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9日，泰國憲法法院宣布，沙瑪?順通衛(wèi)在總理任職期間，四次主持電視烹飪節(jié)目，并收取報酬8萬泰銖(約合2300美元)，違反憲法第267條款，立即剝奪總理職務。隨后，經(jīng)過一周的內部協(xié)商，以人民力量黨為首的執(zhí)政聯(lián)盟于9月16日提名頌猜?翁沙瓦參選總理職位。9月17日的眾議院表決中，人民力量黨副主席頌猜以298票對163票壓倒反對派候選人――民主黨主席阿披實?維乍集瓦，成為泰國第26位總理。
　　從2006年2月政局陷入動蕩至今，泰國已在兩年半的時間里，相繼更換了四位總理。從他信到素拉育，再從沙瑪?shù)巾灢拢�盡管泰國總理“走馬燈”似的更迭，而政局在各派力量的沖突與糾葛中，卻始終未見平息的跡象。
　　
　　“街頭政治”與“選票政治”之爭
　　
　　盡管頌猜已榮登泰國總理寶座，但目前卻不得不屈尊在廊曼機場的國際候機廳臨時辦公，因為，泰國總理府已被“鳩占鵲巢”。2008年8月26日，泰國反政府的人民民主聯(lián)盟(簡稱民盟)率眾沖擊并占領總理府，聲稱將堅守到沙瑪“傀儡政府”下臺。雖然沙瑪已于9月9日離職，但民盟認為以“他信妹夫”頌猜取代“他信代言人”沙瑪，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傀儡政府”的性質，因此拒絕妥協(xié)。這使得頌猜“打道回府”的口子頗感遙遙無期。
　　對于曼谷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而言，盡管早已習慣于通過“街頭政治”的方式向政府施壓，以此爭取政治話語權和經(jīng)濟發(fā)展資源，但是，“非暴力”原則始終是抗議示威和游行集會的重要底線。事實上，無論在2006年“反他信”運動中，還是在2008年“反他信傀儡”運動前期，都不難看到民盟的“非暴力”初衷。不過，民盟最終還是邁過了“法律”的紅線，從“自由民主”走向了“無政府”。通過民盟的蛻變，我們不難看到“街頭政治”與“選票政治”的交鋒，以及城市精英對于農村貧民“挺他信”的深切焦慮與強烈不滿。
　　20世紀60年代以來，泰國經(jīng)濟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2007年人均GDP已增至3700美元。但是，發(fā)展不平衡的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有效緩解。長期以來的“重城市，輕農村”政策傾向，使得占到全國總人口近七成的廣大農村地區(qū)，始終未能分享經(jīng)濟發(fā)展的紅利。政治話語權的匱乏，已成為阻礙廣大農村民眾爭取經(jīng)濟發(fā)展資源的關鍵所在。對于脫貧致富的渴望，使得農村選民在他信提出“草根政策”的農村發(fā)展綱領后，很快就成為泰愛泰黨的追隨者。2001年眾議院選舉后，成立不到3年的泰愛泰黨成為泰國第一個擁有簡單多數(shù)席位的政黨。他信在第一任期(2001～2004年)相繼落實了多項“草根政策”，其中包括：“負債農民三年緩債計劃”、“一鄉(xiāng)一特產(chǎn)”計劃、“鄉(xiāng)村基金”計劃、“三十銖治百病”計劃、“仁愛”系列計劃等。泰愛泰黨的“言出必行”，進一步贏得了農村選民的認同與信任。2005年眾議院選舉中，泰愛泰黨在農村選民，特別是東北部和北部農村選民的支持下，贏得了全部500席中的377席，他信不僅成為泰國第一位成功連任的民選總理，而且也成為泰國第一位“一黨執(zhí)政”的總理。至此，泰愛泰黨與農村選民之間的政治互補與利益合作已然相當牢固，前者為后者爭取政治話語權和經(jīng)濟發(fā)展資源，而后者則為前者提供選票支持以確保議席優(yōu)勢�；�于切身利益的考慮，農村民眾始終堅定地站在“挺他信”陣營。正是看到這一點，他信才敢于在2006年2月解散下議院，提前選舉，并且宣稱“拿不到過半數(shù)選票，我就不出任下屆總理”；而“他信代言人”沙瑪也敢于在面臨民盟政治壓力時表示，“舉行全民公決，讓真正的民意決定政府的去留”。
　　雖然“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但在曼谷的部分城市精英看來，如果廣大的農村貧民已成為“骯臟政客”攫取國家權力的工具，那么，采取精英政治將是最為合理的選擇。對此，民盟甚至明確提出“眾議員三成民選，七成任命”的政治要求。盡管迄今為止，這還僅是激進分子的口號，但城市精英群體對于維護長期以來政治話語權優(yōu)勢的熱切與執(zhí)著，卻是由此表露無遺。而且，如果能得到同屬于“反他信”陣營的官僚集團、軍人集團以及議會反對派的全力支持，那么，威權時代“眾議院任命制”的復辟，其實也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譚。事實上，通過軍人政變集團頒布的《2007年憲法》，“參議員任命制”已然先行復辟，現(xiàn)在泰國近半的參議員不再通過民選，而是經(jīng)由遴選委員會任命產(chǎn)生�！�1997年憲法》中曾被譽為民主里程碑的“參議員全部民選”制度，須臾間轟然坍塌。
