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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世博基因 上海世博展覽館

發(fā)布時間:2020-03-18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上海的世博基因當年,有一群人陸續(xù)從上海的碼頭出發(fā),帶著當時能拿得出手的展品,或懷揣著向西方學習的想法,漂洋過海,前往另外一個新奇的國度,參觀異國的世博會。   
  從首屆世博會開始,上海便與世博會聯(lián)在一起。然而,聯(lián)系他們的到底是什么?
  原來,過去上海那個繁忙的碼頭,正是維系世博會和上海、中國的那根繩索,也正是中西方文化在上海孕育的碩果。
  登上碼頭,再遠望。
  過去,上海在這頭,世博會在那頭。
  今天,上海和世博會在一頭。
  
  上海世博會的源頭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
  往前數(shù)100年,不管從哪個國家來,幾乎都要乘船漂洋過海到上海。2010年5月的上海,不管你從哪個國家來,都可以從空中飛翔而來,停靠在上海的浦東或虹橋機場。
  在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會開幕前后,甚至更遠的未來,上海這座城市就要一直這么忙下去。飛機在飛,高鐵在跑,出租車在弄堂前穿梭,異國的面孔會越聚越多……
  不到一個月,來自全世界的7000萬參觀者,將接踵而至,奔赴這次盛會。
  “一切始于世博會!”世博會創(chuàng)辦伊始,就寄托著人類對未來的希望。
  上海,似乎已經(jīng)知道自己十年后要長成的模樣。
  人說,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帶著中國人看世界;2010年,上海世博會將是世界看中國。這一刻,世界都在看中國,更是在看上海。
  城市,是這次世博會的主題。
  為什么要選擇“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個主題?據(jù)說,這個靈感是來自亞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更好!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如同原上海市市長汪道涵所說,上海世博會將會預告未來五十年來人類的生活新形態(tài)。其實,在很早以前,上海就看到了自己下一個10年的發(fā)展。
  或許,這正是上海區(qū)別于其他城市,一直能走在最前端的原因之一。
  上海,地理得天獨厚。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上海有一個碼頭,從那里坐上船,可以抵達西方的其他國家。一百多年前,就有很多人,陸續(xù)從那里坐船,走出國門,走進世博會,取回西方的精髓。
  所有這一切,都始于上海開埠那一天。
  
  炮火孕育新滬商
  
  通過鴉片戰(zhàn)爭,英國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
  1843年11月17日,一個來自大不列顛帝國的野戰(zhàn)隊上尉巴富爾,穿著高高的軍靴踏進李家莊的爛泥坑里,步入沿江的土地,建立臨時領事館。上海正式對外開埠。從此,各國列強開始搶灘上海。
  面對一片荒蕪,誰都無法想象,60年后,這一片爛泥塘,會變成遠東著名的外灘。
  開埠前,東西方文化已在上海開始交融。一批來自西方的傳教士、植物學家先期進入上海,給上海帶來了新鮮的空氣,上海也給他們留下美好的印象。尤其是英國植物學家福鈞對上海港口優(yōu)越性的判斷,代表著西方人的一般看法。
  1843年,福鈞曾到過上海。相隔5年后,在1848年9月重返上海,當船再次抵達碼頭時,他發(fā)現(xiàn)上海已變成另一番景象。福鈞深有感觸地寫道:“我曾聽說上海已經(jīng)建造了許多英美的洋行,在破爛的中國小屋地區(qū),在棉田及墳地上,已經(jīng)建立起一座規(guī)模巨大的城市了。”
  開埠不到十年,列強在上海開辦了100余家外國洋行。洋行發(fā)展起來,一些熟悉中西方商情的中國商人,便受雇于洋行,成為洋行的買辦,也成為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如鄭觀應、徐榮村及其兄弟,先后來到上海,成為第一批淘金的買辦,迅速崛起。
  據(jù)記載,在1850年代初,洋行買辦總人數(shù)有200人。福鈞預言:“即可知數(shù)年以后,上海將不僅能與廣州相爭競,且將遠比廣州為重要無疑!
  在活躍的對外貿易中,孕育出了一批像徐榮村這樣敏感的上海商人。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和向往。
  
