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整個社會都在談論政治體制改革。一個政治家如果不就政治體制改革說上幾句活，不僅政治形象受損連政治地位都會遭遇質疑；而一個學者如果不呼吁幾聲政治體制改革，恐怕連知識分子的身份都保不住，更不用說在“圈子”里繼續(xù)混；甚至有些時候坐在出租車上都能聽到免費的政改講座，據(jù)說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個個都是“政改大師”。
　　但是，當政改成為了一種表演，成為了一種時髦，成為了一種發(fā)泄的時候，政改恐怕正離我們遠去。
　　其實，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改革正以自己的力量在悄然前行。我們關注這些力量，呵護這些力量，導引這些力量，其意義與價值遠遠大過那些不知所云的訓導之語和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詞。
　　
　　階層分化奠定了民主的基石
　　
　　民主恐怕是政改最為重要的目標了，很多時候民主與政改就是合二為一的。雖然不同的群體對民主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有些時候可謂大相徑庭，但是并不妨礙大家都在自己的意義上使用民主而探討得熱熱鬧鬧。但中國社會的民主真是在大家的探討中進步的嗎?
　　答案可能并不盡然。
　　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甚至在更長時間段上，從來沒有間斷過對民主的追求，社會公眾是如此，執(zhí)政者同樣如此。我們要在政治家的講話中發(fā)現(xiàn)一篇沒有出現(xiàn)“民主”一詞的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并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快、那樣好、那樣到位。是中國社會不夠真誠嗎?
　　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民主的出現(xiàn)、擴展、壯大是有條件的，是需要社會基礎的。當社會基礎不具備的時候，民主就只能停留于話語中。民主的社會基礎就是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階層意識的凸顯。
　　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所謂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也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所以中國社會群體其實就兩大階級。除了這兩大階級，在政治上不承認有其他的社會群體存在。而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這兩大階級的利益基本上是同一的，出臺一個政策有利于兩大階級就是有利于全社會。執(zhí)政黨只要把這兩大階級的利益保護好、實現(xiàn)好，就贏得了全社會的支持。所以，“清一色”的社會，團結是主旋律、統(tǒng)一是主基調。單一的社會結構讓民主無用武之地，也就無立足之處了。
　　有人對中國共產黨過去“替民做主”而又很得民眾擁護的現(xiàn)象很不理解，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個性”。其實在那樣的社會結構背景下，“替民做主”與“讓民做主”的結果并沒有多大的差別，就算有差別也只是毫厘之差。
　　但是進入現(xiàn)代社會，這一差別就一日千里了。
　　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社會結構不斷變化，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不斷涌現(xiàn)。不同的階層和利益群體有著不同的獲取其利益的途徑與方式，這些途徑與方式固不必然是對立與沖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補的。很多時候某一群體的某種利益的實現(xiàn)是以其他群體的另一種利益的喪失為前提的。這個時候指望讓一個主體代表大家，讓一個大家長來安排利益分配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踐中也不可能做到。就算真誠地、沒有雜念地想去“替民做主”，也已經沒有這樣的能力、沒這樣的氣候去“替民做主”，只能“讓民做主”了。
　　于是，不同的階層與群體都把自己的利益訴求提出來，相互協(xié)商、相互交易，你來我往、討價還價，在尊重少數(shù)的基礎上接受大多數(shù)的選擇。民主就這樣開始出現(xiàn)、滋長了。甚至就算我們還要有個大家長，但這個大家長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背景下也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做大量的工作去找各個階層集思廣益。而這集思廣益的協(xié)商過程也就是民主在發(fā)揮作用的過程。
　　所以，今日中國社會民主進程的快與慢、深與淺，其實是與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態(tài)勢相同步、相呼應。社會分化越深刻，民主發(fā)展越充分。
　　
　　科技進步讓權力不再能獨斷
　　
　　權力不受制約是最受中國社會抨擊的問題，也是政改必須首先面對的攔路虎。
　　權力之所以不受制約是因為擁有權力者不愿意被制約，權力之所以能不被制約是因為沒有能與權力相抗衡的現(xiàn)實力量。
　　于是，擁有權力者通過權力為自己獲得額外的、不正當、不應該的利益。權力在暗箱里操作，權力在潛規(guī)則中獲利，成為感覺很好的一件事情。適逢當下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制度的空白、秩序的混亂，更是讓權力的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有了肥沃的土壤。
　　但是近些年來我們也漸漸發(fā)現(xiàn)在一些權力無所顧忌的同時，也有一種態(tài)勢在潛滋暗長，就是一些握有權力的人開始哀嘆“官越來越不好當了”，開始抱怨“權越來越不好使了”，一些過分的權力獨斷行為開始有所收斂。
　　是握有權力者良心發(fā)現(xiàn)主動限權、自我約束嗎?我們希望如此，但真相恐怕并非如此。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是現(xiàn)代科技進步的結晶互聯(lián)網(wǎng)絡所導致的不得不。
