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兩頭真”的春秋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他們這批人,滿腔熱血地參加一個事業(yè),經歷了太多的事情,最后回過頭來看,這輩子都干了什么?當把一切都看明白之后,人也老了,想認真地把錯誤的東西糾正過來也來不及了,只能盡量張大嗓門,大聲地說幾句話,希望能讓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確的方向
《炎黃春秋》雜志社位于北京月壇南街一家飯店后邊,隱沒在幾幢老房子之中。雜志社新租下來的這幾間屋子在一樓,光線不是很好,編輯部的走道兩旁,層層疊疊堆著雜志。星期三早上是編輯部會議時間,大家擠在最里頭的房間里,討論新一期雜志。
當杜導正出現在編輯部時,大家都很高興。這位88歲的社長自從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參加例會。他戴著涼帽、茶色眼鏡,穿白色的確良短袖襯衫,像在家里的客廳一樣,脫了皮鞋,露出藍灰色的襪子,盤腿坐到沙發(fā)上。
討論的話題并不輕松。那幾天的新聞熱點是“7•23”甬溫線動車事故?偩庉媴撬荚跁h上掏出手機,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層領導發(fā)來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鐵計劃要認真反思。
《炎黃春秋》是一本歷史雜志,很難介入新聞事件,他們努力地展開討論,以求通過歷史來探討現實;蛘哒f,現實本身就是歷史循環(huán)往復的一個瞬間。作家李承鵬評論此次動車事故時,略帶戲謔地寫道:“中國的鐵路,從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線到動車直到京滬高鐵,從來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只是以前事關龍體,現在事關國體。”
之后,一部好萊塢電影《源代碼》在中國上映:一位臨危受命的士兵,通過時間機器一次次回到過去,試圖拯救一輛毀滅的火車――當整個社會如同一輛充滿隱患的火車高速行駛時,無人能夠回到過去重新來過,“他們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經驗、教訓,還有智慧,高喊一聲!眳撬妓f的“他們”,指的是圍繞在《炎黃春秋》周圍那批思想觀念相似的人。杜導正把包括自己在內的這批人定義為“體制內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希望中國完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全面的改革”。
在編輯部會議上,杜導正建議,把老同志給雜志創(chuàng)刊20周年的題詞刊登到雜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題詞是:“以史為鑒”;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的題詞是:“產生憲法百余年,憲政施行蜀道難。幾大自由言論首,炎黃努力換新天”。在雜志創(chuàng)刊10周年時,題詞的還有習仲勛、張愛萍、蕭克這樣級別的領導人,如今他們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黃春秋》創(chuàng)刊2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嘉賓云集。杜導正第一個上臺發(fā)言,發(fā)言之前,他提議為蕭克這些去世的老人們默哀一分鐘。他說:“在蕭克將軍讓我籌建雜志的時候,我們有過多次談話。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看法:第一,盡管改革開放已經十多年了,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與現實不再像毛澤東晚年時那樣治罪了,但總的說來,實事求是還有重重困難,我們雜志擔負著推動實事求是風氣形成的歷史責任。第二,對于改革開放,從1989年至1991年,有一種否定的聲音,關于改革的爭論也很多。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不動搖,應該成為捍衛(wèi)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陣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們的意見,尤其是左派人士!堆S春秋》被認為是自由派的言論陣地、“右”的代表。對于“右”的帽子,副主編徐慶全的觀點是:“看問題的時候,別先劃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種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種做法。我們應該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東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腦子里從來沒有一個左右的弦,我更關注誰說的是不是真話,講的每一件史實能不能站住腳。如果別人認為實事求是就是‘右’的話,那么好,那就‘右’唄,那就說明‘左’的就不是實事求是嘛。”
在籌備20周年大會時,杜導正跟吳思建議,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烏有之鄉(xiāng)”的活躍分子也請來發(fā)言!拔覀兊囊粋口號是‘大團結’,左中右都來嘛,大家平心靜氣地討論,應該學習魯迅和胡適,人家是兩派主張,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張不同就變成敵人,這不好!
這個建議被拿到編輯部會議上討論,最終沒有通過,因為擔心極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擊式的激烈言論很難被接受!爱吘惯@是一個慶典,而不是討論會!
