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與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興趣已經從關注文化差異轉移到文化與心理如何相互影響�；�于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的文化框架轉換模型認為：個體完全可以同時擁有兩種及其以上的文化構念網(wǎng)絡，它們具有動態(tài)性，受情境線索所驅動，個體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間根據(jù)情境需要進行文化框架的轉換。CFS受到個體的種族內隱觀和雙文化認同整合的影響；CFS所積累的多元文化經驗可以提高創(chuàng)造性和認知復雜性，也可能產生文化刻板化，導致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未來研究可以探討CFS的適用范圍，進一步細化研究，考察主流群體成員的CFS，重視整合視角的研究，運用多元研究方法。借鑒該領域的研究思路對于考察我國的少數(shù)民族等多元文化個體的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文化框架轉換；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多元文化經驗：文化適應
　　分類號：B849：C91
　　
　　移民、留學和全球化使多元文化者的數(shù)量大大增加，很多人可以講幾種不同的語言，內化了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與此同時，多元文化帶來的文化沖突與適應問題已是不爭事實。然而，傳統(tǒng)跨文化心理學把文化知識作為領域一般性構念(domain-general constructs)，認為其影響是連續(xù)的、恒常的。因此，它主要關注于比較不同文化群體在某些特質方面的異同，用其平均數(shù)差異表示文化差異。把多元文化的影響僅僅視為誤差變異。例如，這一陣營的研究者長期以來以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區(qū)分中西方文化。這種以地理和人口學變量定義不同文化群體并以靜態(tài)、宏觀的角度比較不同文化對群體的影響所蘊含的一個假設是，不同文化群體成員主要是受母體文化的影響，不可能內化第二文化。同時，傳統(tǒng)跨文化心理學主要采用問卷法進行相關研究和準實驗研究，這一研究方法限制了對文化與心理相互影響的探討。
　　近年來，在人與環(huán)境互動觀的影響下，Hong等人提出了多元文化研究的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并基于此提出了文化框架轉換模型。該模型考慮了多元文化的效應，從文化與情境的交互作用視角來理解文化間變異和文化內變異，在文化心理學領域產生了較大影響。本文主要評介CFS模型以及該領域的相關研究，希望能為我國的文化和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1　何謂雙文化個體
　　
　　嚴格地講，目前還沒有一個明晰的關于雙文化個體的定義。一種較為寬松的定義是，雙文化個體(bicultural individuals)指自我標榜為具有文化雙重性的人(例如，我是雙重文化者)或者把自己同時歸類為不同文化群體的成員(例如，我是中國人，也是美國人；我是華裔美國人)。另一種較為嚴格的定義認為，雙文化個體是那些接觸并內化了兩種文化的個體，并且這兩種文化系統(tǒng)會在不同情境指導個體的思維、情感和行為。研究者通常根據(jù)在兩種文化環(huán)境生活的年限來選取研究對象，選取年限從至少生活3年至幾十年不等。在這里，第一種定義實際上混淆了雙文化個體與雙文化認同這樣兩個不同的概念；第二種定義讓人疑惑的是，以在某種文化環(huán)境中生活的年限作為選取雙文化被試的標準是否妥當?同時，對于如何才算得上是文化的內化還需具體說明。
