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殊的“未富先老”危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實在是冒不起的險。――高輝清，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fā)展戰(zhàn)略處處長 　　 　　 　　耳聰目明，福相的臉，厚厚的嘴唇，說話聲如洪鐘，只是在北京呆了近60年，鄔滄萍說話依然不忘本，還有些廣東味，“一直”老說成“一級”。話說回來，鄔滄萍教學的勤勤懇懇的確是“一級”的，85歲才從中國人民大學退休，回家也不愛養(yǎng)老，依舊帶著2個博士生，天天在電腦上寫論文、在網上收著國外同行發(fā)來的最新研究動向的郵件，時常還去學校的老年學研究所里轉幾圈，問問學生們科研的進展。
　　
　　華爾街上的MBA，筒子樓里的副教授
　　
　　1922年，廣東番禹，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出生了。來自南洋海風的氣息，給了從小在這里長大的鄔滄萍很多自由解放的思想，當地人民為謀生，與海外的常來常往，也讓看在眼里的鄔滄萍對經濟有了興趣。
　　1941年，時值戰(zhàn)亂，鄔滄萍輾轉去了香港求學，并在香港考入廣州嶺南大學經濟學系，從內地過去的學生在香港常組織愛國游行運動，《華商報》、《大公報》、《文匯報》常大幅刊載民主進步的社論文章，鄔滄萍耳濡目染，深受影響。
　　1946年抗日戰(zhàn)爭結束，內地戰(zhàn)亂留下的傷痕，讓人觸目驚心，畢業(yè)后的鄔滄萍回到香港在九龍海關工作。在海關當公務員的日子，他依然關心著國家大事，常從報紙上了解到很多民主人士愛國的思想，這些愛國思想中涌現出眾多救國之路，“工業(yè)救國”、“道德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在眾多救國道路中，鄔滄萍也在思考自己的路。
　　1948年，鄔滄萍報考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工商管理碩士被錄取。紐約大學商學院毗鄰金融中心華爾街僅3個街道，是全球有名的工商類私立大學。1950年，鄔滄萍即取得了如今都炙手可熱的MBA，他的勤奮好學、不凡的思辨能力讓導師欣賞，導師留他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
　　此時，鄔滄萍開始面臨人生最大的一個選擇。他想畢業(yè)后，能像他接觸到的愛國人士那樣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投身到最需要自己的崗位上，為生靈涂炭的祖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這是他全部的夢想。
　　1950年，美國對中國高端知識分子采取了挽留政策。導師告訴他，“Mr Wu，你的全部所學都是市場經濟的內容，你的國家是計劃經濟，她不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回去后，你會沒有工作，你為什么還要回去？留在美國吧，我們會繼續(xù)提供給你全部的獎學金，我會給你找到一份工作，它將讓你發(fā)揮你全部的才能�！�
　　臺灣方面也在動員他們，“你們來臺灣，臺灣也需要你們�！逼拮右苍讵q豫，她的父母、哥哥都在美國，都是社會的上層人士，而他們自己在美國也已經有了一個孩子了，“我們學的都是社會科學，中國更需要自然科學人才，還需要回去嗎？要回去，我們也可以回香港啊�！�
　　“不，要回去就要回大陸！”鄔滄萍給自己下了最終的決定，他認為自己的所學一定可以報效祖國，祖國會需要他，并為自己想好了“曲線救國”的路，他先留在紐約大學一邊攻讀經濟學的博士學位，一邊選修哥倫比亞大學的統(tǒng)計學，統(tǒng)計學帶有技術性，在計劃經濟里，它可以派上用場。
　　1951年，拿到哥倫比亞統(tǒng)計學學位后，他和妻子毅然回國，輾轉在幾個大學之后，1953年，他到中國人民大學任副教授從事統(tǒng)計學教學工作。
　　回國后，他也曾被卷入政治運動中，被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他的孩子成為“資產階級的狗崽子”，2002年他一家人才住上100多平的樓房，之前的50年里，他和家人一直住在只有幾十平米的筒子樓里，他也曾每天在公共的廚房里煙熏火燎地炒著土豆絲，但對于自己回國的選擇，他相信是正確的，“至今仍留在國外的同學，雖然他們房子住得比我們大，生活條件比我們好，但我覺得我走了一條國家和人民需要的道路，無愧于心�！�
　　當時搞人口學研究就像踩鋼絲
　　對于鄔滄萍來說，1971年投身到人口學領域的研究是他人生第二個無悔的選擇。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而此時的人口問題和貧困、污染已成為聯(lián)合國關注的三大“熱點”。為了準備參加1974年召開的世界第三次人口會議，我國在會前一兩年成立了人口小組。由于擁有經濟與統(tǒng)計學上的專業(yè)知識以及一口流利的英語，鄔滄萍成為這一小組的成員，從此他邁入人口學領域。
　　事情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完美，上世紀50年代，馬寅初主張實行計劃生育，這一主張，在當時倡導“人多力量大”的中國政治環(huán)境中，被認為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馬爾薩斯主義，馬寅初、費孝通、吳景超等，很多從事社會學研究的老一代，基本上全軍覆沒，很多都被劃成右派。
　　進入70年代，人口學仍屬于學術的“禁區(qū)”，大家都不敢公開進行研究，就如踩鋼絲，心有余悸，為準備聯(lián)合國人口會議成立的人口小組屬臨時性質，散會后，大家再不敢跟人口學沾邊。
