣搬出了許多史料和理由。但是老先生搬出的那些史料和理由，基本上與民主政制沒有什么關系。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政制？
簡單一點說：民主就是政治民主，即全體民眾擁有為了他們自己的自由、幸福、安全而建立一個民治、民有、民享政府的不容剝奪的天賦權利；
民主最主要的程序是被統(tǒng)治者通過具有競爭性的、公平、公正、定期的選舉來挑選統(tǒng)治者；
民主最主要的原則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和保護少數(shù)；
······
所有這些無疑已經(jīng)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的普遍共識。在這個問題上多嘴饒舌，無異于侮辱人民大眾的智力。
我不知道，袁偉時先生究竟有什么理由把“1905年，清政府派員出國考察政治，設立考察政治館（1907年易名憲政編查館），并于11月諭政務處籌定憲法大綱”認定為“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向憲政前進的進程”？到底又有什么理由把“1906年9月正式宣布預備立憲。1907年9月下令設資政院；
10月命各省速設咨議局；
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第一次會議開幕；
1910年10月舉行資政院會議”認定為“這些都是中國民主政治不可忘記的事件”？
一個窮兇極惡、毫無人性、行將滅亡的專制獨裁政權的一些沒有一絲誠意的欺詐手段，究竟憑什么被認定為“民主政制的開端”？
5、兩個功虧一簣說明了什么？
袁偉時先生指出：“清末新政推動了中國社會前進，但大清帝國垮了�！薄ⅰ扒宓蹏μ澮缓�，沒能保住自己的國號和皇位�！�
這是第一個功虧一簣，老先生的極端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個功虧一簣指的是：辛亥革命“沒有完成新政已經(jīng)開了頭的建立現(xiàn)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任務，從而失去了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制度保證�！�
難道清王朝不該推翻，幾百年還不夠，要千秋萬代統(tǒng)治下去嗎？
至于辛亥革命的無所作為、沒有完成歷史任務，也沒有什么值得惋惜的。那是一個太黑暗的時代，那些人類的敵人擁有過于強大的力量，而這個民族的偉大人物或者如宋教仁慘遭暗殺、或者如黃興蔡鍔英年早逝、或者獨木難支如孫中山有這樣那樣至今仍然為人詬病的人格缺陷。
二
袁偉時先生提出“兩個功虧一簣”，其目的在于否定革命。而否定革命、貶損革命的流風，近年來已經(jīng)遍及中國知識界學術界的每個角落。
在老先生的眼里，“中國傳統(tǒng)專制王朝，也有分權制約的設計，有糾舉和監(jiān)督官吏乃至最高統(tǒng)治者的機構。而以儒學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約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稱并世無雙�！�、“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一響，11月3日清政府采納公布的《重大信條十九條》，卻是中規(guī)中矩的君主立憲政體�！�
對于前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不提史書遍布的“大饑，人相食”、儒家培育的奴才鷹犬、道家鍛造的牛馬禽獸。至于后者，我們也不談什么留發(fā)不留頭、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文人無數(shù)的文字獄、腰斬凌遲滅族一類其精美和深厚可稱并世無雙的酷刑。
在這里，我想討論一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什么是革命等等。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或者中華帝國一直是一個萬惡的奴隸制國家，一直是一個盛行奴役獨裁專制的國家，一直是一個毫無人性的野蠻國家。因此，它一直不承認人有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甚至直到今天，這個國家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主流文化和大多數(shù)學者文人也不承認人有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
然而，一種全新的社會思潮在潛滋暗長，它最終將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在現(xiàn)實生活層面上，它已經(jīng)逼使中國政府簽署了聯(lián)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經(jīng)濟 、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無論歷史和現(xiàn)實多么令人沮喪，一些有勇氣的中國人在精神上還是確立了新的信念，他們認為：中國人同其他任何人類群體一樣，不容置疑地擁有不容剝奪的自由、幸福、安全、反抗壓迫的天賦權利。無論歷史上的壓榨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奴役多么觸目驚心，中國人都有權利選擇新的生活方式。無論幾千年的奴役獨裁專制如何固若金湯，今天的中國人都有權利選擇制定新的合法的統(tǒng)治秩序。
至于說什么中規(guī)中矩的君主立憲政體，這根本就是不著邊際。無論是大清王朝，還是別的什么王朝、什么政府、什么政黨，他們到底憑什么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基佐在《一六四0年英國革命史：從查理一世即位到他的死亡》第一版著者前言中寫道：“各個國家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這是因為他們自稱具有天賦權利、具有絕對權力嗎？是因為他們的窮奢極欲，因為他們有個宮廷嗎？不是的：君主們攻擊過封建制度和貴族特權，他們將舉國一致帶進了立法，帶進了行政機構；
