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沙葉新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不為權(quán)力寫作》的演講，反思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公開亮明了“不當奴才，不做工具，心靈自由，不為權(quán)力”的立場。
　　
　　3個月前，當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決定將“第六屆中國戲劇文學金獎特別獎”授予劇本《幸遇先生蔡》的時候，沙葉新予以拒絕。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譽會長，作品又得獎，等于是自己選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額空出來，給別的創(chuàng)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這個獎，他們需要支持。
　　這樣一來，沙葉新失去了一項榮譽，以及一筆1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有些人是爭著擠著進來。沙葉新倒說他不需要，這個人的可貴之處就是這一點，他的獨立性，不被任何東西左右�！敝袊鴳騽∥膶W學會會長曾獻平說，“但他的劇作又是夠水平的，不參評，我們認為不合適，還是要給他一個獎……”
　　此后，評委會別出心裁地為他量身訂做了一個“評委會獎”。頒獎那天，沙葉新的一出話劇《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結(jié)束，曾獻平上臺為他頒了獎，獎額1萬元。
　　“我認為這是對我的鼓勵，對我的期望，”沙葉新說，“但我不認為這是應(yīng)該的�！�
　　2009年，在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沙葉新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不為權(quán)力寫作》的演講，反思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公開亮明了“不當奴才，不做工具，心靈自由，不為權(quán)力”的立場，引起一批創(chuàng)作者的激烈響應(yīng)，有人提議將此當作一項藝術(shù)“宣言”。曾獻平亦是贊同者，認為沙葉新“說出了大家的心聲。我們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來，紛紛擾擾，人生如戲，一切盡歸塵芥。對于沙葉新而言，在行將老去的時候，他終于可以如愿抵達這樣一種自在境界。
　　“從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歲，”他說，“現(xiàn)在身不由己的時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干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還有個生活問題，稿費問題，工作責任問題，現(xiàn)在完全不同了。”
　　
　　當年吹鼓手
　　
　　《不為權(quán)力寫作》的演講發(fā)表后，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理事會集體討論是否將此文收入他們的會刊，這引發(fā)了一次辯論。有理事認為文章標題欠妥，宜加上相應(yīng)的定語作修飾，“怎么能不為權(quán)力寫作呢”?但是在壓倒性多數(shù)意見的支持下，會刊最后全文刊登了這篇文章。
　　“好像已經(jīng)到了應(yīng)該提出這樣一個口號的時候，是真理，就要傳出去。我不強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讓大家知道。”沙葉新說，“80年代開始，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被公開提出來了的�！�
　　1980年代，沙葉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吁拋棄文藝創(chuàng)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評當時的戲劇創(chuàng)作僵化、保守和陳舊，“仍然習慣于配合形勢，急功近利”，“某些戲劇界領(lǐng)導(dǎo)總是好心地希望舞臺要為觀眾樹立可以學習的高大的英雄形象，從而使觀眾看戲之后受到教育，提高覺悟�！�
　　在此之前，沙葉新是從來不敢這樣想的。在那個樣板戲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為權(quán)力意志服務(wù)而自我滿足。沙葉新也不諱言，若那時候有機會，他也一定會非常盡心盡力地去寫樣板戲，參加各種御用寫作班子。由于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時，發(fā)表文章去與姚文元商榷一個西方音樂的審美問題，開罪了人，故而一直坐著“冷板凳”。
　　“文革”期間，沙葉新曾參加過《解放日報》一個專事批判文章寫作的五人小組，這是一個松散的“組織”，往往是上面拋出來一些材料，作者接受報社組稿，干的就是指哪兒打那兒的活。
　　沙葉新那時還只是上海人民藝術(shù)劇院的一個普通編劇，也屬于“要跟著江青同志鬧一輩子革命”的隊伍里的一員。當時的他，內(nèi)心陽光，單純，被潮流裹挾著，酷愛樣板戲，甚至還匠心獨運，將剛出生的女兒也起名作“沙智紅”，小小一個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樣板戲。 “那時候我們是很快樂的，他經(jīng)常是一邊走路一邊哼樣板戲，”沙葉新的朋友程繼堯說，“我們覺得，喲，他唱得不錯啊�！�
　　1969年，在黑龍江插隊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訓華，于一次特大山洪中為了搶救兩根電線桿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勞動的沙葉新終于得到了一個“奉命寫作”、一展襟抱的機會。市里點名要求他以金訓華事件為素材創(chuàng)作一出話劇。
　　接到任務(wù)后，沙葉新就像一個新戰(zhàn)士拿到槍一樣激動。跑到黑龍江去深入生活，當?shù)氐奈幕块T親切地把他稱作是“江青同志身邊來的文藝戰(zhàn)士”。這種經(jīng)歷可謂刻骨銘心，讓他自己也不由為之感到巨大榮耀。
　　“在思想受到牢籠限制的階段，比如當時個人崇拜風氣非常濃烈，他也不可能跳出這種崇拜，‘文革’中如果你讓他拿筆抨擊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那這還做不到，”曾與沙葉新在上海人藝劇院共事的李守成說，“但在那種局限性下，他也覺得要把自己的看法寫出來�！�
　　1970年，以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為主旨的六場話劇《邊疆新苗》進行公演。雖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嶄露出創(chuàng)作者與眾不同的個性，這出話劇以幽默風格見長，沒有將主人公不著邊際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還不錯。
　　公演階段，沙葉新邀請了一些朋友去觀摩。程繼堯也是一位。他還當真了，帶著一小本子，一邊看戲一邊不時記下幾句詞兒。看到劇中有知青偷老鄉(xiāng)的雞，并大張旗鼓地殺雞撥毛等情節(jié)，程繼堯感覺戲里有不少自由化成分，回頭極鄭重地給沙葉新去信，提醒他注意不要丑化貧下中農(nóng)形象。
　　這提醒就如一根引信。之后關(guān)于這出劇花花草草太多的批評日益增多。很快，時任文化部長于會泳點名要向這出話劇開炮，從上到下便一齊行動起來。沙葉新原本準備在全市批判會上為自己的藝術(shù)觀點申辯，但權(quán)衡一番，還是放棄了這種書呆子的做法，撕毀申辯稿，乖乖檢討，并繼續(xù)去黑龍江“深入生活”，修改劇本。此種委屈相從的經(jīng)歷給他造成不小的傷害。
　　1983年，沙葉新已經(jīng)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劇作家，憶及此事，他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個人做違心的事最為痛苦，這種內(nèi)心的巨大痛苦，使我當時幾乎精神失常�！�
　　時隔27年后的今天，沙葉新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毫不猶豫就將《邊》劇歸人“尊命文學”。他這種看法，在“文革”結(jié)束后越來越強烈，以致認為這種作品比幫閑之作還要厲害，是幫兇了。
　　“我歌頌的是什么?就是生命還沒有一根木頭珍貴。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別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險，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四人幫”垮臺了，樣板戲等基于權(quán)力意志而建立起來的一應(yīng)華美藝術(shù)幻象瞬間坍塌，這種強烈的沖擊動搖了沙葉新那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權(quán)力意志神圣至上性，雖然此后沙葉新并不曾擺脫奉命寫作的束縛，但他在扮演一個吹鼓手的同時，依然在尋找獨立藝術(shù)個性復(fù)萌的空隙。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頭5年，是 我最活躍的時候。即使是奉命寫作，我在拿到題材時，也不會像以前那樣了，腦袋已經(jīng)長在我的肩上�！�
　　
　　禁戲風波
　　
　　沙葉新第一個未奉命的自選動作，發(fā)生在1979年夏天。上海當時發(fā)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詐騙案，一個試圖返城的知青求告無門，冒充北京的高干子弟招搖撞騙，引發(fā)一連串官場丑聞，連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都墜入彀中，為他提供便利。
　　這個名叫《假如我是真的》話劇劇本寫出來，一直找不到地方發(fā)表，后來投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思想前沿雜志《未定稿》，才得以面世。排演后，反響熱烈。此事驚動了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部長看完排演后，建議只進行內(nèi)部演出，不要公演。
　　內(nèi)部演出也是盛況空前，一時之間，全國幾十個劇團都在演這出戲。上海一名意識形態(tài)旗手隨即通過《未定稿》發(fā)表文章，將此劇斥為敗壞干部隊伍形象的毒草。
　　與沙葉新合作此劇的李守成向本刊記者介紹，當時有人勸誡，不應(yīng)該寫到市委書記那一級，寫到處級干部就差不多了�！艾F(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民間意識當中反特權(quán)是比較強烈的一種聲音，有些干部有權(quán)了，就為自己干事兒了，相互有所求，就這么寫了，不是說這個戲是為了把誰搞臭。”
　　程繼堯?qū)@出話劇也有自己的觀感，覺得在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上還是過于粗糙，有點像活報劇。但這并不妨礙他對沙葉新及這出戲的支持，認為很有戰(zhàn)斗力，反映的問題很現(xiàn)實。他看到批評文章后，提筆撰文為《假如》一劇鳴不平，表示如果要批判，自己愿意陪綁。
　　事情鬧到了北京。時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建議召開全國劇本創(chuàng)作座談會。1980年初，這個座談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主持。會上有人指斥《假如》一劇的幾個作者都是“文革”時期的造反派，對于劇本的分歧意見很大，會議不得不為此延期數(shù)天。據(jù)李守成回憶，會議后半段，賀敬之告訴上海人藝代表團，意見越來越一致了，你們放心，回去后是可以演的。
　　最后一天會議，胡耀邦親臨講話。談到這出戲，他說：“我覺得作者是有才華、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確對待青年作家的問題上，我們大家不能再犯過去的錯誤，不能嘲笑他們，更不應(yīng)打擊他們�！�
　　但胡耀邦最終沒能為《假如》一劇網(wǎng)開一面。因為上海有人打電話到北京施壓，表示如果同意此劇繼續(xù)演下去，就請中央下一個文件。
