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這是一個話題尖銳,陣容豪華的個人學術生涯的研討會。會議開得如此之激烈。除了因為吳敬璉先生本人的德高望重、桃李天下外,改革局勢顯然也是大家共同關注的切身之痛。
　　今年2月26日,"中國經濟改革回顧與展望---吳敬璉教授從事經濟研究50周年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總共有100多位海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家、學者型官員和企業(yè)家出席了研討會。
　　會議由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致開幕詞,從上午9時一直進行到下午6 時30分。先后安排了吳敬璉、周小川、錢穎一、樓繼偉、吳曉靈、謝平、胡祖六、李劍閣、陳錫文、金立佐、郭樹清、張小濟、趙人偉、秦暉等14位學者的講演。吳敬璉先生本人的演講主題是《中國改革的回顧與前瞻 》。每個講演之后,會議安排一位學者作有針對性的評論和全體與會者均可參加的討論。主評論人分別由劉世錦、樊綱、蘇寧、李克穆、許小年、易綱、林義相、朱民、周其仁、黃佩華、陸學藝、林毅夫、王則柯擔任。四個階段的主持人分別由張軍擴、張卓元、茅于軾、周叔蓮擔任。午餐時間則安排了專程從美國趕來的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的午餐會講演。
　　由于我國有望于近期加入WTO等因素,留給我國進行認真的改革、并使自己能夠在未來的激烈競爭中自立于強手之林的時間已經不多了�，F實又一次非常緊迫地擺在中國的面前---
　　
　　資源配置方式未根本改變
　　
　　中國的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就的基本標志是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出來了。在過去的20年里,原來國有經濟的一統(tǒng)天下,已有了初步的改變。拿工業(yè)來說,國有企業(yè)產值占工業(yè)總產值的比例從1978年開始改革時的78%,下降到去年的33%,非國有經濟的份額從22.2%提高到67%。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20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fā)展,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這一點已經得到世界的公認。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從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的大關并沒有過。
　　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經濟改革的基本內容是轉變資源配置方式,由計劃經濟轉到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經濟�，F在,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不高,大致上只占1/3,但是從經濟資源的占有來看,國有經濟還是占了主要的地位。而國有經濟的改革又很不令人滿意,還遠不能說市場已經在這部分資源的配置中起了基礎性的作用。
　　這樣一來,就使得耗用了2/3最為稀缺的資本資源的國有經濟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只占1/3。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例如我們議論得很多的,政府很關心的所謂"重復建設"問題,它的根源就在于國有經濟沒有經過根本的改革和改組,卻在資源的支配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類似的問題我們還可以列舉很多,例如,國有經濟效率低下導致金融體系脆弱等等。這里只講一點:農村問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目前已經成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為什么農民沒有錢?怎樣才能使他們富起來?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關鍵的一條是把多達1.5億人到2 億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yè)去。為什么改革的后10年這種轉移出現了停頓,甚至有反轉移的情況?是因為我們的工商業(yè)沒有創(chuàng)業(yè)的活力,或者活力沒有得到發(fā)揮。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有經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另一方面是非國有經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fā)展。
　　
　　既得利益者成深化改革阻力
　　
　　為什么會造成這種情況呢?我想重要原因在于一部分人在舊有的國有經濟里面有錯綜復雜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特別是社會的精英分子在舊有的國有經濟體制里面有重大的利益。于是,要改革和改組國有經濟和發(fā)展非國有經濟,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我最近在匈牙利呆了一段時間。匈牙利同行們,包括80年代我們很熟悉的社會主義改革家們,很沉痛地對我說到他們的教訓,為什么他們的改革到了80年代進行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處于重要地位的人在舊體制的國有經濟中有重大的利益,所以就采取一切手段阻礙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同時用給優(yōu)惠政策、發(fā)補貼、放貸款等多種方法支持、扶植國有企業(yè),再生產黨政企不分的舊體制。
