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應(yīng)該寫在天上，而不是寫在地上被踐踏！我那時僅僅向真實走了一步，就造成這樣的結(jié)果。接近真實是很危險的！但能夠虛偽下去嗎？不能！無論如何，不能再虛偽下去，文學(xué)總要留幾句真話，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美琪大戲院地處上海繁華的南京西路，解放前是海內(nèi)外公認的“亞洲第一劇場”。這座建筑對面有幢舊式大樓，79歲的白樺與老伴王蓓已經(jīng)在此居住了20余年。從《曙光》至《苦戀》，由浪尖到谷底，數(shù)載出沒于劇作風波，今天，白樺依然正對著昔日的“大戲院”。
　　一張面窗的書桌，兩把普通的沙發(fā)椅，還有整排倚墻書架，客廳陳設(shè)素樸，惟墻上數(shù)幅水墨吸引人，均是大師手筆：黃永玉的貓頭鷹、黃胄的驢和吳作人的玄鵠�！拔液彤嫾谊P(guān)系都不錯�！卑讟鍦\淺地笑了。
　　當我們辨識畫上字跡時，王蓓正饒有興趣地聽著，她時不時地應(yīng)和，仿若好學(xué)的孩子。翻看白樺舊照時，她認真地冒出一句：“咦？你那時候怎么胖嘟嘟的？”
　　
　　這位小老太太臉上總掛著純真而疑惑的微笑。一旁的白樺半開玩笑地憐愛道：“你又忘記了�！睘榱颂嵝阉龓ц�匙，白樺在門上用毛筆畫了把惹目的大鑰匙。
　　記者提到她參演的《武訓(xùn)傳》受過批判，王蓓已不記得了――而她當時寫的檢查還在書架上。老伴回房后白樺告訴記者：“她現(xiàn)在的記憶力實在不行，什么事都想不起來了�？鞓返氖虑橥�掉了，悲哀的事情也忘掉了。她對苦難是一種抽象的記憶，就覺得受過些罪，但具體的都忘掉了�！�
　　兩人1953年結(jié)識，1956年結(jié)婚。之前，一人在上海一人在北京，鴻雁傳書3年。如今兩人相濡以沫，已走過了50多載春秋，白樺說，“因為我，她吃了很多苦。我一直和她開玩笑，你嫁給別人可能太平點�！�
　　“您喜歡她什么？”
　　“她很內(nèi)斂，到現(xiàn)在都不愿拋頭露面。她從來不炒作自己，不愿意出席那些活動。從拍戲數(shù)量來講，她可能比她同時代許多演員都多得多。她那個時候紅得很吶。一到上海，第一部就是《武訓(xùn)傳》，那時的大制作。從美國回來的孫瑜導(dǎo)演科班出身，使用的都是阮玲玉、王人美那樣的演員。名導(dǎo)演找她，接著，很多戲都找她了，《烏鴉與麻雀》啊，《聶耳》啊，都找她。她比較低調(diào)，不像三四十年代的明星。那時候我也認識一些演員，相較之下，她含蓄、不張揚，家教很嚴。雖然最初并沒想過會談朋友，但我知道，她至少是可以理解我的一個人�！�
　　妻子理解他，兒子不理解。兒子童年時承受的精神壓力成人都承受不了，“文革”時他問爸爸：“為什么別人都可以當紅小兵，我不能？”
　　白樺也不了解兒子。當年兒子考取上海交大的重點系船舶動力。白樺不大敢相信，“我說你再去看看那個榜，他說已經(jīng)發(fā)榜了，我說你再去看一次――這說明我不了解他，他從不和我講學(xué)習(xí)上遇到什么困難，我也不懂，所以他考取了我很驚訝。”
　　1980年代兒子去了美國，而白樺還未終止被批判的命運。兒子就懊惱：別人家的文化大革命都結(jié)束了，我們家的為什么沒有結(jié)束？
　　他有時候會埋怨父親：爸爸！您不能改變方式生活嗎？
　　白樺說，你不了解我――我經(jīng)歷過日軍的占領(lǐng)，經(jīng)歷過你祖父的被活埋，看見過撲來的日本狼狗，看見過尸橫遍野，參加過戰(zhàn)爭，你沒經(jīng)歷這些，你就不可能理解我。
　　兒子希望父親能變一種活法，不要那么認真：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睬它，這些事情你也管不了。為什么不犬儒主義一點呢？但白樺沒法“不理睬”。
　　“我也可以去釣魚，可以去游山玩水，這樣的話，可能住的房子也很好，待遇也很好，級別也很高，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根本不是要個名啊什么的。年輕時，在我們的傳統(tǒng)教育里面，這是非常強烈的東西，包括魯迅先生也是啊，他接受的傳統(tǒng)東西很強烈，所以要承擔社會責任。不知道社會責任，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因為3封信，關(guān)了8個月