　　在過去的時代背景下，權力獨斷謀私，甚至做了違規(guī)越理犯法的事情，也很容易掩蓋起來，就算偶被泄露也不可能大面積擴散，知道的人不多，拖上一段時間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進入信息時代，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絡之后，這樣的美夢就做不成了。
　　在網(wǎng)絡中，空間徹底消失了，邊界不復存在了，地位、身份、層級不再具有實際意義，無論咫尺還是天涯，無論是有權的官還是無權的民，都可以無障礙地出現(xiàn)在同一個平臺中。信息可以方便地獲取，信息也能迅即地傳播�；ヂ�(lián)網(wǎng)絡上一個帖子，在剎那之間將信息送達成千上萬乃至上億的人。
　　前段時問，一個地方法院院長運用手中的權力在法院內部為自己身體有障礙的孩子謀了份鐵飯碗的工作。這在過去的社會可能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了，但在互聯(lián)網(wǎng)絡普及的背景下，弄巧成拙，不僅孩子的工作沒戲，老子的職位都險些丟失。
　　這樣開放的技術狀態(tài)直接導致相應開放的社會狀態(tài)，公開、透明日漸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征，也成為了權力運行的最基本要求。任何權力的行使都不得不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而結果又不得不直接接受社會大眾的評判與檢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絡不僅僅有信息傳播的功能，還有很強大的組織動員功能。而這一點對于權力的濫用是更為致命的。
　　在過去的時代，盡管中國社會從憲法到各種專門法，對社會大眾的政治參與和制約權力都給予了充分的鼓勵與保障，但大眾從理論上可以制約到現(xiàn)實中真正能制約之間還有相當?shù)木嚯x，這一距離主要不是來自于政治的約束與限制。而是來自于手段的不足與缺乏。某一社會個體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極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訴求與想法如何表達出來為社會、為大眾、為政治組織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設法表達出來了，由于傳播手段的制約，也很有可能只是為少數(shù)人、小范圍所了解，很難在較大范圍內產生較大影響。但在以網(wǎng)絡普及為主要標志的信息時代，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任何人、任何群體、任何組織，只 要他愿意，都可以通過網(wǎng)絡來表達他的要求、傳播他的理念、貢獻他的意見，并且通過網(wǎng)絡尋找志同道合的贊同者與支持者，跨區(qū)域、甚至跨國界地形成看似虛擬但又能實實在在在政治發(fā)展中起作用的組織與團體，對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的權力行為產生影響。
　　面對公眾零散的批評，權力可以不屑一顧，陽奉陰違；但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絡強大的傳播與組織功能，權力還敢為所欲為、再搞小動作嗎?
　　
　　社會轉型使得法治成為必須
　　
　　我們現(xiàn)在常說，中國30年來的發(fā)展走過了國際社會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歷程。把幾百年的變化壓縮在幾十年內，這樣的社會狀態(tài)怎能不是驚天動地、翻天覆地、改天換地?
　　社會狀態(tài)變化了，治理社會的方式當然也要變化。
　　過去一些兩方人士習慣地說傳統(tǒng)的中周社會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治意識缺失。做出這個判斷的時候不免有些高傲的鄙夷或者是善意的惋惜：在沒有法治的社會中生活的中國人多么可憐啊。但讓西方人很不理解的是，這種狀況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并沒有多么的不適，也沒有表現(xiàn)為多么的不文明。
　　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以農業(yè)為主要產業(yè)形態(tài)，又處于嚴格的計劃經濟運行模式之下，一切事情都是有計劃有安排井井有條，可謂超穩(wěn)定社會；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嚴格的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人口基本上不流動也不鼓勵流動，絕大多數(shù)生活自給自足，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在農村是大家族集聚而居，在城市是大雜院街坊鄰里，工人是黑發(fā)進廠白發(fā)退休。一個螺絲釘數(shù)十年不挪窩，人與人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典型的熟人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狀態(tài)下，老祖宗就是權威，人情就是道理，臉面就是契約。西方社會用法律解決的問題中國社會用情理全能搞定。而且這樣的結果不僅大家接受、服氣，還有一種法律絕不會有的脈脈情意在里面，讓人覺得溫暖。
　　但現(xiàn)在，社會狀態(tài)變化了。
　　――市場經濟改變了社會群體生活的軌跡，也改變了行為的模式。市場競爭如白云蒼狗變幻莫測，市場交易各懷心事，朝三暮四；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系統(tǒng)、越來越復雜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越來越微妙的利益格局，說不定哪個環(huán)節(jié)在哪個時候就會出問題。社會越來越不確定了，昔日的舊船票已經登不上今日的客船了。
　　――接近2億的龐大流動人口在中國大地上四處謀生，對門的房客今天可能還是妙齡美女，明天就換成了風流帥哥；在一塊工作同事的名字還沒有叫全，就已經跳槽了；整天與自己交往最多、影響最大、利害最緊要的不是有血緣關系、有感情的親朋好友，而往往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交。社會越來越陌生了，你的老祖宗跟我有什么關系?
