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最著名的話劇作品《雷雨》寫成于23歲，其他幾個最好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原野》也均寫成于中青年時期。晚年時，曹禺幾乎完全不推辭外界活動――上午一個活動、下午一個活動，晚上還要觀摩看戲，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筋疲力盡，根本不可能寫作。他寫不出東西，可又希望自己對社會有用。經過‘文革’，他不敢對外面真誠，經常說違心的話，比如出去看戲之后，不好的戲也說好。曹禺的女兒萬方說。
　　有天深夜曹禺想自殺，在房間里大叫，“我要跳下去！我為什么要這樣活著，每天用嘴活著!”可第二天早晨，曹禺又嘲笑自己，“就我，還想成托爾斯泰呢!”那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大聲說：“我就是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巴金曾給曹禺寫過一封信：“你一定要寫，你的心里是有寶貝的，一定要寫出來，不要帶走�！笨上У氖�，晚年一心想要寫出“大東西”的曹禺，最終沒能再寫出一個完整的作品。
　　曹禺那一代知識分子，雖然個人際遇各有不同，但其本質的悲劇性是注定的：“文革”中來自外部的強大的對知識分子的壓力，以及“文革”結束后知識分子內心給予自己的巨大壓迫和由此帶來的內心的不自由，是悲劇的根源。
　　
　　(摘自《小康》201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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