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亨尼斯說：如果一個有錢人愿把錢捐給斯坦福，希望把大學規(guī)模擴建一倍，這筆錢斯坦福不會要。 　　 　�。吩碌钠謻|干部學院，因為中外大學校長的到來而異彩紛呈。７天里，１４位全球知名大學校長和６位香港大學校長與中國大陸的同行們共話大學的“昨天今天明天”。
　　他們不是坐而論道的清客，而是掌握中國乃至世界著名大學命脈的大學ＣＥＯ，對中國而言，他們的“頭腦風暴”將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小大學”與“大航母”
　　
　　在本屆論壇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亨尼斯因其犀利的語言顯得格外耀眼。亨尼斯直言不諱：中國大學必須思考擴大規(guī)模與提高質(zhì)量之間的矛盾。
　　亨尼斯打趣道：假設(shè)有一個很有錢的人，他愿把花不完的錢捐給斯坦福，希望把大學規(guī)模擴建一倍，但是這筆錢斯坦福不能接，因為“不可能一朝搞定，需要至少２０年的時間才可能把同等質(zhì)量的老師招到”。
　　在亨尼斯看來，世界級教授永遠是稀缺資源，而聘請這些教授大學都是要花大本錢的，大學擴張談何容易。約翰?亨尼斯津津樂道的是，斯坦福大學是一所“小大學”，學生們很容易接觸到校園里的世界級教授，即使本科生也有２５％參與到教授們的科研項目中，“本科生能為教授們做的很少，但是這增加了他們與教授對話的機會”。
　　亨尼斯說，大學顯然可以在短時間內(nèi)建造大批新建筑，但是在一定時間內(nèi)，教學質(zhì)量勢必下降，“如果斯坦福的校園增加一倍，學生的人數(shù)也增加一倍，那么，我們這所大學要花２０年才能達到原有的教學質(zhì)量”。
　　亨尼斯就這樣對大學合并擴張打造“大學航母”之風大唱反調(diào)，幾次重復“２０年”這個時間概念。他說，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幾所著名的私立大學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學生人數(shù)始終保持在１．５萬人至２萬人之間�！靶〈髮W”格局確實保證了斯坦福大學教學質(zhì)量的高品質(zhì)，使斯坦福擁有很好的名聲，“我們就像一個磁場一樣，能吸引學生來”。
　　“我們的大學很小�！庇�國劍橋大學副校長伊安?萊斯利也如此說。劍橋大學的在校生跟斯坦福一樣，保持在１．８萬人，他也跟亨尼斯一樣，對“小大學”情有獨鐘。
　　他盡管擁有３０個學院，但是劍橋一直保持了“小大學”的格局，萊斯利說這跟劍橋?qū)嵭械膶�師制密切相關(guān)。“在劍橋，每三四個學生就安排一位導師。學生與導師一般每周見一次面，時間在三四個小時。這使學生的問題，包括課上的和課外的，可以得到及時的解決�！�
　　然而，本科生導師輔導制是一項昂貴的制度，沒有大量資金的投入是難以實行的，“這得花很多的錢”。因此，劍橋的本科教育是虧損的，這樣昂貴的教育成本就決定了，劍橋只能走“小大學”的道路。
　　盡管斯坦福和劍橋等私立世界著名大學選擇“小大學”之路，但是美國加州大學圣塔巴巴拉分校的華人校長楊祖佑卻提供了２個“大學航母”的標本――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是加利福尼亞最好的大學，加州最好的中學畢業(yè)生（約１２．５％）進入加州大學學習，加州３４％的畢業(yè)生進入加州州立大學學習。前者是一艘擁有１０個校區(qū)，２０萬名學生的“大學航母”，后者是一艘擁有２３個校區(qū)，４０萬名學生的巨型“大學航母”。
　　如今中國大陸也出現(xiàn)了數(shù)家擁有幾個校區(qū)，在校生超過５萬人的“大學航母”。不過加州的“大學航母”與中國的“大學航母”體制不同，它的體制有點類似于美國的聯(lián)邦制，分校其實是一所相當獨立的校區(qū)，分校的辦學自主性其實已經(jīng)使它成為了一所“小大學”，而辦學自主權(quán)有效地激勵了校長。
　　
　　楊祖佑是１９９４年開始擔任圣巴巴拉分校第五任校長的，從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４年，圣塔巴巴拉分校就出了５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為一個令人傳頌的奇跡。這，與楊祖佑校長集中資源辦最有可能躍居美國大學前列的學科、專業(yè)與聘請最優(yōu)秀的教授的治校理念息息相關(guān)。圣巴巴拉分校原先準備辦法學院，經(jīng)調(diào)研，新辦的法學院要經(jīng)過２０年才能達到美國大學的１００名左右。楊祖佑毅然放棄了法學院而改辦更有前景的環(huán)境學院。