  上海商人的絲綢
  
  有史以來,徐榮村是第一個將商品派送到首屆倫敦世博會上參展并獲獎的上海商人。
  1851年,絲綢和茶葉是上海這座城市對外出口的主要商品,外國人很喜歡。熟知外國人喜好、深諳商道的徐榮村,開始重點經(jīng)營絲綢和茶葉。
  徐榮村最先認識到,要賺錢,必須得與洋人打交道,和洋人打交道,“無他物更駕于絲茶之上者”,沒有什么比絲茶更能賺錢的。
  最初,徐榮村也通過“賤買貴賣”的方式獲利。他從鄉(xiāng)下低價收購生絲,運到上海,高價再賣給洋行的外商,從中漁利不菲。據(jù)記載,上海附近盛產生絲的南潯,當?shù)氐氖召弮r僅為七分一錢,運到上海就能賣到二兩銀子,幾乎是收購價的三倍。
  徐榮村有自己的特殊本領,久經(jīng)商場,他一眼就能分辨出生絲的好劣。一時間,以“貨則上品,售之則上價”聞名于上海。
  徐榮村常和外國人打交道,消息靈通。1851年,當他得知英國倫敦要舉辦第一屆世博會的消息,對生意敏感的他,從中便看到商機,立刻派人精選12包“榮記湖絲”,通過船運,從上海碼頭出發(fā),送到遠隔重洋的倫敦參展。
  到展會上, “榮記湖絲”因為包裝粗糙,絲毫不起眼,遭受冷遇。然而,“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貨不愁人不識”,經(jīng)過反復比較,眾多評委最終看出“榮記湖絲”精良的品質,評價說: “在中國展區(qū),上海榮記的絲綢樣品充分顯示了來自桑蠶原產國的絲綢的優(yōu)異品質,因此評委會授予其獎章。”
  后來,眾評委一致“推君絲為會中第一,中外人無異詞”, “榮記湖絲”獲得金、銀大獎。當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為“榮記湖絲”頒發(fā)獎牌和獎狀。徐榮村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在世博會獲獎的中國商人。
  “榮記湖絲”在倫敦世博會獲獎后,徐榮村立刻請來畫匠,臨摹下獎狀上的“翼飛美人”圖案,改為榮記產品的商標,四處宣傳,為榮記贏得好的口碑。
  隨著絲、茶等商品出口額的增多,上海在外貿出口中的地位,很快取代廣州,躍居榜首,成為新的貿易樞紐,形成一個新的埠際貿易中心。
  
  世博歸來的《申報》總編纂
  
  歷史上,王韜應是最早以游客身份目睹巴黎世博會的中國人。
  王韜,晚清著名政論家,生于1828年,原名王利賓,字蘭瀛,江蘇人士,18歲時考取秀才。1847年――在他19歲那年,從江蘇老家到上海看望父親。當時,江南日漸蕭條,上海已是一個華洋雜處的通商口岸,出現(xiàn)畸形的繁榮。
  在上海的生活,最先打開了王韜的眼界。在上海,王韜參觀了倫敦來華傳教士麥都思創(chuàng)辦的墨海圖書館,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眼界頓開。在書館里,王韜看到了從來沒見過的活字版印刷機,一年竟能印刷幾千本書。王韜大發(fā)感慨。1848年,王韜獲得一個留在墨海書館的機會,成為麥者嗯的助手。
  當時的上海在中國人眼里,簡直可以等同于西方。
  當時,在北京等地,當士大夫恥與 洋人交接、反對學習洋文之時,上海已開辦了20多所不同的外語學校,教授實用英語,三五個月的外語培訓班廣受歡迎。
  一直生活在上海繁華中的王韜,在1861年這一年,并不情愿地從上海開始逃亡生涯。1861年,因和當時的太平軍不斷地接觸,王韜對太平軍產生好感,便上書太平軍,為其出謀劃策,并表示愿為太平軍效“區(qū)區(qū)之力”。不曾想,王韜的稟帖在戰(zhàn)斗中被清軍繳獲,清政府發(fā)現(xiàn)后便下令通緝。這時,王韜在西人的保護下,被迫從上海逃亡到香港。
  王韜因禍得福。正是這一次“越軌”的行為,王韜才會被迫離開上海,坐船逃亡到歐洲,后來,他才得以目睹巴黎世博會盛況,開闊眼界,影響了他的思想。
  回國后,王韜寫出《漫游隨錄》一書。在書中,王韜記錄了1867年巴黎世博會的會址建設,以及展會期間的熱鬧情景。
  世博會的見聞,對王韜影響深刻。
  1870年,王韜回到香港,出任《華字日報》主筆,成為報刊上著名的政論家。此后不久,1872年,中國歷史最久的中文報紙《申報》在上海創(chuàng)辦,這份報紙,成為王韜后來發(fā)表政論、小說的主要陣地。19世紀70年代,上海的報業(yè)發(fā)展迅猛,特別是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創(chuàng)辦的眾多報紙,60%以上都在上海發(fā)行,上海成為傳播近代政治民主思想的中心城市,輻射全國。
  1884年,王韜終于回到闊別20多年的上海,被聘為《申報》的總編纂,繼續(xù)從事報刊編輯工作,直至終老。
  
