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將永遠記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陰沉，寒氣逼人。在北京新華門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開槍，共殺死和平請愿的學(xué)生、民眾47人，傷200多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當天的《國務(wù)院通電》稱請愿學(xué)生、群眾是“暴徒”，第二天的《臨時執(zhí)政令》進一步指控極少數(shù)著名共產(chǎn)黨人、國民黨人（如徐謙、李大釗、易培基等）“嘯聚群眾”，“散布傳單，率領(lǐng)暴徒數(shù)百，襲國務(wù)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棍，襲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wèi)，以致互有死傷”。

　　“三·一八”的陣陣槍聲卻震撼了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的靈魂。槍響之后，魯迅先生停止了手頭的寫作，憤然寫下《無花的薔薇之二》（4—9節(jié)），發(fā)表于3月29日的《語絲周刊》第72期。他把這一天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他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衰亡民族良知的聲音：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wèi)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wù)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shù)百人之多。還要下令，污之曰‘暴徒’！”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jié)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么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寫的謊語，不醉于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jīng)騙不過，打不死了�！�

　　這些文字毫不隱晦曲折，直截了當點名批評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慘劇發(fā)生后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開發(fā)表。

　　3月25日寫《死地》，發(fā)表于3月30日的《國民新報副刊》；

　　3月26日寫《可慘與可笑》，發(fā)表于3月28日的《京報副刊》；

　　4月1日，魯迅先生寫下了傳世的名篇《紀念劉和珍君》，發(fā)表在4月12日的《語絲》周刊74期。這篇文章因為編入中學(xué)語文教科書而廣為人知，我們永遠都忘不了——“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以及“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忘不了“三個女子從容地轉(zhuǎn)輾于文明人所發(fā)明的槍彈”時的“驚心動魄的偉大”，她們“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充分見證了中國女性的勇毅和臨難的從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常常為庸人設(shè)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在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

　　這些文字傳誦了70多年，感動了一代代的青年。我有時候常想如果不是魯迅先生在淋漓的鮮血面前寫下的文字，后世的人們也許根本就不知道劉和珍其人，這個年僅22歲就被殺害的女孩。

　　4月2日魯迅先生寫了《空談》，發(fā)表在4月10日的《國民新報副刊》。那些深刻的一針見血的議論即使今天讀來依然令我們觸目驚心——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zhàn)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zhàn)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尸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jīng)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zhàn)術(shù)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么大的損失�！保�

　　4月6日寫《如此“討赤”》，發(fā)表于4月10日的《京報副刊》；

　　5月6日寫《無花的薔薇之三》，發(fā)表于17日的《語絲》周刊79期。

　　在“三·一八”槍響后的一個多月中，魯迅先生接連不斷，連珠炮似地寫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槍一般的文字，并且公開發(fā)表在當時的報刊上。今天已經(jīng)沒有魯迅，也沒有《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和《語絲》。一個殺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魯迅，有了魯迅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的民族便還有希望。殺人果然可惡，但沒有魯迅更加可怕，一個民族的整體墮落以此為甚。

　　二

　　“三·一八”的槍聲一直回蕩在魯迅的耳邊，烈士殷紅的血跡一直晃動在他的眼前，所以他才會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里一再提起這件事。但是如果說當時除了魯迅就再也沒有人站出來譴責屠殺了，那不是對歷史的篡改就是對歷史的無知，還是讓我們抹去歲月的灰塵，讀一讀1926年3月18日槍響之后那些發(fā)黃的報刊吧。

　　 和魯迅走了一條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這個以苦茶隱士自我解嘲、寫小品文的作家，他的憂憤雖然沒有他的哥哥來得深重，但對于“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壞”他同樣的悲痛。

　　“三·一八”第二天周作人就寫下《為三月十八日國務(wù)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不僅指名道姓、憤怒地譴責段祺瑞等殺人者，對無動于衷、至少袖手旁觀的國民軍也毫不客氣。他連續(xù)在《京報》副刊發(fā)表《對于大殘殺的感想》、《可哀與可怕》等文，為學(xué)生劉和珍、楊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對“不知哀矜”男女感到可怕。