　　“反他信”的“街頭政治”與“挺他信”的“選票政治”之爭，所折射的其實是泰國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政策所引起的城鄉(xiāng)割裂。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化解這一矛盾，那么城市精英與農村貧民之間的政治對立，必將成為長期影響泰國政治穩(wěn)定與民主發(fā)展的癥結。
　　
　　“一黨制”與“多黨制”之爭
　　
　　從2006年到2008年的泰國政治動蕩，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反他信”。盡管泰國各派力量站到“反他信”陣營的原因彼此不同――軍方反對他信的“軍隊國有化”政策，官僚反對他信的政府體制改革，中小商販反對他信的放開國內市場政策，國企職工反對他信的國企私有化政策，中小政黨反對他信對各政黨的“鯨吞蠶食”――_但最終目標卻是相同的，那就是徹底瓦解他信主導的泰愛泰黨“一黨獨大”格局。
　　泰國政壇曾長期處于“小黨林立”的格局之中。20世紀70～90年代的泰國歷屆眾議院中，擁有議席的政黨通常都在10家以上，而且從未產(chǎn)生過真正的全國性大黨，即使是有著60多年歷史的民主黨，在其鼎盛時期也僅擁有三成的議席，政治影響力也始終未能從南部地區(qū)向北擴展。因而，歷屆泰國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會面臨黨派爭權的政治重壓，由此產(chǎn)生的聯(lián)合政府脆弱性問題，隨著90年代初威權政治的結束，更是日趨明顯。從1992年到1996年，泰國連續(xù)舉行了三次眾議院選舉，其原因就在于各黨派始終未能在利益分配方面達成妥協(xié)。雖然聯(lián)合政府的脆弱性嚴重損害了泰國政治、社會、經(jīng)濟的平穩(wěn)發(fā)展，但對于“小黨林立”格局的既得利益集團而言，卻是難得的發(fā)展契機，無論是軍人集團、官僚集團還是地方性政黨，都試圖在“弱干強枝”的局勢中保持獨立性，并從中爭取更多的政治話語權和利益。
　　不過，隨著他信領導的泰愛泰黨的崛起，泰國政壇卻在短短數(shù)年內迅速形成“一黨獨大”的格局。對于泰愛泰黨的崛起，有三項因素相當關鍵。其一是制度因素�！�1997年憲法》對于政黨制度和選舉程序的修訂――特別是“政黨名單制”(即1/5的眾議院席位根據(jù)各政黨所得選票的比例分配，但得票率低于5％的政黨除外)的首次引入――有利于大型政黨的發(fā)展。其二是資金因素。選舉政治是地道的“金錢政治”，即使排除賄選舉動，僅是宣傳、聲援、拜票等常規(guī)舉措，就要耗費大量的經(jīng)費。因此，泰國各政黨的背后從未少過商界財團的身影，不過，像他信那樣，傾盡家族財團之力直接參與政治角逐的，卻是鳳毛麟角。曾一度是泰國首富的“電信大亨”他信的雄厚資金，成為 泰愛泰黨起家的根本，而各大財團的加盟，更是使泰愛泰黨的財力水漲船高。從自由正義黨(2001年2月)到新希望黨(2002年2月)，再到國家發(fā)展黨(2004年9月)，不少中小政黨倒在了“銀彈攻勢”之下，相繼并入泰愛泰黨，而其余政黨，也都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挖墻腳”問題。其三是群眾因素。正如前文所言，通過“草根政策”贏得農村選民的支持，是泰愛泰黨能夠迅速占據(jù)議席優(yōu)勢，并能在2006年和2008年的動蕩和沖擊中，始終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隨著泰愛泰黨“一黨獨大”格局的日漸成型，原有“小黨林立”格局之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版圖不斷受到擠壓，而他信強硬的CEO作風，也使得雙方的矛盾未能通過妥協(xié)的方式化解，最終引發(fā)了政治動蕩。從2006年2月的民盟大規(guī)模反政府示威，到4月以民主黨為首的三大政黨拒絕參選，再到9月的軍事政變，泰國歷史上的首屆“一黨政府”在各派力量的圍攻之下土崩瓦解。不過，雙方的沖突并未就此平息，“反他信”陣營對于徹底瓦解“一黨獨大”格局、維護以往既得利益的要求相當堅決。2007年5月，政變集團任命的憲法法院宣布，泰愛泰黨在2006年4月眾議院選舉中存在賄選行為，依法強制解散。