  “寫字先生”成為第一人
  
  1861年,在王韜上書太平軍,從上海逃亡時時,19歲的李圭被俘虜還在太平軍營里做“寫字先生”。第二年,1862年,李圭逃出太平軍,從杭州跑到上海。
  在李圭逃往上海前后,太平軍運動期間,上海開始逐漸開始成為一個移民城市。
  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上海一共經(jīng)歷了三次大的移民潮。太平軍運動期間是上海的第一次移民潮:長江中小游地區(qū)尤其是在江、浙一帶,因為戰(zhàn)事頻繁,富戶、窮人不得不涌向有大片租界的上海。僅從1855年到1865年,這十年間,上海的人口凈增11萬人。進入上海租界的江浙富戶,不少重操舊業(yè),繼續(xù)從事金融和錢業(yè)等金融活動。各行業(yè)移民的融入,推動了上海城市經(jīng)濟的繁榮。
  1867年,王韜流亡到歐洲,游歷巴黎世博會,驚嘆于西方的先進技術;在上海謀生的李圭,又從上海來到寧波,在英國人負責的海關稅務司里繼續(xù)當“寫字先生”,負責辦理文案。
  這一時期,上海逐漸成為貿易和工業(yè)中心。
  1862年,李鴻章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農民戰(zhàn)爭中,見識了西式槍炮的厲害,決心“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讓“留心西人秘法”的丁日昌到上海專辦軍火制造。
  1876年,大洋彼岸的美國費城開始籌備世博會。
  準備重點培育亞太市場的美國,力邀中國參加。盛情之下,中國增派參會人員,選派了一名中國人擔任中國工商界的代表。
  后來,海關稅務司里的一個“小人物”――李圭,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了美國費城世博會,成為第一個參加世博會的中國人。
  在李圭參加費城世博會之前,每屆世博會的中國代表團里都沒有中國人,而是由中國海關里的外國人代表中國參加。
  費城博覽會讓他開始探究美國富強的根源,分析中國落后的原因,他很認同美國建國百年就能飛速發(fā)展的原因是“政治之善”的觀點。
  回國后,李圭寫了《環(huán)游地球新錄》。李鴻章特別為他作序,資助李圭印刷了三千本,坊間不斷翻版。后來,康有為讀到此書深受鼓舞,從此,走上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道路,要求變法維新。
  然而,當時國內保守勢力極其強大,盡管這本書的出版給李圭贏得了一些名氣,但功效畢竟微小。在《美會紀略》的自序中,李圭道出了自己的一片苦心:“將會內情形并舉行所聞見者,詳細記載帶回中國……亦欲敦友誼,廣人才,冀收利國利民之效!
  
   大使從上海出發(fā)
  
