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紀蘭是我國唯一一位連任10后、任期達半個多世紀的全國人大代表。從1954年當選開始，老人家經歷了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一個至今識字不多的農村婦女，沒有犯過一次政治錯誤，這源于她的本色和善良。
　　在山西，申紀蘭是一個著名的品牌，從房地產到餐飲都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企業(yè)，在機場候機廳里隨手拿起一本讀物，上面就有她的照片。
　　但所有這些降臨到一個農村婦女頭上，有著歷史的很大偶然性。1947年，18歲的申紀蘭嫁到西溝村，太行山脈的一個峽谷里，境內7條大溝、232條小溝、332座山頭。山是石頭山，溝是亂石溝，人稱“金本水火土五行俱缺”。
　　但早在1943年，西溝村共產黨員李順達響應毛澤東“組織起來”的號召，帶領6戶農民辦起了“李順達互助組”，在黨的領導下和當地有100多畝土地的地主斗爭。申紀蘭一嫁到西溝，就申請加入了這個互助組，后來，他們又共同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在共和國建立以后這里一直被當作集體化的典型來樹立，西溝也是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國家唯一在全國地圖上被標明出來的行政村。
　　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為《勤儉辦社，建設山區(qū)》一文加的按語中寫道：“這里說的是李順達領導的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這個合作社辦了3年，變成了一個包括383戶的大社。這個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樣一個太行山上的窮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3年工夫，已經開始改變面貌�！�
　　在那個產生模范也需要模范的年代，申紀蘭無疑是幸運的，她是軍屬，丈夫平時不在家，有奶奶和婆婆在家里幫她料理家務、帶孩子，所以她可以在外面和男人一樣勞動，她又很能吃苦，長著像男人一樣有力的大手大腳，結果就被當時的社長李順德當成好苗子培養(yǎng)。村里的婦女告訴筆者，在她之前也曾有一個婦女被李順德重點培養(yǎng)過，不過生了孩子以后，在家里忙著帶孩子就出不來了。
　　當時規(guī)定為了婦女解放，合作社社長必須男女搭配，就這樣申紀蘭當上副社長，頭一件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勸說村里的婦女下地勞動，但是她們只能得到男勞力一半的工分，于是姐妹們都不愿再下地了，“還不如坐在家里納鞋底哩”。為了把婦女們重新組織起來，申紀蘭大膽地向村里提出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議，并以實際行動說服那些有偏見的男人。凡是男勞力能干的活，申紀蘭帶頭爭著干，甚至比男人還干得好，說到那段經歷，她眼圈就紅了，她拉起記者的手說：“你看我的手多有力氣，那時候我相當能吃苦呀，現在人吃不了那個苦。”
　　就這樣，在西溝村，婦女歷史上第一次得到了與男勞力同樣的工分。由《人民日報》記者藍郵采寫的長篇通訊《勞動就是解放，斗爭才有地位》全面介紹了西溝婦女爭取同工同酬的經過，申紀蘭成了故事的主角。
　　1952年，申紀蘭榮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出席山西省工農業(yè)勞動模范代表大會。同年，她作為新中國唯一的農民婦女代表，參加了在丹麥召開的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家”的安排下穿上旗袍，燙起了“香蕉頭”，還抹了口紅。1953年，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當選為全國婦聯(lián)執(zhí)行委員。1954年，她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這之后的半個世紀里，申紀蘭幾乎沒有懸念地一次又一次連任全國人大代表，經歷了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一個至今仍識字不多的農村婦女，恰恰沒有犯過哪怕一次政治錯誤，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她的智慧，而是因為她的本色和善良。
　　申紀蘭現在肩頭的責任很重。縣里有個全國人大代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整個長治地區(qū)只有三個，另外兩個都是書記、市長。當記者采訪她的時候，恰巧趕上平順縣里的書記、縣長也在“兩會”前趕來看她，還帶來了幾個提案。他們希望申紀蘭能把縣里的要求帶到上面去，爭取上面更大的支持，這些提案分別是：加強對于貧困地區(qū)交通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強對于貧困地區(qū)水利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強對貧困地區(qū)重點企業(yè)的扶持力度；加強對貧困地區(qū)科技項目的支持力度。申紀蘭都一一應諾。
　　書記、縣長們走了以后，她收拾起幾件換洗衣服，用塑料袋裝了幾個煮熟的土雞蛋做路上的干糧，半是自言自語地說：“又要進京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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