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的價值分裂是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地彌合這種分裂，在這分裂中有所堅持，有所行動，可能他就是我們杰出的代表 　　 　　美溪村在革命老區(qū)福建省長汀縣的山區(qū)里，去年五一才通公路。謝有順就在那里度過了沒有電燈的童年，現在每年回家一兩次，感情都很復雜，“在當下的語境中，在城市里奮斗發(fā)展的人，能有一個老家可以回，是很幸福的事�！钡瑫r，每個人的故鄉(xiāng)都免不了在淪陷，各種變化也悄悄發(fā)生，通路后就更加不可避免。
　　
　　從中等師范學校畢業(yè)后，他被保送到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按當時慣例，從哪里來回哪里去，大學畢業(yè)他應該回老家教書，那樣，他現在可能是長汀縣某中學的主任或校長。對于山村孩子來說，這已是不錯的出路，他的3個妹妹可是連上學的機會都沒有。但他卻放棄了分配的工作，在福州一家電影雜志做了兩年編輯，繼續(xù)著文學夢。
　　鄉(xiāng)下孩子對文學的認識，就只有四大名著。一直到上大學，他才接觸到各種文學著作、評論雜志、報紙以及音樂。頭回聽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反應是“原來還有這么好聽的音樂啊”，被同學傳為笑談。
　　也是在這個時期，他開始寫文學評論，而且一下就在各種學術刊物發(fā)表了，其中包括《文學評論》�！白咴诼飞�，遇到系主任，無端端說‘祝賀你’，我都不明白祝賀什么，也不敢問。我說，‘謝謝�！聊ダ习胩�，才知道是祝賀我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一篇長文章。原來在《文學評論》發(fā)表文章是件了不得的事�！�
　　工作之后，有一次到廣州，廣東作協(xié)的楊克把他推薦給創(chuàng)刊不久的《南方都市報》副刊主管陳朝華。正好福建的工作不如意，也有往外走的愿望，于是他果斷地留了下來。
　　至今，謝有順還很懷念在《南都》的日子。在那里，他經歷了一份報紙從創(chuàng)立到成熟的大半個過程，那種工作氛圍和工作精神塑造了他的信念，同時也完善了他對社會的理解。
　　工作之外，繼續(xù)耕耘文學評論這塊自留地，“把對文學的看法，對世界、對人類的看法表達出來”。他連續(xù)出版著作，很快脫穎而出，成為引人矚目的評論家。還是在讀的博士生，就當上了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博導。
　　然后就是“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這最初是《南都》創(chuàng)辦人程益中提出的，由他具體負責。詩人于堅的說法是：首屆文學獎頒獎活動恰好趕上“非典”猖獗時期。謝有順多次進入廣州機場可怕的候機樓，迎接每一個前來參加的嘉賓�！拔以谝蝗簢绹缹崒嵉陌卓谡种性俅我姷搅怂a地鮮明，消瘦，蒼白，忍著瞌睡……”
　　6年過去，這個獎已成為華語文學界的一個重要獎項。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里，謝有順作為負責人，一直小心翼翼地協(xié)調著各種關系，因為“任何一次評獎背后都很復雜，利益和關系的糾葛，稍微處理不慎就會發(fā)生傷害”。文學獎有固定評委，記名投票，討論過程請記者和公證員到場，讓結果和投票人直接掛鉤。謝有順認為，這樣，大家就要對手里的投票權負責，“把非文學的東西推到外面”。
　　文學評論這個本行，和大學時比起來，一些微妙的改變也在悄然發(fā)生。“年輕時候有說話的強烈渴望，顧忌很少。那時候的文章看起來激情，但嚴謹的、經得起推敲的東西很少�！爆F在鋒芒漸收，“越寫越發(fā)現可能要通過更多元更復雜的方式來呈現它，不再急于把結論簡單地說出來�！�
　　這位山里出來的青年在中國文壇正越來越體現出自己的影響力。但他仍很自謙，“文學研究需要一個積累的過程，早年能寫出有個性的文章的人也不是非常多，我是討了年輕的便宜�！�
　　文學一直在我們的生活中
　　人物周刊：“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跟國內其他文學獎有什么區(qū)別？
　　謝有順：我們沒有刻意和別的文學獎比較，只是覺得可以通過報社這樣一個平臺，通過我們獨立的評選程序、藝術眼光，辦一個具有一定覆蓋面、影響力和專業(yè)性的獎，一點都沒有跟人家競爭的意圖。
　　人物周刊：為什么評委是固定的，而且還記名投票？
