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倉促登場并匆忙機制化，直接導因是美國華爾街金融風暴引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大衰退，深層原因在于世界經濟發(fā)展、國際力量格局、國際關系發(fā)生巨大變化，全球發(fā)展失衡僅為表象，上層建筑(全球治理架構)與經濟基礎(世界經濟結構嚴重脫節(jié)是根本原因。G20機制化是二戰(zhàn)后壘球治理轉型的標志性事件，為重塑國際秩序提供契機，預示一個新時代正在提前降臨。
　　
　　G20機制化是國際力量變遷使然
　　
　　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主力軍，尤其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金磚四國)等新必大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加速國際際力量格局演進，多極化趨勢明顯加快，重心向新興大國轉移，全球三組力量――“舊與新”(美歐日和新興經濟體)、七國集團(G7)與“金磚四國”(BRICs)。三大經濟板塊(北美、西歐、亞洲)之間激烈碰撞并加劇重組。這種此消彼長態(tài)勢加速力量格局變遷，推動國際關系調整。加劇國際體系轉型。
　　“舊與新”力量消長的結果。毫無疑問，在當前世界經濟中，發(fā)達經濟存量依然大，但新興經濟增量上升快，力量消長向新興國家傾斜。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按市場匯率計算，2000～2009年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比重累計增加10個百分點，由23.6％上升到33.6％，發(fā)達國家則由76.4％降為66.4％；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占全球產出的比重增加9.6個百分點，由40.4％上外到50％，發(fā)達國家由59.6％降到50％，出現南北平分秋色現象。另外，在國際貿易中，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增加13.8個百分點，2009年達到43.5％(2001年為29.7％)。新興經濟體占全球大宗商品消費的比重也明顯上升，如，2002～2008年，其原油消費由45.8％增到2008年的51.8％；鋁消費由42.8％增到59.2％；銅消費由49.3％增到61.7％。
　　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版圖呈現“北降南升”態(tài)勢　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最大風險是發(fā)達國家盤如何擺脫危機后遺癥。發(fā)達經濟體普遍需要改革金融體系，實質是生財之道與生活方式需要改變。加強金融監(jiān)管無疑將增加市場融資成本，短期影響生產率提高，降低財高效應，抑制居民消費，減緩發(fā)展勢頭。OECD據此認定，金融危機將永久性減緩發(fā)達國家的潛在產出水平，邊際效益下降將影響其經濟潛在增長兩個百分點。危機后，美國仍是世界經濟主要引擎，但近中期幾乎不可能回復到危機前發(fā)展水平。新興市場在危機中表現好于預期，經濟率先復蘇，成為世界經濟的“起搏器”。后危機時代，作為整體、新興市場經濟增長仍將遙遙領先于發(fā)達國家，中長期前景看好。IMF樂觀預測，2010～2015年，世界經濟將再現“2％～4％～6％～8銹”發(fā)展格局，即發(fā)達經濟年均增長2％，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6％，中國經濟則年均增長8％。據IMF預測，2010～2015年，無論按市場匯率還是PPP匯率計算，發(fā)達國家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前者將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別減少5.7和3.5個百分點。到2020年，即便按市場匯率計算，國際經濟版圖都將出現新興經濟與發(fā)達經濟平起平坐的局面。
　　據IMF預測，后危機時代(2010～2015年)，無論按市場匯率還是PPP計算，發(fā)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均會持續(xù)下滑，前者降至58.1％，后者降至41.9％，分別下降5.7個百分點和3.5個百分點。到2020年，即使按市場匯率計算，世界經濟版圖將呈現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經濟體平分秋色的局面。
　　從主要經濟體力量對比看，未來全球十大經濟體排列將發(fā)生巨大變化，新興大國量增位升，發(fā)達國家量減位降。IMF最新預測，到2015年“金磚四國”都將進入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依次為美國、中國、日本，德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巴西、意大利和印度(2009年為美國、日本、中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和西班牙，俄羅斯因經濟大衰退，由2008年的第8退回到第12位)。最近，全球著名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報告預測，到2030年，世界前十大經濟體名次將重新洗牌，分別為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俄羅斯、德國、墨西哥、法國和英國。如果普華永道的預測正確，屆時新興大國將占全球十大經濟體的一半，發(fā)達國家僅美、日能進入前五。由此可見，未來20年國際力量格局將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