　　
　　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始了。在京的軍內(nèi)作家、畫家和一部分編輯被集中在廣安門外六里橋蓮花池，若干年后這些過來人都把蓮花池戲稱為“蓮大”，白樺亦是其中一員。
　　剛進“蓮大”時，白樺只是個懵懂青年�！皩W(xué)習(xí)班”領(lǐng)導(dǎo)要求“所有人的日記、信件和武器都要上交”。他有恃無恐，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我已經(jīng)不記日記了，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機關(guān)槍’�！笔肓险賮韲烂C批評：“如果組織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機關(guān)槍’來，你怎么辦？”
　　不久，蓮花池的運動從“反胡風”過渡為全國性的“肅清反革命”。人人自危，白樺真正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
　　開始審查是從我和胡風的關(guān)系入手的。其實我沒說過什么話，就因為和胡風一起工作過，通過3封信，被關(guān)了8個月。其中兩封是關(guān)于寫作的問題，一封是說我送給他一個硯臺。
　　
　　我和胡風的相識，是在1953年5月�？赡苁且驗槲姨�年輕，第一眼就覺得胡風是一個三分沉悶、三分無奈、三分憂郁的老人，還有一分好像是憤懣，隱隱約約地覺察到他頭腦里裝著許許多多說不出的心思。
　　我們曾給一位身材修長的女記者偷偷起了綽號，叫鷺鷥。胡風先生微微笑著說：“在鷺鷥中間加一個‘依’字，鷺依鷥，不是很像一位外國女士的名字了嗎？”事后想起來我才意識到，他和我們在一起除了說笑，什么正經(jīng)話都沒有交談過。而那一段短暫相處，對于他，幾乎是最后的輕松而快樂的時光了。
　　后來轉(zhuǎn)入對我短暫而有太多“進步”活動歷史的審查，開始長達8個月的“隔離”。那時所謂“隔離”，比起今天刑法意義上的監(jiān)禁嚴酷得多，不許往外寫信，不許往外打電話，甚至沒有放風時間。有人寫材料揭發(fā)：在我的家鄉(xiāng)，當年和我發(fā)生關(guān)系的中共地下支部是“紅旗支部”（指敵特打著紅旗的假共產(chǎn)黨支部）。
　　年輕的白樺難以接受，面對飄然的蘆葦蕩，他設(shè)計過一了百了的歸宿：在去飯廳或上廁所的路上突然逃脫，溜進葦蕩，切開手腕上的動脈，結(jié)束25歲的生命。誰知，事先寫好的遺書被人發(fā)現(xiàn)，招來一場無情的羞辱和批斗，以及更加嚴厲的看管。直至1956年春，“審查”終于告一段落，白樺得以離開大雪紛飛的蓮花池。
　　回憶這段經(jīng)歷，白樺經(jīng)常提及嶺南人吃猴的故事：傳說一個北方人來到嶺南某地的猴餐館，店主帶他到猴籠選猴，他閉眼隨便指了一下，群猴見客來，驚恐萬分，立即抓住一只被指認的猴子，用力向籠門前推搡。
　　1957年9月，白樺赴昆明接受批判。1958年春，他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軍籍，逐出文學(xué)界，被迫擱筆20多年。
　　可以革命的人都去革命了，沒人做事，更沒人養(yǎng)豬，就把豬交給了我這個沒資格革命，只有資格勞動的人。我從接生到把它們養(yǎng)肥、殺了吊起來開膛，全都會。像奇跡一樣，我離開養(yǎng)豬場去干別的勞動，那些豬就出現(xiàn)瘟疫。豬瘟是很難治的，他們又把我調(diào)回豬場，那些豬馬上治好了。我做過很多事，是個很好的工人，種水稻也內(nèi)行，鉗工、電工、管工、鍋爐工……而且是個好廚師。
　　1979年中旬，白樺在北京參加第四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督夥跑娢乃嚒肪庉嫴哭D(zhuǎn)給他一封信。信比較厚，信封卻很小，字跡流利，但很陌生。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拆開來，開頭是“白樺老弟”四字，落款：“胡風，11月，14日，1979年。在成都�！�
　　他收到的是1961年胡風在“公安部獨身房（看守所）”寫給他的9首五言舊體詩，第9首末句不乏擔心和勸誡：“路有前車鑒，懷君善入時�！�
　　牢房里的胡風當然不可能知道，白樺不“善入時”，他寫此詩時，白樺已經(jīng)在工廠里勞動改造了3年。
　　
　　趕快把《曙光》撤了，
　　人家批判文章都排好版了
　　
　　10年浩劫終止，擱筆20年的白樺心生沖動，寫下話劇劇本《曙光》。
　　我曾經(jīng)在賀龍身邊工作過，他跟我談過一些過去斗爭的情形。“四人幫”垮臺以后，我馬上聯(lián)想到30年代初的場面跟“文革”很相像，一場內(nèi)部斗爭，以路線斗爭名義，把所謂異己分子全殺掉了。其中洪湖蘇區(qū)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段德昌最觸動我。他臨死前說了三句話：一、紅軍不要離開洪湖；二、不要開除我的黨籍；第三句話特別感動我：不要用槍彈打死我，留一顆子彈打敵人。
　　這個人物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就以這個人物為主角寫下了《曙光》。劇本我寫了一個月，卻讀了一年，一對一地讀，讀了幾百場。在北京，給藝術(shù)家；在軍隊，給將軍，一個對一個。我們（武漢）軍區(qū)的司令和政委楊得志、王平被我打動了，寫了親筆信讓我到各大軍區(qū)找軍區(qū)司令員讀劇本。很多老軍人都不愿看，結(jié)果，我讀得他們眼淚都控制不住。這個劇本能打動他們，是因為它真實。
　　當時的北京戲劇學(xué)院院長吳雪和人藝的院長歐陽山尊與電影藝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黃鋼是朋友，把復(fù)印的劇本給了他一份，讓他提提意見，結(jié)果他偷偷復(fù)印了一份，送到一位領(lǐng)導(dǎo)家，附上意見說這個戲?qū)懙氖恰肮伯a(chǎn)黨殺共產(chǎn)黨”、“給黨抹黑”。
　　所以，“文革”后開始批我，第一個是批《曙光》。
　　話劇在北京排練時，杭州有一位畫家朋友，給我發(fā)電報：趕快把《曙光》撤了，人家批判文章都排好版了，你不知道？其實我是知道的。他說，你趕快撤下來，你考慮考慮你這幾十年的坎坷，想想你的妻兒，趕快寫個檢討。
　　后來事情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北京青年藝術(shù)劇院和武漢軍區(qū)話劇團合作，在京內(nèi)部演出。演出3個月，演員情緒非常壞：觀眾反響那么好，老這樣內(nèi)部演出，大家很煩。我們當時請了些人，包括羅瑞卿等人都來了。但是，在位的都不來，如當時的中宣部長張平化、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耿飚，請不來，那些敢來的都沒職位。
　　結(jié)果，有一天，楊得志、王平來劇院看戲，看完戲上臺宣布――明天登報公演！他們正巧參加三中全會，呼吸到新鮮空氣，認為這部戲完全可以公演。
　　1978年，白樺開始為八一電影制片廠創(chuàng)作《今夜星光燦爛》。1980年，電影拍攝完成，預(yù)定5月初放映。然而，放映前一周所有影院貼出公告：因故停演。
　　先是總政治部看了，說戲有問題，要剪去一些鏡頭。第一個鏡頭：一個小戰(zhàn)士被炸斷了腿，腿的特寫。他們說這個鏡頭宣傳了戰(zhàn)爭的殘酷，是在散播戰(zhàn)爭恐怖論。另一個鏡頭：戰(zhàn)斗結(jié)束后，有一排躺在擔架上的死者。他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為什么會死這么多人？
　　
　　我寫的是幾個參加淮海戰(zhàn)役的年輕人，淮海戰(zhàn)役我經(jīng)歷過，雙方兵力總和超過100萬，銀幕上有10多個死者就受不了了？那時我們每攻進一座村莊，必須從死人堆上爬過去。我沒寫這些，我只寫了幾個小戰(zhàn)士，他們在戰(zhàn)爭中的想法及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這部影片剪過以后放映了，仍然被說成是《一個人的遭遇》式的修正主義影片。說真的，對于戰(zhàn)爭我真的希望我能有肖洛霍夫那樣深刻的認識。
