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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族東巴文字 [納西族東巴經書目述評]

發(fā)布時間:2020-03-07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摘要]以學者們編撰的納西族東巴經書目著作為基礎,把書目的發(fā)展過程分為濫觴期、發(fā)展期和成熟期,提出書目應兼收文字經和口誦經、經書類別編排依東巴教作法儀式為主、著錄項目全面詳細有特色,實現(xiàn)以書目來總結經書研究成果,由書目來了解東巴經研究的基本格局與發(fā)展趨勢的目的。
  [關鍵詞]?颇夸洝|巴經 書目工作
  [分類號]G257.3
  
  1 前 言
  
  東巴經是納西族特有的原始宗教――東巴教的祭師用納西象形文字書寫或用納西族方言口頭念誦的宗教祭詞、卜辭及其他相關資料,經歷代祭師和納西族人民使用傳播和加工整理,形成上千種內容豐富、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獻,這是研究東巴文化的重要資源,也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隨著一批經書書目的面世,所存東巴經得到了梳理,也給東巴文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在此背景下,梳理其演進軌跡,把握其內在脈絡,探討書目編撰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這對整個東巴文化的縱深層次研究和民族古籍目錄學的完善無疑都是有意義的。
  
  2 東巴經書目的發(fā)展過程
  
  2.1 濫觴期: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
  19世紀末之前外界對東巴經了解不多,但東巴教祭司們卻從未停止過對經書的編撰和抄寫工作,經書數(shù)量與日增加。20世紀后,在學者們研究納西族歷史、語言、文字過程中,引發(fā)了東巴經書搜集的第一次高潮,經書被帶出納西族本土。經典的積累和外界對經典需求讓東巴經書目油然而生。1934年第一部具有現(xiàn)代學術性質的經書書目出現(xiàn)了。1933年納西族學者方國瑜由京回鄉(xiāng)學東巴文并調查記錄了大量經書及相關資料,次年編成《麼些文字字典》(即1981年正式出版的《納西象形文字譜》的初稿),書后附“東巴經書簡目”。書目分三部分:說明,簡介書目編制的經過;總目,把搜集的394冊東巴經依使用儀式分16類,列每類類名原東巴文、國際標讀納西語音、漢語譯名、每類經書冊數(shù);分目,以類為綱列各類所含具體經書冊的書名原象形文、國際標讀納西語音、漢語譯名。該目所錄經書限于麗江壩區(qū)本呂村(今祥云)東巴和忠道先生作法事道場時誦念的經書,屬地方性東巴個人使用經書書目,但其組織方法卻既有中國傳統(tǒng)目錄特性,又符合民族文獻整理的特殊要求。按分類體系編排圖書是我國古代目錄學的一大特色,該目將所搜經書結合東巴教儀式編制分類綱目來組織經書,既利于剖析東巴文化源流、揭示東巴經內容,也便于讀者綜觀這部分文獻的全貌,,觸類旁通。著錄采用了民族古文字文獻整理研究的典范操作模式,即先錄類名、經名的原文,標注國際音標后再譯為漢文。實為探討東巴經書目的編制、性質和功用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范。
  