　　――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小孩穿的是中國做的耐克運動鞋，中國球迷喝的是德國黑啤酒，吹的是南非嗚嗚祖拉；過去夫妻間離婚是一件需要悄悄進行不好意思見人的事情，在今日的社會可以為了財產大鬧公堂，甚至不惜拋頭露面上電視臺做節(jié)目以尋求支持。社會越來越開放，不僅拆了屋頂連墻壁也沒有了。
　　新的社會狀態(tài)需要新的運行模式，新的社會狀態(tài)也產生新的運行模式。
　　不確定的社會什么最確定?法治。法治可以讓社會群體在不確定中找到確定，可以對沒有做過的事情做出穩(wěn)定的預期。
　　陌生的社會什么最權威?還是法治。法治可以讓互不熟悉的人之間產生信任與合作。通過法律中介，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變成了人與合同、人與契約的合作。
　　開放的社會什么最靠得住?仍然是法治。不同的國度文化不同、不同的人群價值不同，但一個法治之國可以把所有這些不同聚合起來。
　　既然這樣的社會狀態(tài)已經是中國社會的大勢所趨，法治在中國社會當然也會越發(fā)凸顯。
　　當然，法治在中國社會剛剛起步，難免矯枉過正，難免遭遇“搭便車”。比如，今天中國社會的老百姓好打官司了，動不動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就說我到法院去告你，“好訟”苗頭見長；又比如，一些部門熱衷于立法，想方設法把專門法變成“部門法”，純屬為部門利益看家護院。但我們從樂觀的方面看。當他們意識到需要用法律來為自己辯護、不再無所顧忌的時候，不正表明他們已經潛意識地認可了法律的權威?這不正是法治取得的勝利嗎?雖然只是第一步。
　　所以，當越來越多的老百姓開始對簿公堂，當越來越多的問題被立法的時候，我們還用得著對中國社會法治的前途擔憂嗎?
　　
　　新期待不斷拓展權利的清單
　　
　　也許天賦人權不假。但人的權利絕不僅僅是上天既定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不斷豐富、不斷充實、不斷實現(xiàn)。
　　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有不同的權利內容，在過去時代屬于烏托邦的內容在今日社會可能已經成為了權利的底線。
　　在30年前的中國。吃飽肚子是中國社會需要下大力氣去給群眾保障的重要權利。但在今日的中國社會，群眾對權利的期望已經不再僅僅是物質的溫飽。因為，這一權利中國社會已經完成，而且完成得很漂亮，中國已經擺脫貧困、跨越溫飽，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
　　今天的中國老百姓更關心的是經濟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會主義民主大進步，要求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要過上“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要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諧”的社會中。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上把這稱之為是“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其實，這新期待就是對權利的呼喚。社會民眾每一個新期待的提出，都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權利清單又加長了一頁。
　　而且這權利清單列出來了，就必須兌現(xiàn)。不兌現(xiàn)老百姓就會跟你要，和氣要不來就跟你吵鬧，吵鬧還不夠就折騰點動靜。所以，對于各種群體性的事件，地方官員很頭痛，但我們以為這是好事，這是新期待對權利的呼喚。至于說引發(fā)一些混亂與不穩(wěn)定，也不是什么壞事。母親分娩還要疼痛呢�？墒谴蠹叶贾�道，疼痛過后就是新生命的誕生。
　　所以，社會一旦有需求，就會比千萬個政治家，比上百次大革命更能把社會推向進步，更能把政治體制改革推向縱深。
　　當中國社會實現(xiàn)了民眾的每一個新期待，也就意味著保障了民眾的每一項新權利，中國社會就又向文明進步邁出了一步。
　　反過來，當中國社會每前進一步，又會激發(fā)出民眾新的期待，又會提出新的權利要求。
　　中國社會就在這樣的循環(huán)往復中，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文明。
　　
　　結論
　　
　　結論就講兩句話：
　　第一句話，我們有些同志往往對一些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豪言壯語與鮮明態(tài)度給予厚望，認為只要有決心、有態(tài)度就一定會有結果。事實上，對于政治體制改革來說，自覺的決心與態(tài)度固然重要，客觀的“不得不”更加現(xiàn)實和有意義。細究中國社會這些年來政治體制的每一變遷，無一不是由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技術進步所推動。沒有社會分化與社會轉型，沒有經濟社會發(fā)展所形成的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沒有技術進步出現(xiàn)的互聯(lián)網(wǎng)絡與信息化，中國社會在政治體制領域的這些變化，放在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句話，政治體制改革并非“通天塔工程”，并沒有什么技術難題不能克服，并沒有什么必要條件不可獲得。曾經有一位老同志講過一句話，“文化的改變至少需要60年，經濟體制變革需要6年，政治體制變革只需要6個月”。這句話說穿了體制變革的核心密碼。也許當我們真正付諸行動的時候，就會發(fā)現(xiàn)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難，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復雜，甚至都用不了我們想象中那么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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