　　第五天他寫下了《關(guān)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發(fā)表在3月29日的《語絲》72期），譴責“這回執(zhí)政府的大殘殺”，“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 他說：“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紀念死者�！彼�的文字還是平穩(wěn)而不是激烈的，但對死者的追念，對政府的譴責、抗議則沒有什么兩樣。

　　4月5日《語絲》73期發(fā)表了周作人《新中國的女子》，對犧牲學(xué)生給予極高評價，“最可佩服的是女學(xué)生們的勇敢”，與《紀念劉和珍君》一樣熱情地謳歌“新中國的女子”。

　　5月24日他還在《語絲》80期發(fā)表的《閑話四則》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跡，結(jié)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這是對的，因為這是唯一適當?shù)膶Ω斗ā！边@些話雖然沒有魯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滅亡”來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時刻也沒有沉默，他幾乎參加了每一場追悼會，并送去哀憤的挽聯(lián)。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還在《語絲》81期發(fā)表《死法》一文，6月28日他又寫下“百日”祭文（發(fā)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報·副刊》），稱“‘五四’是解放運動的開頭”，“‘三·一八’乃是壓迫反動的開始”。

　　面對“三·一八”的槍聲，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當時無數(shù)的知識分子一樣沒有被嚇倒，而是勇敢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守住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底線、人道的底線。這個周作人和我們習(xí)慣中所了解的那個隱士、漢奸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重讀那些遺忘已久的文字，簡直不敢相信出于周作人的手筆。

　　“三·一八”的槍聲，青年殷紅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銘心刻骨的記憶。所以，他才會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當國民黨“狂熱地討赤”，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將他保存的燕京大學(xué)魏士毅烈士紀念碑的照片交給《語絲》發(fā)表。20年后，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里不無蒼涼地寫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尸體，身上蓋著一層薄雪……�！鄙踔�40年后，他還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記里寫著：“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xiàn)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北瘺鲋畾饣\罩了他的整個生命，他也在隨后到來的民族浩劫中喪生�？梢哉f“三·一八”的噩夢纏繞了這位知識分子整整一生。

　　三

　　溫文爾雅、以寫《荷塘月色》著名的朱自清先生，時為清華學(xué)校老師的他也參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會游行，親身經(jīng)歷了從死尸堆里爬出的血腥一幕。作為屠殺的見證人，1926年3月23日，他在屠殺后五天內(nèi)就憤怒地寫完了《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他說：“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他要國人“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因此他詳盡地記下了那駭人聽聞的公開殺戮，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感所聞。槍響之時，他還以為是空槍，直到鮮紅的熱血滴在他的手背上、他的馬褂上，他才清楚屠殺發(fā)生了。他說，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鮮血的“紅色我永遠不忘記”，那近在耳旁的傷者的“呻吟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清楚地記下光天化日下的獸行，為歷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貴記錄——

　　“有些人雖幸免于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
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zhàn)栗��！據(jù)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于逃出門時被一個衛(wèi)兵從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衛(wèi)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袴為止”。

　　他還記下了值得紀念的兩件事：

　　“一是清華同學(xué)韋杰三君（他現(xiàn)在已離開我們了�。┦軅�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xué)冒死將他抬了出來；
一是一位女學(xué)生曾經(jīng)幫助兩個男學(xué)生脫險。這都是我后來知道的這都是俠義的行為，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在那場慘劇中，他的學(xué)生韋杰三被罪惡的子彈擊中，挨不到三天，在一個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48）他的微笑就永遠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淚寫出《哀韋杰三君》（發(fā)表于4月9日的《清華周刊》）。他反復(fù)地說——韋杰三是一個可愛的人，反復(fù)地說起韋杰三的微笑。他說“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門下電車時還見過韋杰三的最后一面，“也照平常一樣，微笑著向我點頭。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告訴人，他愿意親近一切；
我是不會忘記的。還有他的靜默，我也不會忘記�！睙o論多少年后，凡讀過這篇文字的人又有誰能忘得了韋杰三永遠的“微笑”呢？

