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年中，我來到《人物周刊》，從在一本專業(yè)的科學雜志里努力關注些人性的東西，變成了在一本專業(yè)的人物雜志里努力注入些科學，恍惚間，我有時甚至會懷疑，我是不是站到了自己對立面去了。
　　我嘗試進行著某種與科學家的對話，單純地、不涉及國家與民族，也不關心意識形態(tài)，我們只關心科學，她的發(fā)展、結(jié)論，圍繞她的那些困惑與迷�！�…我想知道，科學家們在想些什么，我也想知道，在中國，這種討論是否可行，是否有必要？
　　最初，我嘗試去找那些有趣兒的，卻發(fā)現(xiàn)，大部分中國人其實并沒有精力去欣賞那些理科生身上的有趣，于是，我去找那些重要的。
　　采訪碘鹽的問題時，在一個我自認為已經(jīng)掌握了足夠資料的下午，我撥通了一位老科學家的手機。接通電話后的第二句話，我告訴他，我要找人談碘鹽。老先生頓了幾頓，用命令的口氣回答：“我現(xiàn)在用手機，效果不好，不利于你錄音，掛掉這個電話，5分鐘內(nèi)，你打我的固定電話，可以談15分鐘，30分鐘后我要出門�！�
　　15分鐘里，老先生言辭激烈，基本上都是些劈頭蓋臉的批評，間或幾個有點出入的小細節(jié)。如果我氣場更強，反應更快，或者經(jīng)驗更豐富些，我應該可以讓對話變成一場激烈的交鋒，整理出來，也該能夠吸引眼球。最關鍵的是，我有錄音，對方也知道我在錄音，不違反任何職業(yè)規(guī)范。
　　可是，當我看過所有關于這個事件的數(shù)據(jù)和材料之后，我覺得，受訪者的態(tài)度已經(jīng)變成了最不重要的東西。一群不善表達的科學家、一個本就有點過于復雜的問題，再加上瘋狂追逐利益的企業(yè)和半心半意監(jiān)管的政府，終于，讓公眾的認知與客觀的事實愈行愈遠。尤其是，當一樣東西明顯對我們的對立面有益時，對我們自身，它的利弊就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文章刊出后，網(wǎng)絡上的反應五花八門。一位同行發(fā)問：究竟要寫讀者們喜歡的，還是告訴他們正確的？好吧，對這個問題，就不敢深想了，我只是嘗試尋找一些更專業(yè)的聲音，作為某種補充，或是平衡。
　　比較高興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我接到了那位老科學家的電話，要我那篇文章的PDF版，說是要附在給衛(wèi)生部的上報材料中。那天，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當我在上海的那家實驗室時，常被分去做一些信息整理和收集的工作。當時的要求是，兩周之內(nèi)，要變成世界上對這個領域了解最多的人之一――對聰明人來說，這不難。但我顯然不是什么聰明人，大部分情況下，我是個在組會發(fā)言中漏洞百出，被問得沒有還手之力的差生。畢業(yè)很多年后的這一天，我好像終于戰(zhàn)勝了那種恐懼。
　　這一年里，我把大部分注意力投入了公共衛(wèi)生方面，雖然，在光怪陸離的2010年，那些關乎生老病死的糾結(jié)，遠不是中國的主旋律。一天，新來的編輯滿懷歉意地通知我，某篇文章因為版面要放其他更熱門的新聞，需要被拿下，我反倒安慰他：科學類的新聞通常轉(zhuǎn)一個圈還會回來的。
　　在這一年快要結(jié)束的時候，編輯認為我應該去寫?zhàn)堃愫椭袊�的科技政策�?008年的那個夏天，我曾經(jīng)作為特約記者約過饒毅先生的采訪，編輯把上萬字的文章刪到了3000字，最后還是很抱歉地告訴我，現(xiàn)在還不是刊出的時候，尚需等待時機。
　　我等了兩年。兩年間，中國發(fā)生了很多事情，從科學家到公眾和媒體。我那篇初稿的題目為“改革者饒毅”，饒先生作了修改，并加標注說：改革這個詞，在中國不宜提。而到了上周，他在閱稿時，親自把文章題目改作了“溫和的改革者”。
　　定稿那天，編輯很是詫異地問我：我覺得很好呀，怎么當年就沒有上呢？這個問題，我也一直在思考，答案應該是，兩年前，很多東西還沒有長大，而在最近的兩年間，很多東西成長起來了。
　　采訪《科學》的主編艾伯茨時，他說：很高興你們會對科技政策感興趣，這是關乎一個國家未來的東西，應該得到關注。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嗎？但愿如此。
　　 （李珊珊，本刊記者，2010年代表作有《碘鹽，那些事實與誤讀》、《饒毅 中國科學界的“鯰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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