這一年,國家有很多慶典。中國共產黨迎來了90歲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在清華的宣傳海報上,現任政治局常委的清華校友被放到最顯著的位置。校慶之前,清華新聞學院學生蔣方舟寫了一封給學校的信,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輕作家對自己的校園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學們不是不關心,而是自動維護著政府――仿佛維護著自己將要繼承的遺產。清華人是可愛的,憤青少,領導多,內心大概還是有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悲壯,表現出來卻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干部模樣。”
杜導正的一個90后外孫女也是清華大學的在讀學生。她為人低調,并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成長于高干家庭。在大學里,思想政治課是必修課,一位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清華老師在課堂上推薦學生們看一些網站!傲械牡谝粋網站就是烏有之鄉(xiāng)。”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這個網站,等她打開網頁時,發(fā)現“一堆人在罵我爺爺”。被罵的,還有他姥爺的一些朋友。
“我們學校有的學生還挺‘左’的,老師說什么他們就覺得是什么,他們從思想上就認為中國現在挺好。”學理工科的外孫女并不認同同學對中國現狀的看法,但她對政治也不感興趣。她所身處的當代中國和他的姥爺年輕時面對的革命中國,已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娃娃黨
吳思第一次知道“杜導正”這個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為《農民日報》的記者,在雁北地區(qū)采訪了四十多天,看了許多地方志。這些地方志上有寫到抗戰(zhàn)期間杜導正在此地的活動,大抵是一些英勇奮斗的故事!拔揖拖胂笏p槍李向陽似的,帶著人馬縱橫馳騁。后來認識他之后,他也老跟我們講過去的事情,但講的不是英雄業(yè)績,而是講他犯的錯誤。”
杜導正是中共最年輕的黨員之一,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才14歲。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縣,初一時就參加了“脫離生產抗日武裝自衛(wèi)隊”,一條槍、一把刺刀、4個手榴彈是他的裝備。
他的父親杜希賢也是其中一員。杜希賢所在的村莊叫蔣村,他是該村第一文明學校的校長。這個學校的第一班有60個學生,其中一個叫薄書存,后來改名為薄一波,再后來,他成了中國的副總理!斑@是薄一波告訴我的,我原來都不知道!薄拔母铩苯Y束后,杜導正從廣州回到北京,擔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剛從監(jiān)獄出來的薄一波叫杜導正去談話,對他說:我那幾個方塊字是你父親教的。
杜導正盤著腿,坐在沙發(fā)上回憶這段往事時,中國各地正掀起唱紅歌熱潮,其中最熱的是重慶市。這座城市電視臺的衛(wèi)星頻道已經決定不再播放商業(yè)廣告,把更多時間用來播放“紅色節(jié)目”,包括各個單位組織的紅歌比賽錄像。
重慶現任市委書記薄熙來是薄一波的兒子、“唱紅”的倡導者。對于“唱紅”,杜導正的意見是“一分為二”――這個方法論被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這玩意兒,在公園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絕不可把唱紅歌引向搞政治運動上去!
自有“紅歌”以來,其與政治運動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當年杜導正認識自己的妻子,也是因為一首“紅歌”。那時他剛入黨,在一個村莊邊上,看到回鄉(xiāng)的太原女子中學三年級學生續(xù)志先當眾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歲的杜導正被這個聰明、漂亮又會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兩個月后的一次旅程,他發(fā)現自己與這個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輛騾子大車上,“心像觸電一樣狂跳不止,覺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樣,以至于不敢正視。”
杜導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黨員培訓班行將結束時,所有畢業(yè)學員都需要給自己改一個足夠“革命”的名字。幾位學員在討論姓名時,一位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導正”:指導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學員則認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棄之不用。一旁的他聽到這個名字,覺著不錯,便偷了過去,從此成了“杜導正”。
畢業(yè)之后,杜導正被分配為縣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當時他的年齡實在太小,大家晚間聊天時,“縣婦女抗日救國會主任就說,小杜,你別走了,和我一塊睡吧。他們就是把我當小孩!倍艑д龥]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戰(zhàn)爭一周年開大會,他在五千多人面前發(fā)表演說,頭頭是道!拔矣X得自己不是15歲,而是二三十歲的成年人!