  2.2 發(fā)展期: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
  建國后,政府的重視和有關少數(shù)民族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積極參與,東巴經搜集迎來第二次高潮,麗江縣文化館、云南省博物館、云南省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等搜集收藏了大量經書,在整理、翻譯的同時一批書目也相繼編制。在60年代,麗江縣文化館東巴經翻譯組從5000多冊經書中整理出528種,編制了含13類的簡目。隨后,云南省文化局也組織了民族民間文學調查隊,在麗江、寧蒗、維西、中旬等地搜集東巴經528冊480種列12大類書目。1963年和志武搜集并編制了流傳于白地的453冊經文材料的8類書目。李霖燦于1949年到臺灣后為其搜集并藏于臺灣國立中央博物院的1221冊經書編制了一套一冊一卡的卡片式提要目錄,著錄了經書名稱、版式、行列字數(shù)、文字類別、念誦的儀式道場、頁數(shù)、大概來源地、內容提要等,揭示了經書的外在特征和內容屬性。
  與此同時,流散于美國和歐洲等國藏書和研究機構的近萬冊經書(不含私人收藏)的整理工作全面展開,目錄編制也啟動。洛克返美后撰寫了大量的具有目錄性質的譯作和論著,如《納西族的納加崇拜及有關儀式》(1952年)中收錄100冊經書譯文及所屬儀式;《指路葬儀》(1955年)收錄36本經書譯文及所屬儀式;《納西語一英語百科辭典》,1963年出版第一卷,列3134個象形字和標音字,并說明每字的經書來源;1972年出版第2卷,列2174個東巴教信奉的神靈及相關的東巴、地理名稱的象形文和對應中文,附有10130個東巴教儀式所誦念經書的簡短摘要。該辭典―方面探討了以儀式類分經書的方法體系;另一方面提供了一個東巴教鬼神名稱與經書的對應“索引”。1956年,李霖燦受邀前去整理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特藏庫所藏東巴經3 038冊,編制了一套一冊一卡的卡片式分類目錄,著錄項目與臺灣國立中央博物院東巴經卡片目錄基本相同。1962年,洛克受邀到德國攜手該國梵文學者雅納特整理編目馬爾堡國立圖書館所藏經書,并于1972年出版了《納西手寫本目錄》1-5卷,所錄經書多達1500余冊,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套公開出版的東巴經目錄。編排依照洛克制定“儀式分類表”:14類133屬,屬下對應具體經書。每部經書都著錄其外部特征,前2卷還撰有經書內容提要。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杰克遜博士在1979年出版《納西族宗教》,匯集分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2914冊、馬爾堡圖書館1259冊、哈佛與燕京研究所886冊、印度辦公室與英國博物館167冊等分5大類133屬980種,該書可視為西方館藏經書按使用場合儀式而編的分類目錄。
  該時期國內所編書目,除譯書書目外,訪書、藏書書目存在著錄不全、內部印刷等缺陷,且部分現(xiàn)已遺失。李霖燦所編兩套卡片目錄,著錄項目齊全,但提供經書內容信息有限,流傳范圍窄。洛克等編《納西手寫本目錄》真正兼具資料匯編和工具書的性質,目錄不單是經書基本信息的簡單列舉,經書面貌和經書內容摘要完整地呈現(xiàn)于書本式目錄中,既豐富了著錄內容,也增強了目錄的資料性和學術性,使經書目錄的編制與整個經書研究的關系更為密切。
  
  2.3 成熟期:20世紀80年代至今
  2.3.1 藏書機構編制的經書書目 80年代,云南省社科院東巴文化研究所將自己所藏的1000余冊、麗江縣圖書館5 000余冊、云南省圖書館622冊、云南省博物館429冊等經書,結合東巴教儀式分28類,內部刊印成《東巴經分類目錄》,著錄每冊經書的類別、書名及其漢譯文、國際音標,并附內容簡要。這是第一部云南省館藏東巴經聯(lián)合分類目錄。朱寶田于1995-1996年對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598冊東巴經及實物作了首次全面整理,于1997年出版《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納西族象形文經典分類目錄》一書。經書按東巴儀式分13類,實物設“其他類”,共14類。著錄分類號、作者手書象形文題名、題名國際音標記音、中文譯名、內容提要等11項;附錄有燕京圖書館原編號檢索,洛克原編號檢索,經書紀年表,納西語、漢語、國際音標對照表等。
  
  2.3.2 以單篇論文形式刊布的經書書目 《納西象形文 東巴經目錄》(和志武編撰,《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1期),分前言、正文、其他東巴書目。前言介紹目錄的概要;正文將編者搜于麗江和白地的629冊經書依儀式分11類列舉,著每類類名和每冊書名,都標注拼音文字和漢譯文;其他東巴書目分卜書、東巴嶺法事規(guī)程及書目凍巴舞譜、軼聞錄四目!都{西族東巴古籍的類別及其主題》(和發(fā)源編撰,《民族古籍》1989年2期)是專題研究性書目。編者將東巴文化研究室從1981-1989年標音和對譯的近1000種東巴古籍結合經書使用儀式類別和內容主題分喪葬類古籍、禳解類古籍、求福求壽類古籍、占卜類古籍、舞蹈類古籍5部介紹,部下依次分類、屬、種等次級,每級下先敘概要,后列重要經書書名及全部經書種冊數(shù)。這是首次采用類序體制來編制經書目錄,目錄的學術研究性更強突出。
  2.3.3 集大成性質的目錄著作《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由云南省社科院東巴文化研究所編譯,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國內所藏東巴經897種,按誦念經書的儀式分5類:祈福類儀式11種及所用經書;禳鬼類儀式12種及所用經書;喪葬類儀式6種及所用經書;占卜類儀式及所用40余種卜書;其他。著錄經書名象形文原文、國際音標注納西語讀音、漢文直譯對注、漢語意譯及每冊經書的中、英文內容提要。詠唱于不同儀式的同一種經書采用互著方式處理。譯文語言保持經典特有的表達方式和敘述習慣。注釋循鄭樵的“泛釋無義”原則,只作解釋性、補充說明性的注釋!吨袊贁(shù)民族古籍總目提要?納西族卷》(以下簡稱《納西族總目》),2004年中華書局出版。其正文甲編書籍類收羅國內不同種類的東巴古籍1373條,前有“書題分類目錄”,分類體系基本參照《全集》,分祈福延壽、禳鬼消災、喪葬超度、占卜、其他5類,類下依經書使用順序列具體經書書名的漢譯文。正文列各類所含眾多經書條目,先錄書題,次錄其漢文、東巴文、納西語注音、漢文提要,麗江縣外的其他地域的經書則增著地域名稱。附錄有三:“東巴古籍存目”,錄國家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云南省博物館、云南省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等所存的與正文所錄經書內容相同,但抄寫年代、地域、書法風格有別以及在傳抄過程中內容有所增刪的不同抄本8174條,僅著書題的漢譯名、東巴文和藏書地;“書題漢語拼音索引”;“納西文與漢語拼音方案和國際音標對照表”。
  該時期書目體例完善,所錄經書資料皆以有傳本并以編者親見原書于各收藏單位為限,著錄內容準確可靠豐富,不僅提供書名等基本信息,還歸納介紹經書的內容主旨、使用道場,有的還譯注經書內容,用國際音標注納西語讀音等,極大方便了讀者深入研究。不足之處:收錄仍有缺憾,國內外所藏經書仍沒能全部匯集;傳播有待加強,內部刊印和刊于專業(yè)期刊的目錄流傳范圍受限,單行本的精致也人為地拉開了與普通讀者之間的距離。
  