他們促進了平等�！蔽覀�人認為，這大致就是歐洲一些國家在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制度時保留君主立憲政體的原因。
而在中華民族或者中華帝國，哪一朝哪一代、哪一個政府、哪一個政黨，它們沒有“屠毒天下之肝腦、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它們究竟有什么權利世世代代統(tǒng)治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后代？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赃M行一場革命，從而在中國徹底鏟除奴役獨裁專制呢？
革命致力于改變?nèi)祟惖拿婷�。無數(shù)的學者文人攻擊革命，無數(shù)的壓迫者和依附于壓迫者生存的人們詆毀革命，盡管他們根本不知道革命為何物、革命是如何發(fā)生的、革命的意義何在。
一百六十多年前，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在《論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指出：“無信仰的時代很快就要轉(zhuǎn)變?yōu)楦锩臅r代，形勢每況愈下，令人悲傷的衰敗和毀滅比比皆是。”
究竟什么是革命？人類社會為什么會發(fā)生革命？
在我看來，迄今為止的人類史上，只存在過兩種形態(tài)的社會，即：奴役、獨裁、專制社會與自由、民主、法治社會。蒙昧、暴力造成了前者，而人類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天性又促使他們?yōu)閷崿F(xiàn)后者進行前仆后繼、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導致奴役、獨裁、專制社會向自由、民主、法治社會轉(zhuǎn)化的運動就叫做革命。由此可以看出，革命改善了人類的生存狀況，革命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根本進步。把改朝換代看作革命乃是古老的陳腐觀念，而把暴力血腥當成革命則是弱不禁風的讀書人糊涂誤解。
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從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中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社會的一切革命——無論哪一個民族哪一部分人群的革命——全都是壓迫和奴役的必然產(chǎn)物，是人們無法繼續(xù)生存下去的本能反應、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革命。這是人類歷史顛撲不破的真理。
基于此，我認為，人類社會曾經(jīng)發(fā)生過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俄羅斯革命、東歐天鵝絨革命等等，但是中國從來就沒有發(fā)生過任何革命，盡管革命的腳步聲日益向我們逼近、革命已經(jīng)指日可待。這就是我在前面把辛亥革命的革命兩個字加上引號的原因，嚴格一點說，它只能算是革命的一次嘗試而已，并不能稱之為革命。
我在前面曾經(jīng)提及：否定革命、貶損革命的流風，近年來已經(jīng)遍及中國知識界學術界的每個角落。我在這里可以加上一句：而尤其以一些自稱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學者文人為甚。這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客觀事實，這一事實充分表明了中國知識界學術界那些怯弱無能的讀書人骨子里的：對人類歷史的驚人無知、對變化演進的粗暴拒絕、對前景未來的莫名恐懼。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里“中國知識界學術界那些怯弱無能的讀書人”所指的并不包括袁偉時先生，老先生是一個值得尊重和欽佩的長者。我個人認為，袁偉時先生之所以否定革命、反對革命，恐怕是出于一個畏懼一切變化的忠厚長者的好心腸。）
在我看來，所謂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十分可疑的東西，所謂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是胡言亂語的產(chǎn)物。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來就沒有獲得過自由，從來過的是非人的生活，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者又從哪里產(chǎn)生出來？難道可以平白無故從地上冒出來嗎？尤其無恥的是，一些人還自封或者胡吹什么自由主義大師、自由主義大師兄、自由主義掌門人。
不管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多么不高興、多么不情愿，中國革命的發(fā)生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發(fā)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中國人民不可能永遠忍受被奴役被壓榨被凌辱的命運，至于到底是天鵝絨革命，還是疾風暴雨式的革命，不是我所敢斷言的。
但我可以肯定地說：革命的目的，完全是純潔高尚、光明磊落的，除了建立合法的政府、也就是除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制度外，并沒有任何其它圖謀。
《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一書中有幾節(jié)專門討論愛國主義問題，其題目分別是“中國傳統(tǒng)愛國主義的結晶、近代愛國主義的發(fā)展、兩種類型的愛國主義”等。
的確，愛國主義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家認真研究、認真探討的問題。但是局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不能完全展開來進行詳細的論述，而僅僅只集中討論一個關鍵問題——中華民族或者中華帝國古往今來到底有沒有愛國主義。如果根本就沒有愛國主義，我們也就沒有必要瞎折騰、瞎胡鬧了。
