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俄國乃至世界范圍內(nèi)都頗有市場,“不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學說傳到印度則成就了甘地。而在沙皇俄國的末期,這種接近佛教的托爾斯泰的學說顯然是暴力革命最大的思想障礙之一。
　　
　　筆者手頭1958年版的《馬恩列斯論文藝》,第二部分是列寧的文章,共9篇,除了第一篇《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以及第二篇《紀念赫爾岑》未出現(xiàn)托爾斯泰的名字之外,其余諸篇,沒有一篇不涉及這位俄國文學的巨匠。
　　第五篇《轉(zhuǎn)變沒有開始嗎?》發(fā)表于1910年11月29日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批評俄國立憲民主黨人之反對11月24日在彼得堡的學生示威是“行為卑鄙”。后者反對示威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覺得“舉行示威,把示威和紀念托爾斯泰結(jié)合起來”,是在對托爾斯泰去世的神圣紀念中“缺乏真誠的愛”的表現(xiàn)。
　　
　　被革命話語包裹的托翁
　　
　　1910年11月10日,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因為他的托爾斯泰主義信徒和他的夫人之間的分歧,苦悶中,從亞斯納亞一博利爾納秘密出走,大胡子也沒能為他阻擋嚴寒,途中,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炎,9天后,即11月20日,一代文豪就因娜拉式的出走,在阿斯塔波沃車站與世長辭。
　　托爾斯泰的去世――特別是他以這樣的方式去世――給俄國帶來的震動可想而知,任何派別的俄國政黨都想以托爾斯泰的繼承者自居,卻不見得都信奉他的“不以暴力抗惡”的學說。
　　鑒于日后布爾什維克顯示出的強大鐵腕力量,由布爾什維克領(lǐng)導的學生示威運動顯然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螳臂不可阻擋的。很顯然,示威運動與其說是在紀念托爾斯泰,不如說是在借托翁之酒澆心中之塊壘。示威者不僅要推翻沙皇,而且必將成為資產(chǎn)階級的掘墓人。就在登載《轉(zhuǎn)變沒有開始嗎?》那期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列寧發(fā)表了紀念列夫?托爾斯泰的文章,題目就以托翁之名命名,其核心.基本上是對1908年托翁80壽辰時列寧那篇著名的文章《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的重述,即一方面肯定托爾斯泰是“熱烈的抗議者、憤激的揭發(fā)者和偉大的批評家”,另一方面又言辭激烈、毫不留情地批評托爾斯泰思想的局限性:“反對官方教會的斗爭,是與鼓吹純凈的新宗教,即鼓吹麻醉被壓迫群眾的純凈的精致的新毒藥同時并行的。”雖然這一回,列寧沒有像《鏡子》一文中那樣直接嘲笑“作為一個發(fā)明拯救人類的新藥方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是家長制農(nóng)村的軟弱和‘勤儉莊稼漢’的習以為常的怯懦的反映”,但是卻以更猛烈的炮火射向俄國資產(chǎn)階級政黨――在這篇斗志昂揚的《列夫?托爾斯泰》討伐檄文的結(jié)尾,列寧總結(jié)道:“俄國無產(chǎn)階級要向群眾闡明托爾斯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去推翻資本主義和創(chuàng)造一個人民不再窮網(wǎng)、沒有人剝削人現(xiàn)象的新社會�！�
　　從列寧的角度來看,他說的一點都沒錯,托爾斯泰就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這是他內(nèi)心苦悶并最終出走去世的一個重要根源,但是,火眼金睛的列寧,其樂觀的辯證法是否就比托爾斯泰更高明?是否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俄國的問題?日后70多年蘇聯(lián)的建設(shè)已經(jīng)暴露了太多的問題,無需在這里旁支多言。筆者只想說一句,既然立憲民主黨人反對示威被認為是“非常卑鄙”,那么立憲民主黨人自己的示威呢?弗拉基米爾?列寧同志不會允許布爾什維克領(lǐng)導之外的示威,于是他下達了讓螳臂領(lǐng)教馬車威力的命令。高爾基在發(fā)表于1918年1月22日《新生活報》上的文章《1月9日與1月5日》,對政府的這一行為深感失望,他勇敢地站出來說,《真理報》指責1月5日的游行是資產(chǎn)者、銀行家等等組織的,這是在“撒謊”,因為《真理報》知道,參加游行的有奧布霍夫工廠、帕特隆工廠和其他工廠的工人。在文中,他多少有些憤怒地寫道:“就這樣,1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手無寸鐵的工人遭到了槍殺。開槍時沒有要開槍的警告,而且是埋伏在暗處,從籬障的縫隙中,像真正的殺手那樣開的槍�！�
　　高爾基對革命的前景感到擔憂,他甚至認為俄國民主派消失最終帶來的結(jié)果,可能是葬送十月革命的果實:“他們是否明白,在往自己的脖頸上套絞索的同時,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扼殺全部俄國民主派,斷送全部革命成果?”