　　雙文化個體與雙語個體容易混淆。雙語個體(the bilingual)是那些能熟練運用兩種語言交流(包括聽、說、讀、寫)的個體。有些雙語個體并未內化第二語言的文化。可以被稱之為單文化雙語個體。單文化雙語個體的典型特征是，其在班級環(huán)境中學習第二語言，但沒有明顯接觸該語言的文化環(huán)境。他們與雙文化個體的不同在于：(1)與雙文化個體(例如，墨西哥裔美國人)相比，單文化雙語個體(例如，從來沒有接觸墨西哥文化環(huán)境的盎格魯一美國人)的第二文化知識與其自我認同沒有關聯(lián)，他們沒有內化母體文化之外的文化，其他文化的知識不會影響其自我概念；(2)雙文化個體和單文化個體對兩種文化的認知復雜性不同。雙文化個體有較豐富的、復雜的文化知覺，對每一種文化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識結構；單文化個體僅僅對于母體文化有較好的知識結構，對其他文化只有間接的零碎知識�？梢钥闯�，雙文化個體一般是雙語者(也稱“bicultural bilinguals”)，但雙語個體并非都是雙文化者。懂得兩種語言是雙文化個體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需要指出，這里的雙文化個體主要針對民族或種族語言文化(ethnolinguistic cultures)，情境，而非宗教文化和職業(yè)文化情境。
　　多元文化個體(multiculturalists)包含了雙文化個體(bicultural individuals)。但是，在文化心理學的實證研究中，很少見到研究關注內化了三種或三種以上文化的個體。從這個意義上，本文涉及的多元文化與雙文化的含義基本相同。
　　
　　2　基于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的文化框架轉換
　　
　　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強調文化與領域的互動(culture×domain)以及文化與情境的互動(culturexsituation)，并認為個體在不同文化情境可以有與該情境相適應的認知行為反應。這一取向認為：(1)文化知識并不是一個普遍而單一的實體，而是具有領域特殊性的松散認知結構網(wǎng)絡；(2)個體完全可以同時擁有兩種及其以上的文化構念網(wǎng)絡，即使其中包含了沖突性觀念，接觸第二文化并不意味著要以丟失母體文化為代價來融合兩種文化；(3)文化知識的頻繁運用提高了其在個體頭腦中的長時通達性，文化線索的提示足以使個體從這種心理狀態(tài)中提取文化意義，這進而影響到個體的認知、情緒和行為。這一過程說明了文化對心理的因果效應。
　　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的提出不僅使文化心理學研究從描述文化轉向解釋文化，也使得對多元文化心理的探討成為現(xiàn)實。
　　基于上述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Hong等提出了文化框架轉換(cultural frame switching，簡稱CFS)模型。該模型認為，文化構念網(wǎng)絡在不同情境指導個體的認知與行為，具有動態(tài)性，并受情境線索所驅動：個體可以根據(jù)不同文化線索做出與文化情境一致的反應。擁有某種文化構念并不意味著要持續(xù)依賴它，個體在特定情境僅利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同時，CFS也指出，文化適應是文化與情境互動的過程，并非結果，文化解釋框架根據(jù)情境需要而轉換。那么，如何實現(xiàn)這種轉換呢?研究者指出，必須解決兩個重要問題：(1)文化構念網(wǎng)絡何時成為行為的驅動力?(2)當一種文化構念被用于指導認知時，如何控制另一種文化的認知效應?因此，CFS成立必需幾個條件(Hong，2009)：
　　1)文化構念網(wǎng)絡的可用性(availability)�？捎眯灾競�體的認知系統(tǒng)中是否存在著母體文化之外的某種文化知識。某些文化知識可能被一些群體成員廣泛共享，但沒有被其他群體成員共享。對雙文化個體來說，無論其兩種文化知識是分離還是整合，都要依賴于它們來完成認知任務。 　　2)文化構念網(wǎng)絡的通達性(accessibility)。Hong等(2000)認為，每一個體都具備重要的關于社會的內隱知識，不同文化群體的差異就在于這些知識的相對通達性。傳統(tǒng)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結果通常按照個體是否擁有文化構念來解釋，而跨文化心理學的動態(tài)建構主義取向認為，這些結果可依文化知識的長時通達性解釋。長時通達性不同，跨文化的差異不同。Hong等人強調制度、話語和關系等個體之外的因素對通達性的影響，文化線索的啟動可以提高暫時通達性，強化文化對認知的指導。此時文化構念網(wǎng)絡成為認知與行為的驅動力。
　　3)文化構念網(wǎng)絡的情境適用性(situationalapplicability)。這里的“適用性”指的是個體知覺到既定情境中與文化相關行為的可行性和適當性。通達性的情境差異導致了框架轉換，情境適用性的差異導致了“文化取樣”(culture sampling)：即某種情境中個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了最恰當?shù)�、標準化的文化行為。適用性受社會互動中對方的文化知識、人際情境特點和行為適用性等變量的影響(Wong&Houg，2005)。
