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到大陸，從象牙塔學者到學術明星，從西方到東方。正是這樣一種錯綜復雜，成就了傅佩榮作為一個審視國學熱潮的標本意義。 　　 　　傅佩榮的演講和簽售會，人滿為患。他說，追捧國學，總比追捧明星要好。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國學只是在象牙塔之內(nèi)為學者熱倡，尚未走向民眾，傅佩榮作為臺灣大學哲學系主任，是“弘揚中華文化”的推波助瀾者。
　　從2005年至今，傅佩榮解讀《論語》、孟子、老子、莊子、《易經(jīng)》的書籍在大陸不斷出版。待他走紅之后，書的封面上多半少不了他的上半身特寫攝影，或者西裝革履，或者一件紫紅色的唐裝，猶如耀眼的大商標。
　　對于內(nèi)地讀者來說，他們更樂意稱呼傅佩榮為“臺灣版于丹”。這一點讓自認為在臺灣已經(jīng)成名30年的他很不滿意。
　　這位從臺灣來，搶灘大陸國學市場的“國學演講明星人物”，對于國學熱現(xiàn)象的啟示意義，有很多。縱向看，與恩師方東美、余英時等著名學者聯(lián)系在一起；橫向看，也與于丹、易中天在一起。前者是知識界德高望重者，后者是商業(yè)媒體的寵兒。
　　在傅佩榮的成名路上，還可以看到這些轉(zhuǎn)變：在大學時原本學的是西方哲學，中途折返到國學；然后，乘著國學春風，揚名大陸；從象牙塔學者搖身變成學術明星……也正是這些錯綜復雜的變化，成就了傅佩榮作為一個審視國學熱潮的標本意義。
　　一個春日的下午，臨近傍晚時分，天穹開始失去光澤。這已是他在當天下午的第三場受訪，他勉力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力圖讓疲憊隱藏在臉后。在媒體與公眾面前，他力圖維持此種形象：儒雅、睿智、謙和。
　　這是一個善與話筒鏡頭為友的現(xiàn)代公共人物。
　　
　　別叫我“臺灣于丹”
　　任職臺灣大學哲學系主任時，傅佩榮在臺大開設的“哲學與人生”課程，講了17年，被推選為最優(yōu)通識課。臺灣《民生報》評選他為大學最熱門教授，他獲得臺灣地區(qū)教育主管部門頒發(fā)的教學特優(yōu)獎。
　　校園外更是頻頻見他的演說。對中西哲學中人性論的比較闡述，是傅佩榮在學術界的成績。
　　在臺灣，將國學推向大眾，連傅佩榮在內(nèi)是有一批人的，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王邦雄，都是能言善道的人。只是到了中國大陸，唯獨傅佩榮被大眾熟知。
　　國內(nèi)出版的第一本傅佩榮著作，是東方出版社在2005年1月的《哲學與人生》，書的封面，畫著一個抽象的人腦在接受知識。
　　傅佩榮第一次來大陸公開演講，是在2006年9月。線裝書局將傅佩榮對《論語》、孟子、老子、莊子、《易經(jīng)》的解讀，分別成書五冊，構(gòu)成“傅佩榮解讀五大經(jīng)典”，一并出版。圖書策劃公司基于新書宣傳的考慮，給傅佩榮安排了演講場所，并聯(lián)絡媒體，營造出迎接傅佩榮的氣勢。
　　那一趟行程，他先后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地出席演講。十天時間，六個城市十所大學。兩年后，這些大學都開設了與國學有關的院系或課程。
　　當傅佩榮忙著進軍大陸時，也是“國學超女”于丹的成名期。
　　2006年的“十一”假期，央視 《百家講壇》連續(xù)7天播出“于丹《論語》心得”，讓這位北京師范大學的教師一舉走紅在大眾面前。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傅佩榮與于丹的名字常常被聯(lián)系在一塊。《百家講壇》曾計劃《論語》的講習安排，于丹7集，傅佩榮30集，但于丹一上鏡便轟動全國。
　　主播方因勢利導，取消了傅佩榮的《論語》檔期。
　　傅佩榮在2008年年底向媒體大眾解釋了這件事，但被媒體渲染成了“我被于丹擠出《百家講壇》”的陣勢。
　　在《百家講壇》遭遇滑鐵盧，并沒有阻斷傅佩榮在大陸的國學成名路。