　　
　　“這部電影很惡毒，
　　對著紅太陽打了6炮。”
　　
　　無論如何，修剪后的《曙光》和《今夜星光燦爛》最終都有一個“光明”的結(jié)局，但是《苦戀》卻結(jié)出了“苦”果――根據(jù)劇本拍攝的電影《太陽與人》一直沒在影院公映。
　　白樺創(chuàng)作《苦戀》劇本時，同樣從事劇本創(chuàng)作的雙胞胎哥哥葉楠（《甲午風云》、《巴山夜雨》的作者）并不知道他在寫什么，甚至他妻子也不知道。“說實話，我當時根本就沒重視它，拍出來是個什么樣子，我也不知道。沒想到后來會引起那樣大的波瀾�！�
　　劇本發(fā)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寫的是畫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舊中國出生的凌晨光家境貧寒，但很有才華。青年時他被船家女綠娘搭救，彼此相愛。后來，凌晨光因反對國民黨被特務(wù)追捕，逃到美洲，在那里成為著名畫家，享受著豪華生活，并與綠娘終成眷屬。解放后，凌晨光夫婦回到祖國。輪船駛?cè)胱鎳�領(lǐng)�？吹桨哆叺奈逍羌t旗時，女兒降生了，他們給她取名“星星”。不久，“文革”爆發(fā)，一家人被趕到?jīng)]有窗戶的昏暗斗室。星星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決定和男友出國。凌晨光不同意，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以回復(fù)。此后，他被迫逃亡，藏身蘆葦蕩，靠生魚、鼠糧維生。劇終，雪停天晴，他命數(shù)將盡，用最后一點力氣，在雪地里爬出了“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由劇本改編的電影易名《太陽和人》，導(dǎo)演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彭寧，演員包括劉文治、黃梅瑩、冷眉、許還山等人，電影于1980年底完成。拍攝期間，相關(guān)爭論也一直在持續(xù)。
　　劇本首先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彭寧告訴他，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派人到現(xiàn)場傳達指令：別的地方暫時不管，結(jié)尾那個大問號不能拍。商量半天，把“問號”改成“省略號”。
　　結(jié)尾時，一切安靜下來，一枝風中蘆葦在日輪里飄，然后畫外配以定音鼓的一聲強擊，一個點出現(xiàn)了。連續(xù)6聲強擊，6個點出現(xiàn)在銀幕上。這也很有力量，但后來演繹出荒誕的結(jié)論。有些領(lǐng)導(dǎo)干部看了之后說，“這部電影很惡毒，對著紅太陽打了6炮�！�
　　1980年底，彭寧找到電影家協(xié)會，在外借放映間又播映了一場，看片的有700多人，座中有英籍華人傅聰。
　　之前，1979年，傅聰回來時，在我家我們兩個人喝了兩瓶茅臺，談了一個晚上，講他離國這么多年的感觸。所以那次在北京我請他看這部片子。他當然很愿意。
　　劇本他在英國已經(jīng)看到了，覺得很奇怪 ：國內(nèi)發(fā)這樣的劇本，是不是一個信號？我說，那不一定，因為電影劇本沒什么人注意。
　　
　　傅聰說，“我在國外，最想中國的是什么？龍井茶、黃賓虹的畫，或者我父親的一切。”他說的是廣義的文化的聯(lián)系，這是祖國的概念，血緣、山河、文化傳承。
　　我自己，70多年整個是顛沛流離的經(jīng)歷。很小國家就淪陷了，我父親被日本人活埋了，抗戰(zhàn)勝利后母親就想把我送走，傾家蕩產(chǎn)送到美國，我沒去。“文革”以后，有很多機會，我從來沒想過。
　　后來我也去過國外，總是一種失重的狀態(tài)，沒有歸屬感。其實，傅聰也沒有歸屬感，他現(xiàn)在回上海買了房子，雖然是個外籍人士，但國內(nèi)的事情也牽動他。前年，他突然要來找我聊聊，他說他很悶，聊的全是中國的事情。