　　在加州大學這艘“大學航母”中，楊祖佑在圣巴巴拉分校辦“小大學”，不僅辦出特色，而且辦出成績。楊祖佑治理“小大學”的得心應手與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這艘“大學航母”的瘦身疼痛形成了鮮明對比。
　　創(chuàng)建于１９０８年阿爾伯塔大學是加拿大５所最大的綜合性大學之一，瘦身后依然是一艘擁有３６５００名學生和１２０００多名全職和非全職教職員工的小型“大學航母”。在過去的１０年中，阿爾伯塔將８１個教學單位縮減到６１個，削減冗員，從而節(jié)省了大量的資金。
　　在對學生授課上，阿爾伯塔努力減少大講堂的講座方式，“５００個學生坐在一個大講堂里看著一個老學究在那里照本宣科，這種方式肯定是要取消的�！泵�譽校長羅德里克?弗雷澤博士在演講中指出，阿爾伯塔要求老師將學生分成小組，進行蘇格拉底式的互動。
　　阿爾伯塔走的是一條“反擴張”之路，讓學生從大學瘦身中得益，但是這場改革經(jīng)歷了種種疼痛，大膽革新的新校長下令３５％的人提前退休，并且頂住了地方政府削減２１％的贈款的艱難局面。阿爾伯塔瘦身的疼痛經(jīng)歷或許可以提醒世人，“大學航母”不宜盲目追求。
　　“做大學校長，千萬不要野心太大。”
　　
　　全球化與囿于一室
　　
　　變革、全球化、國際經(jīng)驗……
　　這是大學ＣＥＯ們演講中不斷地重復的詞匯，對于我們身處的２１世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校長安西?一郎的描述頗為精辟：全球化、數(shù)字化、知識共有化。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大學如何在大變革時代不迷失自我？校長們開出的藥方是――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開放與互動）。斯坦福的亨尼斯是這種理念的踐行者。目前，斯坦福已經(jīng)在全球建立了十幾個海外研究中心，在中國斯坦福也與北大共建了一所研究中心，斯坦福本科生中的３５％都會有短期或長期到海外研究中心學習的機會，“目的是使斯坦福的學生具有一種國際視野”。
　　“如果你問那些已經(jīng)畢業(yè)的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在本科階段他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都會說他們在海外的學習是印象最深刻、學習充滿活力的時光�！�
　　亨尼斯說，斯坦福的本科生在進校的時候便被告知，大三的時候他們將被派往海外學習，希望前往哪個國家就請學好這個國家的語言。而當這些學生從海外學習歸來，“最明顯的變化是所去的那個國家的語言他學得更好了�！�
　　“作為全球化的今天，國際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作為知識中心的大學也越來越注意國際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圣塔巴巴拉的楊祖佑講道，這是加州大學的治校理念。
　　至今，加州大學已經(jīng)與３５個國家的１５０所大學簽訂協(xié)議，每年有４５００名學生到其他國家學習，其中，２／３去了歐洲，１／３去了亞洲。加州大學已與中國的１０所大學進行“１０＋１０”的合作計劃。楊祖佑主政的圣塔巴巴拉分校，更是大力吸收外國留學生，人數(shù)多達千余，其中多數(shù)是東亞的學生。
　　高舉這面旗幟的還有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目前，香港大學的外國學生已經(jīng)占到學生數(shù)的１５％，另外港大也已和５４個國家（地區(qū)）的１５０個學院建立了伙伴關(guān)系，每年交換生多達１７００多名，并與其他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等開展１＋２或２＋２的聯(lián)合培養(yǎng)方式，“國際化是推動我們大學進步的源泉”，港大的抱負是“培育具國際視野的領(lǐng)袖”。
　　“卓越是全球意義上的，不僅僅是對當?shù)丨h(huán)境而言�！毙炝⒅畯娬{(diào)，港大是一所國際化的大學，倡導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
