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每每以“意見領袖”自任，而縱觀他20年的文章言論，前后不同階段頗有左右互搏之感。但甘陽可能比對手更清楚自己轉(zhuǎn)變的得失 　　 　　以甘陽其人其文近些年引起的爭議，他實在應該入選本刊的“30年爭議者”。但他又佩服小平的“不爭論”，“不爭論其實是讓大家度過情緒期，不糾纏在過去的問題上”。他相信他的一些初看刺激人的言論，5年之后會成為社會共識。
　　這20年來，甘陽的立場幾經(jīng)波折，然而正如他所說，關切的問題卻一以貫之。如模擬英國思想家伯林的著名比喻，我們或者可以說，甘陽給出答案時是多變的“狐貍”，提出問題時卻是專注的“刺猬”。無論1980年代在大陸，1990年代在美國，還是最近10年在香港，縈繞他心頭的，總是這樣的“天問”：
　　如何理解西方，如何理解中國，中國文明的自我期許是什么?
　　在他看來，理解西方是理解中國的重要基本功。100多年來急切變化的中國社會總是根據(jù)對西方的理解衡量中國，對西方看法的改變必影響對中國看法的改變。他覺得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遠遠不足，所以始終不忘提醒要“重新閱讀西方”，對中國和西方反復看。
　　深有意味的是，1980年代以來的諸多文化事件中，甘陽每每以“意見領袖”自任，而縱觀他20年的文章言論，前后不同階段又頗有左右互搏之感。他的“反復”引致諸多詬病。但我猜想，甘陽可能比對手更清楚自己轉(zhuǎn)變的得失�；蛟S他既欣然于問題一貫，也滿足于觀點無定。在散文集《將錯就錯》里，甘陽幾次提到梁啟超，說“唯有梁啟超天性最為敏感，無法安定于任何一種成說”。恐怕，他是心有戚戚焉。
　　其實，甘陽是否忠誠于自己一時的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始終忠誠于自己的問題。他的論點未必無疑，論據(jù)未必可靠，推論未必謹嚴。但有些人的使命是“把事情說得艱難些”。他是否提出了真問題?平等是否我們向往的價值？文化是否我們內(nèi)心的追尋?精神世界是否該被市場邏輯輕易占領?多年后有些問題可能不再使人焦慮，但我們不該忘記推進歷史的不只是答案。
　　無端想起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一段自述來：“這股潮流將消亡，被別的潮流取代，我們駁斥它的方式將不再被人理解，人們將不再明白我們說的這一切有何必要�！�
　　
　　八十年代的“狡狐三變”
　　
　　1980年代甘陽有“狡狐三變”：1985－1986年是提出“發(fā)揚傳統(tǒng)的最強勁手段就是反傳統(tǒng)”，被認為是“全盤西化派”；1987年發(fā)表《從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已著重強調(diào)西方對現(xiàn)代性的文化批判，被認為不利于現(xiàn)代化；1988年的《儒學與現(xiàn)代》則已全面肯定儒學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強調(diào)儒學是“為己之學”，不應過多顧慮社會功用。
　　1988年的《中國當代文化意識?前言》中甘陽這樣說：“我們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時也有肯定的、留戀的一面，同樣，對于‘現(xiàn)代社會’，我們不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時也有一種深深的疑慮和不安之感。我以為，這種復雜難言，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將會長期地困擾著我們……”這是他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主編對當時文化爭論的表態(tài)，真可謂一語成讖。
　　1980年代是“文化人時代”，盡管經(jīng)濟改革一直在進行中，卻完全不是當時知識界的議題，人們頭腦里想的是大問題：中國文明向何處去?“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陳嘉映說：“一幫年輕人聚在一起，空談之余，也想做點‘著形跡的事兒’。想做事就要有個人出頭，這人就是甘陽。甘陽對人，對書，對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覺�！�1985年畢業(yè)的北大哲學系碩士甘陽，于是“就把自己的弟兄拉起來了”，成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當年的班底，包括這些現(xiàn)在已很顯赫的名字：劉小楓、李銀河、陳平原、陳嘉映、周國平、徐友漁……而現(xiàn)在來看，中國思想界的自由知識分子，很多曾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分子。
　　通過朋友介紹，他們認識了《讀書》雜志當時的編輯部主任王焱，一下談攏了和三聯(lián)書店合作的計劃。此后短短三四年間他們主持出版了“現(xiàn)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等上百種出版物，成為1980年代與“中國文化書院”、“走向未來”鼎足而立的“三大叢書”之一。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成了暢銷書。
　　編委會的解散是在1989年�，F(xiàn)在回想起來，甘陽覺得也很簡單：“這原本是一個文人朋友圈子，一起喝酒聊天最好，臨時聚一起做件事也沒問題。時間長了就對大家都是約束，遲早要散的。”至今他對編委會的成就評價都很高：“那些書現(xiàn)在仍然非常重要�！�
　　
　　是不是錯，將不將就?
