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上海律協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青年法律人沙龍)聯合刑事法律研究會、行政法律研究會及公司法律研究會舉行相關法律研討會，就此次嬰幼兒奶粉重大安全事故進行專題研過。
　　由于這個案子還在偵查階段，按照刑事法律的一般常識或慣例，在偵查階段還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是忌諱對刑事責任進行發(fā)言的。不過，刑事委員會副主任張培鴻律師還是指出，現在的刑事責任追究的啟動模式是不正常的。按照法律規(guī)定，在產品質量的刑事責任當中，有很多罪名是在沒有足以造成危險后果的情況下就已經可以追究刑事責任了。但現實中，基本上沒有發(fā)生過司法機關或者偵查機關介入沒有造成危害的案件。
　　通常是怎么啟動刑事責任的呢?當社會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尤其是網絡、媒體達到一定民憤的時候，領導批示一下，一下子執(zhí)法效果出來了，嘩啦啦開始抓人。這樣一種刑事啟動模式是非常不正常的，刑事責任如果始終只能跟民憤、民怨或者民意結合起來，而不是和法律問題結合起來的話，可能這次奶粉事件是空前的而不會是絕后的。
　　事故被曝光之初，三鹿集團原董事長田文華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此前已在內部檢測中發(fā)現了問題，也將檢測結果向有關部門進行過匯報。公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吳冬律師認為：“向行政機關報告這個行為恰恰是她在履行消法所規(guī)定的法定義務，但遺憾的是她只履行了一半�！币驗椤断M者權益保護法》第18條規(guī)定：經營者發(fā)現其經營的商品有嚴重缺陷的，應當立即向有關行政部門報告和告知消費者，并采取預防發(fā)生危害的措施。這恰恰證明了企業(yè)對上負責，不對法律負責，更不向消費者和社會負責。
　　吳冬認為，這與《公司法》第150條的缺陷是有關系的。它規(guī)定董事、監(jiān)事、高管執(zhí)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或者公司章程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國外或地區(qū)立法一般是規(guī)定高管需對其自己的違法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我國往往以其職務行為為由，由公司替代高管承擔民事責任。如果立法能夠跟得上國際立法潮流的話，三鹿奶粉包括其他奶制品高管就不敢像現在這樣掉以輕心，更不敢只對政府負責，而不對消費者負責。
　　至于股東的責任，吳冬認為在國外包括美國公司法都規(guī)定如果一家公司有侵權行為，或者拖欠員工工資、薪水，則股東不是承擔有限責任，股東和公司須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在這方面我國公司法也應與國際接軌。但研討會有很多人士談到了一個細節(jié)：據新華網9月16日的報道，在當日的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有報道稱，中國政府在得到新西蘭政府通報后才獲悉三鹿奶粉問題并采取措施。外交部發(fā)言人姜瑜回答說，9月9日，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和商務部分別接到新西蘭方面有關三鹿奶粉問題的通報，在此之前，中國有關地方政府已經掌握了有關情況并采取措施。中國中央政府在接到地方政府通報后，立即啟動應急機制并作了相關部署。
　　截至發(fā)稿時，因此次事故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超過20人，其中多數是牧場、奶牛養(yǎng)殖小區(qū)、擠奶廳的經營者。張培鴻認為，如果奶站和奶農這兩者和奶粉廠之間的關系是第一車間的關系，也就是說企業(yè)定點在你這里收購原奶，你養(yǎng)的奶牛是由我補貼的，這樣即使是奶農和奶站摻毒，企業(yè)也必須負擔責任。假如奶站和奶農之間是各自獨立的收購關系，你賣給我可以，你不賣給我也行，因為我生產奶粉需要原奶，就不定期到你這里來收購，如果奶農或者奶站自己摻毒，就面臨立法方面的一個漏洞，和6年前的瘦肉精事件一樣。我自己養(yǎng)的豬，然后打入瘦肉精使其瘦肉的比重增加，這樣的一種行為難以被認定是在生產有毒有害食品，所以最高院在2002年8月23日專門就瘦肉精做了一個司法解釋，規(guī)定使用瘦肉精一定要按照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進行定罪，但是這個司法解釋只是針對瘦肉精，不能適用于奶粉。因此法律應該對基礎原料的提供者和銷售商、生產商之間的責任關系，有明確的規(guī)范。
　　研討會還對有關政府部門應該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進行了激烈爭論。復旦大學刑法學專家劉希貴教授認為，應該依靠《刑法》第414條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刑法》第414條規(guī)定：“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負有追究責任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規(guī)定的追究職責，情節(jié)嚴重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張培鴻則認為，放縱制售偽劣商品是故意犯罪，首先要有放縱的行為，有徇私舞弊，這樣可能有點難，因為要直接找到一個責任人，認定其知道三鹿添加三聚氰胺卻故意不去檢測，這種因果關系是很難認定的。
　　對于已經廢止的免檢制度，吳冬認為，這個制度說明政府曾經對企業(yè)質量作出了擔保和承諾，相當于對這些劣質產品進行質量擔保的背書。這是否會由此引發(fā)國家賠償訴訟，與會者有分歧。普遍意見認為，因為這一制度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難以進行國家賠償訴訟。但為了規(guī)范政府行為，吳冬認為兩高(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應該對《產品質量法》第58條出臺司法解釋。按照法律規(guī)定，社會團體，社會中介機構對產品質量做出承諾保證、而該產品又不符合其承諾保證給消費者造成損失的，與產品生產者承擔連帶責任。社會團隊、社會中介機構與政府機關不是一個概念，吳冬認為，這樣的連帶責任應該也適用于政府機構，包括中央政府。
　　吳冬曾經代理朱燕翎女士狀告雀巢轉基因奶粉案。當時，吳冬就發(fā)現，中國的大量國家標準和行業(yè)標準，尤其涉及食品安全的產品質量方面，標齡長、標準低，檢測方法落后。當時他們把產品送國外檢測，用歐盟的檢測方法馬上就檢測出轉基因成分，國內幾次檢測都說檢測不到，同樣的問題今天又出現在“三鹿奶粉事件”。標準是政府發(fā)布的，政府當然要承擔責任。而深層次的問題是，大量的標準就是由這些行業(yè)里的幾家大企業(yè)牽頭制定的，這樣的標準摻雜了很多企業(yè)的私利，這也是屬于部門立法，是企業(yè)綁架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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