　　在中國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問題呢?從8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中央就試圖要對國有經濟發(fā)動鄧小平所說的"摸老虎屁股"的攻堅戰(zhàn),而且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還就此作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但是這方面的改革進行得很不順利,從這里看,國有經濟改革的困難在中國也是存在的。
　　
　　中央方針政策貫徹不力
　　
　　中共十五次代表大會以來,在理論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十五大決定了要根據"三個有利于"的原則,調整和完善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建立今后長時期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種調整具體地說有三項內容:一是縮小國有經濟的范圍,國有資本要從一些部門退出;二是尋找能夠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發(fā)展多種形式的公有制;三是促使私有經濟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去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把十五大的方針進一步具體化了。第一,把國家還要控制的領域約束在公益性的、關系國家安全的四個行業(yè);第二,除了極少國家必須壟斷經營的企業(yè)外,所有的公司都要實現股權多元化;第三,把放開搞活的范圍從國有小企業(yè)擴大到中等企業(yè);第四,要求在一切大型企業(yè)中確立能夠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起制衡關系的法人治理結構。應該說,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的方針政策是明確的,現在的問題是貫徹落實。這兩年來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就是國有部門有一種忽視改革和改組,熱衷于"跑部錢進"的潮流。
　　為了克服當前需求不足的情況,財政系統(tǒng)用發(fā)債、增稅等方法動員資源,用于增加需求,推動經濟增長。財政投資作為啟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將它變成一種動員民間資源,救助國有企業(yè)的長期政策,就會引起微觀上和宏觀上的一系列消極后果。首先是強化政府配置資源的作用,不可能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而且長期使用這樣的辦法,會過分加重財政的負擔,威脅經濟和社會的穩(wěn)定。更重要的是,如果國有企業(yè)熱衷于取得國家注入的資源而忽視自身改組和改革,其結果就會是復制舊體制,加強舊體制。
　　企業(yè)制度上須下大功夫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出路是什么?我認為:
　　出路之一,是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在國有資本退出一些部門或者不同程度地減持的條件下,把一切大中型企業(yè)改造成為符合《公司法》和國際慣例的現代公司。這就是說,第一,確立現代公司的多元所有制產權基礎;第二,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第三,建立非執(zhí)行董事(包括一部分獨立董事)占優(yōu)勢地位的董事會,董事會要承擔誠信義務(或稱做受托責任);第四,董事會要通過自己的經理人員任命委員會,報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對經理人員進行監(jiān)督和激勵;第五,要確保高級經理人員對日常經營事務的決策權不受干預;同時建立以績效為基準的經理人員報酬制度;最后,要以保護全體股東利益為宗旨,對上市公司進行嚴格的監(jiān)管。
　　這些工作都是很艱巨的。從現在正在進行的幾個大的部門如石化、電信、電力、冶金等的改組過程看,在這里面碰到了許多很深刻的問題。譬如拿企業(yè)制度來說,不但要解決在計劃經濟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問題,還要解決在過去20年放權讓利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問題。這些問題牽涉到社會上各種人的既得利益,要解決這些問題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說都非常艱巨,但是如果繼續(xù)回避這些長期積累的問題,只會越拖越被動。我們只能橫下一條心,進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組。
　　什么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方針呢?我看還是要堅決貫徹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的決定,特別是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方針。這就是,第一,堅決執(zhí)行有進有退的方針;第二,從根本上解決企業(yè)制度問題;第三,要用一個新的、適合市場經濟的監(jiān)管體系取代政府部門對企業(yè)微觀經濟活動進行多方面干預的監(jiān)管辦法。
　　不從企業(yè)制度的根本上下功夫,而是用老辦法"給政策"、"輸血"等等來求得國有企業(yè)的短期維護;如此等等。這些誤區(qū)如果不被打破,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就很難貫徹。
