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自珍即是賀子珍，她的乳名叫“桂圓”，“賀自珍”這個名字是上學以后自己給自己取的學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澤東結婚以后，曾經請他為自己另取個名字。毛澤東說：“不必了，自珍這個名字就很好。”后來，在中央蘇區(qū)，賀子珍同古柏的愛人曾碧漪一起為前委保管文件，曾碧漪把“自珍”寫成“子珍”，于是“子珍”這個名字被沿用下來。但她自己在簽名時始終用的是“自珍”。毛澤東給她的書信，也稱她“自珍”。因此，本文作者也稱她為“賀自珍”。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條全國政協(xié)五屆二次會議增補三名政協(xié)委員的消息，這三個人是：繆云臺、王光美、賀自珍。在刊登這條消息的同時，還發(fā)表了一組有關他們的照片。簡短的消息，不大的照片，卻像一聲驚雷，震撼著國內外人們的心。許多人奔走相告：賀自珍出來了！
　　1938年，賀自珍突然從革命的舞臺上，從毛澤東的身邊消失了，江青取代了她的位置。整整過去了40年，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她的名字又重新出現(xiàn)了……
　　
　　1979年，才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
　　
　　當時，筆者作為《新時期》雜志的記者，在她與外界隔別多年之后，第一個訪問了她。
　　我們初次見面在上海一家醫(yī)院的病房里。從近處看，賀自珍雖然年近古稀，纏綿病榻，卻仍然容貌端莊，風度不凡。清瘦的瓜子臉上，看不到多少老年斑，皮膚還像年輕人那么白凈、光滑，幾乎沒有什么皺紋，眉毛又黑又濃又彎。唯有那一雙秀目，寫下她在人世間飽經的滄桑和苦楚。
　　開始的時候，她還不能冷靜地回憶過去。當我把經過側面采訪，已經寫好的一篇關于她的短稿讀給她聽的時候，她的情緒立即波動起來。也許是往日的酸甜苦辣一齊涌上心頭，她的眼圈紅了，眼眶里充滿了淚水。她發(fā)現(xiàn)自己過于激動，就緊閉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讓淚水流下來。這時，她的眼睛里表露出的是頑強甚至是倔強的神色。
　　1979年9月，黨中央用專機把賀自珍從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新中國成立30年以后，終于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賀自珍住進了三0一醫(yī)院高干病房，我同她接觸就多了起來。我發(fā)現(xiàn)，她的記憶力是很好的，她講述的大部分事實，我都可以從黨史中找到印證。
　　剛到北京的頭幾個月，她的情緒是愉快的。雖然參觀毛主席紀念堂和人民大會堂里的毛主席的工作室，曾經引起她的傷感。她的身體狀況也還比較好，她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我們之間除了談她的過去以外，還經常談談現(xiàn)在。她向我提出了許多問題，從為什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四個現(xiàn)代化怎樣才能實現(xiàn)，她都關心，她都想知道。對我的回答，她有贊同的，也有不以為然的。雖然年齡、時代的差異，但并沒有妨礙我們之間的交往。
　　
　　她在病中一直很關心我寫她的書出來了沒有
　　
　　1981年，賀自珍覺得還是在上海生活更加習慣些，于是又從北京回了上海。
　　1981年的11月，我請了一個月的假，專程去上�？赐�她。為了打通進入她病房的路，我給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馮文彬打了個報告，說明我要收集賀自珍的生平事跡，希望給予方便。馮主任很快做了批示：在不影響賀自珍身體的情況下，請上海市委予以安排。我到上海時，她正患感冒。我們這一次見面，她比較興奮，講了很多的話，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這可把醫(yī)生嚇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又去醫(yī)院看望她。這時，她的身體和情緒仍都比較好。我得到了醫(yī)院護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輪椅推到華東醫(yī)院的花園，并給她拍了幾張彩色照片，我們還一起合影留念。在我返回北京前，到醫(yī)院向她辭行，她拉著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問：什么時候再來，我們什么時候再見面。她還問我：“你寫的書出來沒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說決心要把她的經歷寫成書的事情。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實回答：“還沒有�！�
　　賀自珍沉默了，她顯然在想什么，但沒有說出來，只是喟然嘆了一口氣。這是我和賀自珍最后一次見面。
　　賀自珍想出版這本書的愿望，生前沒能夠實現(xiàn)，我感到很內疚，但這的確不是我的力量能夠加以改變的。
　　
　　在她不多的遺物中有一條毛澤東送給她的手絹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聞節(jié)目中，播出了賀自珍逝世的消息，當天，北京很多報紙都刊載了新華社的這則電訊，并刊登了她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賀自珍，白發(fā)蒼蒼，眉毛濃黑，面龐豐潤，雙面和嘴角含著笑意。我過去沒有見過這張照片，但可以肯定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幫”后，她才能拍出神情這樣愉快的照片。
　　幾天后，我來到了李敏的家。自從毛澤東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廳里安放了毛澤東的巨幅遺像。如今，她又在另一個房間安放了賀自珍的巨幅遺像。這兩位老人沒能白頭偕老，在女兒的心中，他們卻是始終在一起的。李敏告訴我，媽媽去世后，留下了三個箱子，都帶回北京了，想讓我?guī)椭�她整理一下。我答應了�?
　　李敏從一個黑色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個小包，打開，是一串鑰匙。她用鑰匙打開了皮箱上的鎖。她指著包鑰匙的那塊手絹說：“這就是我爸爸送給我媽媽的手絹�！�
　　我接過來一看，這是一條米黃色的男用真絲手絹，四周有三條窄窄的藍邊，上面沒有字。這是一塊用過的舊手絹，但保存得很好�？梢韵胂蟮玫�，這條手絹到了賀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樣精心的愛護它，和它共同度過了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兩條西式裙子，一條是深藍色的仿毛料的，一條是黑色綢質的，又窄又小，腰圍頂多有二尺。李敏說：“這是我媽在蘇聯(lián)時穿的，她在蘇聯(lián)的衣服，就剩下這兩條裙子了。”可以看出，賀自珍當時是多么的纖瘦�。∪齻�箱子裝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還有一沓收支賬單和各種發(fā)票。對于一個行政級別相當高的老干部來說，她的遺物是過于菲薄了。
　　李敏說，按照媽媽一貫的態(tài)度，她在住院期間，自己花錢買的彩色電視機、錄音機，在她去世后，都捐給公家了，她的遺物中還有一些政治書籍、照片和書信。
　　書，都有她翻閱過的痕跡，有的還用紅鉛筆畫上了杠。照片大都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她在福建、江西等地，同親人們一起拍的。
　　在舊信中，有一封是李敏1962年5月21日寫給她的，從這封信里可以知道，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與賀自珍之間，不僅有書信往來，而且毛澤東還非常關心賀自珍的身體，曾經為她尋醫(yī)買藥。
　　在賀自珍的遺物中，還有一沓寫過字的臺歷紙。這些臺歷紙，記的事很雜，誰來誰往、身體狀況、吃什么藥、當天的國內外大事，以及報上公布的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都有記錄。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臺歷紙上，賀自珍用毛筆寫下了這樣幾行字：
　　欲上青天覽（攬）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銷（消）愁愁更愁，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憂（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感懷身世、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戳怂�的遺物，我似乎對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層。
　　要璐瑤 根據(jù)《風云人物》王行娟/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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