　　Hong等人(2000)做了一系列研究來證實CFS模型。他們以香港大學生和華裔美國大學生作為雙文化被試，將其隨機分配到三種實驗條件下：(1)給予被試具有中國文化屬性的圖片(例如，長城、龍)啟動；(2)給予具有美國文化屬性的圖片(例如，自由女神、米老鼠)啟動；(3)給予中性圖片的啟動(不具有任何文化意義的風景畫)。然后檢驗所有被試在不同圖片啟動下，如何對模糊事件進行歸因。結果表明，與中性啟動組比較，文化啟動組都表現(xiàn)了內外歸因的顯著性差異。這說明文化構念網(wǎng)絡能夠指導個體的社會認知過程，當呈現(xiàn)不同文化線索時，個體可以基于文化線索做出與文化情境相適應的行為。
　　近年來，CFS模型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在研究對象方面，研究者選取華裔加拿大和希臘裔荷蘭被試驗證了CFS。在啟動材料方面，除文化圖片之外，文化刻板化詞匯、語言以及把語言和文化圖片結合起來都可以作為啟動文化構念的有效方法；除了著名的、積極意義的文化圖片(例如，Hong等人使用的國旗、長城、自由女神等非常著名的、積極的文化圖片)之外，普通的、中性的文化屬性圖片(例如，書目和雜志封面之類的圖片)也可以作為啟動線索(Mok&Morris，2009)。而且，啟動效應除了表現(xiàn)在歸因領域外，還表現(xiàn)在合作行為(Wong＆Hong,2005)、自我評價、自我刻板化以及對家庭和朋友的態(tài)度等領域。
　　
　　3　文化框架轉換的影響因素
　　
　　雖然研究者證實了CFS模型，但并非所有雙個體都存在文化框架的轉換。種族內隱觀和雙文化認同整合是CFS的重要調節(jié)因素。
　　3.1　種族內隱觀
　　所謂種族內隱觀(impicit theory of race)是指人們對種族的心理意義以及種族觀念如何影響對自我和他人所進行的樸素解釋，例如何時何地作出種族分類，種族差異表示什么。回顧以往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種族內隱觀有以下兩種：本質主義內隱觀(essentialistlay theory)與社會建構主義內隱觀(socialconstructionist lay theory)。本質主義觀認為，種族反映了個體生來具有的、靜態(tài)的、不可變更和根深蒂固的特性，如白人與黑人外在的膚色差異反映了他們攻擊性強弱的不同，這是一種內在的本質特征。社會建構主義觀認為，種族界限可滲透、可逾越，種族是社會建構的、動態(tài)性的，它是社會政治的一個建構，在不同歷史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含義。
　　種族內隱觀影響著雙文化個體的CFS以及對不同文化經驗的組織。Chao，Chen，Roisman和Hong(2007)研究表明，個體的種族本質主義觀越強，知覺到的族際界限越僵化，越不易組織其雙文化經驗，實現(xiàn)兩種文化之間的轉換需要付出較多的認知代價：在談兩種文化的經歷時，其消極情緒反應較強(例如，顯示出較強的皮膚電反應)。另有研究發(fā)現(xiàn)，內隱觀對主流文化的認同與同化具有調節(jié)效應。持本質主義觀的個體認為美國文化與亞洲文化區(qū)別較大，而建構主義觀個體認為兩種文化更具相似性。對本質主義觀個體來說，種族就代表了他們的人格和能力種族的鴻溝不可逾越。不管社會情境如何，該類個體會堅持自己的文化，不能認同美國主流文化即使在與主流文化接觸的積極經驗提示下，也難以實現(xiàn)文化框架的轉換。對比之下，社會建構主義觀的個體認為。認同可以在不同的群際情境中按照不同社會類別的變化而轉換，種族不應該視為阻擋認同美國主流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換一種情況，如果是主流文化群體成員生活在少數(shù)族群中，內隱觀的效應如何?僅有的一項研究顯示(Hong&Zhang，2006)，移居北京的白人，如果持有本質主義內隱觀，也很難在兩種文化之間轉換。當對漢語的掌握能力控制后，這種效應仍然存在。本質主義內隱觀與社會支配傾向正相關，它是合理化多數(shù)群體的支配地位的一種方式。因此，在北京生活的白人很難實現(xiàn)兩種文化的框架轉換也就不難理解。
　　3.2　雙文化認同整合