　　不僅是香港地區(qū)和美國的大學擁抱開放主義，歐洲的大學正在進行一項史無前例的跨國跨校學生互動交流工程――“博洛尼亞進程”�！安┞迥醽嗊M程”始于１９９９年，其目的是協(xié)調(diào)歐洲的高等教育體系，其中一項指標是提高學生們在歐洲高等教育區(qū)域內(nèi)的流動性。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校長安東尼奧?諾沃阿介紹說，目前里斯本大學有１０％到１２％的學生出國學習，隨著“博洛尼亞進程”的推進，未來５年間里斯本大學３０％的學生在就讀期間將擁有出國學習的機會。
　　事實上，歐洲促進學生國際化最成功的是“阿羅思馬斯”項目，該項目利用小額資助鼓勵學生到其他國家學習１年，促進學生、教授的國際交流�！霸谶^去１５年中許多學生因該項目而獲得了國際經(jīng)驗�！敝Z沃阿介紹說。
　　目前，歐洲的大學正在構(gòu)建一個全歐大學學分互認機構(gòu)，從而實行統(tǒng)一評價學生學業(yè)標準的ＥＣＴＳ學分制，使學生的學業(yè)情況具備可比性，進而增加了學生流動的可能性。這正是“博洛尼亞進程”的核心理念，合作與共享。
　　按理說，“走出去”戰(zhàn)略定會人人擁抱，但是劍橋大學的萊斯利明確地對記者們說ＮＯ，“我們認為本科生還是呆在劍橋安心學習比較好�！比R斯利說，本科階段劍橋的外國留學生也非常少。
　　盡管劍橋本科生“囿于一室”，但是劍橋的研究生教育卻非常國際化，萊斯利說，劍橋的研究生７２％來自其他大學，而４２％的研究生是國外留學生。一收一放，劍橋在全球化面前步調(diào)自如，令很多中國大學校長嘆為觀止。
　　中國大學生“囿于一室”久矣。面對洶涌而來的全球化浪潮，中國大學校長們無不伸出雙手作擁抱狀，“少壯派”代表、山東大學校長展?jié)�表現(xiàn)得最引人注目，他要把山東大學辦成一所“國際化的大學”，“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所大學都必須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展?jié)�說，山東大學與世界上５０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７０多所大學建立了良好的校際交流關(guān)系，每年聘請的長短期外國專家３５０多人，有來自５７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留學生近２０００人，每年該校有１５０名左右的教師和近５００名學生到世界各國去學習交流。不過，山東大學是一所擁有５萬多名在校生的“大學航母”，其實其參與國際交流的學生尚不足１％，遠遠落后于前述的外國和香港大學。
　　“在全球化時代，研究型大學要培養(yǎng)領(lǐng)袖型人才，必須加強學生在國際間的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边@是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在本屆論壇上的觀點。
　　然而，即使是復旦大學，每年也只有６００名左右的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所占比例不過１．４％，即使像校長王生洪所言，５年后達到１５００名，所占比例也不過３．４％。在“大學航母”就讀的絕大多數(shù)學生，“囿于一室”之命運定矣。
　　
　　科技園ＰＫ機構(gòu)公民
　　
　　“機構(gòu)公民”這個概念是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在７月１８日的主旨講演中提出的。他演講的題目是“大學如何服務于社會”。
　　雷文說，２１世紀的大學已不再是一座象牙塔，時代對大學的要求不但需要大學通過生產(chǎn)知識為人類謀福祉，并要求大學做好一個機構(gòu)公民――大學通過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提供智力支持的方式直接為當?shù)氐慕?jīng)濟發(fā)展、“鄰里”（學校周邊）關(guān)系的改善、公共教育、健康關(guān)懷、社會服務和環(huán)境意識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貢獻。
　　“大學也可以通過以身作則，使學生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做好的社會公民的方式來間接地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雷文說。