  1856年,郭嵩燾前往上海,訪問了傳教士麥都思創(chuàng)辦的“墨海書館”,會見了正在書館做“助譯”的王韜。
  19世紀50年代,隨著上海開埠,上海的城市文化發(fā)生了極大變遷,西學漸盛。自從1857年1月《六合叢談》創(chuàng)刊后,宣傳介紹西方文化科學技術的書報雜志興盛一時。
  查看當時出版的《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等雜志,可以看到,雜志上刊登了大量電報、鐵路的新聞。如英國“電線通三國”、美國“添造火車汽機”。
  在傳播“西學”的墨海書館,郭嵩燾參觀了機器印刷,感嘆說:“西人舉動,務為巧妙如此”。路上,遇見前幾日見過的洋人,握手致意,郭嵩燾說:“彼此言語不相通曉,一面之識而致禮如此,是又內地所不如也”。
  到上海后,郭嵩燾不斷地接觸西人、西學,拜訪了英國、法國、葡萄牙的領事們,參觀了“利名”、“泰興”等洋行和火輪船。參觀完,郭嵩燾深感洋人“兵精而器利,此可慮也”,還有“傳書天線”(電報)足以稱雄中國。
  郭嵩燾,1818年生于湖南,29歲中進士,點翰林,成為士大夫階級上層人物。但是,由于出身于商人家庭,郭嵩燾不同于傳統(tǒng)的士大夫,他從沒有輕商的思想。 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郭嵩燾開始思索“洋患”問題,提倡“通其情,達其理”。
  從1860到1877年,擁有135.8萬美元開辦資本的美商旗昌輪船公,壓倒其他公司,稱雄于上海,逐步控制著中國沿海和長江航運。
  美國的造船技術不僅優(yōu)于中國,還要強于英國。當時,就連實力最強的英國商人,也認為“就內河航運而論,我們如果試圖與美國佬競爭,那簡直是荒謬的”。
  1875年,作為士大夫階層中“反對派”的郭嵩燾,寫出《條議海防事宜》一文,提出了與洋務派主導觀點頗為不同的整套觀點,突破“辦洋務”的水平,率先提出要在封建廟堂上創(chuàng)議“循習西洋政教”。在清末士大夫階層中,郭嵩燾成為最早主張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人,代表“天朝帝國”走向“地上的世界”。
  不久,性情耿直的郭嵩燾被參,閑居八年。后來,在文祥的引薦下,郭嵩燾重新復出。
  1876年的春天,英國駐華使館翻譯官在云南意外被殺,交涉后,英國方面要求清朝派大員赴英“通好謝罪”。這一年7月,郭嵩燾受清政府委派出使英國欽差大臣,處理這一件難堪之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燾從上海虹口碼頭登上英國郵船,當晚12點準點起航,他開啟了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的外交歷程。
  對西學充滿向往和好奇的郭嵩燾,途中,他每日記游記,鈔寄給總理衙門,寫出使日記近60萬字,以《使西紀程》為名僅刊登過2萬字后,便引起“滿朝士大夫的公憤”,再未發(fā)表。后來,《使西紀程》亦被迫毀版。
  1878年,清政府追認郭嵩燾作為出 使法國的欽差大臣。這一年,法國正在舉行世博會,欽差大臣郭嵩燾帶團參加開幕式。
  出使期間,郭嵩燾寫出了很有價值的《倫敦和巴黎日記》,但一直遭到清政府毀版禁止出版,埋沒至今才面世。這本書,記錄著當時郭嵩燾徹底向西方學習的先進思想。
  
  商務印書館的世博印記
  
  和郭嵩燾官派出使英法不同,1910年,43歲的張元濟從上海啟程,自己主動開始了一次環(huán)球旅游,他先后考察荷蘭、英國、比利時等9個國家。途中,特別參觀了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結果,對清政府參展的展品,大為失望。
  張元濟,1867年10月生于廣東,1892年,考中進士。戊戌變法前,張元濟在清政府內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
  據(jù)說,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要讀西方新學的書,開列書單下交總理衙門購買,朝中竟無人能通曉,京城的書店更是難尋,而張元濟卻能把它們收羅齊全。書全是張元濟的藏書,書上蓋有印章,光緒皇帝對張元濟印象深刻,便破格召見他。
  張元濟進言:興辦新式學堂、培養(yǎng)各種人才和注重翻譯。
  戊戌變法失敗,張元濟被革職,后在李鴻章的推薦下,擔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管理譯書院事務兼總校。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上海,不只是對外商貿的中心,已成長為中國西方新學的樞紐,報刊、新式學堂、出版印刷機構聚集于上海,從上海輻射到全國,影響民眾,各地崇尚西學的先進知識分子,紛紛匯聚于此。
  上海所出西書,在整個中國占著主導地位。在數(shù)量方面,1843年到1898年,中國共出版各種西書561種,其中由上海出版的達434種,占了七成之多。在質量方面,包括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在內,凡影響很大的,帶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幾乎全部出自上海。
  上海興盛的出版市場,對主張以西學來開啟民智的張元濟來說,充滿吸引力。
  1901年,決心以“輔助教育為己任”,34歲的張元濟辭掉教職,投資開辦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大量傳播西學思想的書籍。
  身在出版行業(yè),一直關注世博會等國際事務的張元濟,聽聞1905年清政府在比利時世博會上的展品后,很是憤慨。1910年,他起身來到上海碼頭,自己坐船巡游世界,七次參觀了世博會會場。
  參觀完在布魯塞爾世博會上清政府送去的展品,張元濟滿心沮喪,他認為清政府所在的展場偏僻,展品匱乏,門前冷落,一路上,心情沉重,感慨良多。
  對今后參展世博會,張元濟很有遠見地提出建議,吁請清政府以世博會為契機,大力發(fā)展實業(yè),追趕西方世界先進水平。其中,最難得的建議是,要為世博會培養(yǎng)專門的人才。
  在文中,張元濟寫道:“吾中國欲廁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賽會為之先導。”他率先身體力行,話出之后,他主持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關于世博會的書籍,用來宣傳世博知識。
  在此后的幾屆世博會――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1926年費城世博會上,張元濟都主動派送他們出版的書籍、玩具、儀器、樂器等參展,熱心參與世博會,他以實際行動,推動中國積極參與并融入世博會。
  