　　
　　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
　　
　　1981年1月5日，《電影藝術(shù)》、《大眾電影》兩家雜志在北京體育學(xué)院留學(xué)生樓聯(lián)合召開“電影創(chuàng)作和理論座談會”，電影界100多位編劇、導(dǎo)演、評論工作者參加，會期兩周，放映了多部新片。《太陽和人》成為會議焦點，引起重大分歧。會議后半段，已經(jīng)有傳聞?wù)f要批判《苦戀》。會期還有五六天才結(jié)束，主持會議的人卻幾乎不知道怎樣收場。文化部的意見是：這部片子是有錯誤的。
　　面對毀譽參半的局面，白樺曾找過胡耀邦，邀請他觀看這部片子。
　　我求見胡耀邦，請他看看片子。可能他是考慮到方方面面的情況，拒絕了我的請求。
　　他告訴我：“這部影片沒有審查通過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這部片子，我沒有去。聽說有人反對，有人支持。我們家看過電影的就是兩派。我的兒子是贊同你們的，我的秘書就不贊同�！彼�說 ：“我也不打算看，什么時候電視里放，那就是通過了�！�
　　在此期間，主持編輯《時代的報告》的黃鋼等人將《太陽和人》產(chǎn)生的過程寫成報告，送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求中紀委介入。
　　4月20日，《解放軍報》以近整版篇幅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xué)劇本〈苦戀〉》，稱《苦戀》“不僅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到了實際上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它“反映了存在于極少數(shù)人中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
　　隨后，《北京日報》、《文學(xué)報》、《紅旗》雜志、《長江日報》、《湖北日報》等相繼發(fā)表批評文章。
　　至此，批判白樺和《苦戀》的聲浪激起震驚國內(nèi)外的軒然大波。面對上綱上線的批判，公車上的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是不是姚文元放出來了？!
　　不少知識分子對此表示了反感。
　　賈植芳在5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這兩天為《解放軍報》事，議論很多，據(jù)說學(xué)校也出現(xiàn)了一些學(xué)生的小字報，表示抗議，北京大學(xué)學(xué)生貼了三條標語，一曰“白樺是人民的作家”，二曰“白樺何罪之有？”三曰“《苦戀》萬歲！”
　　中國文聯(lián)機關(guān)刊物《文藝報》以及作協(xié)領(lǐng)導(dǎo)下的《新觀察》等刊物也發(fā)出不同的聲音。5月25日，文藝界眾多人士參加優(yōu)秀作品評獎會，《苦戀》風波成為議論中心，白樺的詩《春潮在望》獲獎，青年詩人聯(lián)名給他寄去長信。在白樺遭批判之際，《新觀察》雜志主動向他約稿，白樺寫下《春天對我如此厚愛》以示感謝。
　　我經(jīng)常收到讀者來信，但都沒有這一時期這樣多，每天傍晚通訊員小王就笑嘻嘻地給我送來一大堆，我仔細讀著那些陌生人的函電，想象著他們的職業(yè)、性格和形象，并擇其要者復(fù)信。常常感動得痛哭失聲，不知晨往而昏至。
　　文藝界在媒體上對壘的陣勢引起高層注意，領(lǐng)導(dǎo)人從大局出發(fā)，尋求解決途徑。
　　10月7日，《人民日報》第5版轉(zhuǎn)載了《文藝報》的《論〈苦戀〉的錯誤傾向》，其后，白樺以給《解放軍報》和《文藝報》編輯部的信進行檢討，該信刊登后，《人民日報》予以轉(zhuǎn)載。至此，《苦戀》風波歸于平息。