杜導正認為中共領導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兩條。一條是反帝、民族獨立;另一條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這是時代的動力,也是杜導正生活的動力。往上數三代,杜導正的曾祖父是富裕農民,靠囤積買賣糧食成了地主,有超過100畝地的家業(yè)。他父親能夠接受不錯的教育,也因為這殷實的家底。父親抽鴉片,做生意失敗,到他這一代,已經破落。然而,破落的貧農身份為他的將來贏得了機會。
“根正苗紅”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獲得了快速提拔。“那時候不是越窮越好嘛,搞運動不整你!倍艑д钠拮記]有得到這樣的機會,因為她被認定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續(xù)志先的三姐,是閻錫山的堂弟媳婦。一個后來的例子可以說明夫妻倆遭遇的反差。1956年,續(xù)志先剛到廣東時,就已經是科長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長。因為出身,她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沒有獲得提拔。
在抗日戰(zhàn)爭中,杜導正的父親杜希賢給八路軍送情報,遭人告發(fā)。被日本人逮捕后,他無法忍受殘酷的審訊,用一根黑色的褲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個中國就要滅亡了。國難當頭,國民黨那時還是順應民意的,各地的軍閥軍隊和共產黨的軍隊都團結起來了,全國真正是一條戰(zhàn)線。共產黨的宣傳很厲害,在我們根據地的印象里,我們功勞最大。國民黨也有功勞,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導正的記憶里,一直到他1977年調回北京,才在《人民日報》看到一條關于國民黨正面戰(zhàn)場的報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國民黨軍隊將日本4個聯(lián)隊全部消滅了。
記者生涯
抗戰(zhàn)期間,《晉察冀日報》一位記者到山西繁峙縣采訪,認識了杜導正,讓他給報紙寫稿。這是杜導正記者生涯的開端。
不久后,他被調到《晉察冀日報》,成了一名編輯。在這里,他知道了“5個W”、陸定一關于新聞的經典定義――“新聞就是對新近發(fā)生事實的報道”,但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論,他當時所認同的新聞記者的思想境界是:服從黨的政治目標,做黨的馴服工具。更為直接的影響是,他結識了《晉察冀日報》的總編輯鄧拓。鄧關于典型性人物事件報道的經驗,甚至影響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標準討論”、“包產到戶”、蔣筑英、張華、華山搶險等報道上的思路。
1946年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后,鄧拓帶著杜導正等幾個記者到前線采訪。這像是杜導正人生的縮影。他的出身,他對某種信念的追隨,他所遇到的“貴人”,不斷地在為他以后的事業(yè)推波助瀾。他熱情地投入這“偉大的戰(zhàn)爭”中,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共產黨就是這個國家的希望。
杜導正一路順風順水。1949年底,他成為新華社華北軍區(qū)分社副社長。1952年,他成為新華社河北分社社長。1954年,他到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前身)學習后,隨即被派往廣州,到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當時陶鑄是廣東的第一書記,趙紫陽是第二書記。杜導正和這兩位領導人成為了朋友。
2001年,新華社廣東分社為本社撰寫歷史,杜導正作為曾經的社長,被邀請撰稿。但他所寫的書信最終沒有被收錄。他寫的是反思,而不是“輝煌的記憶”。在這封信的結尾他寫道:“我主政廣東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歡樂。事實如此,遺憾無用,老老實實總結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時光,用“悲哀多于歡樂”來概括,杜導正感到“語多無奈”:“我也是整過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躍進”,1966年“文革”……在這些連綿不斷的運動中,他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毛路線的堅定追隨者。
1957年夏天,作為共產黨黨外人士,廣東的老同盟會員羅翼群去粵東考察時,看到農民的境況,對政策進行了措辭嚴厲的批評。杜導正帶著記者陳培一路跟隨,羅每發(fā)表言論,杜和陳就寫文章批判他。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報》上,“連篇累牘,有三四個版”。羅被押回廣州時,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無尊嚴地躲到了汽車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筆調寫了一篇調侃羅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羅也被劃為極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紅旗”(“三面紅旗”指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杜導正寫了一篇稱贊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飯不要錢》。他去肇慶看大煉鋼鐵,對那些土高爐煉出的鐵疙瘩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歌頌。
到了1959年初,夸飾的新聞報道已經敵不過形勢的緊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歡呼聲中,一百多萬人的廣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糧。陶鑄下了緊急命令,動用戰(zhàn)備糧。然而此時,有人卻懷疑,是不是農民把糧食藏起來了。東莞等地開展了反瞞產運動,說從哪個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糧食。杜導正為此寫了新聞報道:反瞞產成功!昂髞聿胖,那些搜出來的糧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擔任《炎黃春秋》副社長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其父親在1959年死于饑餓。多年后,他寫了一本書――《墓碑》,“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痹诋敃r,年少的楊繼繩并沒有這樣的認識!案赣H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么關系。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yōu)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的地方發(fā)生的事情,以為家鄉(xiāng)發(fā)生的事是個別現象,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么?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
共產主義并沒到來,來的是大規(guī)模的饑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導正陪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去海南島采訪時發(fā)現,商店里的貨架空空蕩蕩,村子里的農民多有浮腫病。從海南回來后,杜導正給新華社副社長繆海?寫信,報告了農村的真實情況。他著急地向上級發(fā)出警告:“糧食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個政治問題,是政權能否維持下去的問題!
