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垃圾焚燒正從單純的環(huán)境問題轉向城市治理的新公共危機，垃圾分類被當做解決危機的一劑良藥，但設計一套垃圾分類和收集方案，事關所有家庭、小區(qū)、社會、企業(yè)和政府。 　　南都周刊為此專訪了王維平、黃小山、毛達，三位不同背景，卻長期關注垃圾處理問題的專家，一起探討垃圾分類離中國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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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廣州正式實施國內首部城市垃圾分類管理法規(guī)，在大多數小區(qū)連分類垃圾桶尚未準備，許多居民不知道垃圾分多少類，街道經費不足沒有分類垃圾車的情況，這部突然降臨的法規(guī)能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
　　黃小山：首先，我認為出臺法規(guī)是沒有錯的，垃圾分類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客觀上說中國十幾億人都會波及，在這么一件大事上，沒有立法是不可想象的。
　　但僅有立法又是不夠的，關鍵還得有靠譜的實施方案。否則，居民費心費力分好垃圾，政府又全部混到一起，運到填埋場和焚燒場處理完事，就變成“脫褲子放屁”了。
　　王維平：從國際上看垃圾分類也是比較復雜的，比如，日本垃圾分類了12年， 還有17%的人不按規(guī)矩倒，居民垃圾分類率也只有80%左右。德國垃圾分類了10年，目前還有22%的人不按規(guī)矩倒，居民垃圾分類率也只有70%左右。
　　所以，去年北京起草的法規(guī)就規(guī)劃了5年的適應期，今年年初我們又取消掉類似廣州的罰款規(guī)定，在居民還不清楚垃圾如何分類的情況下，貿然實行不可能的罰款，是一件既不嚴肅，又打擊居民熱情的事。
　　毛達：垃圾分類看似簡單，其實取決于每一個人的價值取向、道德水平和生活習慣，也取決于一地的市政部門能否設計出適合該地大多數人的分類和收集方案。
　　事實上，公民參政議政能力比較強的發(fā)達國家，推行垃圾分類都不容易，廣州僅僅出臺條例而又沒有拿出可行方案，這不可避免將出現北京的曲折反復。
　　北京最早做垃圾分類的大乘巷1號院，奧運結束后, 一年也只做五六次廚余垃圾收集與清運，主要是就為了做宣傳，平時都是垃圾混裝，這樣的垃圾分類，其實是假的垃圾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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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二五規(guī)劃期間，廣州市要在五年內，新建11座垃圾處理設施，其中7座焚燒廠、2座填埋場、2座生化處理場。花費大量資金在垃圾處理硬件設施，會不會違背垃圾分類是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意義？
　　黃小山：如果政府是真心誠意實行垃圾分類，那么以現有垃圾量修建的焚燒廠，很可能就將面臨“喂不飽”的窘境。
　　按照國際經驗，垃圾分類都將減少垃圾量。比如日本在實行垃圾分類10年后，東京垃圾年產量相比20年前減少了一半，而這也導致東京的25座垃圾焚燒廠中，竟有10座因無垃圾可燒被迫關閉。廣州垃圾分類真的有效果了，一些焚燒廠無用武之地，等于變相浪費納稅人的錢。
　　王維平：2009年，我從北歐考察回來，就寫信給北京市長，國外一般對垃圾處理的投入分為三個部分：垃圾減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也就是這些處理設施占1/3, 通常2/3的資金，用在垃圾處理之前。而我們目前90%以上的費用，都用在末端處理垃圾上，實際上這是不合理的。
　　無論什么樣的垃圾處理方式，均會對環(huán)境造成影響，只是看能否控制在安全范圍內。
　　垃圾分類主要不是為了燒，而是通過分類來回收利用有用物質，從而極大地減少末端的處理量。因為垃圾是污染物，如果污染物減少了，那么處理量低了、處理成本低了，環(huán)境污染的風險也降低了。
　　毛達：在中國，比如北京每年投在垃圾分類上的專項資金只有2000萬元，但一個垃圾焚燒廠的投資就超過8個億，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其實搞垃圾的人清楚，解決垃圾問題的根本點不是最終如何處理它們，而是如何發(fā)展循環(huán)經濟，也就是通常說的“3R”原則――reduce(減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環(huán))，首先就是在源頭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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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來，當垃圾分類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時，政府仍然將化解垃圾危機的希望放在焚化爐上？