　　四

　　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公祭大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xué)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睋�(jù)報道他說到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場學(xué)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時任女師大教務(wù)長、劉和珍的英文老師林語堂，在劉和珍她們被難的第三天就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發(fā)表在《語絲》72期），說自己經(jīng)過了“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jīng)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薄笆谴�表我們死的”�！�

　　“她們的死，于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于傷心淚下之余，應(yīng)以此自慰，并繼續(xù)她們的工作�？偛粦�(yīng)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涂生活。”

　　剛動過手術(shù)的梁啟超先生也在醫(yī)院對記者表示自己“極為憤慨”，認為“無論在任何國家，均非依法從嚴懲辦不可”，否則就是政府“自棄于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輕的詩人聞一多在《晨報》副刊《詩鐫》發(fā)表《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 以飽含深情的語言歌唱為自由、正義而血灑鐵獅子胡同的死難志士，稱“諸志士們?nèi)�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

　　五

　　“嗚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殺人亂如麻！

　　 …… ……”

　　劉半農(nóng)的詩句，經(jīng)趙元任作曲后傳唱全城，悲愴、低沉的旋律飄蕩在20世紀音樂史的上空。兩個文弱書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學(xué)者”的羽毛，不憚鐵血、子彈，唱出了一個民族無比悲憤的心聲，也成為衰亡民族不屈從于強權(quán)、暴力的見證

　　六

　　即使《現(xiàn)代評論》周刊，也并不都是陳西瀅式的“閑話”。主編王世杰的《論三月十八日慘劇》、主要撰稿人之一陳翰笙的《三月十八日目擊記》，一致抨擊軍閥政府的殺人暴行。身為北大法學(xué)教授的王世杰還在《現(xiàn)代評論》連續(xù)發(fā)表文章，明確提出法律制裁問題。他根據(jù)大量事實斷定“此次殘殺，是一種預(yù)定計劃，不是偶然發(fā)生的事實。段祺瑞以及其他參加殘殺計劃的決定的人，自然要與他土匪式的衛(wèi)隊，同為本案的責任者”。并一針見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與庶民百姓一樣受制裁嗎？”這個問題。

　　其他主要撰稿人許士廉、高一涵、陶孟和等也紛紛發(fā)表文章公開譴責政府，楊振聲和凌叔華則以“三·一八”為背景發(fā)表小說《阿蘭的母親》、《等》。翻開當年的《現(xiàn)代評論》，那個溫和的以自由主義為導(dǎo)向的知識群體針對“三·一八”慘案發(fā)出的聲音和其他優(yōu)秀知識分子并沒有什么兩樣，歷史的真實面目就是如此。

　　七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還是邵飄萍辦的《京報》，連篇累牘地發(fā)表消息，廣泛深入地報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報》第二版刊出題為《國民擁護國權(quán)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的長篇報道，副標題是“死三十余人傷二百人死傷確數(shù)容再詳細調(diào)查”（其時，如韋杰三君還輾轉(zhuǎn)呻吟于醫(yī)院中，并未斷氣）。率先公開報道了“國務(wù)院門前之屠殺”，“中彈倒地之男女甚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滿地皆血，哭聲震天�！辈⒖�登了70多位傷亡者的姓名、單位、籍貫、職業(yè)、性別及負傷的部位、傷勢等詳細情況。以血寫的事實把段祺瑞政府釘在了歷史的被告席上。

　　這一天，同時發(fā)表了邵飄萍先生連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還調(diào)整版面刊出了請愿代表撰寫的長篇紀實《民眾大流血之別報》，揭露慘案真相。

　　3月20日《京報》發(fā)表邵飄萍親筆寫的社論《可謂強有力之政府——舉國同聲痛哭，列強一致贊成》以及特寫《小沙場之戰(zhàn)績》，辛辣地嘲諷段祺瑞政府“以國務(wù)院為小沙場”，彈無虛發(fā)、尸橫滿院的“戰(zhàn)績”。同一天《京報副刊》發(fā)表了石評梅的《血尸》，幾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劉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報》發(fā)表《警告司法界與國民軍——段、賈等可逍遙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殺案要點》，這個普通報人、這張民辦報紙居然在當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緝拿要犯公開審判，使犯罪者伏法”這樣要命的問題。這恐怕是我們70多年后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天翻地覆，換了人間，時代和人物真的都不同了！