  3 東巴經書目工作重要問題探討
  
  3.1 收錄范圍
  如何設定經書目錄的收錄范圍,這是書目編制工作解決的首要問題。在東巴經書目中是否收錄口誦經,既是東巴經目錄工作的一個基本問題,同時也體現(xiàn)著研究者個人的東巴經觀念。眾所周知,東巴經包含文字經和口誦經,文字經以文本傳抄而流傳于納西族西部方言區(qū),口誦經以口頭說唱而流傳于納西族東部方言區(qū),兩者主題內容基本相同。納西族在信奉原始巫教時只有口誦經咒,這是早期教徒采集歷史傳說、神話故事和民間歌謠等資料,同時吸收藏族苯教經典故事后編成一種與當時口語不太相同的較為定型的經典語,在傳播使用過程中逐漸形成比較系統(tǒng)的口誦經,目前有百余部口說教義仍被寧蒗、鹽源、木里等納西族東部方言區(qū)的祭司“達巴”用于傳教行法。11世紀中葉,教中杰出人物創(chuàng)制象形文字,在吸收藏(密宗)、漢(禪宗)宗教文化基礎上進一步改造和充實原有的口誦經,逐步編寫成系統(tǒng)的文字經幫助記憶和音讀而被廣泛流傳。如此,口誦經、文字經、宗教都得到發(fā)展,再經歷代使用傳播和豐富發(fā)展,東巴教的經典才成目前規(guī)模。20世紀上半葉是東巴經目錄工作的起步階段,書目的編制與文字經書的尋訪、收藏關系密切,當時口頭誦唱的經典未被關注。但20世紀60年代起,和志武、楊學政、拉木?嘎吐薩、陳烈等一直在搜集,學界開始重視。至此,東巴經目錄的基本結構應有改變,要從較為單純的文字經目錄逐漸演變成包含文字經和口誦經兩個分支、自成一體的學術領域,這既符合實際,也便于全面掌握和研究東巴經及其文化。
  