　　后危機時代全球治理架構必須調整，需要與世界經濟發(fā)展趨勢、力量格局變遷相一致。金融危機迫使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深知，單靠西方自身力量已不可能戰(zhàn)勝全球化環(huán)境下的金融經濟危機后遺癥，讓渡部分話語權給新興大國、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勢在必行。結果是，G20領導人峰會應運而生，替代G8成為全球合作主要舞臺，凸顯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力量在管理世界中的重要性。
　　
　　G20機制化是全球失衡調整需要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發(fā)展嚴重失衡，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資本的凈流出國，美國則變成全球最大的資本凈流入國。20世紀60年代與80年代，世界經濟曾發(fā)生過兩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體系內，經常項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國，順差方是日本和西歐國家。第一次以美元放棄與黃金掛鉤，結果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第二次通過簽訂“廣場協議”，讓美元對日元、馬克等主要貨幣貶值，后又簽訂“盧浮宮協議”，以制止美元過度貶值，結果間接誘發(fā)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狀態(tài)至今不能自拔。但這一切都在西方體系內，即G7機制內協調解決。然而，在當前全球發(fā)展失衡中，經常項目逆差依然是美國，但順差方既有日本、德國等發(fā)達國家，更以中國等東亞經濟體和中東等石油輸出國居多。也就是說，本輪全球失衡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且以體制外為甚。這是美國匆忙啟動G20峰會機制，又草草讓其升級并替代G7，成為國際合作首要平臺的真實用意。
　　一方面，新興市場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成為對美國資本凈流出國。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參與國際貿易能力明顯增強，尤其是大宗商品價格持續(xù)上漲，使新興經濟體與發(fā)展中國家積累起大量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儲備，總債務率下降，對外支付能力提高。據IMF統計，新興經濟體與發(fā)展中國家經常項目順差由2000年的929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4億美元，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降到3391億美元，但后危機時代其經常項目順差將再次增加，到2015年將增到7638億美元。其中以亞洲和中東為主，尤其是亞洲發(fā)展中經濟體的經常項目順差將由2009年3217億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億美元。問題是，亞洲的經常項目順差幾乎將全部集中于中國。據IMF預測，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將由2009年的2837億美元(2008年為4261億美元)猛增到2015年的7594億美元。這一預測結 果有點危言聳聽，是美國緣何拿人民幣開刀，脅迫中國在G20多邊機制內調整全球失衡的原因所在。美國政府清楚，沒有中國的參與和合作，全球發(fā)展失衡根本無法得到解決，而單憑美國力量，同樣無法降服中國“就范”。故此，美國意欲借中國希望擴大全球治理話語權之機，搭起G20這一平臺，用東西方力量在多邊合作機制內挾中國讓步。
　　另外，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逐年增加。雖受危機影響，但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由2008年的49614億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億美元(中國占43.6％，為23992億美元)，比2000年(為8025億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長26.3％。IMF預測，后危機時代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將繼續(xù)呈增長趨勢，2010～2011年將分別增加到61944億美元和67763億美元。鑒于國內金融市場不發(fā)達，這些國家只能將外匯儲備以購買國債等方式投資于美國等富裕國家。這種資本逆向流動現象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加速于危機前五年。據聯合國統計，由發(fā)展中國家流向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資本由2000年的1950億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億美元，轉型經濟體則由515億美元增加到1530億美元。