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生活品質之城”――眼下在杭州，隨便翻看報紙都能看到“天堂”的大小官員們不停地叨咕這句話。5月，當數十位國內“快樂經濟學”研究者來到西子湖畔，以研討會的方式加入這場大合唱時，他們被告知這句廣告語便是今年杭州市第十次黨代會的主題詞，是執(zhí)政黨地方黨委提出的“奮斗目標”，不少學者目瞪口呆。
　　他們驚訝的，不是杭州把城市品牌廣告語與一級黨委奮斗目標合二為一，而是杭州執(zhí)政者理直氣壯地談論“生活品質”，并視之為“理念創(chuàng)新”，在國內，他們頭一遭聽聞。
　　
　　“老同志”發(fā)出質疑
　　
　　“我們看到了一個向著月亮射箭的人，且不說他的箭法如何，我們應當欣賞他的這種魄力�！边@是西方福利經濟學大師阿瑟?皮古對挑戰(zhàn)者的褒揚，最近便有人拿這句話來談論杭州市市委書記王國平。
　　在去年的一次研討會上，王國平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執(zhí)政黨已經在中國走過了三個28年，正進入第四個28年，前面的路怎么走?他形容自己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現在已經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了’作為執(zhí)政黨的一個城市書記，他如何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從2005年杭州市委開始向社會尋找智慧，并經過專家評審和市民公開投票的方式，選出2007年黨代會的主題詞“生活品質之城”。王國平最后拍板把它寫進黨代會的報告，并形成決議。
　　這一舉動不僅刺激了快樂經濟學者們的神經，還挑戰(zhàn)了“老同志”的思維。在5月舉行的研討會上，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廖可斌教授告訴外地學者，黨內不少“老同志”對王國平在黨代會上談“生活”提出質疑。
　　“太庸俗了�！绷慰杀舐牭揭晃弧袄贤�志”這么評價。廖可斌是論證學者之一，他自己非常贊同這次黨代會的主題詞，對于“老同志”這種評價，廖可斌覺得主要是老同志們過去在黨代會上都是談論“軍國大事”，如今會議主題指向“生活”，他們“不太習慣，不太容易接受”。
　　黨代會結束后，廖可斌頻頻自愿當“解釋官”，“給杭州市級機關干部講了一次，到浙江省辦公廳講了一次，后來又去廣電集團講了一次”。廖可斌講道，中國已經告別革命時代、暴力時代，以及政治動蕩時代，進入建設時代，執(zhí)政黨對政治本質要有新認識，“一切革命的目的，一切發(fā)展經濟的目的，最后都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質。”
　　幾次作報告下來，廖可斌感觸很深：“不少老同志依然是革命思維、運動思維、以經濟發(fā)展為中心的思維，―下子觀念轉不過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位人文學者―直強調，改善人們生活品質是任何執(zhí)政黨的根本職責，杭州市黨代會大膽“講生活”是一個進步，這是一個國家回歸正常社會的生動寫照。
　　
　　不過，各個社會階層追求生活品質的能力畢竟是不同的�！拔覀兊某鞘鞋F在還有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大量弱勢群體，他們的生活還很困難，提這樣的概念，是不是忽略弱勢群體的存在，是不是鼓勵高消費、奢侈浪費?”廖可斌多次被“老同志”如此詢問，他們對追求生活品質變成向拜金主義靠攏的擔憂之情溢于言表。
　　“建設生活品質之城”被寫入黨代會決議，浙江財經學院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陳惠雄教授認為有兩層深意：第一，執(zhí)政者意識到社會不穩(wěn)定的現象突出，比如貧富差距拉大，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增多等；第二，物質生活豐富之后，杭州官員意識到生活品質的重要性了。
　　以前官員只要有GDP有政績有升遷他們就有快樂，現在他們意識到這種快樂處在一種尷尬和悖論中，如果沒有更大多數人的快樂，他們的快樂一如海上孤島，安全系數很低。如今他們明白，以前那種快樂不屬于品質生活，少數人強行追求快樂的結果是破壞大多數人的快樂，把自己置身于不穩(wěn)定、不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中。這就是說，作為受益者，官員們知道生活品質離不開一個好的政治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生態(tài)環(huán)境等等，他們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資源去改善周遭環(huán)境。
　　
　　什么是生活品質
　　
　　“生活品質必須是全體人民的生活品質的提高�！绷慰杀笈e例說，如果一個小區(qū)里，有一家富人，把自己院子用鐵絲網圍起來，里面裝修得富麗堂皇，但是旁邊污水橫流，周遭居民生活在臟亂差之中，“不僅是那些底層的人不覺得自己是高品質的生活，圍城里的人如果是有素質的話，也不會覺得自己過的是高品質的生活�！�
　　“所謂生活品質之城，就是讓最大多數人過上最大幸福的生活�！标惢菪壅f。
　　其實，“生活品質”這個詞曾經出現在1930年代的上海灘，它是一個舶來品，指的是西式的社會上層人士的生活方式。今天，杭州擦掉歷史的污垢，讓這個西洋味道很濃的名詞重現天日，通過黨代會的決議把它放回市民生活中，但如何賦予它新的價值和意義，執(zhí)政者還需繼續(xù)做功課。
　　一名杭州學者給記者舉了一個反例以說明執(zhí)政者解釋和兌現這個承諾是一件多么費力的事情。
　　杭州高校如今大多數搬至下沙大學城，每天100多輛大巴浩浩蕩蕩把數千名教師從城西居住區(qū)開往城東，穿城30多公里，每天要花3個小時在路上，“非常痛苦啊，教師們的閑暇時間就這樣被剝奪了”。如果有課，這名學者6點就要起床，趕6點45分的校車去大學城，7點45分到達后匆匆到飯?zhí)萌麅蓚�包子，8點準時給學生上課。
　　“這是巨大的浪費啊，浪費汽油，浪費教師的閑暇，本來大家都是很舒適的生活，莫名其妙地把人搞得很痛苦�！边�有一種浪費讓他瞧見了心驚肉跳，高校搬遷到大學城后，要拆掉老校舍，杭州電子工學院的一座體育館，造好才兩年，花了一億多，就這樣炸掉了，在原址上蓋商品房。
　　“這個體育館炸掉重新造表面上是增加了GDP，但是這個GDP是浪費資源和增加人們的痛苦之后增加的�！边@名學者說，這是執(zhí)政者以GDP為中心的行為，這種公共政策帶來的就不是“生活品質”，而是官員的政績和升遷。
　　王國平號令杭州大小官員背書“生活品質之城”，可以理解為對這個反例的反思和糾正嗎?持保留意見者認為，考核官員的GDP標準一日不破，這條升遷賽馬道依然會萬馬奔騰，無視民生問題。
　　
　　警惕“南宋遺風”
　　
　　早在2001年，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便接到一個重點課題，攜手杭州市委宣傳部做杭州市城市整體形象研究，最后提出的概念是“快樂杭州”，不過報告提交杭州市委后，爭議很大，掌舵者T子不能接受這個概念，“當時考慮早了一點，中央還沒提和諧社會�！�
　　執(zhí)政黨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目標是什么?在廖可斌看來，“快樂杭州”也罷，“生活品質之城”也罷，都是對這個問題的終極性回答。耐人尋味的是，杭州提出這個“奮斗目標”不僅經歷了一番曲折，提出后又引發(fā)質疑和不解，深究之，則是百年來不斷上演的社會動蕩使人們對“生活思維”陌生了。
　　為人民服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些 政治口號人們并不陌生。然而，當真正在一級黨代會上談論生活品質時，人們才發(fā)現，不僅提出質疑的“老同志們”缺乏“生活思維”，持有“權威性價值分配”的官員們對“生活思維”的解讀也頻頻走調。
　　在一次會議上，杭州市一名官員自豪地列舉杭州人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高品位追求”，他說全國的出租車，只有杭州的排氣量是2．0以上的，“什么東西支撐它?就是對高質量生活的一種追求�！彼�還介紹說，杭州大廈賣有1．2萬元一瓶的進口面霜，中國一共進口50瓶，結果杭州一下子就賣掉了32瓶，還要從別的城市調過來。
　　這名官員說，杭州人這種追求高品位生活的思想源頭來自南宋，當年北宋被金國打敗，逃亡到臨安即現在的杭州建都，30萬中原人移居杭州，其中不少是皇親國戚。杭州人為了追求和顯示與中原人的關系，以學習官話“兒”音后綴為時尚，形成了一股“杭兒風”，延綿至今成為追求新潮、時尚的風潮。
　　
　　令人吃驚的是，王國平在公開講話中也稱南宋時期體現了生活品質的特征，在王國平看來，南宋出現了世俗化、市井化的“市民社會”特色，如今他要帶領605萬杭州市民回歸“市民社會”，重走世俗化、市井化的“市民社會”之路。
　　然而不提南宋也罷，執(zhí)政者對“南宋遺風”的推崇立即引起一些“老同志”的警惕，他們抓住口實進一步質疑：“生活品質之城”是不是在為少數富人打造?事實上，“南宋遺風”從來就是一個貶義詞，且與執(zhí)政黨的固有價值取向多有相左。
　　“南宋的市民社會，不是真正的市民社會，實際上是大量的官宦、富人來到杭州帶動市井繁榮，他們在逃亡的情況下，盡情享樂，歌舞升平，山外青山樓外樓，那是富人的天堂，不是窮人的天堂�！标惢菪壅f，執(zhí)政者應該警惕這種富人消費模式反照進現實。
　　陳惠雄教授解釋說，提出追求生活品質的背景是，杭州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杭州市委有意把改善環(huán)境、改善交通等提高公眾生活品質的東西作為施政重點，不要再以GDP為核心，而以人們的快樂幸福為發(fā)展核心，確立一種“快樂治市”理念。打造一個惠及所有人的社會才是“生活品質之城”的題中之義。
　　“網上曾經有人發(fā)布過一個消息，讓窮人逃離天堂，說窮人買不起天堂的房子，他們不能同享現代化的歡樂，不能同享生活品質之城的歡樂�！标惢菪鄹锌�道，“生活品質之城”如果只是為了吸引投資，吸引購房，彰顯政績，那就有廣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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