　　雷文的話翻譯到中國的話語系統(tǒng)，其實就是“大學的使命”。
　　只不過，中國的大學校長們或許還沒想得那么遠。“科技園”是本屆論壇中國大學校長提及最多的一個詞匯，無論是斯坦福的亨尼斯，還是劍橋的萊斯利，都被中國校長們提問。７月１６日，萊斯利做完主旨演講后，南昌大學校長周文斌第一個站起來，請他評價剛剛參觀過的江西省大學科技園區(qū)。
　　“江西�。衬陜�(nèi)建成如此大的大學科技園區(qū)令人瞠目結(jié)舌�！比R斯利表達了他的驚訝，他說，江西省大學科技園區(qū)的規(guī)模恐怕世界上許多地方都無法相比的。
　　這些年，中國的大學校長們一邊擴招研究生，一邊上馬大學科技園，他們視耶魯和哈佛為研究型大學，視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學院為創(chuàng)業(yè)型大學，而他們在中國做著“魚和熊掌”兼得的實踐。
　　要理解中國的大學校長為什么那么熱衷大學科技園，再聽一聽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校長斯圖爾特?麥卡欽的演講就更清楚了――過去的１０年，奧克蘭大學的研究的成果轉(zhuǎn)化收入急速增長，現(xiàn)在學校來自企業(yè)的收入為１．５億元，占總收入的２５％，相當于每取得５元的收入，就有１元是來自公私企業(yè)的。
　　麥卡欽說，盡管他頗為奧克蘭大學已經(jīng)“過多地”關(guān)注科研成果轉(zhuǎn)化，身陷商業(yè)行為的苦惱，但是此舉使大學擺脫了過分依賴政府資源的尷尬處境。麥卡欽一句話就說到了中國校長們的心坎上。
　　中國的校長們太盼望擺脫這種依賴性了。他們還有點羨慕日本慶應大學的校長安西?一郎。
　　在演講中，安西?一郎向中國校長們羅列了一串數(shù)字：私立的慶應大學一年經(jīng)費總收入比例，其中學費占３７％，捐助占４％，商業(yè)活動收入占６％，大學醫(yī)院收入３４％，政府補貼占１１％，其他為８％。而國立大學東京大學每年經(jīng)費總收入比例，政府補貼用于設(shè)施維修占１０％，學費占１１％，大學醫(yī)院收入占１９％，政府撥款用于營運開支占６０％。
　　安西?一郎得出的結(jié)論是，財力上的獨立使得“慶應大學可以做真實的自我”，實現(xiàn)教學和科研的自由獨立。不過，安西?一郎話鋒一轉(zhuǎn)，提醒中國的同行們：“私立大學與國（公）立大學的目標均是為公眾服務，大學的服務是一種公眾產(chǎn)品�！�
　　在安西?一郎看來，大學追求收入來源多樣化無可厚非，但是大學做到“真實的自我”要義在于大學是為公眾服務。用斯坦福的亨尼斯的話來說，創(chuàng)建公司不是大學的主業(yè)�；赝�中國大學，創(chuàng)辦校企，興建大學科技園，這些步伐都遠遠超越了“大學的使命”。
　　即使麻省理工學院，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便創(chuàng)立了４０００多家公司，并且以每年１５０家的速度增長，不過那都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yè)生所為，而不是麻省理工學院。這是雷文向中國同行強調(diào)的一個事實。
　　在演講中，雷文對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yè)生充滿贊賞，在他看來，一所大學的畢業(yè)生通過直接創(chuàng)業(yè)，服務當?shù)亟?jīng)濟，改善公眾福祉，這就是大學做好機構(gòu)公民的價值所在。他１９９３年執(zhí)政耶魯大學以來，帶領(lǐng)師生積極參與社區(qū)建設(shè)計劃、就業(yè)培訓、開展掃盲運動等行動，成功地改變了紐黑文市的城市形象，使一度就業(yè)低迷、市井混亂的紐黑文市被紐約時報評為最適于旅游的城市之一。
　　論壇最后一天下午，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教授特邀發(fā)表了題為“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服務――北京大學的經(jīng)驗”的演講，為本屆論壇畫上了完滿句號――
　　“現(xiàn)代研究型大學是新經(jīng)濟增長的發(fā)動機，并不意味著要把大學變成一個商業(yè)機構(gòu)……教育是消除貧困的有利武器之一，以教育消除貧困是大學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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