　　雙文化認同整合是指個體如何組織其對兩種文化的認同，即雙文化者對主流文化與少數(shù)族群文化視為相容或沖突的程度。BII有兩個維度：文化沖突對文化和諧(cultural conflict/cultural harmony)維度和文化距離對文化融合(cultural distance/cultural blendednessl。前者體現(xiàn)在雙文化個體在兩種文化之間的主觀情緒困惑和沖突，后者反映了雙文化個體對兩種文化區(qū)別性與重疊性的知覺。良好的認同整合意味著較低水平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距離知覺。
　　作為一個主觀知覺變量，BII對文化框架轉換起了調節(jié)作用。Benet-Martinez等人(2002)發(fā)現(xiàn)，BII得分高的華裔美國人在呈現(xiàn)其文化背景中的一種外部線索時，顯示了同化效應(assimilationeffect)。例如，當呈現(xiàn)具有中國文化屬性的圖標時，個體對模糊事件進行外部歸因，當呈現(xiàn)具有美國文化屬性的圖標時進行內部歸因：BII得分低的華裔美國人在呈現(xiàn)同樣刺激時顯示了對比效應(contrast effect)。例如，當呈現(xiàn)中國文化屬性的圖標時，個體對模糊事件進行內部歸因；當呈現(xiàn)美國文化屬性的圖標時進行外部歸因：在中性文化線索呈現(xiàn)時，BII的調節(jié)效應不顯著。這表明BII的調節(jié)效應僅僅在具有文化屬性的線索呈現(xiàn)時才起作用。為什么低BII個體顯示了對比效應?研究者認為，該類個體長期以來存在著兩種文化的極化(polarization)現(xiàn)象，沖突和緊張的消極雙文化經驗使其建立了兩種文化意義系統(tǒng)間的強烈的認知情感聯(lián)結，當啟動一種文化意義系統(tǒng)時，會導致另一種文化意義系統(tǒng)的啟動。此外，低B11 個體較強的文化差異知覺和沖突感使其提高了文化線索的警覺性，增加了文化線索加工的認知努力，對文化線索賦予了較為極端的效價，甚至出現(xiàn)刺激的過度加工(over processing)和過度矯正(overeorrectlon)。較高的自我監(jiān)控水平是引發(fā)對比效應的原因之一。例如，研究材料中關于“自由女神”、“長城”等刺激是富有積極文化意義的圖片，這種啟動刺激與低BBl個體的消極文化經驗相沖突，提高了文化刺激的監(jiān)控性，導致了刺激的過度加工。當呈現(xiàn)美國文化屬性圖片時，個體使用中國文化框架解釋；當呈現(xiàn)中國文化屬性圖片時，個體使用美國文化框架解釋，從而產生了行為和情感的對比效應。
　　以上分析提示，文化線索的效價可能在BII與CFS之關系中起著重要作用。于是Cheng等人(2006)假設：BII水平與文化線索效價是否匹配決定了同化效應或對比效應的出現(xiàn)。研究者進行了2(文化類型：亞裔文化與美國文化)×2(文化效價：積極與消極)×2(BII水平：高與低)的3因素實驗研究。結果顯示：當接觸積極文化線索時，較高的B11個體顯示了同化效應，較低的B11個體顯示了對比效應；當接觸消極文化線索時，低B11個體顯示了同化效應，高B11個體顯示了對比效應。低B11個體并非在所有線索啟動條件下顯示對比效應，這說明對比效應出現(xiàn)的關鍵原因在于外部文化線索與個體內在的文化聯(lián)想fintemal culturalassocimions)是否協(xié)調。與此不同，Zou，Morris和Benet-Martinez(2008)從社會認同理論出發(fā)，使用群體的去認同動機(disidentification motives)給予了解釋。去認同是一種消極的認同動機，它是個體對消極參照群體的一種態(tài)度。所謂消極參照群體是個體反對或不愿意被視為其成員的群體或不希望觀察者把自己與之相聯(lián)的群體。如果人們不認同該群體，感覺其反應自由被文化線索的啟動所束縛，認為啟動的文化圖式不適當，更可能顯示對比效應，這類似心理的對抗反應(psychological reactance)。雙文化的認同和去認同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認同是一種積極傾向，去認同是一種消極傾向，盡管它們都有高低程度的區(qū)分。雙文化個體完全可能感覺對兩種文化都很淡漠或者矛盾。在線索誘發(fā)的群體認同情境中，較高的認同者會增加對群體規(guī)范的順從，較低的認同者則對情境線索沒有反應，但并不表現(xiàn)對比效應。因此，缺乏對群體認同較低的積極動機還不夠，對比效應還需要消極認同動機的出現(xiàn)。
　　
　　4　文化框架轉換的心理意義
　　
　　雙文化個體不斷地進行文化框架轉換，最終積累了豐富的多元文化經驗。早期研究較為關注多元文化經驗帶來的文化認同混亂和文化適應問題。目前一些研究認為多元文化經驗具有很大的積極價值，也具有潛在的消極效應。至于何時發(fā)揮積極效應，何時產生消極影響，還受到很多因素的調節(jié)。
　　4.1　文化框架轉換與認知復雜性