　　3月22日，《京報》發(fā)表《誅人類之蟊賊》、《敬告法大學(xué)生》等時評。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會團體、學(xué)校在北京大學(xué)大操場舉行萬人追悼會，悼念劉和珍、楊德群等47位死難英烈。邵飄萍親往采訪，并登臺演說，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殺害和平請愿的民眾。第二天《京報》作了詳細的報道。

　　3月31日，《京報》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道慘案真相，印刷30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僅僅從3月19日以后的12天里，《京報》就發(fā)表了113篇有關(guān)“三·一八”的消息、評論、通電、文章，平均每天10多篇，最多的一天達18篇。《京報副刊》也發(fā)表了魯迅先生等撰寫的有關(guān)文章103篇（參考《“三·一八” 慘案資料匯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中國新聞自由的先驅(qū)邵飄萍先生慘遭軍閥張作霖的殺害，他所創(chuàng)辦的永垂新聞史的獨立報紙《京報》也被封殺。但邵飄萍和《京報》所留下的極為珍貴的精神遺產(chǎn)永遠不該被遺忘。

　　八

　　這是1926年3月18日，軍閥殺害了47人之后，新聞界和知識分子們的群體反映。軍閥雖有殺人的武器，卻也奈何不了知識分子們手中的筆，他們在青年男女們淋漓的鮮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寫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過這些熱血文字，我們依稀看到了這個民族的面孔，在獨裁政府開槍殺人之后，本民族的優(yōu)秀分子，那些文學(xué)家、學(xué)者、新聞記者并沒有鴉雀無聲，在槍聲面前沉默了，而是公開地發(fā)出了正義的聲音。這是一個衰亡民族之所以沒有滅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這些本民族的精英人物能夠直面強權(quán)和暴力，堅定地捍衛(wèi)了人類的良知和人性的尊嚴，我們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年輕的劉和珍君們倒下去了，血泊淹沒了她們年輕的面孔，如果沒有她們的師長們站出來，寫下這些傳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應(yīng)該是檄文，也許我們將永遠無法追尋她們彗星般的足跡。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師們將和她們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冊。

　　正因為有了這樣優(yōu)秀的熱血青年，有了這樣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有了舉國上下社會輿論的一致抗議，盡管那個年代依舊黑暗，當時的花瓶國會還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學(xué)生的“首犯應(yīng)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
京師地方檢察廳進行調(diào)查取證，多少“維持一點司法獨立的精神，也替國民保存一點異于禽獸的人格”（周作人語）；
因此才有了國務(wù)院“閣員總辭職”，段祺瑞才被迫頒布了對死難家屬的“撫恤令”，段祺瑞政府也在1926年4月倒臺了，這一切離大屠殺發(fā)生還不足一個月。

　　那些死傷的青年學(xué)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見，但他（她）們都一樣深深地熱愛這個國家。那些老師輩的教授、學(xué)者、作家、記者、編輯，政見也許五花八門，對社會的關(guān)懷程度也有天差地別，有些根本不關(guān)心政治，但面對屠殺他們卻異口同聲地發(fā)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譴責殺人政權(quán)，這就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們的面貌。他們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筆，行使了天經(jīng)地義的抗議權(quán)，用自己的良心寫下了不可磨滅的輝煌一頁。發(fā)表他們文章的報刊，《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還有《晨報》（曾公布“三·一八”傷亡者名單），更不用說魯迅先生等辦的《語絲》周刊，甚至《現(xiàn)代評論》周刊都在“三·一八”槍響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也寫下了中國新聞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包括魯迅先生）都說“三·一八”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然而有了他們，有了這么多知識分子站出來譴責、抗議政府殺戮學(xué)生，有這么多報刊可以發(fā)表他們的言論，這個時代還不是最黑暗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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