　　出路之二,在于大力促進非國有經濟的發(fā)展。根據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的精神,有兩件事情是必須做的:第一,在國有中小企業(yè)沒有完全放開的地方,徹底地把它們放開。第二是各級政府必須對所有的企業(yè),包括國有企業(yè)改制而成的企業(yè),也包括民間自己創(chuàng)建的企業(yè)一視同仁地為他們掃清發(fā)展的障礙,營造良好的經營環(huán)境。
　　
　　再也不能延誤時機了
　　
　　與國有企業(yè)相關的種種問題已經由于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遲滯而拖得太久,不作出根本解決是不行的。特別是由于我國有望于近期加入WTO,留給我國進行認真的改革、使自己能夠在未來激烈競爭中自立于強手之林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必須抓緊時間,按照黨中央已經確定的方針進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誤時機而犯歷史性錯誤。
　　令人高興的是,現在已經涌現出一批比較好地貫徹了中央的方針政策,因而經濟繁榮、就業(yè)充分、社會穩(wěn)定的成片的地區(qū),例如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區(qū)都出現了這樣的新氣象。如果我們到這些地區(qū)去考察一下,就會發(fā)現,它們之所以取得這樣好的成績,并不是因為它們的資源條件特別好,也不是因為國家給它們的政策特別優(yōu)惠,國家給他們的投資特別多,國家銀行給它們的貸款特別多,而是因為他們努力貫徹了黨中央的改革開放方針。一方面國有經濟改革改組的力度比較大,另一方面,多種所有制經濟發(fā)展得比較快。既然這些客觀條件并不見得好的地方能夠做到,別的條件更好的地區(qū)當然更可以做到。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發(fā)展前景是很樂觀的�！�
　　(本文是吳敬璉教授在《中國改革回顧與展望---吳敬璉教授從事經濟研究50周年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本刊作了少許刪節(jié),大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附錄1
　　剛剛上任的中國證監(jiān)會主席周小川就公司的監(jiān)管與督導在會上發(fā)表了看法。他說,一些公司失控了,發(fā)生越軌行為和濫用權力,究竟誰在監(jiān)控上失職了?需要區(qū)分來自行業(yè)性的監(jiān)管和來自所有人的督導。他的發(fā)言引起與會的學者和企業(yè)家的熱烈討論。大家認為,把監(jiān)管和督導區(qū)分開是有意義的,而在我國的國有企業(yè)中,這兩者是混淆的。
　　從美國趕來的錢穎一教授講演的題目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他把市場經濟分為傳統(tǒng)市場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他提出,在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下,政府與經濟要保持一定距離,政府應起到公平執(zhí)法的作用,包括定義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反壟斷、執(zhí)行合同等。錢教授指出,近來一些政府部門打著"規(guī)范市場"的旗號大搞"規(guī)制"、"加強管理"、"許可證"、"證書"等,除了一些是必要的外,多數是與法治精神相違背的。民航管理本應代表乘客利益,鼓勵競爭,卻理直氣壯地搞價格壟斷;各城市紛紛限制農民進城,創(chuàng)造各種"證";一些部門以國家利益為名,行謀取部門壟斷利益之實。
　　聯想總裁柳傳志結合本企業(yè)實際提出一種"運動式執(zhí)法"現象,即一些執(zhí)法部門不是按法律條文、按程序執(zhí)法,而是動不動就搞大檢查之類的突擊執(zhí)法活動,在這種運動式執(zhí)法過程中,法規(guī)寬嚴無度,企業(yè)根本無從把握。
　　新上任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作了題為《面對WTO的中國金融改革》的講演。她認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國際金融環(huán)境日益動蕩不安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體制面臨諸多挑戰(zhàn);一是中國能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貨幣調控體系;二是中國的銀行將如何面對外資銀行的競爭;三是中國能不能有一個有效的金融監(jiān)管體制;四是中國能不能有效地保證計算機網絡的安全。面對WTO
　　的挑戰(zhàn),中國必須從以下幾方面加緊金融體制改革,以增強金融的競爭力;重塑微觀主體,提高中資銀行競爭力;確定不同金融機構的市場定位與監(jiān)管原則;完善央行管理體制和提高監(jiān)管的有效性。
　　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指出當前財政管理存在的四個主要問題:預算編制方法不科學;預算分類不規(guī)范;國庫分散支付制度存在較多弊端;財政支出范圍不合理,財政負擔過重等。然后,他介紹了以加強和規(guī)范財政管理為中心推進財政管理制度的基本思路:一是逐步推行部門預算,大力推進財政支出管理改革,包括推行零基預算辦法和加快實施"綜合財政預算"方法;二是研究制定并逐步實施國庫集中收付制度;三是積極推行政府采購制度;四是加強財政法制建設,健全財政監(jiān)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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