　　彼時，學術界尚未在五四的“反傳統(tǒng)”、80年代的西方學術熱、90年代以來的國學復興之間，找出合理的邏輯與線索，“國學”卻迅速成為了公共媒體與出版界的寵兒，畫著古典的妝容，站在勵志、成功學、“心靈雞湯”的序列中。
　　乘著國學的通俗化演說大紅大紫之春風，傅佩榮也逐漸走紅。他先是在《百家講壇》講《易經(jīng)》、《孟子的智慧》，然后在山東衛(wèi)視錄制《論語三百講》，一發(fā)不可收。
　　傅佩榮說自己未曾從學術角度對于丹做過任何評價。每當有人逼著他擠出對于丹的看法時，他便轉(zhuǎn)換角度，從傳播推廣的意義上肯定于丹的成就。
　　但粉絲們一廂情愿將“臺灣版于丹”的稱呼冠在他頭上。 2009年上海書展上，傅佩榮不掩其怒，公開聲稱：“別叫我‘臺灣于丹’，我在臺灣已經(jīng)成名30年了！”
　　
　　從西方至東方
　　傅佩榮出生在1950年的臺灣，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他從小深受影響。大學本科階段，他在輔仁大學哲學系，學校的課程設置和自己的閱讀，都是以西方哲學為主。
　　考入臺灣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專業(yè)依然是哲學系就讀。在這里，他邂逅到了感恩不盡的方東美。
　　“方先生的學問好得不得了，他講課時我用八個字形容他，天馬行空，畫龍點睛。就是無跡可循，一下講這個，一下講那個，因為他學問太好了，隨便講都是融會貫通。聽不懂怎么辦，他會畫龍點睛，到關鍵的地方點一下，說這是我們的重點�！� 一談起方先生，61歲的傅佩榮眉飛色舞。
　　年輕時的方東美，為師嚴厲，他最有名的三個弟子，陳康、唐君毅、程石泉，在多年后仍對授課情景心悸不已。但到了晚年教導傅佩榮一輩的時候，老人已經(jīng)失去了年輕時的盛氣，傅佩榮覺得這位老師就像爺爺，把學生當做孫子輩對待，非常寬容。師生一起開玩笑、吃飯、郊游，乃至學生成家立業(yè)、小兒取名，都少不了老先生的大駕光臨。
　　方東美講柏拉圖、康德，也講儒家、道家，這讓傅佩榮開始對自己重西方、輕東方的哲學知識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了動搖。
　　1977年，方東美去世。1978年，碩士畢業(yè)后又完成短期兵役的傅佩榮回到臺大，做了一名講師。兩年之后，他前往耶魯大學宗教研究所學習，以西方哲學為主。在耶魯，他遇到了余英時，并在余英時的指導下，完成關于中國哲學的論文。
　　每周，傅佩榮會在一個規(guī)定的時間里和余英時見面，報告近階段的讀書心得，余英時則規(guī)定書和文章讓他讀�！奥犓�上課時，討論問題時有壓力，他拿著煙斗，不太抽，親親煙斗，看看天花板，聽你講話，你講錯了就看你一眼�！�
　　回到臺灣后，傅佩榮開始思索，如果自己要在學術上有創(chuàng)新的話，無法在西方哲學領域內(nèi)與西方人匹敵，人家具有語言上的先天優(yōu)勢。他開始將中國哲學作為研究重點，“我就說如果我繼續(xù)教西方哲學，我就永遠跟著西方人后面跑，西方哲學的主戰(zhàn)場不在中國，在西方。我研究中國哲學，我還有點希望，將來在這個領域有發(fā)言權�！�
　　于是，他的研究軌跡從儒家開始，到四十多歲的時候開始研究道家，五十多歲開始研究《易經(jīng)》。不過，他并沒有將已學得的西方哲學拋棄或者否定，只是研究精力的轉(zhuǎn)移。
　　傅佩榮與同樣在臺灣從事哲學研究的沈青松一起創(chuàng)辦《哲學雜志》，這曾是臺灣哲學界中的一份重要刊物。雜志在2005年5月暫停出版。
　　但得以讓傅佩榮占據(jù)大陸市場的，主要是他的解讀《論語》、老子、《易經(jīng)》、莊子、孟子書系。從學術研究到心理治療、勵志成才，格外強調(diào)“圓融一貫”的傅佩榮，填補了時代的人心空虛。批評他的人，謂之在“學術滑坡、文化虛無”的時代吟誦廉價的凱歌；褒揚他的人，稱其勇于突破象牙塔之圍，將學術通俗化，以構(gòu)建當代中國道德價值體系。
　　
　　國學時代
　　是對經(jīng)典的解讀，還是對經(jīng)典的歪曲？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守望，還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玩弄？當于丹將《論語》中的“小人”解釋成小孩的時候，一語既出，臺下嘩然。
