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執(zhí)浩，詩人，小說家�，F(xiàn)居武漢。主要作品有詩集《苦于贊美》、《動物之心》、《撞身取暖》，小說集《去動物園看人》，及長篇小說《試圖與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隊》、《水窮處》等。
　　
　　19世紀上半期，一個名叫韋克菲爾德的男人帶著一張小報從陰郁的倫敦街頭飄洋過海，來到了美國東海岸一座同樣陰郁的港口小城薩勒姆。這張報紙有幸被一個名叫納撒尼爾?霍桑的青年撿到，從而讓這個小人物的命運得以示人。1835年，貧窮而癡迷于鬼怪故事的小說家霍桑，以韋克菲爾德古怪的傳奇人生為故事原型創(chuàng)作了一篇同題小說：《韋克菲爾德》。次年，他離開了薩勒姆。一百年過去了，阿根廷的博爾赫斯從霍桑留下的浩如煙海的文字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了“韋克菲爾德”，并給這個人物賦予了新的氣質(zhì)。按照博爾赫斯的說法，韋克菲爾德是一個“自我放逐者”。這樣的人在以家庭為人生圓心的19世紀的歐洲應(yīng)該并不多見。然而，到了20世紀，在強大的工業(yè)文明的擠壓之下，倫敦、巴黎、紐約，甚至上海，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都不難看到韋克菲爾德似的人物：他早晨平靜地離家出走，到了晚上他卻沒有回來，他再也沒有回來，因為他在內(nèi)心的魔鬼的簇擁下走上了那條“不歸路”，而那條路恰恰是一條單行道。
　　霍桑顯然沒有預(yù)料到韋克菲爾德們會在他身后一百年泛濫于世，更不會想到有人接過了他業(yè)已枯澀的蘸水筆，繼續(xù)深入挖掘起這一主題來。這個人就是后來影響整個20世紀世界文壇的弗蘭茨?卡夫卡。他們之間根本性的差異在于：霍桑最終讓韋克菲爾德回了家，而卡夫卡讓韋克菲爾德徹底迷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卡夫卡之所以能成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一代宗師，關(guān)鍵的原因就在于他比他所有的前輩更決絕，更陰郁，更冷酷。
　　回不回家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從《圣經(jīng)》到《荷馬史詩》，從摩西到奧德修斯，當人類掙扎著從子宮里出來，回家之旅就已經(jīng)開始了。我們甚至可以說，離子宮越遠，離家就越遠。在強權(quán)專制社會里，家的對立面是“流放”；在戰(zhàn)爭年代，家的對立面是“流亡”；而在自由主義時代，它搖身一變成為“自我放逐”。韋克菲爾德在踉蹌中、在偷窺中、在暗自喜悅與沮喪里將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而他的子孫們卻將自己放逐了整整一生。
　　我關(guān)心的是，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義無反顧地走上這條單行道？
　　1997年我曾試圖在一篇題為《盲人游戲》的小說中探討這個主題。小說的主人公“樸”是一個墨鏡搜集者，一個“從來沒有見過朝霞”的青年，他在某個黃昏尾隨一列盲人離開了我們的視野。“樸”的原型是我的一個未曾謀面的鄰居，本市最早的那批出租車司機里的一個。出于好奇，我問女主人怎么從來不見她丈夫回家吃飯，得到的答案是：他死了。幾年以后我才聽說了那個男人的故事，那個我永遠沒有機會看見的出租車司機，早在四年前就離開了這個貌似溫馨的家，毫無緣由，毫無征兆。事后的某一天，女主人在冰箱的冷藏層里發(fā)現(xiàn)了一沓用本市晚報包裹起來的現(xiàn)金，齊刷刷的一萬元現(xiàn)金里面沒有夾雜片言只語。我不知道那個男人在離家出走的那個早晨，臉上是否帶有韋克菲爾德似的詭異的笑容，但我可以肯定，類似的人和類似的故事一直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反復(fù)上演著。
　　果然，多年以后一個大同小異的故事闖進了我的生活。有朋友幫我推薦了一位家政服務(wù)員，負責打理家里的日常事務(wù)。我們相處融洽，直到有一天她提出辭職。理由是，她女兒要出嫁了，不想讓她再干更多的家務(wù)了；她還說她丈夫回來了。她丈夫？我這才想到將近四年來，我很少過問她的家庭，抑或是隨口問過，而她自己一直避而不談罷�，F(xiàn)在要離開了，她索性用一周時間天天見縫插針地與我們談起她的那位丈夫來。她稱他為“前夫”，但事實上他們一直沒有辦理過離婚手續(xù)�！澳莻�千刀萬剮的家伙還曉得回來？！”一提到那個失蹤了24年的“前夫”，女人就氣不打一處來，用武漢話罵罵咧咧起來：女兒要結(jié)婚了，哪個曉得他是怎么曉得的，回來想當老丈人撒，沒門……在她的絮叨聲中我慢慢厘清了事情的原委：原來，她男人是個電工，24年前的一天下班后就再也沒有回家。兩個月前的一個黃昏，那個男人突然出現(xiàn)在了家門口，“衣服臟兮兮的，頭發(fā)都禿光了，他要是不說他是某某，我根本就認不出來，”她說到，更可氣的是，他居然說他還是這個家庭里的一員……故事行進到此，結(jié)果已經(jīng)不重要了，因為電工已經(jīng)歸來，不管我們這個變化了的人間是否還有人愿意接納他，并不能改變他提前終止自我放逐的事實。
　　而出租車司機至今不見身影，他的故事還在持續(xù)。
　　我相信，韋克菲爾德的故事之所以會出現(xiàn)“回家”與“不回家”兩種版本，一定與時代風尚的變化脫不了干系。在霍桑時代，家是現(xiàn)成的，家是亙古不變的，既是地理位置，也是心靈方位，無論你走得再遠走了多久，家總是恒定的；而在卡夫卡時代，家的外延被遠遠地拓展開來，家不再是固定的某一處，而是游弋著的日常生活的側(cè)重點。所以，卡夫卡在與友人的談話中才有了這樣一種說法：“比如我現(xiàn)在回家，然而這只是表面上如此。實際上，我在走進一座專門為我建立的監(jiān)獄，而這座監(jiān)獄完全像一幢普通的民宅，除了我自己，沒有人把它看成監(jiān)獄，因而就更糟糕更殘酷。任何越獄的企圖都沒有了。倘若不存在看得見的鐐銬，人們也就無法打碎鐐銬。監(jiān)禁被組織得很好，完全像普通的、并不過分舒適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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