2007年9月，政變集團頒布《2007年憲法》，其中不僅修訂了政黨制度與選舉程序――比如，政黨名單制的議席比例降至1/6，并且取消了對5％以上得票率的限制――以牽制大型政黨的發(fā)展，并且增補規(guī)定，“凡憲法法院裁定強制解散的政黨，其執(zhí)行委員在5年內不得從政”，從而截斷了包括他信在內的111名前泰愛泰黨骨干回歸政壇之路。與此相對，已然在“一黨獨大”格局中有所收益的“挺他信”陣營，并不甘于放棄。前泰愛泰黨的政治力量通過“借殼上市”的手段，以人民力量黨的旗號再次登上政治舞臺。盡管面臨政變集團設下的重重牽制，但在廣泛的農村民意支持之下，人民力量黨依然在2007年1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勝出，贏得近五成的議席。這一結果顯然不符合“反他信”陣營要求徹底瓦解泰愛泰黨政治勢力的預期。于是，隨著沙瑪政府表示將推動修憲以解除對前泰愛泰黨執(zhí)行委員的從政禁令，“反他信”與“挺他信”之間戰(zhàn)火重燃。2008年5月，偃旗息鼓一年多的民盟再次走上街頭，掀起了迄今未息的大規(guī)模反政府浪潮。
　　
　　政治動蕩的僵局與出路
　　
　　泰國政治動蕩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過程中的矛盾與沖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顧各方利益的前提下達成妥協(xié)，那么任何強硬的政治舉措，都很難從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國的政治難題。軍人集團在時隔15年后再次發(fā)動的武裝政變，雖然中止了2006年的政治動蕩，但在“還政于民”后，卻是繼而迎來了2008年的政治動蕩。年初以來，“反他信”陣營高舉“反腐敗”的道義旗幟，不斷以“賄選、貪污、瀆職”問題為突破口發(fā)動沖擊。此舉在微觀層面成效顯著――他信自2月歸國以來就深陷司法困局，并在8月再次流亡英國尋求避難；5月30日，總理府秘書長乍甲博因涉嫌“褻瀆國王”而面臨司法審查，被迫辭職；7月8日，人民力量黨前副主席、眾議院議長榮育因賄選而被剝奪眾議員資格；同日，外交部長諾巴敦因簽署“柏威夏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泰柬聯(lián)合公報的行為被判決違憲而被迫辭職；7月9日，衛(wèi)生部長猜耶因違反內閣成員財產(chǎn)申報制度而被迫辭職；9月9日，人民力量黨主席沙瑪成為泰國第一位因司法判決而被迫離職的總理。但在宏觀層面，“挺他信”陣營卻在“民意”的旗幟之下，始終屹立不動。雙方的沖突開始陷入僵局，而泰國的社會和經(jīng)濟發(fā)展，特別是旅游、國貿、金融、投資部門，則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頌猜繼任總理之后，已向民盟遞出了協(xié)商的橄欖枝，但要通過雙方的協(xié)商達成妥協(xié)，其間是困難重重，因為雙方的政治底線存在根本性的沖突。對于人民力量黨，9月2日選舉委員會有關“人民力量黨在2007年12月眾議院選舉中存在賄選行為，依法應強制解散”的裁定，已成為高懸的達摩克立斯之劍，只待憲法法院的最后判決。雖然解散后還是可以再次“借殼上市”，但如果未能完成修憲，那么包括頌猜在內的34名執(zhí)行委員都將步他信的后塵，被禁止從政5年。至于民盟，其實從暴力沖擊并占領總理府之時起，已是踏上有進有退的單行道，如果不能阻止修憲并迫使人民力量黨下臺，從而為暴力行動贏得“正當性”，那么日后在面對司法審查時勢必陷入困境。對于民盟與政府之間的政治僵局，雖然通過憲法法院判決強制解散人民力量黨，或是通過軍方的再次政變推翻政府，都能立竿見影地化解短期危機，但從中長期看，卻有可能因矛盾的積聚而引發(fā)更大規(guī)模的動蕩。因此，司法部門和軍人集團在介入方式與程度方面一直相當謹慎。泰國國王普密蓬或許是目前最有資格平息事態(tài)的政治力量。盡管遵循君主立憲的基本原則，普密蓬國王很少介入政治，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他曾多次力挽狂瀾，堪稱泰國政治的中流砥柱。
　　不過，泰國政治難題的真正化解，最終還是有待于各派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這是相當考驗政治智慧的艱難過程，可能需要相當長時期的試探、協(xié)調與磨合。
　　
　　責任編輯：肖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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