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是一篇報道的題目�？�登于今年6月11日《四川青年報》的這篇報道說：內江市財貿學校16歲的女生蔣小利，因去年曾拿過寢室同學放在枕頭底下的60元錢，受到校方行政警告處分。今年5月初，該寢室另一名女生100元錢失竊，校方及同學均懷疑乃蔣小利所為。蔣“為了證實自己的清白、逃避眾人懷疑的目光”而自殺。
　　100元錢與一條生命，無論如何也難以劃上等號。校方“情況匯報”中這樣分析蔣小利的死因：“……蔣小利總以為別人在懷疑她、議論她，思想負擔十分沉重。這以后的幾天里，蔣小利在和寢室同學相處的過程中，不能及時調整自己的心態(tài)，總以為同學對她冷若冰霜，同學看她時眼光都是冷漠無情的、甚至是仇視的。自己把自己和同學對立起來，精神上的高度壓抑致使思維變得狹隘、思維空間變小、心態(tài)變形，是導致蔣小利最后死亡的根本原因�！�
　　按照這種“分析”，蔣小利的自殺完全是“咎由自取”、“自絕于同學”。至于校方，更是與整個事件一點兒關系也沒有。
　　面對重大突發(fā)事故，有關責任者的第一反應，往往就是推卸責任，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對承擔責任的后果的恐懼往往壓倒了責任者的良知，壓倒責任者在此時本應油然而生的懺悔之心。
　　可嘆的是，這種對承擔責任后果的恐懼感，如果是產生在悲劇發(fā)生之前，而不是悲劇發(fā)生之后，也許這悲劇根本就不會發(fā)生。
　　該校保衛(wèi)處長對記者說：“要說學校有責任，那就是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夠。不過良好的心理素質不是一朝一夕能養(yǎng)成的。蔣小利的心理脆弱，與其長期生活的環(huán)境和教育背景有關，不能指望在我們學校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得到完全矯正�！�
　　問題是，學校對蔣小利這種心理“矯正”過沒有?是“矯正”了還是使它更加“脆弱”了?抑或是把這種“脆弱心理”給徹底摧垮了?
　　該保衛(wèi)處長介紹說：蔣所在的寢室在不到兩學期的時間里，曾三次丟錢：第一次是蔣小利拿了別人的錢，被校方施以處分；第二次是蔣小利丟錢，校方不了了之；第三次，另一名同學放在箱子里的100元錢不翼而飛，“這次，學校進行了細致的調查”。
　　且看該校是如何“細致調查”的：“先是讓全班每個同學寫這幾天的時間安排(人人過關，人人自危)；5月10日晚，由保衛(wèi)干事找三名同學(其中包括蔣小利)談經濟開支情況；然后，保衛(wèi)處長又單獨找蔣小利談話。但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誰偷了別人的錢�！�
　　由全班人到三個人、再到一個人，懷疑(莫須有的懷疑)的范圍迅速收縮成一把利劍，直刺孤立無助的蔣小利――由此可見，使蔣小利背上“十分沉重的思想負擔”的，并不僅是校方所言的蔣的同學們。
　　中國人對偷竊行為歷來痛恨。我們在大大小小的超市、書店里就常看到“偷一罰十”之類的警告牌。很少有人覺得這種以義憤代替理智、以私刑代替法律的“警告”有什么不妥。內江財貿學校的校方及同學對蔣小利倒沒有“抓住一次當十次罰”，然而卻是“抓住一次當十次懷疑”，它所造成的惡劣后果，比起前者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蔣小利在給家長的遺書中寫道：“我忍受不了同學們懷疑的眼光、同學們有時找不到東西的冷嘲熱諷，所以我走了……女兒最害怕的就是面對一張張冷漠的面孔。為什么她們不分青紅皂白就對我不理不睬呢?為什么一個人犯了錯誤，改正了，別人還是不信呢?就因為犯過同樣的錯，就認定第二次也是同一個人嗎?”
　　我們對他人的痛苦往往麻木不仁，特別是被我們看作曾有“污點”的人，我們很少想到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和尊嚴(蔣小利自殺前，收到一張辱罵她的紙條：“蔣小利你混蛋，祝你早死永不投胎。”)。學校本該是春風化雨的地方，卻變成了風霜刀劍嚴相逼的場所，蔣小利，她可有持久的勇氣支撐下去、生活下去?
　　我們姑且假定：這一次，蔣未因校方及同學的無端懷疑而走上絕路，但當下一次失竊事件發(fā)生時，她能逃脫新一輪懷疑、誣陷、冷漠、仇視的包圍嗎?這樣的日子何時是盡頭呢?包羞忍恥而自殺的蔣小利無疑是“心理脆弱”的，但恕我不敬，如果說這脆弱的心理使蔣小利往自殺的道路上走了99步，那么校方及同學的行為則最后推了蔣一把，使她徹底香消玉殞。
　　100元錢是小事，一條人命是關天大事。100元錢失竊了，方方面面如臨大敵；一條人命夭折了，方方面面猛氣全消――我們看到的是校方及同學爭相洗脫自己、爭說“與我無干”。如此，我們能肯定該校不會再發(fā)生類似的命案嗎?我們能指望蔣小利那些活著的同學們，他們的心靈都能健康成長、不再“脆弱”嗎?
　　近年來，關于學校教材改革、關于考試制度改革的議論日漸多起來。同時，我們也不斷聽到些學生自殺的新聞、聽到一些校園里仿效黑社會組織、拉幫結派的新聞，聽到了老師命全班人打一名同學耳光的新聞，甚至聽到了一群學生殺一個學生來“練膽”的新聞――當然，這些現(xiàn)象并非普遍，普遍的是如我們所講的這個案例中，校方與同學、同學與同學之間所表現(xiàn)出的隔膜、冷漠、猜疑乃至敵視。
　　因此，我認為，與教材的改革相比，與考試制度的改革相比，更為重要的，是應該有一種什么樣的校園氛圍：是充滿了博愛還是充滿了自私?是相互的溝通、理解、團結還是相互的對立、嫉恨、陷害?是人性的自由舒展還是把它“矯正”得不成樣子?
　　學校乃是“教書育人”的地方�！敖虝�”與“育人”孰輕孰重、孰先孰后?這個道理，想必人人都會明白。當然，“教書”與“育人”也不可截然分割開來。但我們多年來的教育體制、教學思想及方法，實質上卻是將這兩者分割開來，倚重“教書”，而倚輕“育人”，甚至有些具備“教書”資格的“老師”，根本就不配作“育人”的“園丁”，還有些學校只以“強調教學進度”、“全面保證升學率”來塞責，卻對學生的心靈能否健康發(fā)展不聞不問，或肆意“矯正”，使得相當一部分知識越學越多的孩子們，心靈卻日趨畸形。
　　今年美國校園里5個月8起槍擊案，引起了上至總統(tǒng)、下至學生家長的震驚和惶恐，全社會都在討論如何使孩子遠離暴力?如何使校園里不再聽到槍聲?我們絕不能因為中國不像美國那樣槍支泛濫、中國孩子不像美國孩子那樣崇尚暴力，因此中國的校園問題不像美國那樣觸目驚心，而視若無睹，任其蔓延。否則，終有一天，它也會釀成一個大大的苦果，這苦果，要由我們全社會來吞咽�！�
　　(本欄編輯：秦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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