　　最后出現(xiàn)這樣奇怪的一個局面，讓上海人藝的人感到既意外又失望，帶隊的一位老藝術(shù)工作者表態(tài)，“服從中央，顧全大局，不是毒草，不演為好”。彼時臨近春節(jié)，散會前還舉行了迎春聯(lián)歡，上海人藝的人都缺席了。李守成說，“沒有什么情緒聯(lián)歡了�！�
　　從北京敗陣而歸，適逢《假如》一劇的最后一場內(nèi)部演出，沙葉新心里明白這是最后一次了。他堅持劇終時要上臺向全場觀眾道別，“我脾氣很梗的，我非要上臺，說什么呢?我說‘我要向遺體告別’�！�
　　對于《假如》一劇的不幸折戟，沙葉新本人是態(tài)度鮮明的。同年他還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扯“淡”》的文章，認為這一年的話劇舞臺面臨淡季，與該次會議之后的風氣不無關(guān)系，是那種“不了了之”的“變相禁戲”做法，致使帶有火辣辣味道的干預(yù)生活的“劇目幾乎全都銷聲匿跡，無影無蹤”。
　　適逢撥亂反正時期，這次風波一開始并沒有給沙葉新造成顯見的不利影響。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生態(tài)中，這是極罕見的。不僅如此，當沙葉新的話劇《陳毅市長》演出引起轟動，劇作者本人瞬間就被推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光環(huán)之中，受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接納�！蛾愐闶虚L》系沙葉新奉命為迎接上海解放30周年而作，整出戲通過一系列零碎片斷串成，刻畫了一個較有個性的共產(chǎn)黨干部形象。此出話劇在北京演了30場，還被搬進中南海演出。
　　李守成說，“當時我們還沒有感覺到什么。一些老同志跟我們說，這是真不容易……掌權(quán)的人自己也經(jīng)歷過因言獲罪、因戲獲罪的慘痛經(jīng)歷，不可能自己一解放后就又重新掄起棒子打人�！�
　　禁戲風波，使沙葉新對胡耀邦生出不少好感�！蛾愐闶虚L》在北京演出期間，胡耀邦來看戲。當時沙正奉命創(chuàng)作另一出戲，已經(jīng)離京前去安徽，失之交臂，頗覺抱憾。
　　“他到舞臺上找我，問‘葉新沙呢?葉新沙呢’?幸虧不是古代。要是放在古代我就要改名字了。”沙葉新打趣說，“他比較尊重知識分子，比較懂知識分子，沒有歹心�！�
　　1985年，上海人藝老院長黃佐臨退休在即，選舉新院長。在黃等人的支持下，沙葉新高票當選。這一年他還不是黨員，黃佐臨寫信勸他入黨。經(jīng)過一番慎重考慮，“一般群眾”出身的沙向院里遞交了入黨申請。院里雖然批了，但卻在市里卡住了。這時候沙葉新知道，禁戲風波還沒有完全平息。
　　人藝的幾位院領(lǐng)導(dǎo)隨后將此情況寫信向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知識分子處反映，信件很快被轉(zhuǎn)到了胡耀邦處，胡耀邦認為沙葉新符合入黨條件，進行了批示。入黨第二年，沙葉新就成了上海市的模范黨員。
　　
　　趕鴨子難上架
　　
　　當選院長，沙葉新一開始不大想干，擔心糾纏于行政事務(wù)再無機會寫作。黃佐臨開導(dǎo)他，不妨將此當作一種生活體驗。就這樣，他硬著頭皮擔任了一屆院長職務(wù)，就向市文化局和院里打報告，準備掛冠而去。但局里、院里均不同意。
　　沙氏的院長當?shù)帽容^有“特色”。自己只管劇目業(yè)務(wù)，人事和財務(wù)等行政性事務(wù)概不插手。盡量少去局里開會，少主動找上級官員。凡有這方面公務(wù)，大都委托其他領(lǐng)導(dǎo)代勞。
　　“偶有閑情寫小品，絕無俗氣見高官”。從前一心鉆在筆墨間，沙葉新對官場的基本常識一竅不通。當上院長后，有人請教他官居哪一級。他不假思索就回答，“我是院級干部”，出了洋相，回頭深究一番，才明白自己是個“區(qū)區(qū)處級小吏，享受局級待遇”。
　　一次辭職不成，勉為其難又干了4年，此時社會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所謂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背后的議論也漸漸多起來。有人到局里反映沙葉新公款出國、搞小宗派。1993年，在還沒有被一攤俗務(wù)搞得狼狽不堪的時候，他再次請辭。這一次再無人挽留，悉聽尊便了。
　　“我不是個復(fù)雜的人，沒有太大的城府。人要活得有尊嚴，老是低三下四看人眼色，哪有尊嚴?”
　　這種性格，早為他的離開埋下伏筆。