從發(fā)展態(tài)勢看，只要全球化趨勢不被逆轉，新興市場經濟依然保持良好發(fā)展態(tài)勢，后危機時代國際資本逆向流動趨勢不會改變，尤其是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均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不能自拔，更需要新興市場資本流入。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發(fā)達國家的財政赤字與主權債務攀升至二戰(zhàn)以來最高水平，已經處于不可持續(xù)狀態(tài)。據OECD預測，2010年其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將升到7.6％，比危機前高出63個百分點。高赤字將使美國經濟增長減緩0.9個百分點，歐元區(qū)與日本各降0.8個百分點另外，巨資救市使發(fā)達國家政府債務猛增，成為后危機時代威脅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的巨大風險。據OECD估計，2011年其成員國的政府債務將超過GDP規(guī)模，比2007年高出30個百分點，平均達到100.7％。尤其是，目前發(fā)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呈現結構性與長期化特征，高峰期尚未到來IMF預測，發(fā)達國家的政府債務高峰期將發(fā)生于2011～2018年，2023年只能降到80％，到2030年才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即回落到60％的警戒線以下。如果IMF上述預測正確，那么未來20年發(fā)達國家經濟將持續(xù)受高債務威脅=前車之鑒是，拉美債務危機使其經濟后來陷入“失去二十年”，至今陰影仍揮之不去。前蘇東地區(qū)債務危機最終導致政經劇變，經濟倒退20年。
　　關鍵是，美國陷入嚴重的債務泥潭，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08年6月，美國長期債務規(guī)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萬億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別高達15.8％和15.3％。進入21世紀以來，海外持有的美國債券規(guī)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長期債券為例，海外債權人持有的長期債券由2000年3月的3.558萬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萬億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債券8580億美元，其海外總債務高達103220億美元)，占美國長期債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實上。美國經濟失衡很大程度E源自“寅吃卯糧”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虛擬經濟，關鍵是發(fā)展模式，錯在宏觀經濟政策。然而，奧巴馬政府則認為，由于中國等新興市場“操縱貨幣”，使美國企業(yè)失去出幾競爭優(yōu)勢，故此出臺“全國出口計劃”，以壓人民幣等東亞貨幣升值，推動產品出口，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機會，重振美國經濟這是在G7機制內不能完成，必須由中國等新興大國參與、在G20機制內才能實現的。
　　此外，全球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如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huán)境問題、恐怖活動、傳染性疾病等，使全球治理已經難以離開BRICs等新興大國的參與和合作。
　　
　　G20機制是國際體系平穩(wěn)過渡的安排
　　
　　G20機制化為重塑國際秩序提供巨大機遇與動力。首先，顛覆傳統理論。G20峰會機制化已經手打亂西方發(fā)展論濟學有關“中心一外圍”理論。在G20機制內，以BRits國家為代表的“外圍”國家與以G7為核心的“中心”國家開始平起平坐地(起碼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國家集團內(G7內)商討的全球性問題、其次，瓦解著西方體系。G20機制取代G7，說明全球治理體系(上層建筑)必須隨世界經濟結構(世界經濟基礎)嬗變而調整，開始由發(fā)達國家獨霸向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平分秋色轉變，“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第三，挑戰(zhàn)美國霸權，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實力里階段性衰落，美元地位顯現趨勢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構內，美國仍是核心國家，主導地位短期難動搖，但霸氣開始收斂，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為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本質上是對美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最終觸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權地位，第四，認同中國和平崛起。G20機制化從另一側而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系開始接納中國，認可中國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經濟發(fā)展這一事實。同時，美歐欲以增加中國在世行和IMF的話語權，讓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讓中國在其設計的體系內崛起。第五，開啟國際新秩序構建。全球治理由G7過渡到G20，本身說明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啟、它雖然始于金融經濟危機，但終將產生政治與安全影響