袁偉時先生認為：“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關系日趨緊密的人類共同體。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特點之一是群體意識非常強烈。其突出表現(xiàn)是在內(nèi)憂外患中形成的愛國精神代代相傳，歷久彌新�！煜屡d亡，匹夫有責�！诿褡逦幕睦碇校瑦蹏呀�(jīng)成為最高的道德規(guī)范�！�
我們暫且不管什么關系是否日趨緊密、群體意識是否非常強烈、愛國精神是否代代相傳、愛國是否已經(jīng)成為最高的道德規(guī)范，先來了解一下在我們歷代祖先生息的這塊土地上國家民族是怎樣形成的，先來看看我們所謂的國家民族觀念與人類文明社會的土地人民主權的國家民族觀念有沒有區(qū)別以及究竟有什么樣的區(qū)別。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認清愛國、愛國精神或者愛國主義問題。
中華民族或者說中華帝國這個人類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呢？劉澤華、汪茂和、王蘭仲在《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中有非常精辟的論述：“中國的祖先發(fā)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狀態(tài)步入文明社會，相當于文獻記載中的黃帝到夏禹這一時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滿了血腥的戰(zhàn)爭�！薄ⅰ敖Y果，逐漸形成了暴力中心——一個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統(tǒng)治權力和它能夠絕對支配的穩(wěn)定的地理區(qū)域。可見，國家建立的過程，就是氏族、部落及其居民被征服、喪失自身獨立性的過程。”、“‘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余國�！ā秴问洗呵铩び妹瘛罚┪髦艹跄攴鈬�400，服國800，到了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已經(jīng)全部并滅干凈。”、“這就是中華帝國奠定基礎的大致歷程，一個充滿了刀光與血跡的歷程。每一場戰(zhàn)爭，不外乎‘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于民’（《國語·周語下》）。據(jù)《逸周書·世俘》記載：周武王曾討伐了99國，征滅了50國，殺死177779人，俘300230人�！薄ⅰ罢鞣�，統(tǒng)治者對于被征服的民眾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呢？只要看古代官員被稱為‘牧’就昭然若揭�！痢瘬�(jù)《說文解字》，乃‘養(yǎng)牛人也’。漢、魏、六朝所設的州郡行政長官俱稱‘牧’，后來歷代也慣稱治民之官為牧民之官�！痘茨献印ぞ裼枴吩啤蚰撩裾�，猶畜禽獸也�！蔚戎苯亓水敯�！”、“以往有人討論東方專制主義形成的原因（基礎），或謂出于如興修水利一類的社會公共工程的需要；
或謂由于個體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不可救藥的閉塞本性。其實不然，因為中國從孩童時代起，就開始造成了一種后來成為傳統(tǒng)的東西：一切體力、智力超越常人的強者，都把他們的榮譽和利益建立在對他人的征服和支配上。征服事業(yè)，以及強有力地鞏固這種征服，不僅獲利無窮、遺福子孫后世，而且受到至高無上的頌揚，受到廣大無比的崇拜，書之竹帛，流芳千古。人類在其成長過程中免不了經(jīng)過一個英雄崇拜時代，但是如同中國這樣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專以制服同類著稱的，卻是極為罕見的。”
十分明顯，這個國家民族起源于強權、暴力和殺戮，而不是別的，我實在不知道這個人類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如何日趨緊密的？我更不明白，這樣的國家民族的人們?nèi)后w意識又怎么會非常強烈？
幾千年以來，天下一無例外都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一無例外都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產(chǎn)業(yè)，一無例外都把黎民百姓當作牛馬畜生來驅(qū)使，我實在不知道，在這樣的土壤里，這個樣子的國家到底有誰會去愛它？這個愛國的感情是如何長出來的？這個愛國又怎么會升華為精神并且代代相傳？這個愛國又怎么可能已經(jīng)成為最高的道德規(guī)范？
難道“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史記·夏本記》）發(fā)出的是愛國的呻吟？難道長平之戰(zhàn)四十萬兵卒是因為愛趙國而降秦？難道幾十次的王朝更替高度體現(xiàn)了愛國主義深入人心愛國精神代代相傳？難道異族兩次入主中華、西方侵略者幾千人馬動輒橫掃有四萬萬之眾的中華帝國，這就是愛國已經(jīng)成為最高的道德規(guī)范的標志？
由此可知，愛國主義純粹子虛烏有。當然，我個人并不否認歷朝歷代除了王朝君主的忠臣良將外，偶爾也會產(chǎn)生某些對這塊土地和生息于其上的百姓懷有無限深情的英雄豪杰（但這與愛國主義毫不相干）。
······
每當中華民族或者中華帝國走到十字路口，面臨向何處去的緊要關頭，總有一些人習慣于回到過去的歷史年代、在故紙堆里尋找未來的答案。
帝國落日乎?我不禁在心里又一次對自己發(fā)問。
這邪惡的太陽依然沒有墜落下去、依然掛在遙遠的天邊，但它早已經(jīng)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李密《陳情表》）。
它的日子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而只有它的終結、它的滅亡，才能夠名正言順地稱之為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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