　　那年春天，全國報紙、電視臺、電臺都在批《苦戀》。我所尊敬的一位舉世聞名的大詩人，曾請我去他家，關(guān)心我的處境。我向他說了件事：一位工學(xué)院的學(xué)生給我打電話，一定要見我，我當時怕使他受到牽連，婉言謝絕了。但他說步行了10公里，只見一面，轉(zhuǎn)身就走。于是我就答應(yīng)了。這位我至今都不知其名的大學(xué)生真的一句話沒說，把懷里抱著的一塊巖石放在我的桌上，淚汪汪地看看我就轉(zhuǎn)身走了。巖石下壓著一張紙條：“愿您像巖石一樣堅強�！蹦俏淮笤娙寺牭脽釡I盈眶，我認為這是他真情實意的表露。
　　但沒過幾天最高領(lǐng)導(dǎo)人指出這是一部反動電影，召集思想界、文藝界有代表性的著名人士開會，要他們表態(tài)。那位大詩人發(fā)表了一篇兇狠至極的講話，使我完全不敢置信，因為幾天前他那淚水淋漓的臉還沒在我眼前消失。
　　“現(xiàn)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了。”
　　遲暮的憂傷穿過白發(fā)，深深嵌進了白樺的皺紋。
　　
　　“你現(xiàn)在成了個旗幟啦！”
　　
　　人物周刊：我讀了您的幾本文集，沒有找到《曙光》的劇本，為什么？
　　白樺：修改后的劇本我不太滿意。我們首場演出請的都是老紅軍，最后當岳明華被殺時，一個在洪湖邊戰(zhàn)斗過的老將軍捂著臉跑出劇場，他說接受不了這樣真實的悲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馮牧他們趕到武漢。軍區(qū)的人說了，尾巴不改掉，這劇本通不過。
　　最后改成賀龍飛馬趕到，刀下留人，變成了一個大團圓的結(jié)局。賀龍的前妻蹇先任就對我說：白樺啊，你對歷史不負責任，從歷史上來看，他是不可能不死的，誰也保不住他。她說我不敢面對現(xiàn)實。我說我沒辦法。
　　人物周刊：《苦戀》最大的爭議，是女兒對父親的反問：“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
　　白樺：這個影片怎么可能被誤會成賣國主義呢？他們這樣愛這個國家，把女兒的名字取為星星，結(jié)果遭遇那么坎坷，不只他們痛心，作者也非常痛心。前幾年在韓國，我給他們中文專業(yè)的學(xué)生讀這段臺詞，韓國從來不存在出國和回來的問題，但他們都哭了。
　　寫劇本之前，聽到很多五六十年代回來的老海歸派的故事，他們的遭遇更加悲慘！一位朋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有個朋友本來全家在美國，年輕美麗的女兒馬上要拿博士學(xué)位了，父親希望她拿了學(xué)位再回來。女兒說，回國還要什么博士學(xué)位？她急著為國家做事情盡義務(wù)。
　　回來以后，“文革”開始，這個家遭到?jīng)_擊，女兒一下得了精神病。她父親說：在精神病院里，那個穿得最破最臟、最瘋癲的女人，就是我女兒。
　　人物周刊 ：《苦戀》引起風波時，《太陽與人》攝制組有沒有受到?jīng)_擊？
　　白樺：沒有，后來剝離得很清楚。如果批電影，片子就得拿出來大家看啊。導(dǎo)演彭寧愿意人家批他，人家不批啊，其他演員也沒挨批。很多批評是對著我來的，有些人也不是針對我個人，他真認為這是修正主義解凍文學(xué)的開始。
　　《曙光》在北京內(nèi)部演出的時候，曾經(jīng)開過詩歌座談會，座談會人不太多，我有個發(fā)言，里面有一句話：“詩人們！寧肯歌頌民主墻上一塊磚，千萬不要歌頌救世主�！边@話觸怒了很多老干部，他們認為毛澤東是救世主，不能懷疑。
　　
　　西單墻馬上有反應(yīng)了，大字報連天，我都沒去，就怕惹事。后來李準跟我講，你知道不知道？你現(xiàn)在成了旗幟啦！像某將軍，雙目失明，看不見劇本，也看不見電影，但他激烈地介入了批《苦戀》。他作報告時，對我這句話進行了批判，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大會啊，說，“白樺說，不應(yīng)該歌頌毛主席是救世主，那能不能說共產(chǎn)黨是救世主呢？”沒有什么救世主，《國際歌》里是這么唱的。
　　許還山最滿意的8個鏡頭
　　人物周刊：《太陽與人》導(dǎo)演彭寧是個怎樣的人？
　　白樺：一個很有想法，敢作敢為的年輕人。是干部子弟，父親紅軍時期和胡耀邦共事。