　　事實上，全球金融危機正在推動國際體系變遷，加速二戰(zhàn)后形成的西方體系解體，預示一個新時代將提前降臨在世界近代史上，國際體系先后經歷過兩次大轉型，第一次發(fā)生在16世紀初葉至19世紀未期。歷時4個世紀�；�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體系的體系轉變?yōu)檎�體發(fā)展的全球體系。第二次發(fā)生于20世紀初至2000年，歷時約100年。國際體系轉型的基本特點是，英國主導的全球國際體系朝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轉型，即由所謂“英國治下的和平”向“美國治下的和平”轉型。
　　當前，國際體系正進入第三次轉型階段　如果說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開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發(fā)動機，那么當前金融危機則是加速國際體系第三次轉型的催化劑。與前兩次不同的是，21世紀國際體系轉型是在西方國家整體力量與影響相對下滑，非西方國家力量與影響相對上升背景下發(fā)生。轉型的結果應該是，東西方力量與影響加速向相對均衡方向調整，西方國家主導國際體系的連續(xù)性可能因此被中斷。
　　當前G20機制化等于宣告。發(fā)展中國家開始揭去貼在其身上長達60余年的“配角”標簽，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在IMF和世行中的地位將以不可逆轉之勢漸漸邁向公平、公正、平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體系改革、治理全球經濟失衡、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及應對氣候變化等重要議題上都將起建設性作用。G20成為商討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不僅標志中印等新興經濟體將在世界金融 事務中發(fā)揮更大影響力，也預示著金融海嘯后全球經濟權力中心轉移。
　　作為地位、身份和影響力的象征，G7長達30余年的“霸業(yè)”已經步入歷史的終結階段，雖然名義上并未解散，仍保留國際安全磋商等議題的職能，但很難想象一個既無專門峰會，又無中印等大國參與的對話，能對未來國際政治、軍事、安全產生多大影響。從G8到G20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世界開始進入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時期。G20的作用是以金融秩序重建為出發(fā)點，但最終不會局限于經濟金融，從世界多極化趨勢及G20廣泛的代表性看，這一平臺的職能將會不斷擴大，國際政治、軍事、安全等議題勢將會納入其中。
　　當然，國際體系轉型是一個漫長、曲折、動蕩過程，本次轉型也不例外。期間，東方與西方之間、西方與東方內部之間，矛盾與沖突將不斷，博弈將異常激烈。因為，這一切將發(fā)生于體制內與體制外，但時間可能短于前兩次。估計，到“金磚四國”經濟真正崛起時(估計于2030～2050年期間)，東西方共治的國際體系將基本建成。G20應是現階段由西方轉向東西方共治平穩(wěn)過渡的最佳途徑。
　　
　　中國在G20機制內的作用與影響
　　
　　中國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是引發(fā)世界經濟增長態(tài)勢、國際力量格局、國際關系變遷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國痛下決心，將G20提前替代G7成為國際經濟合作首要平臺的直接原因。當前，全球治理中的任何問題(無論是傳統還是非傳統安全問題)都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和合作。
　　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中心國家地位基本確立。危機前，中國與印度等積極參與G8和新興大國的對話機制，但處于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被動接受常態(tài)，與G7地位完全不平等，很難發(fā)揮影響性作用。金融危機將中國提前(至少五年)推人世界舞臺中心，危機中中國作用舉足輕重，尤其對制止全球衰退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國際合作空間明顯拓寬，關鍵看中國能否充分有效利用這一切。
　　首先，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大。據IMF統計，危機前的2007年，無論按市場匯率還是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均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超過美國(分別達到18％和27％，美國則為8％和i5％)。2009年，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半來自中國。初步統計，中國GDP增量為3890.4億美元，美歐則分別下降1851.5億美元和11183億美元。這增與減使國際社會發(fā)生始料不及的變化。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將依然保持9％以上的增長，遙遙領先于美歐日(經濟增長將徘徊于1.5％～2.5％)。
