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黨政治的開端?:政治近代化的開端
發(fā)布時間:2020-03-17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從自民和民主兩黨向國民承諾的政策拼盤來看,國民在民生政策上的受益,應該說是切實的,其幅度遠大于此前自民一黨獨大時代的歷次選舉。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兩黨政治這種全新的政治生態(tài),應當說是符合國民利益最大化方向的,值得期待、呵護、培育。
8月30日的日本第45屆眾議院大選中,自民黨遭遇了結黨以來最為慘重的失敗,與民主黨換位,淪落為最大的在野黨。這個曾獨步政壇達54年的老大政黨緣何衰落,導致其衰落的衰減機制何在?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些原因本身就是多重構造,相互糾結,互為因果,殊難描述。筆者權且從遠因、近因和技術原因三個層面試分析之。
“鐵三角”銹蝕,派閥崩解
先談遠因。自民黨成功的最大秘密有二:“鐵三角”和派閥。所謂“鐵三角”,即由政、官、財三界構成的特殊利權結構:財界通過官僚拉攏政客,在國會游說;政治家通過國會斗爭取得公共事業(yè)的國家預算;國家預算經官僚之手流向財界。對財界來說,通過對公共事業(yè)工程的參與,不僅獲得了利益,也“潤滑”了與政、官兩界的關系,從而確保恒久通暢的利益管道;對官僚來說,僅靠充當政界與財界之間的“黏合劑”,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澇保收;而對政治家來說,通過手中的政治權力,換來大筆公共事業(yè)預算,借此扶植家鄉(xiāng)的產業(yè),既興國利民、回報鄉(xiāng)土,又能擴大自己的后援團體,兌現(xiàn)大筆的政治獻金,何樂不為?正是這種可使政、官、財三界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權構造,在自民黨內滋生了大量被稱為“族勢力”的既得利益層(“道路族”、“建設族”、“郵政族”等,不一而足,連肩負國家防衛(wèi)重任的自衛(wèi)隊系統(tǒng)都產生了“防衛(wèi)族”),招致國民和輿論的批判聲浪。這客觀上也構成了自民黨“金屬疲勞”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達,是自民黨已過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埋下黨的“金屬疲勞”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榮。這名沒受過多少正規(guī)教育、建筑設計師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導的“土建國家”,本質上是當代中國“要想富,先修路”的樸素經濟發(fā)展觀的“東洋版”!度毡玖袓u改造論》是一個旨在通過工程建設來維系國家可持續(xù)性增長的宏大敘事,理想主義色彩頗濃。但其背后,則是驚人的金權政治黑幕。田中角榮本人憑借其在建筑業(yè)上聚斂的財富,進軍政界,一路暢行無阻,不僅成為“道路族”、“建設族”的靠山,而且親手締造并長年執(zhí)掌自民黨內最大的實力派系“田中派”,向首相府輸送了數(shù)任總理,其影響甚至在田中身后仍不衰。
洛克希德事件被輿論曝光,日本國民得以窺視“鐵三角”幕后黑金交易的規(guī)模和恐怖,田中本人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金權政治的DNA和風土已然誕下,積重難返。1993年,自民黨另一位大佬、黨副總裁金丸信及其秘書官生原正久因偷稅嫌疑被捕,黑金丑聞再次曝光,東京地方檢察院“特搜部”檢察人員從金丸宅邸搜出價值連城的金融機構有價債券和金塊,令“泡沫經濟”初期像工蜂一樣勤勉的日本上班族驚愕不已,大開眼界。黨內外對金權政治的批判,客觀上也成為黨分裂的動因:1993年,自民黨資深議員小澤一郎和武村正義各自脫黨,旋即成立了新生黨和先驅新黨。進而,8個在野黨擁立細川護熙聯(lián)合政權――自民黨執(zhí)政38年第一次遭遇滑鐵盧。同時,以政治改革的名義,戰(zhàn)后實行近半個世紀的中選舉區(qū)的選舉制度廢止,實行小選舉區(qū)與比例代表并立制,直至今天。
至于派閥問題,是自民黨政治的一種特殊現(xiàn)象,對此,輿論一向褒貶不一:否定者認為它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暗部”、長老政治的遺留,是自民黨尚未進化為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政黨的標識,同時也是金權政治在執(zhí)政黨內蔓延的元兇;而作積極評價者(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則認為派閥是黨內民主機制的土壤,是激發(fā)不同意見和討論的誘發(fā)劑,是人才輩出的聚寶盆。
真正做到了使自民黨延命者,是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這個打著“粉碎自民黨”、靠反黨起家的前黨總裁,在“構造改革”的名下,極大削弱了派閥的實力。此前,歷代首相上臺,組閣名單幾乎都是與派閥大佬“協(xié)商”、“調整”的結果。只有小泉特立獨行,雖然自己出身于黨內最大派系“森派”(即“田中派”的繼承形態(tài)),但組閣時卻把自己關在小屋中,拒絕與“森派”掌門人、前首相森喜朗商量。而且,首相履新后,便正式退出了所屬派系?尚∪氖≡谟,削弱派閥之后,卻沒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養(yǎng)機制,乃至派閥瓦解后,黨內青黃不接。