　　認知復雜性(cognitive complexity)是測量個體認知系統(tǒng)內的區(qū)分度、清晰度和抽象度的個體差異變量，它是指以多維視角來解釋人、事物和觀念的能力。認知復雜性高的個體具備較好的信息區(qū)分、整合和抽象能力(Burleson&Caplan，1998)。許多研究表明，接觸第二文化能夠提高認知復雜性，促使人們在文化系統(tǒng)之間快速轉換。
　　但是，在認知復雜性是具有領域一般性(表現(xiàn)在工作、生活等各個領域)還是領域特殊性(僅僅表現(xiàn)在文化認知領域)這一問題上尚存爭議。Benet-Martinez等(2006)以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雙文化個體)和美國白人大學生(單文化個體)為被試，把他們分別隨機分為三組，要求其對具有美國文化屬性的圖畫、中國文化屬性的圖畫或不具有任何文化意義的風景畫自由描述。結果發(fā)現(xiàn)，中國留學生的自由描述比美國白人大學生的描述在抽象度、清晰度和用詞密度方面高，但對中性刺激的描述無明顯差異。這種認知復雜性僅表現(xiàn)在文化認知領域。雙文化個體通過不斷地進行文化意義系統(tǒng)的框架轉換，執(zhí)行文化信息的認知加工，在探測、加工和反應文化線索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經驗，文化知識的熟悉度大大提高，這種重復經驗導致了文化圖式的良好組織和整合。與這一結果不同，Tadmor，Tetlock和Peng(2009)發(fā)現(xiàn)，雙文化個體的文化整合復雜性(cultural integrative complexity)具有領域普遍性，個體在文化、工作等領域都表現(xiàn)了較好的整合復雜性，當面臨文化適應壓力時，這一特點尤其顯著。這種整合復雜性與文化適應策略關系密切，采用整合性適應策略的個體比采用同化和分離策略的個體具有較高的整合復雜性。
　　雙文化個體的認知復雜性還受到其對兩種文化認同整合(BII)的調節(jié)。有趣的是，相對于高BII者，低BII者表現(xiàn)了較高的認知復雜性。低BII者存在對兩種文化的沖突性信息的監(jiān)控，這導致他們更加系統(tǒng)、仔細地加工文化線索。而且，低BII者體驗到兩種文化的沖突感和不適感較強，這種消極體驗促使個體在文化描述中進行較多的分析和批判，對文化線索的警惕性增強。給予了較多注意，以避免不當?shù)奈幕�刺激反應。正是這種認知努力導致了較高的認知復雜性。
　　4.2　多元文化經驗與創(chuàng)造性
　　雙文化個體具有豐富的多元文化經驗。多元文化經驗可以增強個體覺察、加工和組織文化信息的能力，進而提高創(chuàng)造性。Leung，Maddux，Galinsky和Chiu(2008)發(fā)現(xiàn)，多元文化經驗不僅提高了頓悟學習(insigbt learning)、遠隔聯(lián)想(remote association)和觀念產生(idea generation)等創(chuàng)造性水平，而且也提高了非常規(guī)知識的提取和借助不熟悉文化產生新觀念等創(chuàng)造性的水平。多元文化環(huán)境可以培養(yǎng)個體以各種不同方式編碼信息，學習其他文化中新的觀念、腳本和思維方式，并建立觀念間的多重聯(lián)結：在問題解決情境中，個體可以自發(fā)地從不同文化中提取不同觀念，并以新穎方式整合這些觀念。整合不同文化中看似互不相關的觀念能夠促進創(chuàng)造性觀念的擴展。
　　那么，誰最有可能從多元文化中受益?何種情境下受益最大呢?有關研究發(fā)現(xiàn)，開放性程度高的個體，易于接受外來文化的新異觀念，學習新的行為方式，在多元文化接觸中積累豐富的文化經驗。尤其當個體能夠積極思考，注意發(fā)現(xiàn)母體文化與異國文化的異同，尤其是因移居國外而對異國文化有深入體驗，并把這種經驗作為創(chuàng)造性問題解決的有效資源時，可以最大程度地促進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
　　然而，多元文化經驗對創(chuàng)造性的積極效應會因為個體的認知閉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closure)的提高而削弱。多元文化經驗越豐富，時間壓力的消極效應越大，個 體更加關心觀念如何產生和構建，此時母體文化中觀念的通達性較強，這避免了從不熟悉文化中提取新的觀念。同一時空接觸多元文化(兩種文化同時啟動)，會激發(fā)個體澄清自己的文化價值觀，認知閉合需求強烈。較高的認知閉合需求促使個體順從母體文化規(guī)范，不能容忍任何破壞本族文化生存活力的行為。
　　4.3　多元文化啟動與文化排外行為
