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點這一年中國的思潮進步時，我們發(fā)現(xiàn)，思想界的裂痕在繼續(xù)延伸，而民眾在利益分殊的推動下，卻自發(fā)演變出一場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大地上分殊的利益，或許比書齋里分裂的觀念，更為結實地掘進中國的思想進步。

　　最有實踐意義的思想成果也許就體現(xiàn)在這里，它不是表現(xiàn)在知識界的書齋里，而是在更多知識人的視野背后發(fā)生，一如溫家寶總理今年11月在哈佛大學講演，將近三十年的改革總結為“民眾基于自由的創(chuàng)造”。

　　臨近這一年結束的時候，《時代周刊》遴選本年度風云人物，否定了布什、拉姆斯菲爾德，獨獨挑選了三個普通的美軍士兵為封面人物，其中一位黑人顯然來自美國底層。無獨有偶，當我們清點這一年中國的思潮進步時，同樣發(fā)現(xiàn)，思想界的裂痕在繼續(xù)延伸，而民眾在利益分殊的推動下，卻自發(fā)演變出一場中國公民的維權運動。大地上分殊的利益，或許比書齋里分裂的觀念，更為結實地掘進中國的思想進步。

　　2003年3月20日上午，第一枚導彈在燈火闌珊的巴格達晨曦中炸響，中國觀眾驚奇地發(fā)現(xiàn)，CCTV滾動直播立刻跟上，專家評論、字幕飛播、現(xiàn)場報道等等，不一而足，不落人后。在國外，這是一次戰(zhàn)爭事件，在國內(nèi)，則首先是一次新聞事件，此舉洗刷了此前中國傳媒的恥辱，中國觀眾的知情權從來沒有得到過如此尊重，是一次典型的“基于自由的創(chuàng)造”。

　　國內(nèi)思想界因此次戰(zhàn)爭而再次分裂。反戰(zhàn)派以《讀書》第四期編后記為代表：在19－20世紀的漫長歷史中，民主始終是與民族－國家的結構歷史地聯(lián)系著的，國際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力量平衡的領域。人們看不到在霸權支配的國際范圍內(nèi)形成民主的機制和條件，所謂國際性民主始終是一個模糊的理念。但是，世界范圍內(nèi)的大眾性的反戰(zhàn)運動，聯(lián)合國作為一個國際公共領域的角色，在反戰(zhàn)運動的影響下歐洲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改變，似乎正在為國際民主提供一個可能的范例。

　　同樣也是要求民主，擁戰(zhàn)派則強調(diào)薩達姆政權的反民主性質(zhì)，以及聯(lián)合國在人權與主權發(fā)生沖突時，經(jīng)常受困于安理會一票否決權的大國游戲規(guī)則，本身具有反民主性質(zhì)，就此要求“國際民主”，無異于緣木求魚；
至于世界范圍的大眾性反戰(zhàn)運動，《南方周末》3月下旬發(fā)表的署名文章則提醒讀者：諸如反戰(zhàn)示威這樣的反對聲音，都是發(fā)生在可以反對的地方，而最需要發(fā)出反對聲音的地方，如薩達姆治下，卻是一片沉默，如有之，則是舉臂如林：“100％一致同意”其連任。這就不是可以反對的“反對”了，而是必須擁護的“擁護”�？梢苑磳Φ摹胺磳Α迸c必須擁護的“擁護”，是兩種聲音，有時確實會“匯合”，但貌合神離，相差何止以道里計？我的看法是，關鍵不在于人們在反對什么，而在于人們是否可以反對。有了“可以反對”的權力，是“反戰(zhàn)”，還是反“反戰(zhàn)”，當然也重要，但畢竟是排在其次。因為更重要的前提是：我反對“必須擁護”的政府，我擁護“可以反對”的制度。