　　1984年，22年未換屆的上海市文聯(lián)改選。傳聞當時年已80的文壇巨擘巴金年事過高，不適宜再擔任主席一職�？吹胶蜻x人名單，文聯(lián)委員沙葉新覺得頭都大了。主席候選人正是那位被《假如我是真的》著墨刻畫過的為騙子提供用車便利的原市委副書記，此公年歲比巴金還大。
　　換屆大會現(xiàn)場有高官壓陣，大家能做的無非就是鼓鼓掌、吃吃冷飲。然而沙葉新不干，當著候選人及一干領(lǐng)導(dǎo)的面發(fā)表反對意見，稱中央號召領(lǐng)導(dǎo)班子年輕化、知識化，巴金同志80歲，候選人比巴金同志還大一歲，不符合號召。此外，文聯(lián)主席要在文學 藝術(shù)的某一方面有很高造詣，候選人并非如此……
　　這一發(fā)言在會場上炸開了鍋。沙葉新之后，陸續(xù)有13個委員上臺發(fā)言，建議要么候選人改任顧問，要么對主席名單再醞釀。換屆大會由此無法當場投票，只好延期。到投票那天，沙葉新發(fā)現(xiàn)主席候選人仍是他反對的那個人，感覺無話可說了。
　　“中國的作家被馴化得基本上差不多了。沒有是非觀，上海就是這樣，明哲保身的人多，仗義執(zhí)言的人寥寥無幾�！鄙橙~新說，“我覺得不公平，既然規(guī)則是那樣的，我作為被會員們選出來的委員，當然要講話。我不說話，不是等于欺騙人嘛�！�
　　最后他還是投了反對票。
　　同樣是因為“規(guī)則”問題，1992年，還沒有卸任院長的沙葉新又踢了人家的場子。當年6月，“中華首屆廣告模特大賽”在北京舉行，各界高官皆來捧場。沙葉新是名流云集的評委會評委之一，賽到尾聲，贊助人以“撤資”威脅改變了規(guī)則，將自己圈定的選手重新塞進總決賽。
　　評委們都不吭聲，唯獨沙某人長有一根直腸子，自作主張地跑到臺上去宣布，“未經(jīng)公證，比賽結(jié)果不作數(shù)。”規(guī)�？涨暗囊粚帽荣惥瓦@樣黃了。事后有人找來，警告他到此為止，否則當心小命不保。
　　在不同的環(huán)境和對象那里，“規(guī)則”的面孔以及適用尺度是不大一樣的。這一點沙葉新似乎從來就沒有搞明白過，也不愿意去搞明白。
　　“他那樣做，我覺得首先在于他不改變自己。留下這樣一個不改變自己的人，至少他還能改變像我這樣的人，”程繼堯說，“我至少不受世俗社會的影響�！�
　　現(xiàn)已退休的程繼堯，半生均為主流話語貢獻筆力，是個老社論工作者。他不大認同以前的工作，自愧不如沙葉新那樣有社會責任感。每次與沙坐在一起，總覺得矮人三分，“干著簡直不是人干的事情，有時候我也是牢騷滿腹，但我們不是一個量級的�！�
　　年方54歲即卸任的沙葉新，從引退那天開始，便跳出了一介文藝鼓手的方寸天地，投身到更為現(xiàn)實的觀察、反思和書寫之中。人老的時候，淚腺大約也會發(fā)達起來，每逢看到山西黑煤窯、窮人家的學生撿剩飯吃、代課老師貧困無著等不平事，他就抱著電腦黯然垂淚。
　　“他覺得簡直痛恨至極，受不了，”李守成說，“有兩個過去的同學勸他，不要那么激憤，好多事情就不要在乎了，應(yīng)該怎么怎么樣，他臉色馬上不好。我感到讓他換一種觀念生活，他接受不了�！�
　　去年11月，沙葉新去歐洲演講，到了巴黎和波恩等8個城市參觀。在盧浮宮，他瞻仰了世界三寶：維納斯雕像、蒙娜麗莎油畫和勝利女神石像。后又參觀貝多芬故居。每遇一個作品，他就鞠上一躬。這一路上，就像一個朝拜者。面對這些真正不朽的巔峰之作，他領(lǐng)悟到了堪以永恒的所在，于是下定決心要重拾創(chuàng)作計劃，以此表達自己對這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guān)切。
　　“只要我的情感是這樣，我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就更能表現(xiàn)我內(nèi)心深處所想的，歐洲之行，更加促使我堅持�！�
　　正是春寒未消時節(jié)。埋首書齋的沙葉新，面色略顯枯槁。雖然說不上風燭殘年，但也不是什么風華正茂了。癌癥的戕害，讓這個小老頭有點兒變了形，身上一襲皮衣空蕩蕩的，一副眼鏡就框住了半張臉。早年的意氣風發(fā)模樣，如今都已成了被鎖定在相框里的影像。
　　“人到了衰竭期，心理上是有反應(yīng)的，我認為我還有創(chuàng)作能力。”他拉開書柜給記者看，“書這么多，一直可以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計劃外還想寫一個話劇，一部10多年―直想寫的長篇，寫不完也可以寫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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