  3.2 分類編排
  在確定收錄范圍之后,如何將東巴經合理有序地進行編排,這與書目編制者掌握經典資料的多少、整個東巴經研究的深度廣度等皆有密切的關系。方國瑜先生分16類,除“燃燈經”和“左拉”卜經外,其他14類都是按東巴進行的法事儀式平鋪而列。和志武先分8類后分11類,則反映了他對東巴經的分類認識和分類體系建立與完善的過程。類目設置中,他以東巴教儀式規(guī)模大小為依據,把規(guī)模小的儀式所用經書并為零雜經類并加以細分,但這就造成零雜經類所占比例過大,超薦經的劃分也值得商榷。和發(fā)源的分類是結合經書內容主題與東巴教祭祀儀式而分,基本涵蓋東巴經的內容,類目劃分邏輯性強,等級秩序突出,基本包容了東巴經紛繁的品類,不足是把各儀式的規(guī)程未放入各類中而單列一類。《東巴經分類目錄》也按東巴教祭祀儀式平鋪列舉經書類別,儀式與經書對應精確,經書列舉較為完整,但原始宗教的橫向概貌的清晰反映不能掩蓋等級秩序的缺失。東巴教祭師傳統(tǒng)上按經書內容和實際用途劃為4類:在祭神靈儀式和鎮(zhèn)鬼禳災儀式時涌念的經典,在祭奠亡靈儀式時誦念的經典,在使用的經典,占卜經書。體例完備,對象明確,儀式與經典分類的統(tǒng)一性強,最具實用性與科學性!度泛汀都{西族總目》的分類基本上是對其稍加補充整理而成,可見其權威性。李霖燦結合文字和地域特征將經書分普通象形文字經書、標音文字經書、流傳于納西族阮可支系居住地但迥異于普通象形文字經書三部分,普通象形文字經書再以東巴教儀式性質細分7類,有其合理與科學之處。朱寶田的分類基本符合東巴經的民間實際運用情況。洛克和杰克遜都依儀式設類,所設經書大類及細目歸屬多從西方人類學的角度出發(fā)。總之,研究者基本上認同經書類別依東巴教作法儀式而設置,這種分類方法既便于操作,也符合經書的傳統(tǒng)分類習慣。
  由于東巴經分散于世界各地,民間也還有收藏,各地的儀式規(guī)程也有差異,在無法全面占有經典的情況下作整體分類編排是有一定難度的。但分類的目的是為東巴文化研究開方便之門,所以,分類指導思想是可以明確的,即參考東巴傳統(tǒng)習慣分法,比較麗江、白地這兩個有影響的主要地區(qū)的類別和書目,結合文字經書內容和實際應用情況,全面考察現(xiàn)存達巴誦經的內容及類別,除去雷同,建立一個全面、科學、合理、精確的分類體系。
  
  3.3 著錄形式   東巴經書目著錄項目的多寡繁簡直接關系到書目的質量水準。從其的整體發(fā)展看,著錄內容經歷了一個從少到多、從簡到繁的過程。80年代及以前,國內編撰的附錄式專題書目皆為簡目,多著類名和經書題名等,提供的學術信息有限。80年代以后,集體編撰的《東巴經分類目錄》、《全集》以及《納西族總目》等有了突破,皆為提要式單本專題聯(lián)合書目,除著錄類名(法儀歸屬)、經書題名、版式、行列數(shù)字、文字類別、經典頁數(shù)、時間、收藏地、收集處等基本情況外,還撰寫了提要。對于東巴經古籍來說,一般讀者很難見到經書原文,若能在提供經書外在特征的基礎上,在東巴先生和翻譯者的幫助下,深入的分析經書內容并提出見解,深入地揭示經書和評價經書價值,不識經文甚至不見經書的讀者也就能通過閱讀提要對經書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這對于經書的傳播和研究是大有裨益的。特別是在后兩部目錄中,增加了版本項和注釋項,前者助于讀者了解經典原文的完整形式,后者助于讀者閱讀和治學。著錄內容豐富改變了東巴經目錄的性質,其學術含量大增。同時,增加考述也改變了經書書目述而不作的方式,與東巴經研究結合得更為緊密。這也意味著東巴經書目編制的工作量和難度的增加,最可取的是采用集體參與、分工合作的編撰方式。
  東巴經書目的著錄與其他學科文獻的書目基本相同,但若僅有儀式歸屬、題名、文字類別、地點、版本等介紹而不揭示東巴經自身特性,就無法區(qū)分其與大藏經、傣族貝葉經、彝族畢摩經等之別。每一部東巴經所敘實為一樁古老的傳說或故事,在儀式中誦念它,是以此故事為依據對當前的乖戾不祥如法禳祓。如何使東巴經書目既符合一般目錄學的規(guī)則,又能反映東巴經自身的特性,李霖燦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東巴經典》中提出一法,認為經書既然是故事和傳說,就有角色與情節(jié)等要素,著錄中可增加各角色的詳細介紹及故事情節(jié)的簡要敘述,引發(fā)讀者興趣的同時完成目錄著錄的任務。如此周密完備的著錄必然給編制者帶來更多的周折,思路值得提倡,具體方法還可繼續(xù)探討,畢竟如何結合東巴經自身的特點,加以靈活變通,找尋一種完善可行的東巴經著錄方法是大家努力的目標。
  
  4 結語
  
  東巴經書目可以全面、準確地揭示東巴經研究基本文獻的來源構成、規(guī)模數(shù)量、性質特點、學界的掌握、利用和研究等情況,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巴經書目是對一段時期內東巴經書研究成果的概括和總結,由此可以了解東巴經研究的基本格局與發(fā)展趨勢,較快地進入研究狀態(tài),正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當然,東巴經書目的發(fā)展也有賴于整個東巴文化研究的推動,只有建立在對東巴文化特性、發(fā)展演進、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礎上,才能編制出收錄完備、分類編排合理、著錄項目全面準確的東巴經書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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