國外媒體開始零星有了關于中國鬧饑荒的報道,中國政府義正辭嚴地將這些報道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陷”。為了維護國家形象,中國政府邀請外國記者來華采訪,精心安排了采訪地點和對象。英國記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國的《無知的帷幕》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人群!斑@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的產品,在《參考消息》上發(fā)表,作為統(tǒng)一思想、壓制國內不同看法的工具!睏罾^繩對這樣的宣傳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彭德懷因為批評毛澤東的路線遭到批判。兩個月后,因為那封上書直言的信,杜導正被批判,被稱作“廣東的小彭德懷”。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條:懷疑1958年的“三面紅旗”;把大好形勢看成大壞形勢;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黨和毛主席都不關心農民,就你杜導正關心。
1960年,杜導正被定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工作。讓他感到有些難過的是,這個決定是經過陶鑄批準的。陶鑄通過身邊的人給杜導正帶了話:“相信老杜在新崗位上能工作好。”
杜導正的新崗位是暨南大學,負責籌辦新聞專業(yè)――這個專業(yè)后來成為暨大的招牌專業(yè)。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后杜導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為廣東分社社長。經過這次“挫折”,杜導正認為自己的“獨立思考多了,盲從性少了”。他贊成鄧小平、陳云、鄧子恢的主張,同意采用靈活的方式,借地給農民,實行包產到戶或單干。這樣的路線在當時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對象。
在學大寨運動中,年輕的極左知青吳思在北京郊區(qū)插隊,作為大隊副書記,他的熱情極高!拔揖拖窆ゎ^、奴隸主似的逼著大家干活,并且還像個悲劇演員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帶頭作用,但是最終我失敗了,我怎么也調動不起大家的積極性。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失。俊彼髞韺懥艘槐娟P于大寨領頭人陳永貴的書。對于當年的遭遇,他現在看得很明白:“當你和強大的人性對抗的時候,失敗就很好解釋!
“人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不受中國人重視的詞匯,毛主席和“黨性”才是最高標準。1966年初,陶鑄將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的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不久之后,杜導正成為了該報的總編輯。在主持《羊晚》期間,為緊跟形勢,杜導正組織了對秦牧、歐陽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過,“文革”的形勢難以預料,在批判別人的同時,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險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鑄身上――陶鑄此時已經被調到中央工作,成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門,又是接見紅衛(wèi)兵,似乎可以作為一把保護傘!报D―但瞬息之間,不愿緊跟“文革”路線的陶鑄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慘死去。
杜導正開始被批斗、掛黑牌、關牛棚,遭受辱罵和毆打。他算了算,他經受過的正式批斗會有54次。經過這些批斗,他對“繼續(xù)革命”這些新玩意兒開始接受:他揭發(fā)批判自己的“罪行”,還揭發(fā)陶鑄等人的“罪行”。有了這些“覺悟”和“悔過表現”,加上他的“貧農出身”和“娃娃黨”,他獲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發(fā)生后,杜導正被調到《南方日報》社,任副總編輯。1972年,李先念在工業(yè)領域中糾正極左的傾向,杜導正在《南方日報》上寫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說,為什么老杜你總是對反左感興趣?“說實話,我當時還沒有那么高的覺悟,不是自覺地反左,不過是看不慣太離譜的東西!
