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對個稅調整的關切，表面上看是關心自己的“錢袋子”，但這個私人的“錢袋子”通往公共財政的“錢袋子”，依然反映了公眾對公共治理的關注。當公眾不僅僅關心自己及家族的“錢袋子”，同時也在乎整個社會的治理時，公眾已在悄悄地變成公民。
　　
　　 “兩會”期間，越來越多的議題顯示了公眾對“錢袋子”問題的關心，包括對政府“錢袋子”（財政使用）如公款消費的關注，對官員私人“錢袋子”的關心，即財產(chǎn)公示、陽光法案的倡議，對公民“錢袋子”的關心，即怎么收稅、收多少稅的關注。我認為這恰恰體現(xiàn)了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反映了中國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
　　公民社會的轉型，在西方早從800年前即已開始。1215年，英國貴族集合起來強迫國王約翰簽署“大憲章”，限制國王獨斷專行的權力，遇到加稅征兵等重大事務也要和貴族們商量。這是“公民意識”的先聲。18世紀美國獨立戰(zhàn)爭時流行著這樣的口號：“無權利，不納稅�！辈贿^獨立后的美國仍只有有錢的白種男人享有這項公民權利。19世紀英國國王要加中產(chǎn)階層的稅，中產(chǎn)階層不答應，強調在國會中沒有代表權，就不繳稅，否則無法監(jiān)督繳的稅如何使用。這確立了西方國家“無權利，不納稅”的原則。在美國，所有人民變成公民卻遲到20世紀20年代，終于婦女也有了投票權，可以選出屬于自己的代表，參與政治監(jiān)督了。
　　在過去的帝制時代，中國人往往生活在“皇恩浩蕩”之中，只要皇帝不是個暴君，能行仁政，生活安居樂業(yè)，享有一定的自由，“帝力于我何有哉”，在親族小團體中過過自己的小日子，不會關心政府的稅收怎么用了、自己的人身權利受到多少保障。
　　雖然中國結束帝制已有百年，但公民意識的覺醒則是晚近的事。特別是近些年來，中國經(jīng)濟持續(xù)以兩位數(shù)的高速增長，人民可支配所得也不斷上升，社會正要奔向小康，老百姓也從對過好小日子的滿足轉入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今天我們不只問自己的生活改善了沒有，更追問政府財政收入為什么這么高？根據(jù)《南方周末》所引用的王小魯?shù)墓烙�，加上土地財政這占了我們GDP的25%以上。為什么財政收入去年成長了21％，遠高于GDP平均成長率，而老百姓的可支配所得卻連年低于平均？
　　橫向一比，我們更發(fā)覺中國人交出去的多，政府用于人民的少，依據(jù)政協(xié)委員趙海英計算，用于教育、醫(yī)療與社會保障的錢只占了政府財政支出的17％，而美國的財政收入只有約GDP的15％，支出卻總有近半數(shù)用于民生建設。為什么我們付出的多得多，移轉回來的卻少得多？
　　一連串的疑問變成了“兩會”代表委員們關切的話題，比如政協(xié)“一號提案”即是加速城鄉(xiāng)保障一體化，再比如政協(xié)委員杜黎明建議，加快推進公車制度改革、縮減公車數(shù)量，從而減少公款浪費。監(jiān)督政府的“錢袋子”以及加速民生建設（即充實老百姓的“錢袋子”）成了“兩會”焦點。公眾對個稅調整的關切，表面上看是關心自己的“錢袋子”，但這個私人的“錢袋子”通往公共財政的“錢袋子”，依然反映了公眾對公共治理的關注。政府可以從公眾的口袋里掏錢，但需要說清楚政府“錢袋子”的用途，保證合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政稅原則，公眾特別不能容忍的是政府“錢袋子”通向官員私人“錢袋子”，所以“反腐倡廉”也是歷年“兩會”的熱門話題之一，人大代表韓德云更是6年來堅持每年建議就公務員財產(chǎn)申報問題立法。
　　當公眾不僅僅關心自己及家族的“錢袋子”，同時也在乎整個社會的治理時，公眾已在悄悄地變成公民。優(yōu)良的社會是公民建設起來的，在公共事務上，能力小者參加鄰里的社區(qū)建設，能力大者則組織起來參予社會公共事務，出錢出力。
　　在過去的帝制時代，公眾的心態(tài)還是一種臣民心態(tài)，認為社會是屬于領導的，臣民可以漠不關心，對于國家權力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今天卑躬屈膝做人下人，有了機會明天就爬上權力高層做人上人。而在現(xiàn)代社會中，具有公民意識的多數(shù)人會做志愿者，甚至在職業(yè)生涯之外抽出個幾年時間全身心地投入社會公益活動，有錢人也經(jīng)常捐錢，甚至“裸捐”，雖然社會不能強求個人這樣做，但很多人卻自然而然把它當做一種社會責任，這才是公民應有的心態(tài)。
　　公民意識的覺醒值得慶幸，我們要大聲呼求政府重視公民權利，但同時，每一位公民也要捫心自問：“我有了公民心態(tài)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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