　　雙方爭論的焦點當然不在抽象的“國際民主”，而是在“國際民主”的一個前提：薩達姆之類的“絕對主權”是否高于“普遍人權”？還是“普遍人權”高于“絕對主權”？前者是16世紀法國思想家布丹的觀念，后者才是“在19－20世紀的漫長歷史中”，國際關系從“主權論”走向“人權論”一個并不“模糊”的“理念”。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在這一年繼續(xù)保持昂揚勢頭。發(fā)展至下半年，矛頭所向，從美國轉(zhuǎn)為日本。齊齊哈爾日本遺棄毒劑傷人、日本人珠海集體買春、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登臺“辱華”等引起中國民間對日正當抗議。6月，民間組織登上釣魚島；
8月，網(wǎng)上萬人簽名反對京滬高速鐵路使用日本技術；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網(wǎng)絡成為宣泄民族主義情緒的場所，有論者稱之為網(wǎng)絡民族主義。這一對日抗議思潮之所以強勢勃發(fā)，除上述惡性事件刺激，原因似乎在于：中日兩國歷史積怨長期存在。然而，包括對日抗議思潮在內(nèi)的民族主義議題之所以在網(wǎng)上長盛不衰，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這一議題不如其他議題容易受到制約，從而促使諸多網(wǎng)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由此，應該看到這一思潮的兩面性格：正當與表演同在，義憤與夸張共存。

　　4月下旬，伊拉克戰(zhàn)爭的硝煙尚未散去，國內(nèi)出現(xiàn)SARS疫情的濃重陰云，思想界爭論暫時沉寂。即便如此，在探討SARS疫情成因時，還是有隱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失誤在片面否定“文革”，過早放棄“文革”期間的以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為標志的公共衛(wèi)生體系；
一種觀點認為，誤在政治體制中的陳年痼疾：行政官員罔視公民知情權與生命權，謊言塞責，失去了將疫情控制在萌芽階段的最初時機。這些分歧隱約呈現(xiàn)“文革”結束20多年后，面對新的社會弊端，一部分思想界人士意欲重新評價“文革”的潛在沖動。所幸國難當頭，這些分歧始終處在克制狀態(tài)，沒有尖銳化。而中央順應人心，迅速作出反應，罷免衛(wèi)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蔣彥永軍醫(yī)敢于直言的勇氣得到國內(nèi)外廣泛稱頌，《南風窗》雜志授予他“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諍言獎”。思想界討論由此而活躍，著名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提出：我們是否能建立一個可問責的政府？此后在國際艾滋病宣傳日，政府公布中國患者的驚人數(shù)字，以及溫家寶主動和艾滋病人握手，吳儀視察河南上蔡艾滋病村，在這一系列進步的后面，都能看到始發(fā)于SARS期間的思潮推動。

　　SARS時期的另一個思想亮點，是《走向共和》在中央電視臺連續(xù)播出，一掃熒屏充塞清宮戲、帝王戲、宮妃戲的低俗與倒退。熒屏多年未有政論大片，一旦出現(xiàn)，立即激起觀眾熱烈反響，證明民間社會對思想仍然存有巨大需求，事在人為。該劇深入表現(xiàn)孫文、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人多重性格，引導觀眾具體分析制度選擇與政治博弈之間的具體成敗，一掃學校教科書所灌輸?shù)臍v史決定論、臉譜化教義，以及知識界回避制度選擇空談文化決定論的誤導；
劇情全景式的呈現(xiàn)了中華民族掙脫帝制奴役，追求共和自由的艱難歷程，無意中呼應了思想界此前有關共和憲政的學理討論，成為一部普及性形象教材，引發(fā)民眾關于共和、民主政體的思考。

　　這一年最為值得注意的具有思想含量的變遷，是網(wǎng)絡內(nèi)外、法庭上下的公民維權運動：眾多細民錙銖必較，頑強守護自己的既得權益，案件之多，牽動之廣，為建國以來所罕見，以至北京的一家權威媒體有足夠理由將這一年命名為“2003：公民權利年”。

　　據(jù)新華每日電訊12月5日報道，最高法院近日公布的數(shù)字顯示：近6年來“民告官”出現(xiàn)激增現(xiàn)象。全國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數(shù)從1992年的27152件，增加到2001年的100921件，原告的撤訴率從37.84％下降到32.38％，原告的敗訴率從35.93％下降到28.61％，被告的敗訴率從21.98％上升到25.67％。年收案從不足3萬到超過10萬大關，逐年激增的行政訴訟說明了什么？最高法院行政審判庭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民告官”激增其實是進步：“原來行政爭議主要靠‘上訪’，找黨政首長，現(xiàn)在公民依法維權的意識大大加強了�！�

　　2003年公民維權行動最為突出的事件，是湖北的大學畢業(yè)生孫志剛在廣州被故意傷害致死案。5月14日，三位法學博士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聯(lián)名將一份題目為《關于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傳真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建議對該辦法進行違憲審查。6月20日，國務院反應迅速，廢止收容法規(guī)。以此為契機朝野良性互動，觸發(fā)下半年公民維權訴訟浪潮：孫大午案、李思怡案、翁彪案等。

　　然而，也就在公民維權發(fā)展到年終足可清點各項成果的時候，突然發(fā)生了圍繞劉涌案的民意“分裂”。

　　劉涌為沈陽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頭目，案發(fā)后，初判“斬立決”，二審改為“死緩”，然后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啟動提審程序，改回“斬立決”，每一回合都牽動媒體輿論和社會神經(jīng)。民意發(fā)生激烈爭論，觀點截然相反：劉涌不死，法治死，這是來自民間的聲音，顯然是主流民意；
劉涌一死，法治亦死，這也是民間的聲音，卻不是主流民意。后者多半來自律師和部分法律專家，他們認為本案的證據(jù)受到過“污染”，頗多漏洞，在偵查過程中有法律嚴禁的逼供行為，緩刑體現(xiàn)了對人權的尊重。這兩種聲音牽涉兩種不同的正義理念：實質(zhì)正義和程序正義。從2000年長江讀書獎評獎發(fā)生風波，《南方周末》署名文章提出“程序正義”以來，這一概念已經(jīng)從思想界走向公共生活，為公眾普遍接受。但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這一次卻遭逢結結實實的民間抗議。而這一次主流民意壓力，則讓人們體會到，程序正義之艱難，既有來自行政權力的干涉，也還有來自民間的道德抗議。一位參與孫志剛事件簽名上書的青年律師在有關此案的一篇文章最后，寫下如此沉痛結語：

　　我說過，同情地理解并且尊重這些樸素的源自基本正義感的義憤，但是其結論和思維方式都是我堅決反對的，今日劉涌案讓我依稀看到1789年法國大慘劇和俄國1917年慘劇以及中國“土改”、“反右”、“文革”等歷史癲癇的重現(xiàn)。也許主流民意依然可以像罵陳興良教授、田文昌律師一樣罵我，甚至都可以誣陷我拿錢替劉涌說話，但這無法證明劉案主流民意真理在握。孫志剛案的時候，我是主流民意中的一員，但這一次不是，因為它背叛了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

　　這位青年法學家的名字叫蕭瀚。他曾經(jīng)活躍在近年來法學界人士走向公共生活前臺的身影中，如張思之、賀衛(wèi)方、許志永、俞江、滕彪、周偉、王怡、陳永苗、秋風等。當這些青年法學家參與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爭論時，我曾為此振奮，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文學病———幾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學家本身，就是文學家出身，這一百年病癥有可能在他們這一代手里結束。當我看到蕭瀚上述話語，并不難過，這標志著新一代思想者在心理素質(zhì)上的成熟，他們已經(jīng)超越五四以來文人型思想家的脆弱甚至偽善，敢于直面主流民意的乖逆。僅僅記住那本書的書名“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勇氣公開說出：“民意也是靠不住的”！具有如此思想素質(zhì)和心理素質(zhì)的新一代人，才是赫爾岑所言：未來風暴的年輕舵手。

　　本文即將結束的時候，傳來中共中央提交人大討論的修憲建議。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亮點中，不僅凝聚著決策層的集體智慧，也凝聚著這一年社會思潮的進步因素。最有實踐意義的思想成果也許就體現(xiàn)在這里，它不是表現(xiàn)在知識界的書齋里，而是在更多知識人的視野背后發(fā)生，一如溫家寶總理今年11月在哈佛大學講演，將近三十年的改革總結為“民眾基于自由的創(chuàng)造”。到目前為止，國家領導人在境外發(fā)表過諸多講演，這是最令我感動的一次。剛剛過去的一年，也是這樣的一年，我們沒有理由不用這樣好的題目，結束這一年，迎接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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