　　
　　1989年至1999年，甘陽去國10年，求學于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這10年，編委會一些成員開始“轉(zhuǎn)型”，如劉小楓赴瑞士，走向基督教的“十字架上的真”；陳嘉映赴美國，開始語言哲學的研究；而甘陽本人則轉(zhuǎn)向了政治哲學。他在芝大主要研讀“西方文明史”，但“看的書很雜，想的事很多”，在美國政治和美國憲法上也下了很多功夫，此外，就是觀察東歐的轉(zhuǎn)型。
　　其實早在1980年代，他就寫過一篇影響很大的談論政治的文章《自由的理念》，介紹伯林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但這只是因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和外界的接觸越來越多，作為主編需要對此有個說法。
　　真正關心，是到美國后剛好蘇聯(lián)和東歐大轉(zhuǎn)型。因為它們和中國的相近性，甘陽很關心它們是怎么走。1990年到1991年，他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在研究東歐，非常失望，轉(zhuǎn)型很不理想。這是他考慮政治比較重要的轉(zhuǎn)折點，因為之前了解的學說完全不能解釋疑惑了。
　　“比如哈耶克的學說是1988年讀的，當時非常喜歡。具體到東歐的情況，哈耶克的學說一點用都沒有。他的理論以不發(fā)生革命為前提。一旦發(fā)生了這樣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東歐面臨第一次制憲，制憲怎么制?誰有資格制憲?這是民主社會，為什么你制憲?那就要選，第一步是選舉法。誰來制定選舉法?哈耶克模式什么都解決不了。一旦爆發(fā)革命，你就必須按照革命爆發(fā)以后的情況來處理�！�
　　1980年代甘陽也迷信市場經(jīng)濟，因為首先相信計劃經(jīng)濟一定是不好的。如果不深思就會認為越市場越好越徹底越好，一切問題，私有化、市場化都能自然而然解決。當時俄羅斯的口號是“500天長驅(qū)直入資本主義”。結(jié)果，激烈的市場化在波蘭和俄羅斯造成的是災難。然后，就在1992年，《紐約時報》報道中國經(jīng)濟起飛，而且是80年代就開始了。甘陽大吃一驚。兩相比較，不但與西方學界的預期相反，而且沒人能給出合理的解釋：為什么俄羅斯、波蘭經(jīng)濟基礎比中國好，改革比 中國徹底，政治比中國寬松，文化比中國接近西方，卻完全失敗了?