搖擺的改革
杜導正從書房找出一本書畫影集,上面有一幅他寫的字:“我的問題是陳伯達、江青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會有好下場!边@幾句話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在1966年被逐出中南海后,自殺前跟朱德秘書說的。
杜導正相信田家英的話,1980年,他看著它成為現實。審判“四人幫”的時候,杜導正和好友李莊坐在觀眾席的第四排。在他的記憶中,江青在現場很瘋狂,跳了起來!皟蛇吺莾蓚女警察,摁不住他,最后過來兩個男警察,沒有摁她,只是往身上一點,她立馬癱倒!
現在回過頭看,杜導正覺得“四人幫”的癱倒,是用“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啊母铩要發(fā)動群眾整人,粉碎‘四人幫’就是幾個人商量一下,就把人干掉,不必經過代表大會什么的同意,這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文革”結束后,杜導正被調回北京,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1978年,在解放軍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提出要全面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緊接著,《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杜導正看到這篇文章,很興奮,在征求新華社領導穆青、李普的同意之后,決定全文轉發(fā)?偵缃o各個分社發(fā)電報,讓他們請各省委書記逐一表態(tài)。
1979年6月,杜導正路過湖北省,到赤壁公社采訪“包產到戶”的情況,寫了七百余字的短新聞――《農民都夸三中全會政策好》,在1979年全國好新聞評獎中被評為一等獎。杜導正認為,“遵義會議后,我們黨才摸索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之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才真正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之路!
1982年,中共元老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被任命為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這是他地方官生涯的起點。此后,他陸續(xù)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職,直到2007年回到北京,成為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之一。習近平在正定縣任職時,曾經成立過一個5人顧問小組,杜導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黃春秋》創(chuàng)刊10周年的時候,習仲勛曾給雜志題詞:“《炎黃春秋》辦得不錯 。”
同樣是在1982年,杜導正從新華社調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當時,他的老朋友魯諄是副總編輯――魯諄如今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副會長,作為上級主管部門的成員,《炎黃春秋》每期雜志的編前討論,他都會參加――魯諄說,“他那個時候抓新聞,抓典型報道,張華、蔣筑英、華山搶險這些在當時有影響力的報道,都是他組織做的。再一個,他在報社的管理方面是走在前頭的。比如說‘文革’期間的報紙新聞,記者是不署名的,也沒有內部稿費,拿固定工資。他到了以后大力提倡這些,在機制改革上,調動了記者、編輯的積極性,鼓勵大家多寫稿、拼好稿。”
中央當時有兩大報紙:《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有些稿子《人民日報》不太方便刊登,就通過《光明日報》發(fā)表。魯諄覺得80年代前期的中國思想界是活躍的,社會強調的是解放思想。
我給杜導正帶去過幾期《南方人物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李澤厚。杜導正看到后說:“他跟我們是同一撥人”――當初我采訪李澤厚時,李也說自己很認同《炎黃春秋》這撥人對于中國的改革思路。
李澤厚是中國80年代最著名的學者,他的美學、哲學和思想史著作是那個時代的暢銷書。他的文字如同鄧麗君的歌曲一般,對80年代的中國人產生了啟蒙作用。到了90年代,李澤厚指出,發(fā)展中的中國在不同的階段應側重的內容分別是:經濟增長、個人自由、社會公正、政治民主。這與杜導正所說的“碎步前進”相似。民主憲政無法一蹴而就,“告別革命,走改良道路”在90年代之后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獲得了廣泛共識。
然而,在1983年開始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鄧麗君的歌曲被認為是荼毒人心的靡靡之音。打擊范圍更大的“反自由化”運動中,李澤厚成為了重要的批判對象 。
杜導正在80年代也還不能接受一些現在看來習以為常的新事物!澳菚r候,我爸很討厭我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回家時,都得先把鞋脫了,偷偷裝到包里,然后才進屋。我放鄧麗君的歌聽,他也不喜歡!倍艑д男∨畠憾琶髅髡f。
1987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成立,杜導正被任命為第一任署長。在外人看來,這是杜導正擔任過的最重要的職位、是他影響力最大的時期,他卻不為之感到自豪!皣倚侣劤霭媸鸪闪⒌拇笳伪尘笆恰醋杂苫ⅰ宄裎廴尽,成立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政治目的是保守的、左的!倍艑дf,“我上來后,一個任務就是趕快搞新聞法。這么個泱泱大國,沒有新聞法行嗎?”
