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經濟、法制尚未完全現(xiàn)代化的祖國來說，政策不僅影響著商人們在富豪榜上的位置，也是影響一個草根家庭財務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巴菲特？不同立場者給出了或同或異的解釋。但我們知道，新型加轉軌的粗糙環(huán)境出不了巴菲特，卻出得了以政策為大米的碩鼠。翻開福布斯或胡潤的中國財富榜，里頭有一批又一批吃政策飯的富裕戶。政策的飯桌上有兩種食客：一種食客鉆政策的空子，比如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官倒”們鉆價格雙軌制的空子，以計劃外價格倒賣計劃內物資，出現(xiàn)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百萬富翁，草根沒有權力但有腦力和苦力，楊百萬們背著麻袋奔波于火車上，也抓取到了國庫券的地區(qū)間差價；另一種食客借政策的東風，比如上個世紀９０年代開始，借助各地政府賣地求錢的強勢，地產商人鉚足了勁砌墻蓋瓦，跟地方政府瓜分了土地增值的大頭，草根被排除在土地開發(fā)的門外，但若跟得緊也有大級別的套利空間。古往今來，中國富豪都繞不開政策這道門，遠的如以胡雪巖為代表的紅頂商人，近的如賣地賣礦中涌現(xiàn)的新富豪們等等，都在此列。對于經濟、法制尚未完全現(xiàn)代化的祖國來說，政策不僅影響著商人們在富豪榜上的位置，也是影響一個草根家庭財務的決定性因素。
　　說這些套話的原因是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審議通過了推進農村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人說農村土地流轉將釋放巨大的內需空間，有人說農村土地流轉潛在巨大的社會風險。我們可以不參與鴻儒們的爭議，但沒有權利忽視這樣一個假設：在城市基本完成資產體系的定價后，農村將開始大規(guī)模的資產定價運動，這既是農民也是城市居民財富再分配的機會。曾從浴盆跳到大街上的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地球。對于草根來說，政策就是撬動家庭財務的唯一支點。當然，我們不必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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