　　1997年，伴隨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國的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知識分子群體陷入分裂和論戰(zhàn)。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憤怒于對市場化的質(zhì)疑，甘陽卻在《讀書》發(fā)表《自由主義：平民的還是貴族的》，質(zhì)疑自由主義派在維護的是“不民主的自由”。在他看來，以自由主義之名貶低和否定民主與平等，就會使得自由成為少數(shù)強者的“特權”，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權利”。正如經(jīng)濟學家奈特所說，這是在“把自由和自由競爭混為一談”，認為自由競爭能自動實現(xiàn)最大自由的人，不會給民主和平等留下空間，因為它們成本太高，結(jié)果則是對弱肉強食的默認。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香港學者
　　
　　現(xiàn)在，早上起來，甘陽要喝兩壺咖啡、讀一本閑書。這是他睜眼做的第一件事。然后呢，當然是點起他的煙。一般一天看一本閑書，完全是消遣的，大概要一個半小時。有了這一個半小時，整個身體才在一個狀態(tài)上，可以做別的事情。昨天看的是韓少功的《山南水北》，“特別特別好”，于是向我們“特別強烈推薦”。其實他看閑書一般也是英文的多了。
　　他正調(diào)整自己，最好是早晨起來不要開電腦。一開電腦，就會發(fā)現(xiàn)無數(shù)的E－mail。原本收到一封信要很多日子�；貜鸵部梢酝弦欢螘r間，E－mail卻讓人無從延緩。又不能完全不看，也許學校有事情呢?一看，就有很多其他消息進來，總有一些事情，比如多年沒聯(lián)系的哥們來了一封信，沒什么事，但多年沒聯(lián)系了話多啊，然后就得說點什么。這時就發(fā)覺人是非常麻煩的動物。
　　甘陽是1999年到的香港，算是趕在世紀末回了國。他不喜歡人家稱他香港學者：“我從來認為我是大陸學者。”即使在近10年之后，對于香港生活還是有不習慣。他好喝白酒，但在這里只有兩三個喝白酒的朋友，一旦他們不在香港，就沒有人陪他喝酒了。香港的交通、生活都很便利，但沒有大陸那樣的知識界場景，沒有知性生活。悶，無聊。
　　“通識教育”是近幾年甘陽最關心的事情之一。但他對國內(nèi)的“大學改革”大搖其頭�，F(xiàn)在國內(nèi)主要大學都在嘗試本科的“通識教育”，力圖“門類齊全，無所不包”。甘陽覺得這是讓學生誤人“什么都知道一點”的歧途，可行的方案是“寧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濫”，逐漸形成一個傳統(tǒng)。
　　比較理想的，是像美國芝加哥大學施特勞斯(美國政治哲學家)學派那樣，引導學生思考基本問題。“他不是教你一門吃飯的手藝，教你一個掙錢的行當，是教你去思考問題，讓你以原始狀態(tài)思考，學生感覺被帶入很不同的世界。他非常了解美國學生是怎么樣的，進大學前怎么想問題，‘意見世界’又怎么被大眾傳媒影響，這樣的人怎么把他帶進去�！绷罡赎栍∠笊羁痰氖�，芝大本科生第一年進校時傻傻的，基本是“uneducated guy”，知識面遠遠不如中國優(yōu)秀大一新生，但四年下來就脫胎換骨，成為名副其實的“educated person”。
　　在香港和大陸兩地教書。甘陽感覺到香港學生和大陸學生的不同。香港學生講究實用，認為香港是成熟社會，基本價值觀念都是確定的，不需要多想。大陸學生則更愿意想基本問題，仍有很大的關懷。甘陽說這其實是大陸的優(yōu)勢所以“我對大陸總比較有信心”。
　　
　　我寧可改革――對話甘陽
　　
　　
　　我喜歡孔子的名言“吾從眾”
　　人物周刊：“政治技術”是政治人物必需的。學者發(fā)表觀點，恐怕也有“理論技術”，否則不容易被接受。您本人的技術怎樣?