　　看來,高爾基先生是多慮了,至少在當時是如此。俄國民主派消失了,但是蘇維埃存在了下來。與此同時,高爾基隨后在1918年4月4日《新生活報》上的文章《不合時宜的思想》中,對立憲民主黨人的態(tài)度又發(fā)生了180度的轉(zhuǎn)變,猛烈抨擊他們是:“國家的一個精神癰疽,它在10年間用自己偽善的政客手腕、機會主義和對被戰(zhàn)勝的工人們的無恥的攻擊腐蝕了它的知識分子�！�
　　高爾基還說他們“更加貪權(quán)”,也許吧,立憲民主黨人真的是為了奪權(quán)而舉行的示威吧,可是哪一個政黨又不是為了自己執(zhí)政而存在的呢?
　　比較一下斯大林在這本《馬恩列斯論文藝》的小冊子中收入6篇文章卻只字未提托爾斯泰的大名,我們就知道,在蘇聯(lián)建國之初,托爾斯泰在整個蘇聯(lián)文藝政策中的重要性。列寧連篇累牘地論述托爾斯泰,是其與資產(chǎn)階級政黨劃清界限的一種重要手段,對于托翁究竟是怎么刻畫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次出場、賽馬時看臺上的安娜看到渥倫斯基墜馬時的驚慌,以及她走向火車時萬念俱灰的內(nèi)心掙扎這些純文學的問題,列寧并不在意。
　　
　　作為革命思想障礙的托翁
　　
　　托爾斯泰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俄國乃至世界范圍內(nèi)都頗有市場,“不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學說傳到印度則成就了甘地,H‘地的問題同時也表明,別爾嘉耶夫在《文化的哲學》一書中說托爾斯泰的思想更接近佛教的說法是正確的。在沙皇俄國的末期,這種接近佛教的托爾斯泰的學說顯然是暴力革命最大的思想障礙之一。列寧不能容忍這種植根于東正教的“社會主義異端邪說”在底層農(nóng)民之間蔓延,怎么可以饒恕敵人到70個7次呢?怎么可以“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呢?這在斗爭哲學的范疇里都是不可想象的滑稽論調(diào),布爾什維克要將農(nóng)民改造為最堅強的斗士,防止他們走向民主派和平幻想中去,那只有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理論上分析托爾斯泰這些“錯誤”,并進一步證明十月革命暴力行動的合法性。
　　很奇怪,盡管列寧對托爾斯泰所作的批評有的也相當尖銳,但是在我們的印象中,托爾斯泰似乎一直是與列寧的贊譽結(jié)合在一起的。這種不靠譜的印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在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將托爾斯泰視作通向社會主義的一座橋梁之前,列寧對托翁的辯證論述才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主流。也許是盧卡奇改變了這一方向,他在《小說理論》一書中將托爾斯泰的小說和生活視為通往社會主義理想的一種道德楷模,一條史詩之路的開端:“他向往一種建筑在緊密與自然相連的簡單人們的共同情感的群體之上的生活。向往一種依偎于自然的不朽韻律的生活,向往一種伴隨著自然生生死死節(jié)拍而動的生活,一種摒棄了狹隘分裂分離破碎僵硬的非自然形式的生活�！�
　　盧卡奇這本書的翻譯冗長拗口,就不再引他的其它論述了。這些華麗的闡述有多少是托爾斯泰本人的想法,也是見仁見智。托爾斯泰的道德楷模作用當然產(chǎn)生了甘地這樣的“非暴力運動”的領(lǐng)袖,創(chuàng)造了一種傳奇,盡管甘地死于子彈。但同時,托爾斯泰的思想也滋潤了魯迅這樣的“骨頭最硬”的知識分子。余英時先生在《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tǒng)》中提到劉半農(nóng)曾贈魯迅一副聯(lián)語:“托尼學說,魏晉文章”,托指托爾斯泰,尼指尼采,“據(jù)說魯迅自己也以為很恰當”�！耙粋�都不寬恕”的魯迅和聲明“我有權(quán)使生活具有明確的善的含義”的托爾斯泰之間,真的有那么多的傳承關(guān)系嗎?我很懷疑。
　　顯然,對于魯迅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來說,托爾斯泰是作為融合著十月革命的先驅(qū)者與受壓迫弱小民族的代言人之雙重象征被加以崇拜的,其中,充滿了誤讀的《新青年》等雜志的翻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時至今日,我們再來反觀托爾斯泰的著作,不戴上什么“鏡子”的折光眼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社會和人性有著細致入微描寫,但不免也顯得過于繁瑣乃至?嗦的托爾斯泰。這種?嗦相對于盧卡奇先生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但和自稱打不過托爾斯泰伯爵的海明威相比,我們就知道,誰是更符合現(xiàn)代閱讀口味的。
　　我們當然也可以像別爾嘉耶夫那樣公開表示他和托爾斯泰的分歧:“我從來沒有贊同過托爾斯泰的學說。托爾斯泰那粗俗的理性主義總是令我反感……我總是更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100年的風云變幻過后,是一個思想更為自由的時代,革命敘事不再具有堂皇的地位,當我們放下這面革命敘事的鏡子,很多已變得模糊不清的人和事,才可以看得更真切一些。
　　是為紀念托翁逝世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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