　　沒有受過長年累月的專業(yè)學術訓練，以一個業(yè)余者的身份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玩票，大師們，你們到底是在演講還是在搞傳銷？質(zhì)疑聲撲面而來，斥罵聲洶涌不斷，反對的聲音不僅僅針對最出名的于丹，還對整個國學演講領域，那些在新時代里被有意無意披上“國學大師”衣帽的人們。
　　傅佩榮受到的沖擊較少，聽眾們或者普通研究者對他暫無硬傷和破綻可找，學者們又表示對他在內(nèi)的淺薄演說了無興趣，不值得爭議。席卷而來的口水和板磚，仿佛都回避了他。
　　但是，作為“國學熱”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表征之一，他的身影始終被一個值得反思的社會歷史背景所映襯�！皣鴮W”這個詞，聲勢浩蕩卻面目模糊，且日益向雞湯化和產(chǎn)業(yè)化靠攏。
　　從思想史或者概念史來討論它，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術它無所不包，而當我們轉(zhuǎn)向日常閱讀生活經(jīng)驗的時候，“國學”這個詞，往往和錢穆、陳寅恪、顧頡剛、余英時等著名學者聯(lián)系在一起，也與于丹、易中天、傅佩榮聯(lián)系在一起。
　　前者是知識界的耆宿，百尺樓臺之學問，積多年之功力；后者是商業(yè)媒體的寵兒，口若懸河，高出場費。此種光怪陸離的比照，成為我們討論國學時復雜的情緒背景。
　　傅佩榮年幼時期，臺灣的國學氛圍很好。1949年大陸政權交替之際，民國時期中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遷到臺灣，包括國學大師輩出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此外尚有臺灣大學里的一些著名國學教授，如方東美、屈萬里、歷史系的沈剛伯等。在大師薈萃的風景線，中國傳統(tǒng)學術文化矗立成一座宏大殿堂。
　　然而傅佩榮讀中學的時候，臺灣一邊在政治體制轉(zhuǎn)型之路上慢慢完成自身嬗變，一邊在思想與學術領域開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哲學教育完全西方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尼采等人的學說流行起來。而國學，僅作為一種文化的故鄉(xiāng)，通過中學必修課文，透露故鄉(xiāng)存在的信息，以增臺灣的少年“炎黃子孫”的遙遠身份感。
　　這些在幾代人記憶中泛黃的教科書，留給傅佩榮的印象很淡漠，“都是朱熹的注解，老師教得僵化，能有什么好感。”和同學們一樣，傅佩榮只有到考試前夕才臨陣磨槍背誦，對國學更加興趣索然。直到在臺灣大學遇到方東美，他才被喚起對東方文化的熱情。
　　只是，他自己未曾料到，當年立志想在“中國哲學領域有發(fā)言權”，變成了現(xiàn)在“國學演講明星人物”。
　　一種文化在時空上經(jīng)歷斷層之后，往往能在一段時間內(nèi)，喚起身在其中的人們對其研究的熱情與渴望。傅佩榮與國學由近及遠，復又由遠及近，糅雜了很多因素，社會政治文化的發(fā)展為其一，個人生平偶遇為其二。
　　傅佩榮在去年出版了《一本書讀懂西方哲學史》（中華書局2010年10月版），在內(nèi)容形式上通俗、簡單。但是與他對孔孟老莊的解讀書籍相比，這部書在市場上毫無迎戰(zhàn)之力，尚未來得及喊出失敗的痛楚聲，便被國學大軍的書海卷走了，無聲無息地。
　　他搖搖頭，說這本書沒有得到宣傳，市場反應冷淡�？墒桥c國學的動物兇猛狀比較，一本談論西方哲學的書，宣傳了又能達到怎樣的效果，不容過于樂觀。
　　在這場左右手互搏的比武中，傅佩榮是躊躇滿志的勝者，也是落荒而逃的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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