　　其次，GDP規(guī)模超越速度快。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經濟持續(xù)30年快速發(fā)展，在世界經濟近代史上實屬罕見，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在世界經濟中，中國地位不斷上升。據IMF預測，2015年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將由2009年的8.6％(2000年為3.73％)增到12.2％。2009年，中國經濟規(guī)模與日本僅差841.6億美元(分別為49847億美元和50688億美元)，2010年超日本已無懸念，將成為居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亞洲第一大經濟體。雖然GDP規(guī)模不反映一國科技進步與社會發(fā)展水平，但對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很大。在大國經濟中，中國后發(fā)優(yōu)勢依然存在，趕超速度之快超出預期。到2015年，中國經濟規(guī)模相當于美國的比重將由2009年34.4％增到55.4％(估計2025年前后，兩國經濟規(guī)模將不相上下)，將是日本和德國的1.53倍和2.68倍。中國在“金磚四國”中優(yōu)勢明顯，GDP規(guī)模超過三國的總和(IMF統計，2009年占“金磚四國”的54.8％，2015年略降為54.6％)。在020經濟中，中國所占比重持續(xù)上升。IMF預測，2009--2015年，G20經濟規(guī)模占世界比重將由7，8％(2008年為85，4％)升到90.3％。而在020機制內，“金磚四國”所占比重上升快，將由17.6％升到23.4％，增量主要來自中國(占到80喲，而中國在G20的比重將由9.6％增到12.8％；美國則由28％降到24.7％，歐盟由32.3％降為26.37％，日本由10％降到8.4％。它意味著，未來020國家在世界經濟的地位持續(xù)上升，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趨增，主要來自新興大國尤其是中國等參與和合作。
　　中國起到聯系東西方、G7與BRICs、發(fā)達經濟與新興經濟之間磋商合作的橋梁與紐帶作用。從現行機制看，G20并非最佳平臺，金融危機將其匆匆推上機制化進程，但依然充滿不確定性，目前景尚不明朗。但對中國構建和諧世界、實現和平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G20機制應是過渡期的最佳選擇，是中國借助其由世界大國順利躍升為世界強國的理想平臺。
　　回顧歷史，今天的G20機制很像20世紀90年代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后者是中國加入的第一個區(qū)域組織，利用APEC這一“經濟搭臺外交唱戲”平臺，中國恢復并穩(wěn)定了中美關系，營造起相對和諧的周邊環(huán)境，確立了地區(qū)大國地位、并借APEC這一橋梁，縮短融入世界的時間，順利晉升為世界大同，亦給今天的和平發(fā)展鋪平道路。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中國由世界大國躍升為世界強國的關鍵期，期間難免對現行霸權構成威脅與挑戰(zhàn)。加之，中國需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目標，需要擁有一個可預見、較寬松、非對抗的外部環(huán)境，需要有一種令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20應該是現階段較理想的機制，從可塑性、代表性、靈活性、寬松性等分析，在G20機制內，中國拓展空間大，回旋余地廣，借助力量多，承受壓力相對小。
　　此外，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人均CDP仍較低。IMF統計，2009年中國人均CDP只相當于美國的7.9％、日本的9.3％和德國的9％，巴西的44.7％和俄羅斯的42.3％。筆者預計，即使2020～2022年中國GDP，規(guī)�？赡芘c美國持平(雖然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20％，但經濟規(guī)模將持續(xù)膨脹，中等收入與世界強國的雙重角色更加凸顯，中國在G20機制內身份與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到聯系東方與西方、G7與BRICs、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梁與紐帶作用。在發(fā)展問題上，葉國應代表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國家說話，捍衛(wèi)其發(fā)展權利；在IMF等機構改革上，中國可為新興市場爭取更多話語權；在全球再平衡問題上，中國將承擔更多責任等。只要運用得當，中國可同時贏得新興市場與發(fā)達國家的支持，很可能借助G20機制這一平臺，延長戰(zhàn)略機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戰(zhàn)爭方式最終實現和平崛起。變化中的世界往往給中國更多有所作為的機會，且中國正處于躍飛階段，又是國際力量格局地位飆升的后來者，可謂千載難逢。
　　
　　(責任編輯：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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