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性知識分子，包括教育工作者、人文學科的研究工作者以及其他以其知識為社會服務而且關懷人文建設的知識分子群體，本來就是時代的人文精神的載體。近代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知識分子發(fā)動的，改變了時代風氣。在傳統(tǒng)文化中，孔子為至圣先師，社會上尊師重道，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也。”知識分子強調特立獨行的行為準則，司馬遷在受腐刑的人格侮辱之后，發(fā)憤著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構建起時代的人文精神。當然，人與人之間，在人格定位方面總是有所不同，儒者之間，也有君子儒與小人儒之分，各行各業(yè)的人，都在參與和影響時代的人文精神。但影響未來的時代精神，總是要由人文性知識分子去淬勵。

　　文化大革命中，正統(tǒng)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被異端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徹底打倒，從左翼摧毀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人格尊嚴。不規(guī)范的商品大潮，又把人格尊嚴已經失墮的知識分子，推到社會經濟生活的邊緣，所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功能發(fā)生錯位。于是，在某種經商政策導向下，知識分子中也發(fā)生了尋租活動，導致學術腐敗現(xiàn)象的發(fā)生，從右翼摧毀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人格尊嚴。至于理論上左右逢源，跟風求官，但求名利，不求創(chuàng)新，更是中國學術界自我墮落的悲哀，在人文學科領域，我們很難見到一個成熟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有突出的創(chuàng)見，更難見創(chuàng)造性的理論體系的出現(xiàn)，人文知識分子似乎失去了淬勵人文精神的功能。

　　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總是以其理性探索人生的價值，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以永不滿足的精神，對現(xiàn)實社會有所反省，尋找應對社會危機的方案。同時，以其憂國憂民的人格修養(yǎng)，為社會的楷模。東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基本功能大體是一致的。但現(xiàn)代西方知識社會學家認為，現(xiàn)代的專業(yè)分工，使知識分子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功能，而變成單純的技術人員。這一估計，是否有夸張的成分？我們缺乏研究不得而知。但在我們這里，一方面社會上人文精神失墮，中國知識分子也改變了謀道不謀食的傳統(tǒng)觀念，為稻粱謀的心態(tài)有所膨脹。在經濟地位仍然低落的人文知識分子中，為了蠅頭微利而勾心斗角的可悲現(xiàn)象仍時有發(fā)生。另一方面，有心人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終不斷，只是有點勢單力薄，或者言行不一，同時，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思維的深度，令人不能滿意。

　　在上世紀關于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中，黃炎培認為信義是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他說：“信義為古圣所注重，迄今各地商店客寓，多懸公道交易、童叟無欺木牌。”（申報1920年4月7日）著名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即以“民無信不立”取名。而目前我們見到的是信用危機，信任危機，有章不守，有法不依。甚至本來就因人而設置的規(guī)章，轉眼間立法者因利益關系即不予遵守，奉公守法的群眾無可奈何，造成現(xiàn)在的社會風氣每每漠視規(guī)章制度。建立法制社會的努力，往往停留在紙面上。就是在人文性知識分子中間，一諾千金的價值觀也已蕩然無存。義利之辨遭到批判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正在可怕地走向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關系，沒有利益權衡的主動關懷和回報，成為另類社會生活。現(xiàn)代社會所需要的彼此尊重、寬容、民主、公平、公正的價值觀，每每為利益集團所吞噬。每每見到師長對學生有白眼狼的評語，而學生對師長則稱老板，而不是對社會的前進運動各盡自己的責任。合作作品常常有人失信而流產，或者陷入利益之爭而不歡而散，致使他人的勞動成果付諸東流。因為信用危機，整個社會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甚至在學術會議上也失去了固有的尊師重道的人文精神。在一次學術性會議上，一位當官的年輕學生在臺上趾高氣揚地主持會務，而被邀請來指導會議的白發(fā)蒼蒼的老師，卻只能坐在臺下仰望著他。有一次會議集體照相，一位彎腰曲背的長者，竟然不得不搖搖晃晃地站到后面高處的長凳上，主持會務者，沒有人去關照他，安排個坐位。本來，按照傳統(tǒng)文化精神，學術會議應以長者為序，為長者壽。知識分子應該反省自己的人格趣味，而不應該自我標榜，互相吹捧。人無完人，只有非完美的人格，才是真實的人格。每每見到對于某位知識分子的報道，常常心存疑慮，在我的周圍怎么就見不到如此完美的人格？時代已經變了，人們已經從痛苦的經歷中知道，完美的人格，就是虛假的人格。假作真時真也假，人格信用也就無從建立。曾見到某位逝者的紀念文集，其遺言尚言不由衷，而對其生前的痛苦，也無人敢提及，讀完后令人心碎。

　　本來，師道的尊嚴，要求擺脫世俗社會難以擺脫的種種利益糾葛，為社會樹立道德的榜樣。道德只是社會的平衡器，高尚的道德規(guī)范，也只能起示范的作用，而不可能要求整個社會整齊劃一。人文性知識分子由于其中介的社會定位和精神生產者的雙重身份，可以為社會提煉時代的人文精神，建立社會的榜樣，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政策的失敗，使我們明白，很難要求生活狀態(tài)不穩(wěn)定的群體、利益沖突十分激烈的部門和非精神生產的團體，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整體，來體現(xiàn)時代的風范和淬勵未來社會的人文精神，改變社會風氣。以行政手段也很難創(chuàng)造性地建立前衛(wèi)性的道德規(guī)范，為社會樹立榜樣。所以，人文性知識分子責無旁貸地必須以其特立獨行的精神承擔起淬勵時代的人文精神的任務。

　　人文精神的重建，并不是要全盤恢復原有的人文精神，也不是建立一個新儒學那樣的人文性教派，而是以人文性知識分子的理性探索和榜樣的力量，來引起社會的共鳴和轉移社會風氣。對于傳統(tǒng)文化精神，無論是正統(tǒng)的還是異端的，都要根據(jù)時代的需要來進行選擇，而關鍵是在對新的社會生活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現(xiàn)，以適應新時代的新生活——對于中國是完成現(xiàn)代化，對于世界就是未來地球村的和平生活，也就是人類在信息化時代繼續(xù)生存的人文環(huán)境問題。新的人文精神，并不能由誰來設定，而是在自由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自然形成。人文性知識分子應該以強烈的創(chuàng)造欲望，獨立地承擔起自己對社會的責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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