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瀏覽國內新聞時,不期然一行沉重的黑體字映入眼簾:“彭沖同志逝世”。 　　又一位偉人走入了歷史,又一段歷史被重新提及。 　　彭沖是福建漳州人,生于1915年,1934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經戰(zhàn)火考驗。新中國成立后,曾主政南京、江蘇和上海等地。
　　1976年10月7日下午,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彭沖接到中央辦公廳緊急電話,要他立刻飛赴北京。同―飛機去北京的還有南京軍區(qū)司令員丁盛和政委廖漢生,以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qū)司令員周純麟。
　　抵京后,彭沖一行很快就被接到西山,中央的領導同志都已等在那里。當晚,中央領導向大家通報“四人幫”被抓的情況:10日中午,彭沖返回南京。
　　三天后,彭沖再度被召到北京,同時應召的還有時任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北京市委書記倪志福。三人被緊急派往上海,分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和第三書記,這三個職務恰是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在上海的職務。中央希望通過雷霆萬鈞之舉,接管被“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市委,一舉解決上海問題。
　　年邁的葉劍英元帥諄諄囑咐道:上海是“四人幫”發(fā)家之地,他們的勢力日見坐大,盤根錯節(jié),情況復雜。上海又是全國最重要的工業(yè)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經濟上均有舉足輕重之勢。此舉的目的是穩(wěn)住局勢,穩(wěn)定人心,恢復生產,抓住揭批,取而代之。上海穩(wěn)住了,全國就穩(wěn)住了一大半,就是為中央分憂。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也特別提醒彭沖:“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會眼紅的,同你是對頭冤家嘛!這一點不要緊。但要注意,不要帶江蘇的人去�！�
　　10月19日晚,蘇、倪、彭三人乘坐海軍專機秘密飛抵上海。之所以說是秘密抵達,是因為中央沒有通知尚在“四人幫”余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軍上�；�。令彭沖一行感到意外的是,飛抵虹橋機場時,早已有上海市委警衛(wèi)處政委和上海警備區(qū)副政委在等候。三人沒有搭理他們,而是乘坐海軍上�；氐能娷囍北己＼娚虾；氐恼写�。這“驚險一幕”讓彭沖面對黑云壓城的危局時更加審慎。
　　之前,“四人幫”的上海余黨正在醞釀發(fā)動一次與中央相對抗的武裝叛亂。徐景賢、王秀珍不僅控制民兵指揮部和主要電臺、報社,同時下命令調集1500名公安干警,動用各種槍支2萬余支、子彈數萬發(fā),汽車、摩托車225輛,架設應急電臺15部,隨后召開10個區(qū)、5個民兵師的“緊急會議”,以“加強戰(zhàn)備”為名落實徐景賢手令。
　　10月9日下午,中央緊急通知徐景賢、王秀珍到京開會。二人與馬天水一起被扣在北京,其在上海的勢力瞬間群“魔”無首,武裝叛亂計劃被徹底打亂。直至10月13日,三人被放回上海,中央嚴令其向上海干群傳達中央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內部文件,并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同時,上海警備區(qū)也奉中央軍委命令,指示所屬駐軍“嚴防內潛外逃”,密切注視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的行動。此時的上海灘已是烏云散盡,“四人幫”余黨惶惶不可終日,廣大干群的斗爭矛頭直指“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余黨。
　　蘇、倪、彭率中央工作組抵達上海的當晚,即開始工作。三人先是找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個別談話,然后分頭了解“四人幫”上海余黨的活動情況和上海干部群眾的認識和動態(tài)。
　　10月26日,工作組正式在上海亮相。蘇、倪、彭采取大、中、小會結合的群眾運動方式,對“四人幫’召開揭、批、查,迅速孤立和打擊了“四人幫”的上海余黨。彭沖是全市性揭批大會的主要組織者。上海的揭發(fā)材料都及時報送中央,為后來審判“四人幫”提供了證據。日后負責主持審判“四人幫”的彭真同志曾感慨道:上海的清查最徹底,審判“四人幫”時,上海提供的材料占1/3。沒有上海的清查,“四人幫’的審判就無法進行。
　　而“四人幫”余黨不甘心俯首就擒。武裝叛亂不成便消極抵抗,給工作組制造種種麻煩,煽動群眾搶購毛巾、火柴等日用品。彭沖同蘇振華、倪志福等幾位領導商量后斷然決定:從庫存中緊急提發(fā),堅決頂住怪風。果然,搶購風幾天后銷聲匿跡。
　　彭沖以他幾十年領導生產的豐富經驗,當仁不讓地開始抓生產,頻頻召集計劃、工交部門的干部開會,聽取匯報,分析情況,提出措施,布置任務。他天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熬通宵也是常事,卻從未見他有任何疲憊之態(tài)。
　　在蘇、倪、彭的努力下,上海的危局終于化解,“四人幫”在上海的幫派體系迅速被摧毀和肅清。大局已定。蘇振華、倪志福以及工作組的大部分成員相繼撤離。而彭沖卻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身份繼續(xù)留在上海,為這座昔日亞洲第一大都市的復興殫精竭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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