　　甘陽：我現(xiàn)在的“說話技術”可能比從前好點吧，80年代我看什么人討厭說不定就罵將過去了，現(xiàn)在看到很可笑的人也就笑笑。很多人沒自知之明，罵了也不長進。
　　人物周刊：能不能列出幾個您比較尊重的論敵，您尊重他們的理由？
　　甘陽：我覺得我在國內(nèi)談不上有什么論敵，即使我卷入某些爭論，也很少會想到某個具體人物，一般都是針對某種比較流行的東西，但鼓吹這些流行東西的人，說實話我都不大會尊重，我不會把他們當成論敵。
　　我心中真正的論敵是當代西方的自由派和新左派，我尊重他們有些代表人物，例如羅爾斯和福柯，但對他們的思想很有保留。不過我對西方更大多數(shù)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學者或許就不大尊重甚至很不耐煩，他們說的也基本都是些流行話語而已。現(xiàn)在很多中國人只要一看是洋人的文字，就以為一定有什么道理，其實很多都是屁話、廢話。
　　人物周刊：有些學者認為，和政治合作，會使得知識分子喪失獨立性。
　　甘陽：這要看“政治”兩個字什么意思，或許這里改用“權勢”更好。我很主張學術和思想要獨立于權勢，但今天很多人意思比較窄，主要指政府，這不誠實。今天這世界最有權勢的未必是政府，而是市場、大公司、你們媒體，特別是西方媒體、西方輿論、西方流行話語。今天思想學術獨立于政府其實是比較容易的，獨立于市場，獨立于大公司，獨立于你們媒體，才是真正難的。因此最好不要自我標榜，要誠實地問自己在標榜批判的時候。是否實際是在依附某種更強大的權勢。這個問題今天必須提出，現(xiàn)在有太多不誠實。
　　
　　人物周刊：公眾的選擇不一定理性，假如您說對了，卻因違背“常識”而不被公眾接受，是否會作妥協(xié)。改出“修訂版”?
　　甘陽：我喜歡孔子的名言“吾從眾”，比蘇格拉底高明�，F(xiàn)在有些人非把孔子變成蘇格拉底那樣的“牛氓”，無非是將孔子扮成現(xiàn)代意義上的“批判知識分子”，這是把孔子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化。施特勞斯最深刻的一個看法是，柏拉圖全部對話和色諾芬全部著作，實際是要修正對蘇格拉底的流俗看法，亦即蘇格拉底并不總是要反對一切常識一切習俗，而是維護常識和習俗的正當功能。蘇格拉底并不是知識分子。
　　
　　沒有保守主義不可能建立法治
　　人物周刊：如果思想界有派別，您怎么定義自己的派別?
　　甘陽：有個招牌可能是新左派。大家都認為你是新左派，我也不想否認，雖然我心里怎么說是另一回事。其實我自己定位，大概會覺得我身上更多保守主義傾向。我認為中國非常需要保守主義。社會總有不理想的情況，有非正義，有不合理，但不一定是靠推翻可以解決的。有時你必須容忍。這在西方是一個常識，而中國100多年來都是激烈變動的社會，基本認為改就是好，總比不改好。
　　但我特別強調(diào)一點：沒有保守主義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法治的前提，不是在于法律如何完善，恰恰在于即使是不合理的法律甚至惡法，只要沒有通過法律程序廢除，也是法，也要遵守。法治的根本不在于外在有多少法律條文，而在于公民守法的習慣和心態(tài)。你可以批評某法條，提出修正，然后力圖以法律方式來修改法律。法律修改方式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一定非常漫長。我們中國人很沒有耐心，我們要立竿見影。美國的憲法修正案，200年一共只通過27條。為什么？本身就是一種延緩的策略，把你最情緒化的時間耗掉， 避免在社會壓力很大的時候輕率改革。
　　但我們中國人不大能夠容忍這樣，通常要求立即“給個說法”“給個公道”。假設發(fā)生一個案子，民眾懷疑干部貪污，在西方包括香港會進入一個非常漫長的調(diào)查、取證、開庭辯論最后判案的過程，公布結(jié)果的時候，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根本不關心了。我們這里只要一報道，大家都認定他一定有問題，群情激奮要求解決。
　　這是中國相當特定的情況：要求法律不以它自身的節(jié)奏和邏輯來解決問題，而是迅速達成效果。以這樣一個心態(tài)，很難建立法治社會。法治是在人心中有制度，建外在法律很容易，人心里是不是把法當法是法治的關鍵。這和保守主義傳統(tǒng)有很大關系。英國、美國的保守主義傳統(tǒng)都很強大，保守主義就是反對輕率改革，這個傳統(tǒng)和自由傳統(tǒng)并不矛盾，有保守主義才能保證自由。
　　我覺得保守的態(tài)度有良性作用，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保守，不成天追求日新月異。其實我們從做人可以看出，一個人成天追求新奇我們并不覺得是個特別好的人，我們會希望人有一些穩(wěn)定的素質(zhì)。不僅僅是文化，包括政治、經(jīng)濟、社會，我都傾向采取一個更保守主義的態(tài)度而不是急于求成。我寧可改革速度慢一點，但是穩(wěn)定地改革，方向更好一點，效果更好一點。