　　多元文化接觸有時會導致文化刻板化，從而激發(fā)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Chiu(2007)發(fā)現(xiàn)，當同時啟動兩種文化線索時，兩種文化的認知表征也同時啟動。對某種文化有直接經驗的個體，啟動了該文化的精細表征：對某種文化有間接經驗的個體，啟動了該文化的粗略表征，即刻板化表征。這種同時啟動，一方面提升了個體對兩種文化的差異的意識，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對文化實體性的知覺。兩種文化的同時啟動是否導致文化排他行為還取決于個體的文化防御心向(multicultural defending mindset)和多元文化學習心向(intercultural learning mindset)。對于文化防御心向的個體來說，同時啟動提升了個體的本民族認同，這驅動個體尋求本族文化的積極特性，防御外來文化的污染，抵制滲透本族文化的行為；當要求個體進行多元文化學習時，文化防御效應衰減，個體雖然知覺到兩種文化的差異，但能將這種不相容整合起來產生新的觀念進而提升了創(chuàng)造性。
　　2007年，北京故宮乾清宮南開了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引起了一場關于“傳統(tǒng)文化保護與商業(yè)開發(fā)”的爭議�，F(xiàn)在我們可以理解這種爭議背后的心理機制：當故宮和咖啡店同時出現(xiàn)時，啟動了人們關于中西方兩種文化的認知表征。故宮代表了中國文化，咖啡代表著西方文化。這促使具有文化防御心向的個體產生了文化刻板印象，激發(fā)了民族主義；但對具有多元文化學習心向的個體來說，這一效應不僅會大大削弱，而且他們還會強調輸入異國文化的積極價值(chiu&Cheng，2007)。因此，爭議不可避免。
　　
　　5　評價與展望
　　
　　多元文化經驗是文化心理學的新領域，西方學者已對這一領域給予了較多關注，但其研究興趣已經從關注文化差異轉移到聚焦文化與心理的相互作用。CFS模型正是基于這一思潮應運而生，其主要貢獻在于從動態(tài)建構主義立場來理解文化與心理的關系，打破了長期以來把文化作為選擇性自變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傳統(tǒng)，采取的認知啟動實驗比傳統(tǒng)跨文化心理學運用的準實驗法具有較高的內部效度。而且，用文化屬性圖片作為啟動文化構念網(wǎng)絡的有效手段，為文化心理學的實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這一方法不僅說明了文化在心理和行為中的作用，也回答了個體如何進行不同文化的協(xié)商，可以幫助我們深刻了解文化適應心理。雖然已有研究提出了同化模型、文化適應模型、多元文化模型、融合模型來探討第二文化的獲得，但這些模型爭議的焦點在于個體吸納新文化與保持原有文化的程度，側重文化適應中的動機、態(tài)度與結果。CFS模型側重文化與情境的互動過程，強調個體在這一過程中文化框架轉換的主動性，是對傳統(tǒng)文化適應理論的補充。
　　此外，CFS領域內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國際關系、國家內部不同亞文化之間的關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資源管理、雙語教學以及多元文化個體的心理適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和很強的政策性意義(Chiu&Cheng，2007)。例如，多元文化的同時接觸可能促進文化意識、提高創(chuàng)造性，也可能加強文化刻板印象。實際應用中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就是如何提高文化能力而減少文化刻板化。注意培養(yǎng)個體的開放精神和多元文化學習心理，提供減少認知閉合、降低生存威脅的良好環(huán)境，都可以很大程度地發(fā)揮多元文化經驗的積極價值，避免消極效應。
　　盡管該領域取得了一些有意義成果，未來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還有待探討：