　　鄔滄萍是少數幾個愿意繼續(xù)從事人口學研究的小組成員，多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的他，在美國期間，便已意識到中國貧窮一方面和經濟落后有關，另一方面和中國的人口基數大也有很大關系�！爱敃r，人們總喜歡用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來描述我國的國情，而對人均指標卻不注意，但從分子和分母的關系看，就明了了。人口是分母，經濟發(fā)展是分子，即便和國外是相同的經濟發(fā)展狀況，分母太大，人民必然也會貧窮。”
　　從人口小組回到學校，鄔滄萍和其他3位老師開始商量成立人口研究所的構想，剛開始，大家并不敢張揚，更多是進行中國人口史的研究，不敢涉及政策。1971年7月8日，國務院批轉衛(wèi)生部、商業(yè)部、燃料化學工業(yè)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提出克服生育無政府狀態(tài)，實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在當時，這仍是內部傳達文件，會議不予記錄。
　　直至1974年底，已屆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于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強調了人口控制對國民經濟發(fā)展的重大作用。中國人民大學順勢創(chuàng)建了人口研究所，這是全國第一個人口學專業(yè)研究機構。
　　1979年，鄔滄萍與劉崢、林富德向國務院提交了全國第一份人口研究報告――《對我國控制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闡釋了控制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理由和對策，“提倡一個夫婦生一個孩子，堅決杜絕生三個孩子”。
　　鄔滄萍認為人口呈幾何基礎增長，必然會給呈算術增長的物質積累帶來負擔，“必須杜絕3個”，但他并不主張所有的家庭都只生一個孩子。但1980年，人口膨脹的非常時期，計劃生育政策發(fā)生重大調整，必須實行“一胎化”的緊縮生育政策。
　　在1985年召開的全國“人口地區(qū)規(guī)劃會議”上，有人提出：今后幾代人都要實行只生一個孩子、長期嚴格控制人口的地區(qū)規(guī)劃，直到一百年后中國人口降低到6至7億。
　　鄔滄萍認為這種幾代人都只能生一個孩子的規(guī)定，直至減到6、7億的算法如同在玩“數學游戲”，“中國以后的人口結構、性別比例將存在重大問題”，中國人口確實必須嚴格控制，但不能過火，必須實事求是，絕對不能制定不切實際的人口政策。會議上，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最終，這一提議不了了之。
　　
　　老年學叫“好”不“叫座”
　　
　　隨著人口學研究的深入，老齡化問題擺在了眼前。上世紀70年代初，鄔滄萍在翻譯國外人口學著作《人口學詞典》與《人口通論》時，發(fā)現人口老齡化是個嚴重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
　　1982年，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在維也納召開，“如何養(yǎng)老”成為世界關注與討論的熱點。而在當時的國內，這一問題卻被很多人所忽略。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鄔滄萍指導學生進行老齡化調查，惹來很多非議，“你干嗎指導一個學生搞老齡化研究？中國根本就沒有老齡化問題�！�
　　當時中國很多人認為老齡化是發(fā)達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弊病，不知道老齡化是一個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出生人口少了，小孩少了，老齡人口相比較就顯得多了”。也有人認為，“既然人口控制必然會帶來老齡化，這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推行計劃生育”。
　　在鄔滄萍看來，中國老齡化問題最獨特的地方在于，“未富先老”，“中國目前還是一個窮國，卻患上了富國一般才會有的人口病，即老齡化問題，我們要滿足這樣龐大的老人群體的需要是力不從心的�！�
　　鄔滄萍多次寫信給教育部、老齡委，向李嵐清提口頭匯報：要重視老年學研究、建議建立老年學專業(yè)。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老年學研究所，這是國家教育部批準的我國高校第一個老年學專業(yè)培養(yǎng)機構。他培養(yǎng)的許多優(yōu)秀的碩士和博士，很多已經成為我國人口學、老年學骨干。
　　在家里，鄔滄萍建立了自己的資料庫，只要有老年學的報道和研究，他便剪下來收藏，以便查閱，如今的他正在指導學生研究老年社會保障、社區(qū)養(yǎng)老的問題，“面臨的問題是大家都叫好，但不叫座，大家并不太重視，也沒有太多物質投入�！敝皇窍褚酝�他執(zhí)著地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一樣，研究老齡化問題也是他無悔的選擇，“不希望老齡化問題會重犯人口增長問題的錯誤，應該把老齡化擺在一個重要議事日程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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