　　
　　西方比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復雜得多
　　人物周刊：對您來說什么問題是根本問題。不解決就難以心安的々
　　甘陽：對我來說，20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國。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我始終認為，理解中國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來，我們都是根據(jù)我們對西方的了解來看中國，所以對中國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對西方的看法，對西方的看法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也會改變。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是這樣一個西方，80年代以后，市場經(jīng)濟的西方是那樣一個西方，你以為這就是西方，然后用來衡量中國，老是在檢討中國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對西方的認識遠遠不足，西方比任何這樣一個簡單的意識形態(tài)要復雜得多。
　　比如我一再問的問題，你如何理解美國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線索――美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如果不了解這個線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國政治。小布什上臺以后，我們說，哦美國是保守派執(zhí)政。到底什么意思?這和它三四十年來的政治變化有極大關系。哪些問題上有大的爭論?實際上我們?nèi)匀徊涣私狻?
　　我去年在清華講兩門課。給法學院研究生講美國違憲審查制，內(nèi)容就是研究美國的憲法案例。你必須讀重要案例的判詞，特別是比較重要的案例，美國最高法院往往是5：4判決，亦即大法官們本身就意見不同，要仔細讀贊成者說了什么，反對者說了什么。了解關于案子的爭論，包括最高法院的爭論、法學界的爭論，才能真正了解美國法律。否則三言兩語一說，又是自由勝利了民主勝利了。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另一門課我給本科生講美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所有人都聽得非常吃驚：我所講的美國不是他們平常所了解的美國。當然所我講的是更符合現(xiàn)實的美國，這個我非常自信，而且我都是有文本的。我們想當然認為我們都是天生的自由派，同性戀是好的，為什么美國如此反對?為什么美國反對廢除死刑?這是保守主義非常重要的立場，背后隱含著對政治秩序、社會秩序以及道德秩序的看法。保守派認為，那些變化(同性戀等)都是在敗壞美國社會原先健全的道德機制。這些爭論對我們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我對美國保守派或美國所謂“社會文化保守派”是比較同情的。并不是說贊同他們所說的一切，但你必須了解為什么他們有這么多的支持者。而且在政治上看非常清楚，現(xiàn)在的民主黨，希拉里他們有些話，換成20年前說，都會被定義成右派，也就是說現(xiàn)在整個自由派的語言已經(jīng)大大保守派化了。這個是保守派三四十年來的重大成功。
　　
　　我的話5年以后就沒有人覺得是刺激
　　人物周刊：您有一個說法，認為一流學者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太多具體研究，有人因此認為您并不了解中國社會現(xiàn)實。
　　甘陽：我有很多不了解的東西，但是總體的發(fā)展脈絡，我基本了解，甚至在美國時我都覺得我比較了解，我沒怎么“洋涇浜”化。對中國的了解有很多層面，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很多很多事，但怎么理解?我們經(jīng)常因為知道一些事情就以為了解，其實我們不了解。
　　出國前我西方學術著作什么都看，就是不看人家研究中國的東西。我想當然認為中國問題就不用看西方的研究了，這些肯定是西方學界邊緣的三流以下的人物，咱們只看一流學者的東西。到了美國以后開始看，非常吃驚，特別是他們對當代中國的了解。比如有個研究是關于中國一項水利工程的決策過程，官方有意識地開了一部分口子，他們都是美國政府的顧問，經(jīng)中國政府的允許接觸了很多部門，研究得非常具體非常細致。實際上，就是從一個工程看中共政策決策的過程。我看了非常吃驚：都不知道!我就發(fā)覺中國的事情很怪。你在中國并不怎么知道，反而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非常厲害。