  實業(yè)家的勝利
  
  1923年,經(jīng)過一年多的不斷失敗,32歲的吳蘊初終于試制出一種特殊調味品――味精,隨后,吳蘊初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家味精廠――天廚味精廠,就這樣,一舉打破了日本味精“味之素”一統(tǒng)上海市場的局面。
  在上海,近代工業(yè)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20世紀20年代,在如制藥、日用化工品等輕工業(yè),因為舶來品長期壟斷市場,中國的民族企業(yè)發(fā)展艱難。
  1920―1936年,“一戰(zhàn)”結束后,原本忙于戰(zhàn)爭的外國資本勢力重新進入上海,當時,由于中國重定關稅,外國資本勢力為了減少商品的進口稅,降低運輸成本,直接在上海投資的外商增多。
  當時,日本貨充斥整個上海市場,上海人炒菜也只能選擇日本生產的味精一“味之素”。
  對于味精,這些對工藝技術要求較高的產品,如果民族工業(yè)僅僅停留在一般的仿制水平,而不在產品的價廉、質優(yōu)和款式的新穎多樣化方面超過外貨,就很難立足生存。天廚味精取代日貨“味之素”,就是一場十分不易成功的商戰(zhàn)。
  吳蘊初早年攻讀化學,是中國近代的化學實業(yè)家。
  1921年,30歲的吳蘊初開始創(chuàng)業(yè),與人在漢口合伙開辦熾昌硝堿公司,任廠長兼技師。這一年,吳蘊初回到上海,與施耕伊合辦另外一家公司――熾昌新牛皮膠公司,擔任廠長,主要制造生產火柴用的牛皮膠。1921年的上海,看到“味之素”一統(tǒng)上海市場,吳蘊初心想“我們中國人為何不能制造”,決定自己研制味精。
  經(jīng)過一年的試驗,不斷失敗,不斷嘗試,吳蘊初在自家的實驗室里,終于摸索找到“味之素”的制作工藝。經(jīng)過多次改良。1923年,吳蘊初終于研制出天廚味精的配方和制作方式。
  第二年9月,吳蘊初與張逸云――上海張崇新醬園業(yè)主合伙,在上海唐家灣福源里開廠投產,中國第一家味精廠,就此誕生。
  1925年,在五卅運動中,全國各界抵制日貨。天廚味精,打出“國貨”旗號,一下受到國民的追捧,日本“味之素”一統(tǒng)市場的局面就此瓦解。
  隨后幾年,有著國際視野的吳蘊初,從上海碼頭起航,將天廚味精送輸?shù)絿猓B續(xù)三次,分別參展1926年美國費城世博會、1930年比利時列日世博會、1933年美國芝加哥世博會,會展上,天廚味精受到評委的一致好評。
  1953年,吳蘊初在上海逝世。之后,由他創(chuàng)立的眾多企業(yè)繼續(xù)發(fā)展。其中,天廚味精廠并入上海冠生園(集團)有限公司,由其生產的佛手牌味精遠銷到歐美市場。
  1939年之后,中國與世博會漸行漸遠。不過,徐榮村、王韜、李圭、郭嵩燾、吳蘊初等人給上海留下的世博基因并未因此消散。2010年5月,為什么是上海?答案或許就在歷史的積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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