　　謝有順：這是一個持續(xù)的、每年都要辦下去的獎，所以我覺得不宜頻繁更換評委。如果這個獎每年更換評委，并且匿名投票，也不知道誰投了誰，權力就被濫用了。每年都是那幾個人，過程又非常清楚，肯定就要承擔一定責任。
　　人物周刊：這些年拿大獎的都是80年代成名的作家，最近幾年很少有重要作品。
　　謝有順：這跟這個獎的理念有關系。大獎帶有一點終身成就獎的意味。
　　現在文壇的中堅力量仍是他們。不能為了有意推舉新的力量，而忽視中堅力量的文學成就。其他單項獎只看當年度作品的影響。
　　人物周刊：現在你怎么理解文學的角色？
　　謝有順：不要簡單地把文學理解為小說詩歌散文，我覺得文學是一種情懷，也是一種修養(yǎng)，代表著我們的審美水平。從這角度來看文學會分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今天很多廣告語里面有文學的因素；網上的很多帖子相當于文學寫作；包括今天媒體的表達方式很多都來源于文學。以前中國的“文”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比如禮儀、書信、書法都是“文”。
　　人物周刊：純文學的影響力沒有那么大了。
　　謝有順：我不這么悲觀。文學一直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你去書店看看，擺在最醒目位置的還是文學；哪怕街上賣的盜版書，很多也是文學書。文學依然影響著民眾，我們不能藐視這樣一種載體，應該善用它。
　　我總在思考，文學是否有可能重新影響社會、影響人心。文學是最感性、最大眾的媒介，如果希望將中國文化的精髓，最大限度跟民眾對接，那就不能忽視文學和文藝。
　　你讓民眾直接去讀莊子去讀朱熹是很難的。文學比較直白，比較感性，經過文學載體轉化，很多中國文化精髓是能進入大眾層面的。
　　
　　謝有順答《南方人物周刊》問
　　Q：你對自己的現狀滿意嗎？
　　A：我是個對現狀從來都不滿意的人。物質上我很容易滿足，我來自農村，對我父母來講，我已經過上了很好的生活。不滿是因為不能過得更好，總有很多事情分解你的時間、精力，感覺是在隨風飄蕩、無力。
　　Q：對你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你有何心得可以與他人分享？
　　A：談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如果要談心得，我覺得有兩個字很重要，那就是“鄭重”。梁漱溟先生認為人生有幾種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是厭棄的、逃避的，一種態(tài)度是逐離的，還有一種就是鄭重的，既重視當下，又不僅僅活在當下，懷有理想、對未來還有想象。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鄭重對待這些人和事。
　　Q：對你父母和他們的成長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們嗎？
　　A：了解很多都是間接的。后來讀了很多的文學作品、做了研究專題，自然會對他們的歷史有興趣。我喜歡跟我老家的長輩聊天說話，也能得到很多資訊。那是個公共意志取代個人意志的時代，我能理解他們的無力與無奈。
　　我挺慶幸我們這代人還有可能守護自己的內心。這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很多人將自己的無所作為歸咎于時代，他們總是在想象一個黃金時代。我覺得這是自欺欺人，你的黃金時代就是當下。我強調實踐、強調做事，這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責任。
　　Q：你對這個時代有什么話不吐不快？
　　A：這個時代令人感慨萬千。我們的生活更多元化，但多元化背后是淺薄化，對任何莊嚴的、鄭重的東西沒有興趣。一個時代只有娛樂和調侃，沒有莊嚴鄭重是令人擔心的。我覺得應該恢復一部分人對崇高莊嚴的興趣。
　　在這個時代奢談信念和理想是可笑的�，F在談論身體并不隱私，談論靈魂才是。在任何場合你大膽談論身體，人家不覺得奇怪，一談論靈魂人家就覺得非常奇怪。靈魂成了難以啟齒、難以言喻的東西。人被解構成為肉身的人、平面的人，沒有人之為人的縱深感、沉重感。
　　Q：你覺得你的同齡人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A：我們這一代人在分化，很難概括。很多人沉迷身體的狂歡和欲望的放縱，但也有一部分人在覺醒，思考我們如何過得更好，我們的心如何更有質量。我們這一代人的價值分裂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是同時代不同人之間的分裂，一個是自我內心的分裂。我覺得分裂考驗我們，最大限度彌合這種分裂，在這種分裂中有所堅持，有所行動，可能他就是我們杰出的代表。