在魯諄的印象里,杜導正“直爽,重情義”!八懽右回灪艽螅讼聛碇蟾!彼X得,杜導正在位的時候有所顧慮,“也不完全是為了保住職位,也是保全大局。他講得比較多的是:換位思考。他做過新聞出版署署長嘛,誰在那個位子上也會是很難的。”
1989年6月,杜導正被免去了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職務,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結束。與此同時,他決定與過去的自己徹底決裂。
《炎黃春秋》的春秋
90年代開始的第一個年頭,許多人開始轉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層老同志成立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并打算辦一本歷史雜志。蕭克親自點名,讓杜導正擔任社長。這本雜志在1991年7月創(chuàng)刊,取名《炎黃春秋》。
在1990年認識杜導正時,徐慶全是首都師范大學教吐魯番學的老師,但他最感興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歷史。1991年,杜導正主持創(chuàng)辦《炎黃春秋》,“恰好他一個老戰(zhàn)友是我們學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讓宋來找我,說讓這孩子給咱們寫稿”,因此成為《炎黃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誕節(jié),蘇聯(lián)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了下來。幾個月之后,鄧小平登上了開往南方的火車。仍然是一列火車,成為這個國家的隱喻。每個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國往何處去?這次秘密旅行的最終結果是,中國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國家主席江澤民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鄧小平對此提法表示認可。
鄧小平的南巡令杜導正感到振奮。他對徐慶全說:“咱們《炎黃春秋》要宣傳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路線,苦點就苦點吧,過來先干吧!北藭r《炎黃春秋》初創(chuàng)不久,沒錢,員工一個月的工資是80塊,“我在學校一個月還拿115塊呢。”但徐慶全考慮之后,還是離開了學校,正式成為《炎黃春秋》的一員。
吳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黃春秋》。“我大學一畢業(yè)就分到《農民日報》,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辦《炎黃春秋》。那時候我在家寫書,寫得正帶勁,哪也不想去。他說過來幫幫忙,我就瞎答應了,答應了也沒去。一個月之后,徐孔又來電話了,說你架子不小啊,叫你來你還不來。他訓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報到了!眻蟮綍r,吳思第一次見到了杜導正――完全不是“雙槍李向陽”的形象啊。不久后,吳思的那本書也寫出來了,起名《潛規(guī)則》――這個他生造的詞匯如今已成為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匯。他希望“重新解釋歷史”,這也是《炎黃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黃春秋》工作之后,徐慶全發(fā)現,杜導正對于鄧小平的支持到了“個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給自己的小女兒選女婿的標準,就是看其對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看法!啊堆S春秋》到現在為止,事實上一直是堅定站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這一邊,堅決支持改革開放,從創(chuàng)刊到現在沒有動搖過。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關系!
杜導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開始有了大的變化。他開始冷靜客觀地分析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認為中國實際上是跛足的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沒有同步。
他提出一個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進兩步,退兩步進一步!
同時,《炎黃春秋》創(chuàng)刊20年,發(fā)表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堆S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紀念胡耀邦的白話詩和一幅照片。從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陸媒體上不再是一個絕對不能提及的敏感詞。
2005年11月,《炎黃春秋》發(fā)表了以《我們心中的耀邦》為題的一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紀云、杜潤生、任仲夷、于光遠、李銳、閻明復、朱厚澤、吳江、李普、曾彥修、何方、龔育之、鐘沛璋、杜導正。在隨后的12月號上,繼續(xù)刊載了胡啟立的《我心中的耀邦》。這是老同志們發(fā)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謝韜在《炎黃春秋》上發(fā)表了《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這篇文章在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當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觀念與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了整合,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
這些年中,杜導正個人發(fā)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矚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
20年來,大大小小的風波不斷。杜導正現在仍是《炎黃春秋》雜志社社長,這殊為不易。在《炎黃春秋》20周年大會上,他說到所經歷的歷次風波時,情緒仍然有些激動。
回歸新民主主義?
2008年春節(jié)后不久,薄一波的兒女和朋友在全國政協(xié)大禮堂舉行了薄一波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作為山西定襄縣蔣村的老鄉(xiāng),杜導正受到了邀請。杜導正在會上發(fā)表講話,將中國共產黨的成敗概括成一句話: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
杜導正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fā)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必經階段!拔覀儜摶氐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彼記得,當年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義政治和經濟。“那時候根據地搞得不錯。我們的政權大體上是三三制,共產黨、民主黨派、愛國進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經濟上是個體經濟,承認個人私有。根據地雖然窮,但很活躍!