　　人物周刊：我對您《將錯就錯》里講的在香港上下班時間等人感覺自己在“擋道”印象很深，我想很多急于推動社會“進步”的人也會覺得您持保守立場是在“擋道”。
　　甘陽：據(jù)說北京年輕學人對我有一個形容，特別形容我90年代，說甘陽是思想界的扳道工，火車本來開這頭，他一扳卻開那頭去了。
　　其實你去看，正面批評我的文章不多。我基本上知道哪些地方他會不同意，哪些地方他會特別受刺激。但我的話極有可能5年后就沒有人覺得是刺激，都認為我講的是對的。不謙虛地說，大多數(shù)他們想的問題基本都是我早想過的，我想得比他們早，知道哪些地方他們跟不上。
　　90年代我最刺激的文章是《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當時刺激了很多人�，F(xiàn)在來看，我談的問題應該說是社會共識，沒人認為這個問題不存在，但當時都跳起來了。實際上我說的就是把“市場意識形態(tài)”絕對化后導致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大家都以為找到新的真理了，和從前找到共產(chǎn)主義一樣。
　　結(jié)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來不能容許的問題現(xiàn)在有一個大的意識形態(tài)幫你解決了。比如腐敗、一切向錢看，一個文人怎么會同意呢?作為文人，意味著文化是他最高的價值，不是說他不在乎錢，但決不會把錢看作最高價值。
　　最近幾年我最“刺激”的文字大概是《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強調(diào)不僅僅是三十年改革，而且建國后六十年的道路要整體地看。很多人對這文章很不高興，但我相信再過5年“三十年和六十年”的說法就是常識了，本就沒有什么好反對的。
　　
　　我最關心的就是中國的自我期許
　　人物周刊：重印的《古今中西之爭》的結(jié)尾，特別用大字體突出了“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這句話。怎么理解這個“天不負我輩”々現(xiàn)在來看你們這輩人的作為。是否可以說“不負天”？
　　甘陽：我對我們這輩人總體上并不是很滿意。中國是個急切變化的社會，在中國需要不斷想新的問題，不斷更新、調(diào)整自己，對西方和中國都要反復看。
　　目前中國的學術，包括媒體的話語，基本上是90年代形成的固定的話語和基本的想法。而90年代的話語和想法是最不可靠、最值得檢討的。但很多人已經(jīng)既不能也不愿檢討，把自己弄得很忙，沒有閑暇。沒有閑暇是不可能思考的。一定要有閑暇，然后你才能想一些基本問題。
　　80年代、90年代每個人都作了一些貢獻，77、78級的人應該說貢獻比較大。但90年代并不那么理想。我希望大家都能重新來看，因為那時形成這些想法有特殊原因，有一些對人影響比較大的事情。80年代是探索型的，不斷在想新的問題，活躍得多，90年代逐漸定型。定得比較好也可以，問題是定得很不高明。
　　而且我擔心的是這個“氣”。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他有一個基本的底氣，這個底氣是對中國文明的一種自信。中國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國，自我期許必須比較高，你要相信，你這個文明是有潛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許，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對人類文明沒什么責任。中國人應該想原始性問題根本性問題。這口氣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來越消逝了。這是比較奇怪的事情。沒有氣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你問我最關心的問題，我最關心的就是中國的自我期許是什么。你作為一個中國學者，你的自我期待是什么?中國文明整體性的一個自我期許是什么?
　　(感謝中山大學哲學系黃俊松、《21世紀商業(yè)評論》張翔提供幫助。本刊記者鄭廷鑫亦有貢獻)
　　
　　你問我最關心的問題。我最關心的就是中國的自我期許是什么。中國文明整體性的一個自我期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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