　　(1)CFS模型在多大范圍內適用的問題。研究者認為CFS的適用對象是雙文化個體，已有研究以亞裔美國人和希臘裔荷蘭兒童等為被試進行了檢驗。尚待探究的問題是，只要人們生活在存在差異的兩種文化中，就存在文化框架的轉換嗎?例如，對生活在同屬于東方文化中的雙文化個體(如內化了日本和中國文化)以及同一政治環(huán)境下的雙文化個體(如藏漢雙文化個體)來說同樣存在文化框架的轉換嗎?CFS模型是否能得到我國的藏、漢雙文化個體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雙文化個體的驗證?如果這一模型能得到這些被試的驗證，那么，這將對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多元文化認同和文化適應問題提供深刻的理解。
　　(2)研究的進一步細化。CFS研究中使用了不同類型的文化屬性圖片，但到底哪些圖片起到了啟動效應，哪些沒有?這種啟動效應可以在多大范圍起作用?此外，研究也發(fā)現(xiàn)了語言啟動的框架轉換，那么，到底是語言啟動的效應強還是圖片啟動的效應強?此外，文化刺激啟動的到底是個體的文化知識還是文化認同?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3)檢驗主流文化群體成員如何進行文化框架的轉換。多數(shù)族群的種族或民族往往與主流文化規(guī)范混淆(例如，“美國人=白人”，Devos&Banaji，2005)，他們很少有機會接觸少數(shù)族群文化，也沒有被少數(shù)群體同化的壓力。當越來越多的少數(shù)群體成員進入主流文化社會時，社會政治因素的改變使其支配性地位受到威脅(N0 et a1，，2008)。那么，當一些主流群體成員流動到少數(shù)族群的文化區(qū)域時，他們是否會提升其支配性地位而抑制文化框架的轉換?在我國，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雜居的情況非常普遍，檢驗多數(shù)群體成員是否與少數(shù)民族同樣能進行文化框架的轉換，這一問題的探討對于如何加強民族平等、維護民族團結有著重要意義。
　　(4)如何從社會情境、群體、個人等多層次系統(tǒng)地理解多元文化經驗。例如，Chao和Hong(2007)提出了一個從個體水平、個體與群體間水平和群際水平來理解多元文化適應的動態(tài)模型的整合視角。在個體水平上，探討雙文化者如何進行文化框架轉換；在個體與群體間水平，把人置于特定情境，考察個體如何積極參與不同群體文化的互動，并建構他們的主觀經驗；主要探索個體關于群際邊界的信念(例如，種族內隱觀)和他們的個人目標(例如，防御自身文化與學習異國文化)對文化協(xié)商過程的影響；在群際水平上，檢驗群體刻板印象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影響和媒體在塑造和維持社會現(xiàn)實中的作用。最后，探討這三個水平如何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重視個體在這一相互作用過程中的主動性。例如，對語言困難和歧視等文化適應壓力的心理彈性對于增加個體積極文化經驗的重要作用(chen。Benet-Martiaez，&Bond，2008)。但是，這些目前還缺乏實證研究的檢驗。
　　(5)在研究方法上，今后還應采取縱向研究、質性方法、神經生理指標等手段來彌補實驗室研究的不足。實驗室研究雖然具有較高的內部效度，可以說明因果關系，但它的外部效度常常受到懷疑。例如，Leung等人(2008)雖然采用實驗法考察了多元文化經驗對于創(chuàng)造性的作用，但他們強調，研究中僅選用了受教育程度高的被試但現(xiàn)實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地位平等性和差異性，以及被試在不同文化中的生活質量等因素在實驗室條件下都難以考慮，因此，多元文化經驗與創(chuàng)造性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縱向研究進一步澄清。
　　多元文化是一個復雜現(xiàn)象，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不僅只有一條路線(Phinney＆Devich-Navarro。1997)。CFS模型提供了理解多元文化經驗的獨特視角，這對我國開展的多元文化心理學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多元文化沖突帶來的民族問題一直備受關注，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趨勢更為復雜。借鑒該領域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加強多元文化的心理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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