在星期三的編輯部會議上,《炎黃春秋》的成員討論了最近由張木生的新書而引發(fā)的新民主主義話題。
張木生的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對新民主主義進行了分析:“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義論》以及毛、劉、周共同領導制定的《共同綱領》和過去未全部公開的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論聯(lián)合政府》,所謂新民主主義時代,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fā)展一百多年的資本主義,擠進先進國家的行列,然后才能發(fā)展社會主義!
劉少奇之子劉源給張木生的書作了序,他寫道:“要說共產黨能夠不投降,就因為有黨內民主,有大量忠誠的黨員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糾錯,回到歷史的基點;探索完善‘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學說’,回到正確的原點;從失敗的地方爬起,回到現實的起點;改造文化歷史觀,回到我們信仰的初衷。”
吳思被邀請參加新書發(fā)布會,他對張木生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吳思覺得,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須服從人民的意志,明確人民至上的原則,并把這項原則落實到各種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鄧小平和毛澤東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如鄧小平所說,人民不是黨的工具,黨是人民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工具。如毛澤東所說,讓人民監(jiān)督政府,才能走出歷代興亡循環(huán) !
在與張木生進行辯論之后,吳思跟杜導正說了這件事情。杜導正的答復是:“政策是好的,這是共識。這個理論是發(fā)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釋,你認為怎么才能說好,就拿出你的解釋來。”這話讓吳思受到啟發(fā)。“我再跟張木生他們討論起這個問題時,就提出建議,我說新民主主義適應新的時代也應該有個升級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個更讓人信服的對未來的主張!
《炎黃春秋》雜志社內部的觀點并不一致。楊繼繩、徐慶全等人就不太贊同又提“新民主主義”,他們覺得直接說“民主憲政”就好了,不要拐來拐去。
批評者認為,研究新民主主義跟康梁變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說過什么話作為自己應該怎么做的證據!翱盗旱淖龇ㄊ强梢岳斫獾模悴煌泄啪筒缓酶闹,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當然,意識形態(tài)的建設和再創(chuàng)造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即使沒有功利的目的,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更確切的描述現實的意識形態(tài)!边@是吳思的觀點。
新民主主義的話題只是杜導正這些退下來的老人們思考的話題之一,他們在用余熱不斷地思考和發(fā)言。這批被稱為“兩頭真”的老人,參加革命時,按照“新民主主義”的指引,追求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統(tǒng)一的中國;建國之后,越走越左,繞了一個大彎路;改革開放后,又轉過來接著走向“新民主主義”口號所要求的中國。
“他們是在發(fā)光,我們年輕人要借他們的熱,他們發(fā)光我們才有溫暖。沒有他們,我們所謂的民主化進程會有斷層。更重要的是,他們這撥人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到新中國,經歷了太多的事情,他們的痛切反思給后人的警示作用會很大。”徐慶全說。
今年的《炎黃春秋》上,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講的是一批“兩頭真”老人的故事!八麄冞@批人,滿腔熱血地參加了一個事業(yè),多少人把命投了進去。最后回過頭來看,這輩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這個樣子,‘大躍進’大饑荒死了3000萬人,‘文革’中每個人都受到侵犯,誰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當把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認真地把錯誤的東西糾正過來也來不及了,只能盡量張大嗓門,大聲地說幾句話,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確的方向!眳撬颊f。
看這篇文章的打印稿時,吳思正在地鐵里,車廂穿過幽暗的隧道,與風擦出呼呼的聲響,想起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淚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將稿子舉高,遮住了自己的雙眼。
“兩頭真”的老人,都已經垂垂老矣,陸續(xù)去世。談及此處,吳思非常感慨:“我們原來覺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葉茂,現在一個個老先生走了,感覺秋天到了,樹葉飄零!
“現在我們不是秋天的葉子,而是冬天的葉子了!倍艑дf,“我的日記里寫到了這些離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澤、李普、歐遠方、謝韜、杜星垣 ……,還亂七八糟地畫了不少鋼筆畫,畫我被死神包圍了!
杜導正也擔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響力沒有這么大,但他對這個國家的前途心懷樂觀之想。他相信中華民族是有自我成長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沒有什么東西會永恒不變。
(本刊記者王大騏、實習記者喬芊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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