　　彭寧在電影學(xué)院學(xué)習(xí)時，正趕上文化大革命，被推為造反派的司令，“毛澤東主義公社”一號勤務(wù)員，后來江青把他關(guān)在牢里，所以他對很多事明白得比較早一點。開始我對這戲不抱過高的希望，但是，他帶著片子到上海，我發(fā)現(xiàn)，我們共同的想法他基本上都能落實。
　　他拍第一個鏡頭，也就是影片最后一個鏡頭，攝影師張松平就要罷工不干。彭寧要找一個理想的初升的太陽，好幾個早晨起來等太陽，太陽前面有根擺動的蘆葦，那時候的技術(shù)條件很差，而且沒助手，他用手頂著攝影機的長鏡頭。失敗多少次？而且天氣那么冷。最后他找到了準確的藝術(shù)效果。85年左右，他移民去了香港，拍不了想拍的東西，就棄影從商了。前年，突發(fā)心臟病去世。
　　人物周刊：說說電影中比較滿意的演員？
　　白樺：許還山的戲份非常少，但演得很動人。我說一場戲。當時秋山被下放農(nóng)村，請假回來，凌晨光到汽車站去接他，長途車都回來了，沒看見秋山。最后從汽車的夾縫里走出一個穿著破棉襖，用根草繩捆著腰的人，他就是秋山。擁抱的時候凌晨光說，“你可回家了！”秋山回答了一個字――“家？”（顫抖）僅僅一個字，我的眼淚就出來了。許還山說出了許多意思：家在哪兒？哪兒是家？有過家嗎？
　　許還山的父親、姐姐都是右派。他當時很瘦，剛從大西北回來，直到去年他還說，“我，就那么8個鏡頭，但是我演電影以來最滿意的�！边@班子演員當時演得真好，很真誠。
　　我在美國看臺灣攝制的《苦戀》，就覺得他們再用勁也演不出來，他們沒有這種經(jīng)歷。審查這戲的人為什么那么緊張？因為在當時它的感染力非常強。我看了7遍，沒有一遍不流淚的。那是我們的生活，它記錄的是生活！
　　人物周刊：當時這撥演員都支持您么？
　　白樺：他們都是支持的，整個攝制組成員都自稱“苦戀者”。說良心話，路人都是支持我們的。1981年春天彭寧帶著演員冷眉到武漢見我，我請他們上街吃豆皮。老板一聽說是我們，馬上打電話把那位給毛澤東做過飯的大廚從家里叫來。
　　所以，那時候香港的報紙報道，白樺又添新罪名――洋洋得意！實際上，我不是洋洋得意，我只是寫了篇文章《春天對我如何厚愛》，我是隱隱約約地告訴大家，我其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在那里痛哭啊什么的。
　　中國知識分子不愿意面對愧疚
　　人物周刊：文藝界也有不少人支持您吧？
　　白樺：不一定，文藝界名人都必須表示反對。除了吳祖光說了“溫柔敦厚”四個字，其他的名人很激烈。當然也有不少作家專程到武漢來看我，如韋君宜、李德倫、舒婷等等，還有日本作家山崎豐子、法國電影評論家伊麗莎白等等。
　　你像曹禺，再好沒有的人，當時說了非常過頭的話：“我從沒見過這樣攻擊祖國的影片，我恨不得一頭撞在銀幕上�！本驼f這種話。這也是他們的弱點，他們很脆弱，膽小，就怕大禍臨頭，所以就趕快表態(tài)，甚至沉默一下都不愿意。
　　人物周刊 ：您說他是個“再好沒有的人”？
　　白樺：曹禺內(nèi)心不是那樣想的，這是一個記者告訴我的。
　　頭一天記者去訪問他，說明天要說《苦戀》的問題了。他說，我從來不愿意參加這種會，老讓我們表態(tài)，我現(xiàn)在不去了。結(jié)果第二天還是去了，因為這會議很重要啊，北京有300多人參加。他去了以后又很沖動，堅持批判《苦戀》。
　　所以，中國大知識分子和西方大知識分子不太一樣，他們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我們那個自由，和真誠、虛偽，可以隨便調(diào)來調(diào)去搭配，而且一點兒都不覺得有什么歉意，沒有！“文革”后你至少有沉默的權(quán)利吧？但他們被嚇壞了。一位大詩人事后跟我講：“白樺啊，我當時罵了你�！彼�用了自嘲的方式，好像你就該理解他。
　　
　　人物周刊：您理解嗎？
　　白樺：我當然不能理解，他有沉默的權(quán)利，這不是文化大革命。后來曹禺見了我，表示很親切，但沒有表示過抱歉。他們都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國的知識分子可怕就在這一點，他內(nèi)心存不下這份歉疚，也不愿意面對愧疚。
　　人物周刊：在一篇采訪中，您提及自己的性格遲早會出問題，“一旦我從虛偽走向真實的時候，那就是走向個人的災(zāi)難”，您對命運已有所預(yù)感？