　　黃小山：建立一個焚燒發(fā)電廠，是能夠拉動當地GDP上升，帶來效益的。同時與垃圾分類回收這些腳踏實地、吃力不討好的苦活相比，建焚燒廠實在是輕松多了。
　　王維平：在垃圾處理問題上，政府面臨什么樣的困難，應該首先與公眾建立有效溝通機制，讓公眾信任政府。比如芝加哥以前也是垃圾圍城，城市公示要建垃圾焚燒廠，結果引來市民反對，于是政府就與市民代表協商，未來三年芝加哥市民做到了垃圾減量，就不建了，如果做不到就另當別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廣州市政府應該更加開誠布公告訴廣州市民與企業(yè)，對于垃圾分類的規(guī)劃。
　　 毛達：在研究美國歷史中的垃圾問題時，我發(fā)現同樣的現象。一位觀察家說道，如果哪個競選市長的政客在其施政綱領中提到要推行“垃圾分類”，這無疑是在為敗選作準備。雖然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黃歷，但就在今年舊金山市市長提出要在該市推行強制垃圾分類，違者罰款的政策時，時事評論員還是為他捏了把汗。
　　作為對比，中國搞垃圾分類基礎更弱，因為只要涉及基層工作的政策措施，都是對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驗。而垃圾分類本身是一項需要細微基層工作的事業(yè)。
　　在現有行政體制下，沒有一個單位愿意為自己承擔重任，投入資金宣傳動員居民，監(jiān)督企業(yè)回收利用，花費人力物力考核分類實施情況。相比之下，將垃圾消滅掉就省事得多。這便是多年來中國政府對待垃圾的思路，是想辦法處理它而不是想辦法綜合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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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垃圾圍城”，另一方面又是“垃圾分類”難以實施，那么目前還沒有可行性操作方案避免中國垃圾處理走向焚燒極端？
　　黃小山：今年春節(jié)前，我向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遞交了一份“綠房子”垃圾分類方案。
　　簡單說就是要在居民房間開始投入設備，這套餐廚垃圾減量分類設備以最經濟、最快速、最環(huán)保的方式對餐廚垃圾進行減量，并實現將餐廚垃圾中的水、油及非餐廚垃圾進行分離。經深脫水后的餐廚垃圾熱值大幅度提高，適合投入正規(guī)的垃圾焚燒設施進行后續(xù)處理。
　　 對可回收的垃圾也要進行準確分離，具體做法是收編非法的拾荒大軍， 用高效的管理直接向居民收購可回收物，并直接賣給加工工廠，避免倒賣和二次污染。
　　整套綠房子體系， 成本加起來估計十幾個億，也就是建一個垃圾焚燒廠的錢。
　　王維平：垃圾分類是一個系統工程，要做到切實有效，必須各個相關部門密切配合，而不是互相脫節(jié)，互相推脫。
　　比如我們要限制包裝，這屬商務局管轄，可商務局不用考慮垃圾問題；再比如說凈菜進城，這應該屬于農業(yè)部負責，農業(yè)部也不用考核城市污染和垃圾減量。還有廢品回收屬于發(fā)改委負責，發(fā)改委也不用對垃圾處理成敗擔當責任。
　　各個部門缺少必要的配合，那么垃圾的減量化就不能夠實現。
　　此外，公眾、非政府組織、媒體也必須行動起來，讓垃圾處理走社會化管理的路子。政府要做好立法、投入資金和設備，媒體進行報道宣傳，公眾選出居民代表組成監(jiān)督小組，企業(yè)要積極參與。
　　毛達：無論是分類收集還是分類投放，都應該由“政府主導”，但是“政府主導”又如何能真正地發(fā)生？沒有壓力和動力，世界上所有政府的反應都是“惰怠”。
　　 不管有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參與，真正的示范恐怕還是要由一些公民自己作出。因為迄今為止，全球都很難看到有說服力的政府“示范”。
　　1975年，面對日漸上漲的垃圾處理費的壓力，日本靜岡縣沼津市數個社區(qū)的居民自發(fā)地開始將家庭垃圾分成三類。他們的行動是日本垃圾分類的源頭，不僅很快成為城市垃圾管理的一部分，更使沼津成為日本其他地方政府效仿垃圾分類的模范。
　　比起政府選擇的“示范小區(qū)”，我們更應該關注那些自發(fā)的，更有動力改善自己環(huán)境的小區(qū)，因為具有積極性，他們獲得成功可能性更多，因而示范意義也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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