　　Q：你認為什么樣的人稱得上是有領袖氣質的？在世的人當中，你最欽佩的是誰？你的同齡人中夠得上青年領袖的還有誰？
　　A：我覺得領袖應該擁有信念、智慧和行動3個方面。首先是有信念，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將自己所要的與社會所要的對接。另外他必須是有智慧、有創(chuàng)造力的，還能夠通過他的智慧，把他所創(chuàng)造的，用有效的方式跟社會對話。
　　我非常欽佩金庸。他的小說涵括政治、經濟、文化、時代，不僅是寫一地一事，而且寫一個國家，甚至幾個國家政經的各個方面。這種能力和氣象、有穿透力的激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缺乏的。
　　“領袖”這詞太大太沉重。我們這代人還在成長的階段，很難列出什么人選。已經有一批人成長為社會中堅力量，你說他是領袖，我想很多人不服氣。因為這個詞有特殊的含義。當然我們也沒必要把這個詞看得那么沉重，不要太當回事，可以把它看作一種景象。
　　Q：責任、權利和個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個？
　　A：我覺得這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三者有一種內在聯系。就我來講，所有的權利在于表達自我的自由，這是最根本的權利。表達過程中就會產生責任的問題。我的書和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應該跟我堅持的信念，和諧、默契。
　　Q ：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一部電影？
　　A：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圣經》。我對《圣經》特別有興趣，不只是因為信仰，也不只是因為它優(yōu)美的話語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對世界的認識是根本性的，能夠讓人回到原初，回到根本問題�，F在的書很少在根本性問題上對人產生啟發(fā)。像《圣經》，還有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的典籍，都帶有根本性原初性的力量。電影我最喜歡《肖申克的救贖》，它表現出了人無與倫比的堅韌、勇氣、信念，有種莊嚴的力量，人是不能被輕易打敗和摧毀的。
　　Q：你幸福嗎？有沒有不安？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A：我沒有權利說自己不幸福。我特別在乎的是家里人的感受，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將我看作是可以承擔的力量，無論是經濟也好其他方面也好，我都承擔著一種基本責任。根本上講，我是個悲觀主義者，但我們依然無法忽視塵世的幸福對我們的感召，所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個抽象世界。
　　不安和擔憂一直伴隨著我。在這樣紛擾的時代，讓自己的心清靜下來、堅守信念很難。真正的困擾來自如何把握自己的內心和持守自己的信念。一個文化人如果在這點上潰敗就被連根拔起了。我不斷地提醒自己，保持一種對抗的力量。我常常想起王陽明的話――“持志如青松”。
　　
　　謝有順1972年出生，新銳學者、文學評論家。有《我們內心的沖突》、《我們并不孤單》、《話語的德性》、《身體修辭》等著作。自2003年起，主持“華語傳媒文學大獎”。2006年起，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他是最新銳的批評家，用眾多著作表達他對當下的看法；他也是最鄭重的評獎人，以“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為媒體獨立評選文學獎樹立風范。他仍相信文學的力量，相信“應該恢復對崇高莊嚴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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