戰(zhàn)后的自民黨,憑借“1955年體制”的優(yōu)勢,長年以來誠不愧為政治精英的“黃埔軍校”:吉田茂、鳩山一郎以降,石橋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和其后的“三角大福中”,及再往后的“安竹宮”,隨便拎出一個來,都是總理之器。就算1993年自民黨初次下野時,盡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黨內也還是有像橋本龍?zhí)、小淵惠三、野中廣務等像模像樣的實力派政治家的人才儲備。但此番大選前夕,眼瞅著自民黨大廈將傾,勉為其難的麻生太郎慘淡經營,在血氣方剛、哀兵必勝的民主黨的強大攻勢下"不說別的,單從人才上看,怕也只有訇然倒地之一途了。
小泉路線的取與舍
次談近因。對自民黨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有效調整,是小泉政權,他開出的藥方是新自由主義指向的“構造改革”。改革的成功,不僅成就了戰(zhàn)后屈指可數(shù)的長期政權,而且確實挽救了黨:2005年9月的“郵政選舉”,自民黨大獲全勝?呻S后,隨著美布什政權的終結,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加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的菜單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負面作用也開始呈現(xiàn)(被稱為小泉的“負面遺產”),其具體表現(xiàn)就是“格差”的擴大、地方經濟凋敝和農業(yè)的蕭條。加上老齡少子化趨勢的進一步升級,各種社會矛盾呈表面化。
這種情況下,作為執(zhí)政黨的政治掌舵者,或將小泉開創(chuàng)的改革進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來解決改革中出現(xiàn)的問題,或改弦易轍,以其他政治議題來取代改革話語,無論如何應該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但“后小泉”時期三任領導人卻采取了投機主義、鴕鳥主義的應對: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線,卻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結果,不僅未能矯正此前改革的負面效果,且很快輸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權凝聚力和新道統(tǒng)。加上麻生之前連續(xù)兩任首相關鍵時刻“撂挑子”,令國民失望透頂,進而對自民黨的執(zhí)政能力也產生了深刻的質疑和厭倦感。想當初,英國工黨上臺,打出的口號是“夠了、夠了”,準確契合了英國選民對保守黨18年執(zhí)政的厭倦心理。此番大選,日民主黨對自民黨的戰(zhàn)術如出一轍。換句話說,是國民對自民黨政治的忍耐到達了極限,民主黨才“被選擇”。
再談技術原因。所謂技術原因,指選舉制度方面的原因,具體地說,就是小選舉區(qū)制。小選舉區(qū)每區(qū)只有一人能當選,相對于可有3~5人同時勝出的中選舉區(qū)制競爭更激 烈,且易受電視左右,極適合小泉那種“劇場政治”型人才演出。曾幾何時的“郵政選舉”,小泉發(fā)動由前美女電視主持人或風格清新的青年才俊組成的華麗刺客軍團,一舉奪取了大選的全勝。自民黨核心層恐怕做夢都沒想到,4年后的今天,如此戰(zhàn)術會被用在自己身上:被媒體稱為“小澤的孩子”(但小澤本人和民主黨似乎很拒斥這個說法,以回避國民對“小泉的孩子”的聯(lián)想)的刺客們,“接管”了一個個被認為是自民黨“牙城”的選區(qū)。那些在“教父”小澤授意下,只提綱挈領地發(fā)表不長于3分鐘演說的俊男靚女們,憑借自身包括“身體語言”在內的優(yōu)勢,幾乎瞬間便準確地捕捉、把握民意,短、平、快地把那些滿臉皺紋、?里?唆的老自民黨政客打了下去。
通過這次大選,自民黨充分領教了小選舉區(qū)制的恐怖。因此,一些資深政治家、學者(如中曾根康弘和著名政治評論家、《讀賣新聞》老板渡邊恒雄等)力主再次改回到中選舉區(qū)制。因為小選舉區(qū),受制于當選人數(shù)限制,焦點必須集中;而中選舉區(qū)制,則可以設定多個焦點,深度辯論,被認為更有利于大黨構筑長期穩(wěn)定的政權。
一黨獨大的黃昏?
早在此番大選的選戰(zhàn)階段,從自民和民主兩黨向國民承諾的政策拼盤來看,未來無論是哪個黨執(zhí)政,國民在民生政策上的受益,應該說是切實的,其幅度遠大于此前自民一黨獨大時代的歷次選舉。從這個意義上說,而黨政治,這種全新的政治生態(tài),應當說是符合國民利益最大化方向的,值得期待、呵護、培育。
一般來說,成熟的兩黨制,需要在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策上拉開左右距離(如主張保守市場經濟路線的黨和主張進行利益再分配的黨)。民主黨的上臺,雖然標志著日本政壇初呈兩黨政治的轉機,但作為執(zhí)政黨來說,民主黨自身還有待成熟。這一方面是由于其從前世今生到意識形態(tài),都與自民黨高度雷同;另一方面,也不失為其基于“政權更迭”的最大現(xiàn)實訴求而刻意打出的權宜性政策“接近戰(zhàn)”牌(以前,社會黨曾試圖從政策上跟自民黨打對抗牌,終被邊緣化)所致。當然這一點今后有可能會發(fā)生變化。
而吃此一敗的自民黨,盡管暫時下野,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在戰(zhàn)后日本社會根深葉茂的社會資源,在產業(yè)、農業(yè)及安保政策上的“遺產”,遠未成“過去時”。視日后民主黨的執(zhí)政實績,自民黨卷土重來的可能性仍充分存在。
因此,對日本國民來說,此番大選最現(xiàn)實的收獲,也許并不是那些看上去很美,但卻不知能否兌現(xiàn),即使一時兌現(xiàn),也不知能否持續(xù)的民生政策,而是初現(xiàn)端倪的政治轉機。至于說這種轉機能否做大為英美式穩(wěn)健的兩黨政治格局,還有待于日本國民及政治家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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