　　白樺：因為我一生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我1947年參加革命，還是17歲的孩子，從學(xué)校出來參加解放戰(zhàn)爭，參軍后我是沒有任何雜念的，我認為完全是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們有了一種新的人際關(guān)系。但是，到了1957年……（停頓、哽咽）其實我沒有任何不滿，僅僅是為一些年輕戰(zhàn)友討個公道。
　　后來，反右的時候，有個詩人周良沛，詩人嘛，很容易動感情，要唱美聲。那時美聲唱法被看作怪異的東西，而且他唱《圣母頌》，因為他是教堂里撫養(yǎng)出來的一個孤兒，他在那個環(huán)境下出生，唱《圣母頌》有什么奇怪的？但當時有人就看不慣，說他思想不正確，也打成右派。
　　我就是為這類事情惹麻煩。我就覺得，知識分子有個性嘛，但是那時候不承認個性啊。
　　
　　總要留幾句真話
　　
　　人物周刊：您說人性的尊嚴在當時是禁忌。
　　白樺：（顫抖著提了壺茶）這跟《苦戀》的劇本一樣，你要看一看，你就知道它中間很多段，說大雁在天上排成“人”字，實際上強調(diào)人應(yīng)該恢復(fù)人性和人的尊嚴，“人”字應(yīng)該寫在天上，而不是寫在地上讓人踐踏的！今天，文學(xué)敢談人性，過去敢談人性嗎？
　　我在反右的時候，僅僅向真實走了一步。20年啊，我從20多歲一直到40多歲，我的妻兒作為右派家屬，受歧視，沒有任何權(quán)利。我能活下來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當時對我已經(jīng)特別優(yōu)待，總政有位領(lǐng)導(dǎo)力爭不把我打成右派，也沒成功。我被打成右派時，我太太在上海突然之間得了癌癥，住進醫(yī)院，我在北京被開除黨籍、軍籍。我那時僅僅向真實走了一步，就造成這樣的結(jié)果。接近真實是很危險的！但能夠虛偽下去嗎？不能！無論如何，不能再虛偽下去，文學(xué)總要留幾句真話，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人物周刊：這么多年走來，回想過去，最激動人心的是些什么事？
　　白樺：（良久）我覺得最激動人心的，還是和普通人的關(guān)系。一路走來，最支持我的是這些普通人。無論我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一些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
　　前些年我經(jīng)常去云南，我以前駐軍在那里，那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敏感人物”，但他們都肯和我接觸。我還是很感動，人和人之間還是有真情的。
　　我曾經(jīng)到香格里拉找一個朋友，他是藏民，年輕時我們常在一起。我給他打電話，他在雪山深處做地名考察。接了電話他說，我現(xiàn)在就來，你借一個車我借一個車，我們就在雪山上碰頭。那時正大雪封山，我到軍分區(qū)找了一個司機，他說現(xiàn)在去根本不可能，過不去。我就說，我們走到哪兒算哪兒。
　　后來到了山頂，前面很多卡車停在那里，過不去，大雪封山，卡車司機都在那個小村子里，什么都吃光了。他們問我，你來干什么？有什么急事或者軍務(wù)？不是，我說，我就是見一個朋友。他們奇怪，這么冷的天，這么危險，就為見一個朋友？他們都說，過不去的。
　　正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前面一輛拖拉機開了過來，跳下一個老頭！我們年輕時候分開，30年沒見了，他已經(jīng)很老了，我也很老了。他居然能夠找到一輛拖拉機開過來，那是很危險的，雪地看不見路，可能一下子掉進萬丈深淵。我們抱頭痛哭一場，喝了頓酒，然后就分開了。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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